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史学家

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史学家

1899年10月10日，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奥德蒙洛比镇上，一个磨坊工人的儿子出生了。这个男婴被取名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彼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出生寒门的孩子日后会在剑桥大学的讲坛上，用一支粉笔撬动整个英国史学界的固有观念。四十多年后，他将出版一本不到两百页的小书，而这本书的标题——《历史的辉格解释》——将成为所有后来的历史学学生无法绕开的关键词。

但问题来了：一个磨坊工的儿子，是怎么走到剑桥大学历史系的核心位置的？他在那本书里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那本小书出版六十多年后，人们仍然在谈论它？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去看看巴特菲尔德成长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在思考什么。

从约克郡磨坊到剑桥书斋

巴特菲尔德的早年生活并不符合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典型叙事。他没有出生于书香门第，家中也没有丰富的藏书。他的父亲老詹姆斯·巴特菲尔德是约克郡乡村一个磨坊里的普通工人，靠出卖体力养活一家人。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孩子能读完小学就算不错了，大多数人早早就进了工厂或农场。但巴特菲尔德似乎从小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关于他的童年，能找到的可靠记载不多，但我们知道他在当地的文法学校表现出色，获得了奖学金，这才得以继续求学。1917年，十八岁的巴特菲尔德应征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役。那场战争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对人类理性、对“进步”观念的深深怀疑。这种怀疑后来成为他思考历史的最重要出发点之一，我们稍后还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战后，巴特菲尔德用获得的退伍军人助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彼得学院（Peterhouse）学习。剑桥，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即将彻底改变这个约克郡青年的命运。但初到剑桥的巴特菲尔德，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最初选择的是现代语言方向，随后转向历史学——这个转向在他自己看来近乎一种“召唤”，是命中注定的。他后来回忆说，选择历史是因为他发现历史学能回答他在哲学和文学中找不到答案的那些问题。

在剑桥，巴特菲尔德遇到了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老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历史学家G.M.扬（G.M. Young）——这位以撰写短篇传记闻名的学者，文字精致、风格优雅，给年轻的巴特菲尔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巴特菲尔德后来写作中那种追求文字精炼、厌恶冗长废话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来自扬的影响。此外，剑桥的自由主义知识氛围也让巴特菲尔德得以接触到从阿克顿勋爵到亨利·拉斯基的各路思想流派，这为他日后形成独特的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1922年，巴特菲尔德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毕业，随即留校任教。从那一刻起，他的一生就与剑桥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教职从讲师做起，一步步升至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研究员，最终在1940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这是英国大学中地位最崇高的历史学教席之一，彼时的巴特菲尔德年仅四十一岁。

但升迁并不等于顺遂。巴特菲尔德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存在着一条若隐若现的张力线：他一方面在学院体制内步步高升，另一方面又在学术观点上不断挑战他所身处的这个体制的主流共识。这种张力，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那个时代的英国史学：进步的叙事与辉格的影子

要理解巴特菲尔德为什么在1931年写出《历史的辉格解释》这本书，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在他写作前夕，英国史学正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史学界，主流的声音可以被一句话概括：历史是有方向的，它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实际上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历史书写的核心逻辑。历史学家们习惯于以“现在”为终点来倒推“过去”的意义——他们从当下的英国民主制度、议会传统、宗教宽容出发，去寻找这些美好事物在历史上的“萌芽”和“先驱”，同时将那些反对这些发展的人和势力标记为“落后”“反动”。

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辉格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辉格”这个词在英国政治史上原本指1679年至1680年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派别，但到了十九世纪，它已经演变成一种更宽泛的政治文化标签——代表自由主义、改革精神、宗教宽容和宪政民主。英国历史学家习惯性地把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视为本国历史的高光时刻，把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群体看作进步的代表，而把他们的对手——保皇派、天主教势力、专制君主——统统归入历史的阴暗面。

在史学实践中，这种辉格逻辑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把历史人物简单地二分为“进步先驱”和“反动派”。林肯是进步的，因为他解放了黑奴；格兰维尔是反动的，因为他反对议会改革。笛福值得关注，因为他宣传了自由贸易；乔治三世不值得深入研究，因为他阻碍了宪政发展。历史写作变成了一场预先知道答案的审判——历史学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为“先驱”们歌功颂德，对“反动派”施以道德审判。

这种写作方式在当时的英国大学里极为流行。教科书、学术讲座、通俗历史读物，无不弥漫着这种进步叙事的气息。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偏好，而是一种弥漫整个学界的集体无意识。用巴特菲尔德后来在书中的话说，这些历史学家“用一种狭隘而排他的方式”将过去组织起来，他们从当代出发去裁剪历史，把历史变成了现实世界的辩护词。

问题在于，这种看似“正能量”的历史叙事，恰恰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伦理。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理解过去，而不是评价过去——但辉格史学家们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他们不是去理解过去的人为何如此思考和行动，而是直接用二十世纪的价值观去审判十七世纪的人物。这种做法不仅在学术上站不住脚，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可疑的——因为它本质上是用“事后之明”剥夺了历史人物在自身时代语境中做选择的合理性。

巴特菲尔德在剑桥讲授历史思想史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史学氛围的问题。他的学生们——那些日后将成为英国中学历史教师的年轻人——在课堂上接受的就是这样一套辉格叙事，然后他们会把这种叙事带进中学课堂，一代代传下去。巴特菲尔德觉得，这种循环必须被打破。

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专门来拆解这种习以为常的历史思维方式。这本书的酝酿时间并不长，1931年由朗文出版社推出时，全书只有区区一百多页。但就是这本“小书”，在英国史学界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历史的辉格解释》：一本小书引发的思想地震

《历史的辉格解释》1931年出版时的书名全称是*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文通常译为《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个译法在学术界已经约定俗成，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interpretation”一词其实包含了比“解释”更丰富的含义——它既可以指狭义上的“解读”，也可以指一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框架”或“认知视角”。巴特菲尔德在书中要批判的，恰恰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历史解释，而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那种先入为主的框架。

在书的最开头，巴特菲尔德就亮出了他的核心论点。他说，辉格史学家在着手研究之前，心里就已经有了一张现成的图纸：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代表进步，另一些人代表反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辨认出这些人物，然后叙述进步如何最终战胜反动。这种做法把历史研究颠倒过来了——不是从过去理解到现在，而是从现在去剪裁过去。

巴特菲尔德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这种做法就像一个足球评论员在比赛开始前就写好了赛后报道：他把进球的球员标记为“进步力量”，把失误的球员标记为“反动势力”，然后“预言”比赛结果——只不过他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才写出来，以显示自己的“预见性”。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分析，这是一场骗局。

这个比喻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精准地揭示了辉格解释最根本的方法论缺陷：倒填日期（post-dating）。辉格史学家把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提前“预装”进了对过去的叙述中，仿佛十七世纪的政治家们应该已经知道十九世纪会有宪政改革，仿佛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启蒙运动的到来。这种做法抹杀了历史人物在真实处境中的困惑、挣扎和选择，把他们变成了某种宏大叙事的提线木偶。

巴特菲尔德进一步指出，辉格解释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它让历史变得毫无意外，毫无悬念。因为辉格史学家总是从胜利者的角度来叙述，所以历史从头到尾就是进步力量的凯旋曲。那些失败的势力、那些被历史淘汰的方案、那些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但最终没有成为主流的思潮——统统被忽略了。历史变成了一条笔直的、向上的线，而不是一幅充满岔路、死胡同和意外转折的真实图景。

在书中，巴特菲尔德举了宗教改革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辉格史学家通常把新教改革者描绘为“理性”和“自由”的先驱，把天主教会描绘为“黑暗”和“愚昧”的堡垒。但真实的宗教改革要复杂得多：路德本人并没有想发动一场分裂教会的运动，他的初衷是改革而非革命；很多天主教徒同样怀有真诚的信仰和崇高的动机；而宗教改革带来的也不只是“进步”——还有血腥的宗教战争和社会动荡。如果历史学家只盯着“进步vs.反动”这条线索，他就会错失宗教改革作为一个复杂历史过程的全部丰富性和悲剧性。

《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之后，在英国史学界引发的反应是复杂的。一部分学者热烈欢迎这本书，认为它戳破了英国史学长期以来的自欺欺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保守派学者——尤其是那些习惯了辉格叙事的老一辈剑桥历史学家——对这本书颇为不满。他们认为巴特菲尔德在“解构”传统叙事方面用力过猛，削弱了英国史学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道德关怀和政治认同。

巴特菲尔德在剑桥的处境因此变得微妙起来。他手握钦定近代史讲席教授的头衔，是学院体制内最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的学术观点却始终处于主流之外。他不是一个喜欢与人争论的人，也不是那种四处发表演讲鼓吹自己观点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像是一个隐居在剑桥书斋里的沉思者，用一篇又一篇的著作缓慢而坚定地深化自己的思想。

事实上，《历史的辉格解释》只是巴特菲尔德学术生涯的第一波高潮。在他此后的数十年教学生涯中，他又陆续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基督教与历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1949）、《历史与人类关系》（*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1951）、《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The History and Historians，*1963）等。这些著作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但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及那本薄薄的第一本书。这种“处女作效应”有时候让巴特菲尔德自己都感到无奈——人们提起他，首先想到的永远是《历史的辉格解释》，仿佛他一辈子只写了这一本书。

信仰的转向：历史学家背后的更深追问

如果只把巴特菲尔德看作一个方法论上的“拆违专家”，那就大大低估了他思想的深度。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之后，巴特菲尔德的思考逐渐转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历史本身是不是可以被人类完全理解？

这个问题将巴特菲尔德引向了信仰的领域。他从小在英国圣公会的环境中长大，但年轻时代的他更像是一个世俗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态度并不热切。然而，随着年岁渐长和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巴特菲尔德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信仰。他发现，历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我们可以用理性去分析和重构过去的事件，但历史进程中那些真正的“转折点”——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往往充满了偶然性、意外和无法用理性完全解释的因素。

巴特菲尔德在194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历史》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这一思考。他提出，历史学面临着一个深刻的悖论：如果历史是完全可理解的、其发展方向是可预测的，那么人类在历史中的自由选择就失去了意义；但如果历史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纯粹偶然的，那么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这个悖论没有最终的答案——而巴特菲尔德认为，正是这种悖论迫使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在人类理性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更大的秩序和意义。

这种思想转向让巴特菲尔德在剑桥显得有些“另类”。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大学正处于高度世俗化的进程中，宗教在学术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巴特菲尔德对基督信仰的公开认同，以及他在著作中不断引用神学思想的做法，在很多同事看来是老派而不合时宜的。但巴特菲尔德并不在意这些议论。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不认真思考人类处境中的那些根本问题——生死、罪与救赎、历史的意义——他就不可能写出真正深刻的历史著作。这句话后来常被他的学生们引用。

关于巴特菲尔德的晚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1957年，他被邀请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哲学的讲座。这些讲座后来被整理成书，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历史的辉格解释》在日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英国本土——日本的史学界长期面临着与中国近代史书写类似的问题，即如何在民族主义叙事与学术客观性之间取得平衡。巴特菲尔德提供的思想工具，为日本的年轻一代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这种跨文化的影响也许是巴特菲尔德自己始料未及的，但它恰好印证了他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隐含的一个观点：好的历史思想，超越国界和时代的限制，因为它触及的是人类认知本身的根本问题。

在巴特菲尔德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他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1979年，这位年届八十的史学大家在剑桥安详离世。他的葬礼在彼得学院的礼拜堂举行，全套圣公会的仪式——这大概是巴特菲尔德一生中最“保守”的一面，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种保守背后恰恰是对人类有限性的深刻认知：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愿意承认自己认知的边界，并且在这个边界之外寻找安慰——这本身需要一种巨大的智识勇气。

回到根本：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真的可靠吗？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对巴特菲尔德的生平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从约克郡的磨坊出发，凭借过人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登上了剑桥大学的历史讲坛；他目睹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史学的辉格叙事如何主导着历史教育和历史书写；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于是用一本小书发出了质疑；此后他的思考不断深入，从方法论层面扩展到了历史哲学和信仰领域；他以一种近乎固执的诚实面对历史认知的复杂性，并最终在自己的信念中找到了某种安顿。

但所有这些叙述本身，是不是也成了一种“叙事”？

这个问题才是巴特菲尔德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他没有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给出一种新的、正确的、可以替代辉格解释的“历史写法”。他做的是更为根本的事情：他让读者意识到，当我们讲述任何历史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选择了——选择从哪里开始，在哪里停顿，把什么放在聚光灯下，把什么留在阴影里。这些选择不是中性的，它们背后总藏着某种预设、某种价值观、某种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框架。

意识到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好像“一切历史都是偏见”，历史学毫无意义可言。巴特菲尔德真正想说的是：承认历史书写中存在着主观性，这不是历史学的缺陷，而是它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特征要求每一个历史学家保持最大的诚实和自我警醒——警醒自己的偏见，警醒自己的预设，警醒自己用“现在”的眼光去裁剪“过去”的冲动。

这种警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因为人类的认知天然地倾向于寻找模式、构建因果、编织意义——这些倾向既是人类智识的力量所在，也是认知偏差的根源所在。辉格解释之所以在英国史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是因为那些史学家缺乏专业素养或者故意歪曲事实，而是因为辉格叙事太符合人类大脑的认知习惯了：它简洁、明快、有英雄有反派、有胜利有失败，它让混乱的过去变得有序，让无序的事件有了意义。它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叙事框架——而巴特菲尔德要做的，就是让读者不舒服。

读完这一章，你可能会觉得辉格解释是一个遥远的英国问题，跟中国读者关系不大。但请再想一想：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叙事——从近代史上的“落后挨打”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有没有可能同样隐藏着类似的叙事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在用一种“事后之明”去裁剪过去，把历史描述成一条必然通向当下的笔直道路？

这个追问没有标准答案。但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巴特菲尔德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本章小结

本章沿着时间线索，讲述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从约克郡磨坊工人的儿子成长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席教授的人生轨迹，同时勾勒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史学界的主流氛围——那种以“现在”为终点、以“进步”为主线的辉格叙事。我们看到，巴特菲尔德正是在这种史学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但他通过对历史研究基本方法的深入反思，得出了与主流截然不同的结论。

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中指出，辉格史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倒填日期”——用后来才出现的结果去裁剪和审判过去，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这不仅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更在道德上遮蔽了历史人物在真实处境中的复杂选择。巴特菲尔德的主张是：历史学家应该首先致力于理解过去，而不是评判过去；应该承认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把它编织成一条必然的凯旋曲。

巴特菲尔德晚年将这一追问引向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和神学思考——历史是否可以被人类理性完全理解？在这种追问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搏斗的身影。

下一章，我们将离开巴特菲尔德的个人故事，直接进入《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文本本身。我会带着读者逐章梳理他在书中的核心论点，并详细分析他那句至今仍在被引用的名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不停歇的对话”——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