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之前：那个叫“宝安”的小县城

在中国南海之滨，有一座城市，它的故事像一部精彩的传奇小说，让无数人惊叹不已。这座城市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但时光倒流四十多年，在它刚刚开始书写自己故事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宝安县。

如果你现在站在深圳的高楼顶层，俯瞰这座拥有两千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可能很难想象，在1979年春天来临之前，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那时的深圳，还不是经济特区，还不是“一夜之城”，还只是一片被贫穷和落后笼罩的边陲小镇。

这一章，让我们坐上时光机，穿越到四十多年前的宝安，去看看那个即将迎来巨变的地方，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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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篇：一条河，两个世界

要了解过去的宝安，首先得知道它在哪里。让我们先打开一张中国地图，找到珠江口的东岸。在那里，你会看到一条不太起眼的河流——深圳河。这条河全长只有37公里，最宽处不过百米，最窄处仅有几步之遥。它的上游发源于牛尾岭，下游汇入深圳湾，最终流向浩瀚的南海。

深圳河的北岸，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宝安县。而河的南岸，是当时亚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香港。

这种地理格局，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独特的。想象一下，一条不起眼的小河，竟然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北边是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南边是发达富裕的资本主义香港。仅仅一河之隔，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

宝安的地理位置，在行政区划上具有特殊意义。从秦朝开始，这里就归属南海郡管辖。考古学家在宝安地区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的文物，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在深圳沿海一带生活居住、捕鱼晒盐。这些先民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将来会成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奇迹之地。

到了近代，宝安的行政区划几经变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宝安仍属广东省惠阳专区管辖，县城设在南头镇。那时候的宝安，下辖几个小镇和无数村庄，人口不过区区几十万。县城南头不过是一条几百米长的老街，两旁是低矮的砖瓦房，街道坑坑洼洼，每逢雨天便泥泞不堪。

> 你知道吗？ > > 1949年时的宝安县，面积大约有2000多平方公里，与今天的深圳市辖区范围大致相当。但那时候的人口只有约30万人，还不到现在深圳人口的零头。

宝安的海防线极为漫长，从东边的 大鹏湾一直延伸到西边的 伶仃洋，全长超过200公里。这条漫长的海岸线，在和平年代是通商贸易的黄金水道，但在特殊时期，却成了需要严防死守的海防前线。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宝安独特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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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从东晋设县到海防前线

宝安的历史，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悠久得多。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公元331年——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咸和六年。就在这一年，朝廷正式设立了宝安县，这是宝安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名称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那时候的宝安县，管辖范围比现在大得多，几乎涵盖了今天的整个珠江口东岸地区，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深圳的大部分土地。县治就设在今天的深圳南头古城附近。

为什么要在这里设县呢？原因很简单：这里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珠江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南来北往的商船都要从这里经过。设县管理，既是为了收取税赋，也是为了维护海防安全。

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宝安虽然几经废置更名，但作为珠江口东岸重要城镇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唐宋时期，这里是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东莞场”出产的食盐远销各地。明清时期，深圳墟（即今天的东门老街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周边地区重要的集市贸易中心，每逢墟日，来自各地的商人、农民汇聚于此，买卖农副产品、日用百货。

清朝康熙年间，为了加强对广东沿海的管理，朝廷在深圳设立了九龙关（后迁至香港），负责收取进出珠江口船舶的关税。这说明，即使在那个时候，深圳的地理位置就已经显示出它的商业价值。

进入近代，宝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九龙半岛南部也被英国强占。1898年，英国又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为期99年。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深刻改变了宝安的命运。原本完整的宝安县，被一条租借线硬生生劈成了两半：北边仍是中国的宝安县，南边则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深圳河，从一条普通的河流，变成了两个不同制度的分界线。

> 历史小词典 > > 不平等条约：指在战争或武力威胁下，强国强迫弱国签订的条约，往往损害弱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东很快成为抗战前线，宝安更是首当其冲。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广东大部分地区沦陷。深圳河畔，日军的铁蹄踏过，宝安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但紧接着，国民党发动内战，宝安地区又陷入新的动荡。直到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东全境，宝安才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宝安被确定为一类边防水电县（后来改称对敌斗争前线县），承担着重要的边防任务。在那个“一边倒”的国际环境下，宝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社会主义中国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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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篇：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78年，看看那个年代的宝安究竟是什么样子。

1978年的宝安，经济结构极其单一。全县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由于地处沿海，宝安的渔民数量不少，但他们的生活同样艰辛。出海打渔是看天吃饭的活计，风里来浪里去，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

农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宝安的土地并不肥沃，加上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的粮食产量勉强够本地人口食用，遇到灾年还要从外地调运粮食救济。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有限，市场供应不足。

当时的宝安农村，贫穷是普遍现象。农民们住的是泥砖房或瓦片房，墙壁是用泥土和稻草混合夯实而成，屋顶铺着灰黑色的瓦片。这种房子冬冷夏热，遇上台风季节还可能有倒塌的危险。村子里没有自来水，村民们要到村口的井里打水，或者到河沟边挑水饮用。

村与村之间大多是泥巴路，遇到下雨天便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走起来非常困难。晴天的时候，路上尘土飞扬，走一趟下来满身灰土。机动车辆很少见，农民出行主要靠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交通是制约宝安发展的大问题。那时候从深圳到广州，要走整整一天的路。先要从县城坐汽车到东莞，再从东莞转车到广州，中途还要摆渡过河，费时费力。从宝安去一趟香港，更是难如登天，虽然两地只隔一条深圳河，但中间隔着铁丝网、岗楼和边防检查站，普通人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

教育水平也相当落后。1978年前后，宝安的学校大多是简陋的平房，课桌椅破旧不堪。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乡村学校只能开到小学三年级，更高年级的孩子要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地方去读书。很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帮忙干农活了。

医疗卫生条件更是堪忧。县级医院设备简陋，药品匮乏，疑难杂症往往看不了。乡镇一级连像样的卫生院都没有，村民们生病了要么硬扛，要么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点简单的毛病。那时候的新生儿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

> 你知道吗？ > > 1978年，宝安县的人均GDP只有约600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一百多倍。

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让宝安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一成不变的贫困生活。村子里稍微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人，都在想办法离开这里，去广州、去香港、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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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篇：一河之隔，天壤之别

香港与宝安，仅一河之隔，但两地的差距，却如同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让我们先看看1970年代的香港。经历了二战后的恢复期，香港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从1950年代开始，香港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的地位，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和制造业。纺织业、制衣业、电子工业、塑料玩具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到了197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被誉为“东方之珠”。维多利亚港两岸，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霓虹灯闪烁不息。尖沙咀、铜锣湾等商业区繁华热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琳琅满目。港岛的山坡上，半山区的高档住宅错落有致，代表着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

经济方面，香港早已实现了工业化。1978年，香港的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25%，出口额高达百亿港元。电子手表、塑料玩具、成衣纺织，香港制造畅销全球。金融业、旅游业也蓬勃发展，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购物天堂。

城市建设方面，香港更是遥遥领先。港九新界，高楼林立，道路宽阔，交通便利。地铁、公共巴士、小巴等公共交通四通八达。居民住房虽然拥挤，但基本的水电煤气配套设施齐全，生活便利程度远非宝安可比。

社会福利方面，香港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中小学教育普及率高，大学数量和质量都相当不错。公立医院虽然人多拥挤，但基本医疗服务有保障。

反观一河之隔的宝安，用“贫困落后”四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没有工业，没有像样的商业，城市建设几乎为零，教育医疗条件简陋，与香港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巨大的差距，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两地的居民，虽然说着同样的广东方言，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但生活水平却有着天壤之别。每当夜幕降临，站在深圳河边向南望去，香港方向的灯火璀璨夺目，而北岸的宝安则是漆黑一片。

> 你知道吗？ > > 1970年代末，深圳河两岸的物价差距极大。香港一斤猪肉大约10港元，而宝安当地的猪肉每斤只要几毛钱人民币。即使不考虑汇率因素，香港居民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宝安农民。

这种巨大的反差，成为日后深圳崛起最原始的动力。当改革春风吹来的时候，宝安的干部群众心里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对岸那样繁荣富庶？什么时候，我们的下一代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也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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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篇：大逃港的悲剧岁月

说到那个年代的宝安，就不能不提一个沉重的话题——偷渡。

在1970年代，宝安最令人揪心的社会现象，就是大规模的逃港事件。无数宝安（以及广东其他地区）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偷渡到对岸的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粤港边境地区发生的逃港事件涉及人数超过百万。

逃港的原因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活。香港那边有工作机会，有更高的收入，有更现代化的生活条件。而留在家乡，面对的是无尽的贫困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偷渡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逃港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些令人唏嘘，有些令人震惊。最常见的方式是泅渡深圳河。每年夏秋季节，天气炎热，河水温度适宜，一些胆大的年轻人会在夜晚跳入深圳河，拼命向对岸游去。深圳河虽然不宽，但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每年都有人因此溺水身亡。

有些人选择从陆路翻越边境的铁丝网。边防线上布满了铁丝网、岗楼和探照灯，但仍然挡不住偷渡者的脚步。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匍匐穿越开阔地，躲避边防战士的巡逻。一旦被发现，轻则遣返回原籍，重则被逮捕判刑。

还有些人选择藏匿在货船上偷渡。货船从深圳的港口出发，开往香港，偷渡者藏在货舱里、集装箱里，冒着缺氧、窒息的风险，希望能够蒙混过关。

逃港的路途充满危险，付出代价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在泅渡时被水流卷走，有人翻越铁丝网时触电身亡，有人躲在货舱里窒息而死。即使成功到达香港，等待偷渡者的也并非都是美好的生活。有些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有些人被警察抓住，遣返回原籍；有些人成功留下来，成为香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 你知道吗？ > > 1970年代，香港警方每年抓获的非法入境者（主要是从内地偷渡过去的）都在万人以上。最高峰的1979年，全年抓获的偷渡者超过10万人。

逃港现象的普遍存在，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社会矛盾之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宝安乃至整个广东地区经济的落后，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

这种大规模的逃港潮，引起了从上到下的关注。如何才能留住人心？如何才能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拷问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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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篇：宝安发展的三大难题

1978年的宝安，面临着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政策限制。作为对敌斗争前线县，宝安在政策上受到诸多制约。国家对边境地区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进出口贸易、外资引进、人员往来都受到严格限制。发展工业，需要机器设备、原材料，但进口渠道不畅；吸引投资，需要优惠政策，但边境地区没有这个权限。种种限制，让宝安的发展束手束脚。

第二个难题是财政困难。1978年，宝安县财政收入仅有约1700万元，但支出却要靠上级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平衡。没有钱，就没法改善基础设施，没法发展工商业，没法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穷越没有投入，越没有投入越穷。

第三个难题是人才流失。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发展机会有限，宝安本地的人才大量外流。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回来，技术人员想方设法调走，就连普通的年轻劳动力也纷纷外出打工或偷渡香港。人才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宝安的落后。

这三大难题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困境。宝安的干部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凭借一县之力，似乎找不到突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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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篇：渴望改变的民心

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宝安人民渴望改变的心，从来没有熄灭过。

在宝安的乡村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改变面貌有着强烈的期盼。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家庭，都在盼望着有一天能够过上好日子。过年的时候，人们贴在门上的春联，写的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这既是感恩，也是期盼。

年轻人们不甘心一辈子困在田地里，他们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村里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会想方设法送孩子去读书，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无数宝安青年激动不已，他们看到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各级干部也在积极探索发展之路。虽然受到政策限制，但宝安的干部们始终没有放弃努力。他们想方设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新的种植技术；他们积极组织农副产品出口，换取外汇；他们想方设法引进港澳的资金和技术，开办一些小型的来料加工厂。

> 你知道吗？ > > 在1978年正式设立经济特区之前，宝安就已经开始了一些“小动作”。1977年，宝安县领导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在工业、商业、贸易等方面给予更大自主权。正是这些诉求，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深圳河两岸的渔民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期盼。他们世世代代在这片海域打渔为生，对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自由地出海打渔，能够把渔获卖到更远的地方，能够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这种上上下下渴望改变的民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当1978年冬天的春风吹来的时候，宝安人民已经做好了迎接巨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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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篇：历史转折的前夜

1978年，这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年份。

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消息传到宝安，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机遇就要来了。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热情，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

就在这时，一个重要的建议被提了出来：能不能在宝安这个紧邻香港的地方，划出一块区域，实行特殊的政策，吸引香港和境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经济？

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的报告，同意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并提出可以借鉴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在深圳搞一些“试办”的事情。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提出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就这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宝安——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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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篇：为什么宝安需要巨变

回顾1979年之前的宝安历史，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片土地需要一场深刻的巨变。

从经济角度看，宝安的发展水平与临近的香港相差悬殊。巨大的经济落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逃港潮。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加强管控，而是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从地理角度看，宝安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紧邻香港，背靠珠三角，面向南海。但这种优势长期得不到发挥，反而因为边境政策而变成劣势。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这种束缚，让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从历史角度看，宝安虽然设县已有1600多年，但真正的大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宝安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为宝安指明了方向。

从人心角度看，宝安人民渴望改变、渴望发展、渴望过上幸福生活。这种强烈的愿望，是推动一切变革的根本动力。正是在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下，深圳的奇迹才得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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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篇：奇迹的种子已经播下

1979年的春天，宝安还是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深圳河静静流淌，边防线上的铁丝网依然矗立。

但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干部群众的心气不一样了，大家都在议论着改革开放，议论着即将到来的新政策。有些人已经在打听，能不能引进一些香港的资金，搞点小项目试试。

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所有人都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眼前。

奇迹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播下。

下一章，我们将讲述1979年那个春天发生的故事——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第一批拓荒者们的到来。那时候的深圳，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到处是黄土路和工地。但正是从这里起步，一座震惊世界的现代化城市，开始拔地而起。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 1 章：巨变之前：那个叫“宝安”的小县城

在中国南海之滨，有一座城市，它的故事像一部精彩的传奇小说，让无数人惊叹不已。这座城市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它的名字叫深圳——一座从边陲小镇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奇迹之城。但时光倒流四十多年，在1979年春天来临之前，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却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的深圳，还叫“宝安县”，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是一个被贫穷和落后笼罩的地方，是一个无数人想要逃离的绝望之地。

如果你现在站在深圳的高楼顶层俯瞰这座拥有两千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可能很难想象，在四十五年前，这里还只有泥泞的土路、低矮的农舍、昏暗的煤油灯。那时候的深圳火车站，还是一个只有几间平房的小站，每天只有一趟开往广州的慢车；那时候的深南大道，还是一条尘土飞扬的碎石路，两旁是大片的农田和水塘；那时候的罗湖，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杂草丛生，人迹罕至。

这一章，让我们坐上时光机，穿越到四十多年前的宝安，去看看那个即将迎来巨变的地方，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我们将从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