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江湖

第 1 章：北宋末年的江湖

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却藏着中国历史最深的困惑之一。拿《水浒传》里的林冲来说，他原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座还算安稳的家，妻子漂亮贤惠。按理说，这样的人这辈子应该平平安安过下去。可是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林冲被高俅一步步逼得家破人亡，最后在风雪交加的夜里被迫上了梁山。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没有高俅，林冲还会成为梁山好汉吗？

很多小朋友可能会说：不会，林冲是被逼上梁山的嘛。这是一个听起来很合理的答案。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抬高一点，放到林冲生活的那个时代去看一看，可能会发现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林冲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坏人的恶意，更是一整个时代的病症。高俅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那根稻草之所以那么重，是因为骆驼身上早就背负了太多太多。

要想真正读懂《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我们必须先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北宋末年，一个距离今天九百多年的王朝末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个问题，就是本章要带小读者们一起探索的核心问题。

北宋徽宗时期的政治生态

公元1100年，一位名叫赵佶的皇子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宋徽宗的皇帝。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艺术家皇帝”之前，赵佶其实是个相当受宠的亲王，他从小表现出惊人的艺术天赋，书法绘画都是一流水平。史料记载他“性甚机巧，优于技艺”，意思是说这个人心灵手巧，在各种技艺方面都很有天赋。

然而问题是，治理一个有着几千万人口的庞大帝国，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艺术天赋。

宋徽宗登基之初，朝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位名叫蔡京的宰相手中。蔡京这个人说起来很有意思，他在历史上的名声极坏，被后世列为“北宋六贼”之首。但是蔡京的坏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坏——他不像有些奸臣那样凶神恶煞、张牙舞爪。蔡京的坏是另一种更隐蔽、更圆滑的坏：他特别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特别会说话，特别会做事。蔡京曾经四次担任宰相，在北宋政坛上呼风唤雨长达十七年之久，靠的就是这套本事。

蔡京的政治手腕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党同伐异”。他当政期间，把朝廷里不是自己一派的人全部打成“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公示天下，这份名单足足列了三百零九人之多。任何一个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官员，要么被罢官流放，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干脆丢了性命。蔡京用这种方式在朝廷里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关系网，所有的好处都流向他认可的圈子，所有的坏处都推给他不喜欢的对手。

蔡京的做法带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真正有才能、有品德的人，要么被迫闭嘴，要么被赶出朝廷。剩下的人，要么是蔡京的同党，要么是不敢说话的沉默者。北宋的官僚系统在蔡京手里迅速腐化，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幅下降，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皇帝把治理国家的权力几乎全部交给了这个擅长权术的宰相。

如果说蔡京是文官集团里最有权势的坏人，那么高俅就是武官系统里最典型的恶棍。高俅这个名字在《水浒传》里几乎成了奸臣的代名词。真实历史上的高俅确实是个确有其人的人物，他的发迹史本身就充满讽刺意味。

高俅原本只是开封城里一个游手好闲的街头少年，后来因为会踢球，被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看中。赵佶当上皇帝之后，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这个玩伴，于是高俅从一个无名小卒一路升迁，最终当上了太尉——这个官职在宋朝是武官系统中最高的几级之一，掌管全国的军事事务。

问题在于，高俅根本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军事才能和治理能力。他既不会带兵打仗，也不懂后勤补给，更不知道怎么训练军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疯狂敛财。高俅把军队的编制当成做生意的工具，他上报朝廷说军队有十万人的名额，实际上只有三万人，剩下的七万人的军饷就被他和他的同伙私分了。他还把军队的营房、军械、战马这些国有资产大量变卖，换成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腰包。

结果就是，等到后来金兵真的打过来的时候，北宋的军队已经空有其表，根本没有战斗力。这个后果在后来会详细讲到，这里先提一句是因为它和梁山好汉的故事有密切关系——当国家机器腐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民间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望感：朝廷靠不住，那普通人遇到危难该怎么办？

这就是北宋末年朝廷的真实状况：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一个只手遮天的宰相，一个靠溜须拍马上位的高管。这三位凑在一起，构成了整个政治生态最顶端的病灶。但是这还没完，顶端的病灶会通过各种渠道向下传导，一直传导到最普通的老百姓身上。

宋徽宗的艺术爱好与政治失职

宋徽宗在艺术方面的造诣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书法自创一体，被称为“瘦金体”，直到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临摹学习；他的绘画功底更是一流，尤其是花鸟画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这样一位艺术天才如果生活在今天，大概会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美术学院院长或者国家美术馆馆长。可惜他生在了帝王家，更可惜的是他把治理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副业，把艺术当成了主业。

宋徽宗最大的“艺术工程”叫做艮岳，这是一座占地极广的人工园林，位于东京开封府的东北角。宋徽宗亲自参与设计，整座园林堆满了奇花异草、怪石嶙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简直就是一座人间仙境。宋徽宗对这座园林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经常亲自在园中游玩，吟诗作赋，好不惬意。

问题在于，建造艮岳需要耗费海量的人力物力。宋徽宗对园林建筑材料的要求极其苛刻，尤其是对一种叫做“太湖石”的观赏石情有独钟。这种石头产自江苏太湖地区，形状越奇特越好，越大越值钱。宋徽宗专门派人到太湖地区搜寻这种石头，然后通过水路运送到东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花石纲”。

“纲”在宋朝是运输编队的意思，一纲就是一队。花石纲就是专门运送奇花异石这支船队的称呼。这支船队从江南出发，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浩浩荡荡，看起来确实很壮观。但在这壮观景象的背后，是无数普通百姓的泪水和血汗。

花石纲的运输给沿途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太湖石又大又重，普通的小船根本装不下，必须用大型船只运输。而大船在河道里走，就需要把河道拓宽、桥梁抬高、堤坝降低。沿途的官员为了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强拆民房、强占农田、强征民夫的事情屡见不鲜。有的人家几代人攒下的房子被拆掉了，只因为挡住了运输船的去路；有的人家祖传的良田被填平了，只因为要修一条临时航道。更可怕的是，运送花石纲的船只享有特权——任何船只遇到花石纲必须让路，违者严惩。

普通商人运货的船如果挡了花石纲的道，轻则被罚款扣货，重则被抓去坐牢。有史料记载，有一艘民间的米船在运河上撞了一艘花石纲的船，结果船上的米全部被没收，米商被打了个半死，理由是“惊扰御用船只”。

艮岳的建造持续了很多年，耗费的民脂民膏无法精确统计。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座皇家园林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株花木下面，都埋着不知道多少普通人的辛酸和眼泪。

宋徽宗的艺术追求不止于此。他还热衷于收藏各种古董书画、奇珍异宝，专门建造了“宣和殿”来存放自己的收藏。为了搜罗这些东西，朝廷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全国各地“寻访”宝物。这些官员打着皇帝的旗号，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地方官必须好吃好喝招待，临走还要送上一笔“程仪”。这些开销最后都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一位皇帝痴迷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本来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有自己的爱好，有的喜欢炼丹求仙，有的喜欢骑马打猎，有的喜欢吟诗作赋。但是当这个爱好需要动用国家资源、需要无数百姓为其付出代价的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了。更严重的是，这位皇帝因为沉迷于艺术，对朝政日渐疏懒，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拱手让给了蔡京、高俅这样的小人。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他把十分之九的时间花在书画园林上，那么用来处理政务的时间就只剩下十分之一。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还要应对后宫的琐事、皇室的纠纷、各地送来的奏折，真正能够用来思考国家大事的精力少得可怜。蔡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在朝中肆无忌惮地弄权。

宋徽宗的艺术成就确实值得后人称道，但这恰恰构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一个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皇帝，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个人才华与他的帝王职责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个落差最终要由整个帝国来承担。

社会底层的生存困境

当朝廷里的权贵们在花天酒地、争权夺利的时候，底层的普通百姓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一个基本概念：赋税。今天的孩子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词，但是在古代，赋税是老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简单来说，赋税就是老百姓要把自己生产的一部分东西交给国家，用来养活官员、维持军队、建设公共工程等等。

北宋时期的赋税名目繁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田赋和力役。田赋就是按土地面积缴纳粮食或者钱币，力役就是为国家提供劳动服务，比如修城墙、挖河道、当兵打仗等等。这两项加在一起，对普通农民来说已经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更糟糕的是，北宋末年的赋税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重。原因很简单：朝廷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官员，要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军队，还要供皇帝挥霍——所有这些钱都要从老百姓身上出。蔡京当政时期，曾经推行过几次所谓的“改革”，名义上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际上却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比如他把原来分散征收的赋税合并成“经制钱”，美其名曰简化手续，实际上是借机加税。经制钱征收之后没多久，又出现了“月桩钱”、“板账钱”等等新的名目，巧立名目，变着法子从百姓口袋里掏钱。

史料记载，北宋末年农民的实际税负比法律规定的高出数倍甚至十倍以上。有学者做过统计，当时一户普通农户每年上缴的各种税费加起来，往往占到全家收入的五成甚至六成以上。这意味着辛辛苦苦种地一年，收获的粮食有一半以上要交给国家，剩下的才是一家老小的口粮。如果遇到灾年，收成锐减，但税费却不能少，很多农民就只能卖地、卖房、卖儿卖女，沦为流民。

贪官污吏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另一座大山。北宋的官员俸禄其实相当优厚，一个县令的年薪折合成粮食足够养活几十户人家。但问题是，很多官员并不满足于合法收入，他们想方设法要捞更多的钱。

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在税收上做手脚。按规定收税时，官员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方式克扣百姓——百姓上交粮食时用的是大斗，称量时却用小斗，这样一进一出，中间差额就进了官员的私人腰包。还有一种手法是在征收过程中故意制造麻烦，然后暗示百姓“花钱消灾”。比如规定某项税必须在三天内交齐，否则要加倍处罚。普通农民从乡下来县城交税，路途就要两天，根本不可能在三天内完成。这时候官员就会“好心”提醒：交点手续费就能通融通融，延长几天没问题。手续费交多少？当然是官员说了算。

如果仅仅是贪财，那还只是谋财不害命。但有些贪官污吏的手段已经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在《水浒传》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好汉最初都是守法良民，是被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才落草为寇的。林冲是因为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被高俅设计陷害；武松是因为哥哥武大郎被西门庆害死，而当地官府收了西门庆的钱不肯主持公道；杨志是因为丢失了花石纲，上司不仅不体谅他的难处，反而要把他处死……这些故事虽然是小说，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却是真实存在的。

还有一个让百姓苦不堪言的问题是法制败坏。今天的孩子们可能觉得，法律是保护好人的，警察和法官是主持正义的。但在北宋末年，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你失望。

当时的司法系统腐败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一个案子能不能得到公正审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有没有钱、有没有关系。如果你是普通百姓，而对方是有钱有势的人家，那这场官司你几乎必输无疑。官员们会收受贿赂、会颠倒黑白、会捏造证据，会用各种手段把黑的说成白的。更有甚者，有些官员干脆把审案当成敛财的工具，不管谁对谁错，两边都收钱，谁给的钱多谁就赢。

《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武松为哥哥报仇、杀了西门庆之后，被官府抓去问罪。按理说武松杀西门庆是因为官府不主持公道在先，而且武松自首认罪态度良好，应该从轻发落。但结果是武松被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这个处罚明显过重。真正的原因是西门庆虽然在斗殴中死了，但他在当地的势力还在，他的同伙用钱买通了官府，让官府加重了武松的刑罚。

这就是北宋末年法制状况的一个缩影：法律不是保护弱者的盾牌，而是权贵手中的工具。

当赋税沉重、贪官横行、法令败坏这三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普通人要想活下去，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答案是一个字：熬。熬过这个月，再熬过下个月；熬过今年，再熬过明年。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熬到哪天熬不下去了，就变成了流民——离开家乡四处流浪，靠乞讨或者偷抢为生。

流民是封建社会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当一个地方流民数量过多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变成土匪强盗，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二是被一些有野心的人组织起来，形成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北宋末期历史上有记载的农民起义就有数十次，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这就是《水浒传》故事的原型。

江湖文化的兴起

说到这里，细心的小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当朝廷靠不住、官府不作为、法制是摆设的时候，普通人遇到危难该怎么办？

答案藏在《水浒传》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里：江湖。

“江湖”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我们看得见的地理意义上的江湖——江河湖海，山林草泽，这些地方远离官府管辖，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第二层是抽象意义上的人际网络——那些不在朝廷体制之内、不受官府直接控制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准则。江湖与庙堂相对，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两大社会空间。

理解江湖文化，是理解《水浒传》的一把钥匙。

北宋时期的江湖世界有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是镖局。镖局可以理解为古代的保安公司和快递公司的结合体。商人带着货物远行，最怕遇到劫匪，镖局就是提供武装护送服务的机构。镖局的镖师们武艺高强，走南闯北，结交各路朋友，在江湖上有着很高的声望。在《水浒传》里，史进拜的第一个师父王进就是一位曾经在军中任职的武术高手，后来流落江湖。

镖局的运作方式很有意思。镖师们走镖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拜会当地的武林同道，请客送礼，互相照应。这叫做“踩道”——熟悉路线、结交人脉、互通消息。一个优秀的镖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动过刀枪，因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劫匪早就被劝退了。但如果真的遇到不讲理的硬茬，镖师们也有真本事应对。

第二是寺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北宋时期的佛寺道观不仅仅是宗教场所，它们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机构。寺院拥有大量土地，靠出租土地和收取香火钱过着相当滋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寺院往往建在偏僻的山林之中，与官府的管辖范围有一段距离，因此在某些特殊时刻会成为收留逃犯、窝藏赃物的避难所。

《水浒传》里有两个著名的寺院：十字坡和瓦罐寺。十字坡的黑店开在和尚庙附近，老板张青和孙二娘夫妇杀人越货，和庙里的和尚狼狈为奸。瓦罐寺则是被一群假和尚霸占，变成了藏污纳垢的淫窟。这些描写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确实反映了寺院在江湖生态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是山寨。山寨就是占山为王的强盗窝点。北宋末年，由于苛政猛于虎，越来越多的人被逼上绝路，其中一部分就选择落草为寇，在深山老林里建起山寨，自立为王。山寨的规模大小不一，小的只有几十人，大的可以有几千甚至上万。山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劫掠过往商旅和附近的富户，偶尔也会“替天行道”——比如抢了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

梁山最初就是这样一个山寨。《水浒传》说梁山原本被“白衣秀士”王伦占据，这个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不愿意接纳本领比自己强的人。后来林冲被逼上梁山，火并王伦，拥立晁盖为寨主，梁山的规模才迅速扩大。再后来宋江上山，把梁山的发展推向了鼎盛，一百零八位好汉齐聚于此，形成了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庞大势力。

江湖世界的存在，在朝廷管控力下降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官府不能保护百姓的时候，江湖的规则就会填补这个空白。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义气是最重要的品质——说到做到、言出必行、为朋友两肋插刀；武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真本事在江湖上寸步难行；名声是行走江湖的资本——一个好汉的名号能让你到处受到尊敬和帮助。

《水浒传》之所以让人读起来热血沸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把江湖世界的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百零八位好汉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有的是军官，有的是渔民，有的是猎户，有的是落魄书生。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被这个黑暗的社会逼到了角落，然后在梁山找到了归宿。

理解江湖文化，是理解梁山好汉为什么会聚集在一起的钥匙。但仅有这把钥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理解另一个问题：《水浒传》这部书本身是怎么诞生的？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水浒传》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之一，但这部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水浒传》的故事原型来自北宋末年真实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宋江起义。根据史料记载，宋江大约在公元1119年前后在山东梁山泊一带聚众起事，活动范围波及河北、京东、淮北等地。起义军人数虽然不算特别多，但战斗力很强，多次击败前来围剿的官军。宋江最后是被一位名叫张叔夜的知州设计招降的，至于他后来有没有参与征讨方腊，历史上还存在争议。

宋江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极为深远。这次起义发生在北宋最繁华的时期，却揭露了这个繁华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如果连东京附近都能聚集起这么一股反叛势力，那说明朝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已经弱到了什么程度？这次起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北宋社会的深层矛盾。

宋江起义被镇压之后，民间就开始流传各种关于他的故事。南宋时期，说书人在勾栏瓦肆里讲述“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套路和情节。元朝时期，戏曲家们把这些故事搬上了舞台，创作了大量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杂剧。现存的元杂剧中，有《李逵负荆》《燕青博鱼》等多部作品，都是水浒故事的早期版本。

在这个漫长的民间传播过程中，水浒故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越来越饱满，情节越来越曲折。最初可能只是简单的“宋江三十六人”的名单，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百单八将的宏大叙事；最初可能只是讲述宋江起义的大致经过，后来逐渐加入了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一个个精彩绝伦的个人故事。

施耐庵是《水浒传》的最终写定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人，他综合了此前民间流传的各种水浒故事，删繁就简、去芜存菁，用文学家的笔法和思想家的眼光，把这些散乱的故事材料熔铸成了一部结构完整、主题鲜明的长篇巨著。施耐庵的真名和生平至今仍有争议，但他对《水浒传》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更是一个有深刻洞察力的文化创造者。

后来罗贯中在施耐庵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修改。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章回体小说家之一。经过罗贯中的修订，《水浒传》的文字更加精炼，结构更加合理，某些情节的逻辑更加自洽。我们今天读到的《水浒传》，就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位大师共同心血的结晶。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不是一个人凭空创造的，而是无数人的智慧和情感长期积累的结果。宋江起义的真实发生是种子，民间说书人的讲述是阳光雨露，施耐庵和罗贯中的整理修订是最后的嫁接和培育。没有这整个过程，就没有今天我们读到的《水浒传》。

更重要的是，《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本身就折射出了这部书的主题：它不是某一个天才的独自想象，而是整个时代情绪的集体表达。北宋末年到明初这几百年间，有多少人和宋江、林冲、武松一样，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