历史学家是做什么的
历史学家是做什么的
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很多故事。嫦娥奔月、精卫填海、诸葛亮借东风、岳飞抗金——这些故事里有英雄、有坏人,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小细节。你喜欢听这些故事吗?它们是不是让你觉得,历史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故事是从哪里来的?谁把它们讲给我们听的?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过去”打交道。他们要弄清楚几千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要把这些事情讲给像你这样的普通人听。他们的工作看起来有点像讲故事,但本质上又完全不同。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和讲故事的人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先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爷爷告诉你,他小时候村子里有一棵超级大的树,树干粗到五个小朋友手拉手都围不过来,树冠大到能遮住整个操场。你听了以后,觉得这棵树一定很壮观。
可是问题是——那棵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没办法跑去看一眼,亲眼验证爷爷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讲述者,你可能会觉得:哇,这棵树的画面太有意思了,我要把它写进我的故事里,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你就开始发挥想象,把这棵树描写得更加生动,什么“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之类的词都用上去了。
但如果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会怎么想呢?你会先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这棵树真的存在过吗?第二,它真的有那么大吗?第三,爷爷说的“五个人手拉手都围不过来”,这个说法可靠吗?
你看,这就是历史学家和普通讲故事的人最根本的区别。讲故事的人关心的是故事好不好听、能不能打动人心。历史学家关心的却是——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历史学家需要搜集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是一份古老的文书,可能是一枚挖出来的钱币,可能是墙上刻着的一行字,也可能是另一个人讲述的回忆。所有这些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东西,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史料。
史料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其实拆开来理解就不难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料,就是做事情需要用到的材料。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史料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那一类材料。
司马光和那口大水缸
光讲道理可能还是有点抽象。让我们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例子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怎么工作的。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朝代,都城在开封。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宰相叫司马光,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小司马光用石头砸破水缸,救出了掉进去的小伙伴。
司马光后来做了很大的官,但他最有名的事情不是砸缸,而是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
为什么要编这本书呢?因为司马光觉得,之前的史书太多了、太乱了。光是记载唐朝历史的书就有好几百卷,一个人一辈子都读不完。而且这些书记载的事情互相矛盾,有的说这件事发生在这一年,有的说发生在那一年,让人无所适从。
司马光就想,我能不能把这些历史书整理一下,把最重要的事情挑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写一遍,让后来的人能够更方便地了解历史呢?
这个想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其复杂。我们来看看司马光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
第一步,司马光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他要写的不是随便什么历史书,而是一部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大书——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写到他生活的北宋,总共跨越一千三百多年。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司马光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团队里有他的助手,有专门抄写文字的书吏,还有帮他查找资料的助手。他们花了整整十九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
十九年是什么概念呢?足够一个小学生从幼儿园读到大学了。
但工作量还不止这些。为了写《资治通鉴》,司马光和他的团队阅读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包括各种历史书、档案文书、皇帝诏书、大臣的奏章、甚至诗人的诗歌。
你可能会说,读很多书有什么难的,我寒暑假也要读很多书呢。但问题在于,这些史料并不是整整齐齐摆在那里的,它们散落在全国各地,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刻在石碑上,有的藏在某个图书馆里,有的甚至流落到了国外。
司马光需要想办法把这些史料都找出来。一本书找不到,整段历史可能就写不了。有的时候,他甚至要托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借书、抄书。抄书这件事在古代可不像现在复印那么简单,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抄一部书可能就要好几年时间。
搜集到史料之后,更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辨别真伪。
为什么辨别真伪这么重要呢?因为史料也是人写的,而人有时候会犯错,有时候会撒谎,有时候会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写进书里。如果你不管不顾地把所有史料都当作真理,那你写出来的历史很可能是一团乱七八糟的错误。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大堆这样的问题。比如,有两本书都记载了同一场战争,但它们说的时间不一样。一本书说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62年,另一本书说发生在公元前260年。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司马光不能随便猜。他要去找其他的证据来验证。如果第三本书支持公元前262年,而第四本书、第五本书也都说公元前262年,那他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判断,这个时间是正确的。
但有的时候,不同的史料之间会产生矛盾,而且没有任何第三方的证据可以参考。这时候司马光就必须做出判断。他会考虑很多因素:写这本书的人生活在什么时代,他有没有可能知道那场战争的真实情况?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写这本书的?他的记载和其他可靠的史料是否一致?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繁琐,但恰恰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去辨别史料的真伪,那写出来的历史和胡说八道有什么区别呢?
《资治通鉴》最终完成了,全书将近三百万字。司马光用十九年时间,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他的工作方法——搜集史料、辨别真伪、分析综合、写成叙述——后来成为了历史学家的标准工作流程。
直到今天,一千年过去了,《资治通鉴》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之一。许多历史学家在写论文、写书之前,仍然会参考《资治通鉴》的记载。司马光开创的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史精神,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mermaid flowchart TD A[发现问题] --> B[搜集史料] B --> C[辨别真伪] C --> D[分析综合] D --> E[写成历史叙述]
B --> B1[寻找历史文献] B --> B2[查阅档案文书] B --> B3[查看考古发现]
C --> C1[比对不同记载] C --> C2[寻找第三方证据] C --> C3[分析作者背景] ```
历史学家不能编故事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原来历史学家的工作这么麻烦啊。那如果我找不到证据,又特别想把这个故事讲完,能不能自己编一点内容填进去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小朋友在写作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故事有漏洞不好看,于是就开始自己编。结果写着写着,故事就跑偏了,变成了自己想象中的情节,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这种做法在作文课上也许可以原谅,但在历史学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什么呢?让我们来想一个例子。
假设一百年后,有个历史学家想写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他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有一份文件记载了2024年某月某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但其他文件都没有提到这场雪,也没有任何照片或者视频。于是这个历史学家就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这场比赛雪写进书里呢,还是把它删掉?
如果他决定编一个理由,比如“可能是因为当时信息不发达,所以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那他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理由不是事实,而是他想象出来的。一百年后的人如果看到这本书,就会以为2024年北京真的下了一场大雪,而实际上可能并没有。
历史学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不能说没有证据的话。
这个原则听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到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人类的记忆本身就不太可靠。两个人同时经历同一件事,事后回忆起来可能完全不一样。更何况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事情呢?
所以历史学家在写任何一句话的时候,都要想清楚:这句话有没有史料支撑?支撑的史料可靠吗?有没有和其他史料矛盾的地方?
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原则太严格了,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想象一下,如果历史学家可以随便编故事,那会发生什么?张三可以编一个故事说自己是英雄,李四可以编一个故事说敌人是坏人,王五可以编一个故事说某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长此以往,我们还能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吗?
历史学家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核实每一个细节,确保写下来的历史是可信的。他们就像历史的守门人,不让虚假的信息混入我们对过去的认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也会犯错,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但至少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如果你不同意一个历史学家的结论,你可以去查他引用的史料,看看他的论证过程有没有问题。这是历史学能够不断进步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新方法
司马光生活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代。从那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和古代大不相同。
历史学也在进步。
二十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在继承司马光那种严谨求实精神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很多新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首先,让我们来说说史料范围的扩大。
在司马光的时代,历史学家主要依靠的文字史料。什么《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这些都是文字写成的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阅读和整理这些文字材料。
但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发现,文字史料并不是了解过去的唯一途径。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文物——青铜器、陶罐、金银器、甚至是一块碎瓦片——都可能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地下挖出一个刻着奇怪文字的青铜器,而这个器物的制造年代比任何文字史料都要早,那它就能告诉我们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二十世纪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叫做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学家去采访那些经历过某些事件的老人,把他们的回忆录下来、整理成文字。这些采访录音和整理稿,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史料。
你可能会问,老人的回忆不是最不可靠的吗?前面不是说过人类的记忆会出错吗?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听到普通人的声音。在传统的历史书里,记载的往往是大人物、大事件——皇帝、大臣、将军、英雄。但实际上,历史的舞台上还有无数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经历的事情?这些问题,传统史料很少涉及,而口述历史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比如说,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普通中国人,官方档案里记载的可能主要是战争进程和军事行动。但如果我们去采访那些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奶奶、老爷爷,就能知道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吃什么、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躲避飞机轰炸。这些细节可能很小、很琐碎,但正是这些细节,让我们能够更加立体地认识历史。
除了史料范围的扩大,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研究视角上也有很大的创新。
以前的历史书,主要写的是政治史——讲皇帝怎么统治国家、大臣怎么治理国家、战争是怎么打的。但二十世纪以后,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多有趣的领域。
比如,有人开始研究经济史:古代人是怎么做买卖的?他们的物价是怎么变化的?什么样的人最有钱?
有人开始研究社会史:古代的普通家庭是怎么生活的?人们怎么结婚、怎么过节?小孩子去哪里上学?
有人开始研究文化史:古代人信什么宗教?他们读什么书?画画、音乐这些艺术是怎么发展的?
还有人在研究环境史:古代的气候是什么样的?森林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人们是怎么和自然环境相处的?
你看,历史学的版图在二十世纪大大扩展了。以前我们只能知道“皇帝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还能知道“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这种变化,让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立体。
在所有这些新领域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儿童史。
儿童史是专门研究儿童在历史中的处境和地位的一门学问。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研究儿童有什么意思呢?小孩子在古代不是都一样吗——上学、玩耍、长大?
事情没那么简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生活状况可能有天壤之别。有的时代,儿童被当作“小大人”,五六岁就要开始干农活;有的时代,儿童被捧在手心里,有专门的玩具和书籍。有的社会,女孩子不能上学;有的社会,男女孩子都能接受教育。
研究儿童史,就是想弄清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小孩子到底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他们的声音有没有被记录下来?
这些问题看起来有点悲伤——因为在很长很长的历史里,小孩子的声音确实很少被记录下来。大人们写的历史书里,几乎看不到儿童的视角。帝王将相的故事一箩筐,但没有人问一问,那个时代的小孩子快乐吗?
所以,儿童史这个领域的工作之一,就是努力去发现历史中“看不见的儿童”。历史学家会去翻阅那些不起眼的档案,比如孤儿院的记录、儿童医院的病历、慈善机构的报告。在这些档案里,他们有时候能找到关于儿童的只言片语。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我们就能看到那些在“大历史”中被忽略的孩子们。
介绍这么多新方法,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历史学越来越复杂。而是想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实:历史学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司马光到今天,一千年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一直在学习新的方法、拓展新的视野、提出新的问题。
伊格尔斯写这本书,就是想向你介绍二十世纪历史学的这些新变化。他想让你知道,历史学家不是只会翻故纸堆的老学究,他们也在不断进步、不断创新。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旧材料,有时候能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
本章小结
在这一章里,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历史学家,也明白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普通讲故事有什么本质区别。
历史学家不是凭空编故事的人,他们是一群“证据的侦探”。他们需要搜集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文字记载、考古文物、口述回忆等等。然后,他们要像法官审案一样,小心翼翼地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最后,他们才能把经过验证的历史写出来,讲给公众听。
司马光花十九年时间编《资治通鉴》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研究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每一个结论背后,都可能有无数次的考证和争论。历史学家必须坚守一条底线:没有证据的话不能说,不能为了故事的完整性而编造内容。
二十世纪以来,历史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料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传统的文字史料,还包括考古发现、口述记录等等。研究视角也更加丰富了,从政治史扩展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儿童史等等。这些新方法让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变得更加完整、更加立体。
现在你知道了,历史学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尊重证据,追求真实,用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把我们带向过去。他们不是故事的创造者,而是真相的寻找者。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些二十世纪的新方法,具体是怎么应用的呢?历史学家们是怎么通过研究普通人、研究环境、研究文化,来重新认识过去的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下一章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