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与范式转向

在梳理19世纪以降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的演进脉络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范式的更迭始终与研究者所处的学术语境、意识形态立场紧密关联，而每一次范式转向背后，都隐藏着对蒙古帝国历史定位的重新认知。19世纪西方东方主义研究将蒙古帝国塑造为“欧亚破坏者”的形象，其核心逻辑是将13世纪的蒙古征服置于“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框架下，这一认知不仅塑造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叙事，更深刻影响了西方公众对蒙古帝国的集体记忆。

一、东方主义范式与蒙古帝国制度史的早期研究

19世纪是西方蒙古学研究的奠基阶段，以德国、法国、英国为代表的东方学家通过整理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的旅行记和编年史，构建了蒙古帝国研究的初始框架。这一范式的核心特征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将蒙古帝国的征服视为对欧亚农耕文明的“野蛮入侵”，其统治被视为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暂时掠夺”，没有任何制度建设的价值。1867年，德国东方学家海因里希·勒修尔（Heinrich Rückert）出版的《蒙古史》是这一范式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分三卷，其中两卷半的篇幅用于描写成吉思汗的军事征服和蒙古军队的“残暴行为”，仅最后半卷提及蒙古帝国的制度，且将驿站系统（站赤，jam）定义为“服务于军事快速机动的临时设施”，认为其“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而彻底消失，对后世历史发展几乎没有影响”[^1]。这种叙事直接导致此后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几乎无人将蒙古帝国的制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驿站、法典等制度仅被作为军事征服的附属功能提及。

即便有学者关注到蒙古驿站的特殊性，也未能跳出东方主义的认知局限。19世纪末英国学者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出版的《蒙古帝国邮传制度考》，是西方第一部专门研究蒙古驿站的学术著作，该书首次系统整理了拉丁文、波斯文文献中关于蒙古驿站的记载，纠正了此前旅行记中关于蒙古驿站“野蛮无序”的偏见，指出蒙古驿站具有相对规范的管理制度。但史密斯的结论仍然局限于东方主义框架：他认为蒙古驿站是“游牧民族军事传统的产物，其核心功能是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持，和平时期的贸易、文化传递功能只是附带产物

这一认知在20世纪初的西方学界成为主流共识：1910年英国学者麦卡洛克（John MacCulloch）出版的《游牧帝国史》直接将蒙古驿站定性为“匈奴、突厥等欧亚游牧民族邮传传统的简单延续，毫无制度创新可言”，并援引罗马帝国驿路系统（cursus publicus）的规模作为参照，断言蒙古驿站“比罗马的官方驿路落后一千年，仅能维持小范围的军事调度，根本无力支撑跨区域的治理需求”[^2]。这一论断深刻影响了此后30年的西方研究：直至1930年代，西方学者关于蒙古帝国的制度研究仍以“游牧帝国军事制度”为核心议题，驿站、法典等制度仅被作为军事征服的附属功能零星提及，甚至被 outright 否定其独立的历史价值。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虽在1920年代通过整理《马可·波罗行纪》的多种版本，纠正了此前关于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的偏见，但在其1930年出版的《蒙古与西方》一书中，仍将蒙古驿站描述为“服务于蒙古贵族巡行与军事征伐的临时设施，和平时期的民用功能完全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具备制度稳定性”，这一结论直接导致此后半个世纪里，西方学界几乎无人将蒙古制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 📌 侧边栏（电子版优化）：牌子的多重功能 > 蒙古驿站系统的核心运行规则是“牌子制度”（paiza，又称“金符”“银符”）：不同等级的牌子对应不同的驿站服务标准，最高等级的金牌可享受沿途驿站的全部供给，包括马匹、食宿、护卫，甚至可征调地方民众为其服务；银牌与铜牌则对应较低等级的服务。这一制度既保障了统治阶层的调度需求，也为商人、使节、传教士等群体提供了跨区域通行的制度保障，是蒙古帝国实现跨文化治理的关键设计。现存实物史料中，已发现多块元代蒙古文、波斯文金牌与银牌，其中1976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出土的元代银牌，上面刻有八思巴文“使臣所需，照牌供给”的字样，是牌子制度的直接实物证据。

与西方东方主义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不同，20世纪初以降苏联学界的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深受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需求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苏联作为世界上首个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国家，需要通过重构蒙古历史来论证其民族独立性与历史文化连续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要求研究者将蒙古帝国置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宏观叙事下，分析其统治的阶级属性与历史进步性。这一范式的奠基人是俄国学者巴尔托里德（Vladimir Bartold），其1910年出版的《突厥斯坦》虽仍沿用东方主义的“游牧入侵”叙事框架，但首次系统整理了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中关于蒙古驿站与法典的记载，指出蒙古驿站“并非临时军事设施，而是具有跨区域治理功能的制度安排”，并援引拉施特《史集》的记载，说明窝阔台汗时期已建立从大都到中亚的驿站网络，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3]。

193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确立，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1957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六卷本《蒙古帝国史》是这一范式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首次将蒙古驿站与法典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通过阶级分析框架揭示了其双重属性：一方面，驿站系统通过征发民户、摊派马匹与物资，成为蒙古贵族剥削农耕地区民众的工具，据该书统计，元朝时期全国共设站赤1500余处，每站平均征发民户30-50户，提供马匹20-50匹，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导致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另一方面，驿站系统与《大扎撒》法典的实施，打破了此前欧亚大陆各区域之间的政治壁垒，促进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流融合，客观上推动了13-14世纪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发展[^4]。这一范式的贡献在于：首次突破了东方主义的“文明对立”框架，系统整理了蒙古制度的基本史料，揭示了其跨区域治理的功能，并对《大扎撒》法典的残片进行了初步整理，区分了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时期、忽必烈时期法典内容的差异，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但其局限也十分明显：过度强调阶级分析框架的普适性，将蒙古制度的复杂功能简化为“阶级压迫与历史进步”的二元对立，忽视了制度本身的跨文化整合逻辑。例如，苏联学者将驿站对商人的服务简单定性为“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需要”，却无法解释为何大量中小商人乃至平民也愿意使用驿站系统；再如，苏联学者将《大扎撒》中的商业保护条款解释为“蒙古贵族掠夺财富的需要”，却无法解释为何这些条款被后来的元朝、明朝、清朝长期沿用，甚至被伊斯兰地区的统治者采纳。此外，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195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学者刻意贬低忽必烈时期的制度建设，将元朝的驿站与法典体系定性为“蒙古贵族汉化的倒退”，忽视了其作为欧亚大陆整合制度核心的价值，这一偏见直接影响了此后20年的西方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冷战结束与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蒙古帝国制度史研究迎来范式转向的核心阶段。这一转向的核心特征是突破此前“文明对立”“阶级分析”的单一框架，将蒙古帝国置于欧亚大陆跨区域交流的宏观语境下，聚焦制度的实际运行功能与跨文化整合效应。1983年，美国学者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 Allsen）出版的《蒙古帝国与欧亚贸易》首次提出“蒙古帝国是13世纪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的命题，通过梳理波斯文、汉文、拉丁文史料中的贸易记录，指出蒙古驿站系统并非单纯的军事或行政设施，而是服务于跨区域贸易、文化交流与外交活动的综合性制度平台，其覆盖范围从中国的江南地区到匈牙利的平原，从西伯利亚的冻土带到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是13世纪欧亚大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网络[^5]。1997年，爱尔森进一步出版的《蒙古帝国的文化与治理》中，首次将驿站系统与法典体系作为耦合的制度系统进行研究，指出《大扎撒》中的“牌子制度”（paiza）是驿站有序运行的核心规则：持有不同等级牌子的人可以享受不同标准的驿站服务，这一规则既保障了统治阶层的调度需求，也为商人、使节、传教士等群体提供了跨区域通行的制度保障，是蒙古帝国实现跨文化治理的关键制度设计。

2000年，美国学者罗睿德（Morris Rossabi）出版的《忽必烈的遗产》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路径，通过分析《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汉文法典与《大扎撒》的关联，指出元朝的法律体系是蒙古习惯法、汉地法律制度、伊斯兰法制度的融合产物，其中关于驿站管理的条款直接来自蒙古传统，而关于商人的保护条款则吸收了伊斯兰商法的内容，这一融合性的法典体系为驿站系统的跨区域运行提供了法律保障[^6]。欧洲学者的研究同样推动了这一范式的成熟：2005年，英国学者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出版的《蒙古与西方》通过整理拉丁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的传教士与使节行记，详细记录了13-14世纪欧洲使节、商人、传教士使用蒙古驿站穿越欧亚大陆的具体案例，例如1245年柏朗嘉宾使团从里昂到蒙古哈拉和林，全程耗时16个月，其中仅驿站行程就占了12个月，驿站为其提供了马匹、食宿与安全保障，全程仅花费约2000银币，远低于此前丝绸之路的通行成本；1260年鲁不鲁乞使团从阿克摩尔到上都，同样全程使用蒙古驿站，其行记中详细记载了驿站的服务标准：“每到一个驿站，都会提供新鲜的马匹、食物与住宿，若驿站物资不足，当地官员会强制征发周边民户的物资予以补充”，这些一手记录为驿站系统的实际运行提供了生动的实证[^7]。

> 📌 侧边栏（电子版优化）：13世纪欧亚旅行的成本对比 > 根据鲁不鲁乞《东行记》与伊本·白图泰《游记》的记载，13世纪使用蒙古驿站从大都到巴格达的旅行成本约为每100公里10银币，全程约5000公里，总成本约500银币，耗时约3个月；而此前使用传统丝绸之路走同一路线，成本约为每100公里30银币，总成本约1500银币，耗时约6个月。蒙古驿站系统将欧亚大陆的旅行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通行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是13世纪欧亚贸易与文化交往空前繁荣的核心制度原因。

这一范式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此前研究的意识形态局限，通过多语种史料的互证，还原了蒙古制度的真实运行逻辑，揭示了其作为欧亚大陆整合制度核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