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其人

第一章　屈原其人：楚国贵族的悲剧

读楚辞，绕不开屈原这个人。这不只是文学史的常识，而是一种近乎特殊的现象：在他之前，中国的诗是集体的、无名的，《诗经》三百篇没有一篇留下作者的确切姓名；在他之后，诗开始署名，开始有一整个生命压在文字后面。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个人面目站立起来的诗人，而他留给我们的传记材料，却少得与这个地位完全不成比例。最完整的记载只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一篇，司马迁写它时距屈原之死已近二百年，而且这篇传记本身还羼入了后人增窜的段落，学者至今在为哪几句是司马迁原文而争论。所以本章的做法是：以《史记》为骨架，以屈原自己的作品为血肉，两相印证，也两相诘问。凡史料与作品打架的地方，正是屈原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

高阳之裔：血统与家族

《离骚》开篇第一句就是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是上古帝王颛顼的号，《史记·楚世家》记楚国王室的世系，正溯至颛顼。这一句不是泛泛的攀附，而是屈原在声明自己的政治身份：我与楚王同祖同宗。《离骚》里那种以国事为己任的急切，那种宁死不肯去国远适的固执，根子都在这个身份里。战国的士人可以朝秦暮楚，商鞅、张仪、李斯都不是本国人，都把才能卖给识货的买主；屈原不行。他的姓与国姓一体，国就是家业，败家业等于败自己。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的前言里反复申说这一点，认为不理解屈氏与楚王的宗法关系，就无法理解屈原作品中那种近乎血缘痛苦的执着。这个判断是对的，而且可以再推进一步：屈原的悲剧之所以是贵族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退路。客卿失意可以挂冠而去，宗臣失意无处可去。

屈氏是楚国屈指可数的世族，始祖屈瑕是楚武王之子，受封于屈，因以为氏。屈瑕任莫敖，是楚国掌军政的最高长官，此后屈氏世代有人担任此职，直到后来莫敖之权渐归令尹，屈氏仍是昭、屈、景三大家族之一。王逸《楚辞章句》说三闾大夫一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晚年担任的就是这个管理王族事务的官。《渔父》里渔父开口便问“子非三闾大夫与”，可见这个头衔伴随他终身。屈氏的家史里埋着屈原命运的伏笔。始祖屈瑕任莫敖，伐罗国时因轻敌大败，自缢于荒谷以谢国，开楚国统帅以身殉职的先例；春秋中期齐桓公率八国之师压境，出面折冲的是屈完，一句“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得霸主订盟而还；到康王之世，屈建官至令尹，主政伐吴灭舒鸠，是屈氏权位的顶点。这个家族出过名将、使臣、执政，也出过败军自裁的莫敖，家族记忆里同时刻着荣耀与担责的纪律。屈原作品中那种将家国责任内化为生命律令的倾向，未必全是天性，有相当部分是族训的遗产。至于他的父系，《离骚》称皇考曰伯庸，此人与他的祖辈在史册中全无踪影，学界因此推测屈原一支是屈氏的疏属，并非权位显赫的大宗。这个推测如果成立，还有一重意味：屈原的贵族身份给了他全部的骄傲，他的家族实况却只给了他有限的靠山。头等的自我期许，二三等的家族奥援，落差本身就在为日后的孤军奋战蓄力。

世族出身给了屈原两样东西：贵族的教养，和世族政治必然招致的忌恨。楚国的权力结构是以昭、屈、景为核心的封君贵族集团，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变法，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击封君贵戚，结果悼王一死，吴起立即被贵人们射死在王尸旁边。屈原后来“造为宪令”、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走的是同一条路，也就撞上同一堵墙。他的政敌上官大夫、靳尚、子兰，全是这个集团里的人。读《离骚》里那些斥骂党人的句子，骂的不是抽象的坏人，是自家宗族里的既得利益者。

把吴起变法与屈原的改革并排看，事情会看得更透。公元前390年前后，吴起自魏入楚，悼王用他为令尹，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把节省的财力拿来养战士，又在南部开拓苍梧。数年之间，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变法的结局也众所周知：悼王一死，宗室贵臣作乱，围攻吴起，吴起伏在王尸上被射杀，继位的肃王借夷灭宗族七十余家来立威，但变法的成果随之瓦解。屈原的宪令事业，等于要在六十多年后重做这件事，而且做得更彻底，因为他要动的不是疏远的公族，而是当权的昭屈景集团本身。他从吴起的下场里不会看不到自己的下场，这层预感，《惜往日》末段说得很露骨：“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他一面写宪令，一面在心里排着比干、伍子胥这些先例。改革者带着死亡名单工作，这是战国政治最冷的一面。

屈原是不是爱国者，二十世纪的学界有过一场认真的争论。有人指出战国之世天下定于一尊的观念流行，士人效忠于用己之国而非生养之乡邦，屈原忠于楚，只是忠于宗国，不宜套用近代国家的爱国概念；另一派则认为，把屈原对故土宗庙、先人丘墓、乡国风物的深情割裂于政治忠诚之外，同样牵强。游国恩在《楚辞概论》里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分明：屈原的恋国是宗族之情、乡土之情与政治之志三者拧成的一股绳，硬要用今天的概念去套，套不进去恰恰说明概念的粗糙而不是感情的模糊。我赞成这个立场。《哀郢》里“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兽尚且如此，何况人。这种感情在什么政体下都叫眷恋，不必等近代国家来命名。

还有一层血统的意义容易被忽略。楚人自视为黄帝之后、居于南土的古老部族，与中原诸国有深刻的文化隔阂，中原诸侯开会不带楚国玩，楚人索性自立为王，熊渠甚至说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样的话。屈原作品中那个神话的世界，昆仑、苍梧、沅湘、九嶷，全是楚人的精神版图；他自称高阳苗裔，等于同时认领了两个传统：黄帝的政治正统，和南方巫文化的想象传统。这两种传统的张力，贯穿他全部的作品。这一点，第七章谈楚文化时还要展开。

摄提贞于孟陬：生年月日的推算

屈原的生日，他自己记得清清楚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离骚》开篇的第三、四句，古代天文历法的术语密度极高。摄提指摄提格，太岁纪年法里寅年的名称；孟陬是正月的古称，寅月；庚寅则是那一日的干支。年、月、日三项皆值寅，这在古人看来是极难得的吉日。所以下文紧接着写父亲的反应：“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三寅之日得子，父亲观察揣度孩子的气度，郑重地赐下美名。屈原自述名平、字原，《离骚》里化为“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均二字正暗扣平字，则、原二字又暗扣原字。王逸章句在这里逐字拆解，指出正则是平的引申，灵均是原的引申，诗人把自己的名与字翻译成了一套道德理想：平如水之正，均如地之平。一个名字，半部心志。

就是这两句诗，引出了现代楚辞学的一场著名考据。既然生辰是三寅，只要换算出屈原生活年代里哪一年正月里恰有庚寅日，生年就可以推定。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推算，得公元前343年；郭沫若在《屈原研究》里改用别的历元，得公元前340年，并具体到正月初七；浦江清又推得公元前339年；姜亮夫所推更晚几年；汤炳正晚年在《屈赋新探》相关论文中，利用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校核周秦之际的历法，重新支持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之说。诸家出入数年，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先秦历法的置闰与岁首问题本身就没有彻底解决。本书取通行的约前340年，这不是定论，是权宜。但值得注意的倒是这场争论的性质：学者们为一个诗人的生日吵了上百年，寸土必争，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生年考证的精细程度，本身就是屈原影响力的一个刻度。

再回到那两句诗本身，还有一层意义容易被考据的喧闹淹没。三寅之日在楚人的数术观念里是得天地之正的吉辰，王逸章句解释这一段，强调诗人之生上应天象，故父亲据以命名，名与字里都嵌着做人的准则。换句话说，屈原在《离骚》的第二段就完成了一个动作：把自己的出生神话化。帝王有感生神话，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弃，那是天命所归的专利；一个贵族诗人也来给自己安排一个天命般的开局，这是空前的。《离骚》全诗的自我形象之所以那样高大，那样以半神自居，驱策日月，指挥风雷，根子就埋在这开篇的自证里。自记生辰、自述名讳、自释名字，这套自我书写的程式后来成为中国自传性文学的起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那种自道家世与自明心迹的写法，中间正隔着一部《离骚》。从这个意义上说，摄提孟陬那八个字，是屈原递给后世的第一份个人档案。

屈原卒于哪一年，争议较小。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楚顷襄王仓皇东迁于陈；一般认为屈原即在这一年的初夏自沉汨罗，《怀沙》里“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的节令记述是内证。也有人主张沉江在前277年，理由是《哀郢》的行程需要更长时间。总之，屈原活了六十岁上下，跨度约当前340至前278年，正是战国纵横捭阖最烈的三分之二个世纪。他的一生几乎与楚国的衰落平行：出生时楚国还是苏秦所说的“纵合则楚王”的第一强国，死时郢都已破，宗庙夷灭。个人的命运与国运如此严丝合缝地咬在一起，这在古代诗人中是罕见的。

左徒时期：怀王的信任与改革

《史记》写屈原的得志，只有几十个字，却是全书里少有的飞扬笔墨：“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他担任的官职是左徒。左徒是什么级别，史料无征，但可以旁推：后来黄歇以左徒之职侍奉楚顷襄王之子，即未来的春申君，位至令尹。姜亮夫与游国恩都推断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要职，近于副相。屈原得此职位时大约二十多岁，以王族近支的青年才俊总揽内政外交，这是楚国给他的一份罕见的信任。

他接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必须交代清楚。战国中期，楚国版图最大，带甲百万，地方五千里，兼并吴越之后尽有长江中下游，司马迁概述楚地形势，说它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物产之富冠于列国。但大而不强，是楚国的老病：封君太众，食禄而不任事；法度废弛，政出多门；扩张所得的广大新土，消化不良。屈原的药方因此是双色的，一半儒一半法：举贤授能出于尚贤的传统，修明法度出于尚法的传统，而两样在楚国都意味着与贵族为敌。他在《离骚》里自述政治纲领的句子，都保持着立法者的口吻，“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绳墨是木工取直的工具，也是法家的经典隐喻，规矩准绳，不以贵贱易其度。一个宗族出身的诗人，满口匠人的工具，这个细节泄露了他思想的锋刃所在。

他在这个位置上想做什么，作品里有明白的自述。《离骚》说“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惜往日》回忆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三件事：举贤授能，明修法度，联齐抗秦。前两件是对内的改革，后一件是对外的战略。改革的核心文件是“宪令”，怀王命屈原起草国家大法，这触动了整个贵族集团的利益，因为明法度的意思，就是用法令的准绳去量封君贵戚的特权。司马迁接下来写的那场冲突，是屈原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想抢夺的未必是那卷竹简，而是宪令的起草权，是要把新政胎死腹中。屈原不与。于是谗言随之而至。

谗言的措辞值得细读。《史记》记上官大夫的话说：“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注意这条谗言不攻击政策的对错，只攻击屈原的动机，说他居功自矜。这是谗言的经典结构：在事实上无法反对你的主张时，就在人格上消灭你。屈原在《离骚》里对这套手艺有过精确的还原图：“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嫉妒美貌，就造谣说她善淫；政敌无法反对改革，就说他沽名钓誉。两千年后职场里的流言，结构与此毫无二致。《史记》接着写结果：“王怒而疏屈平。”五个字，一个青年政治家的前途就结束了。怀王的易怒与轻信，在后来的对秦外交中将一再重演，而每一次付出代价的判断，恰恰都是屈原给出的正确判断。

对外的形势同样凶险。屈原主政时，秦国连年东进，楚国是唯一能与秦抗衡的大国，齐楚联盟是秦国的死穴。秦使张仪入楚，许割商於之地六百里，条件是楚齐绝交。怀王贪地绝齐，遣使受地，张仪却说当初只许了六里。怀王大怒兴师，丹阳、蓝田两战皆败，大将屈匄被俘，八万甲士授首，汉中郡尽失。国难当头，怀王才想起被疏远的屈原，使齐修复邦交。此后张仪二次至楚，靠靳尚、郑袖的关节再度脱身，相传屈原曾谏杀张仪，怀王悔而追之不及。这些段落写得戏剧性十足，但汤炳正有一篇著名的《〈屈原列传〉理惑》，指出传中自“屈平既绌”以下若干段与前后文重复抵牾，当有后人补抄羼入，其中就包括谏杀张仪一节。这是读《史记》此文必备的警惕：司马迁的原文与后人的增补，必须分开对待。

把张仪事件的年代理顺，屈原在怀王朝的位置就清楚了。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行骗，楚齐绝交，楚索地不得，怀王怒而两败于秦；次年屈原奉使于齐，正值邦交需要修补之时，可见怀王虽疏屈原，危急时仍只能用他，因为联齐是他一贯的主张，朝中没有第二人有这个信用。前311年张仪再度入楚，被怀王囚禁，眼看正法，靳尚收买张仪的故交、怀王宠姬郑袖，郑袖日夜向怀王进言放人，怀王竟释张仪而厚礼之，等他省悟过来，张仪已出境。屈原此时恰从齐国回来，据《史记》的记载谏曰何不杀张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这一段故事戏剧性太完整，汤炳正正是拿它开刀，指出此段与《楚世家》的纪事重叠而详略互异，应是后人抄撮他书附益。无论此段真伪，大局是明白的：从骗地、绝齐、丧师、失地到纵敌，怀王对秦外交的每一步都错了，而每一步之前楚国朝中都有人预警。那个人被疏远了。政治的残酷在此显出它的几何学：正确的曲线与权力的曲线一旦分岔，此后每一个交点都是正确一方的受难点。

谏勿入秦：一个正确到残忍的预言

屈原一生中最沉重的预言，是对怀王之死的预言。公元前299年，秦昭王约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拦马进谏，据《史记》所记只有一句：“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的幼子子兰力主入秦，王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路，劫持至咸阳，胁迫割地。怀王不许，竟被扣留三年，公元前296年死于秦，归葬于楚。楚人由是深咎子兰。

这件事对屈原的打击是双重的。于公，是他毕生防御的灾祸以最坏的形式兑现；于私，那位曾经“甚任之”的君王，落得客死敌国。读《离骚》里对怀王的复杂情感，忽而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忽而恋“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掂出分量。灵修是他对怀王的称呼，怨与恋纠缠不解，因为那位君王既辜负了他，又被更大的骗子辜负了。更残酷的是政治后果：国人皆咎子兰，子兰迁怒于屈原，指使上官大夫向新即位的顷襄王进谗。《史记》记：“顷襄王怒而迁之。”这一次不是疏，是迁，流放。屈原的政治生命至此终结，时年五十岁左右。

从左徒到逐臣，屈原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古老的政治原型：正确的判断在权力场中不但不保值，反而会加速出局。他没有做过一件错事，错的只是每件事都比周围的人看得远，而且不肯装作看不见。后世文人写“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八个字皆从屈原身上来。这八个字是司马迁的概括，司马迁自己为李陵辩护而遭腐刑，写这八个字时手是抖的。列传最后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一个受刑之人为一个沉水之人垂涕，隔着两百年，这是中国史传文学里最动人的一次隔空握手。

屈原与怀王的关系，在《离骚》里是用婚姻的隐喻写的，这一层值得单独说。诗人回顾君臣际遇，用的词是“初既与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当初已经成言，后来悔约变心；又一处说“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约好黄昏为期，中途改道，此二句洪兴祖《楚辞考异》所记一本无之，学者多疑为后人的旁注混入正文，但意思与上下文是一贯的。成言、改路、初服、求女，《离骚》把政治的挫折全部翻译成爱情的挫折，把君王的失信全部翻译成负心人的变节。这个翻译系统威力极大，后文谈香草美人时还要细拆。这里只指出一点：屈原用情人的口吻写君臣，不是为了遮掩，恰恰相反，是为了把一般臣子不敢明言的怨，放大到可以放声控诉的强度。婚约可以被负心人撕毁，被损害的一方却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永远控诉下去。姜亮夫说《离骚》怨而不怒，我不同意，《离骚》的怨是怒的，只是怒得极有章法。

从汉北到江南：两次放逐

屈原的放逐有几次、在何年，作品与史料之间对不齐，这是屈原研究中最纠缠的问题之一。《史记》明文可考的只有顷襄王时的“迁之”。但《抽思》里有一句“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诗人自比南来的鸟，栖在汉北，可见怀王被疏之后、顷襄流放之前，屈原曾长期居留汉水之北。王夫之《楚辞通释》据此类文句，主张怀王时屈原曾被迁于汉北；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考订屈原行迹，也承认汉北时期。今人大抵接受两段论：怀王时疏而窜汉北，顷襄时怒而迁江南。第一次还近，在楚国腹地与中原之间；第二次已远，逐入沅湘流域的蛮荒之地。

江南流放的路，《涉江》记得像一部行纪：“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方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鄂渚在今武汉，枉渚、辰阳沿沅水而上，溆浦更深入湘西山地。一路向西南，越走越荒，《涉江》写溆浦的深林杳冥、霰雪纷其无垠，是楚辞里最冷的一段文字。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带着仆从与书剑，沿沅水上溯几百里，走到无路可走，那就是屈原最后十年的处境。他不是隐士，隐士是自己选的山林；他是被国家从国家里扔出去的人。

流放生涯对屈原是灾难，对中国文学却是意外之福。在郢都，他是政治家，文章是政务的余事；在沅湘之间，他成了全职的诗人，痛苦获得了全部的工作日。更重要的是，流放给了中国文学一个全新的母题。此前的诗里没有逐臣，没有乡愁，没有行旅与山水的压迫感；《诗经》的忧愤来自征戍、徭役、失恋，都发生在共同体内部，而屈原的忧愤是一个人被共同体驱逐之后的忧愤。后世的贬谪文学，从贾谊的长沙、蔡琰的南匈奴、韩愈的潮州、柳宗元的永州、苏轼的黄州惠州儋州，直到林则徐的伊犁，整条长链的第一环是沅湘之间的屈原。柳宗元在永州写《吊屈原文》，说“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他是在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流放者的文学之所以动人，因为它同时记录着地图与心电图，屈原的《涉江》是第一部把两者叠印在一起的作品。

还要交代一下学者们重建这段行迹的方法。屈原生平没有一个先秦的年表可依，研究者能做的是把作品当作地理档案来读，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首附有《楚辞地理图》与《屈原行迹图》，把《涉江》《哀郢》《怀沙》里出现的地名一一标出，再按水道走向排比先后，这是清代学者的硬功夫。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加进战国的年代学，游国恩、姜亮夫各自给出屈原作品的编年谱，两人出入不小，比如《九章》各篇的先后，至今没有定说。读楚辞的人应该习惯这种状况：屈原作品的编年是半透明的，看得出轮廓，看不真切细节。这种半透明反而督促读者贴着文本走，不依赖年表而依赖语气，同一个诗人在《橘颂》里的声音与在《怀沙》里的声音，隔着四十年，一听便知。

《哀郢》提供的是另一条路线的记录：出郢都，遵江夏，过夏首，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登大坟，当陵阳。这条沿长江东下的路线与《涉江》的西南入沅不合，于是系年成为难题。王夫之认为《哀郢》作于白起破郢之年，是郢都陷落的实录；另一派则据诗中“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认为诗人离开郢都已九年，此诗应作于东迁之前，抒写的是放逐东行时的去国之悲，与破郢无关。两说至今并存，马茂元《楚辞选》取前说，并认为九年云云乃追叙之辞。我在两说之间倾向于前说，因为“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样惊痛于宫室化为丘墟的句子，很难写于郢都尚在之时。但争论本身值得敬畏：一首诗的系年牵动对整部屈原作品编年的理解，这正是楚辞学的精细处，也是它的魅力。

白起拔郢与汨罗自沉

公元前278年的春天，秦军拔郢，烧楚先王墓夷陵，楚顷襄王东保于陈。消息传到沅湘之间，流放中的屈原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