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这里开始：1978年的那个春天

1978年冬天，北京的寒风格外刺骨。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平常的12月里，一个改变了中国、也即将改变一座小县城命运的历史时刻正在悄然酝酿。

那一年，深圳还只是宝安县下辖的一个小镇。彼时的它，连行政级别都不具备，仅仅是两万多人聚居的边陲渔村。但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

为了理解这场巨变的深层含义，我们需要将视线回溯到1978年之前的中国，审视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与抉择。

历史的十字路口：1978年前的中国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彼时的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走出来。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科研中断、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7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2943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仅约318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在30到50元之间，而农村地区的社员（人民公社的农民）年收入往往只有一百多元。许多家庭入不敷出，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几乎所有东西都需要凭票购买。

在城市里，由于经济停滞不前，大量青年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名词。在农村，情况更为严峻。由于长期“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许多农村地区单一的农业结构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在国际舞台上，当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抓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时，中国却因为各种政治运动错失了发展良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正在快速崛起，而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靠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当时的深圳呢？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毫不为过。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深圳河畔的那片土地。1978年的深圳，面积仅有3平方公里左右，人口约2万人。镇子里只有一条狭窄的主街道，铺着碎石路面，两旁是低矮破旧的砖瓦房和泥砖屋。镇上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饮用的是井水或河水；没有像样的道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只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沙土公路；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打电话需要到邮电局排队等候；夜晚的深圳几乎没有路灯，镇子里一片漆黑。

这种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人们的精神状态上。由于紧邻香港，深圳曾多次发生逃港事件——生活不下去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游过深圳河，试图偷渡到对岸的香港寻求更好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代到1978年，宝安县累计有超过10万人次参与逃港，其中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当时贫困状况的无声控诉。

历史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未来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沉甸甸地摆在了刚刚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面前。

1977年7月，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后，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在党中央的职务。此时的他已经73岁高龄，但这位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家，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之重大。他开始深入基层调研，走访工厂、农村、学校，与干部群众座谈，了解真实情况。

邓小平发现，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旧的模式已经证明走不通，必须寻找新的道路。1978年下半年，他多次出访考察：7月，他访问了日本；9月，他访问了朝鲜；10月，他访问了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12月，他又访问了美国的亲密盟友巴基斯坦。这些出访让邓小平亲眼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变化，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注定要载入中国史册。会议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会议期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句话振聋发聩，道出了当时中国的紧迫处境。

三中全会还决定，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杀出一条血路来”：历史勇气的体现

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前进的道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长期封闭形成的思想禁锢和体制障碍，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智慧。

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用朴素而深刻的语言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主张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最让后人铭记的是邓小平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还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生动地体现了那一代领导人敢为人先、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格。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面对未知挑战时表现出的坚韧意志和非凡魄力。

为什么要用“杀出一条血路”这样极端的表述？因为改革开放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可能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每一步对外开放的步伐，都可能面临各种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但是，邓小平深知，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勇气，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开始探索设立经济特区这一全新的改革试验田。而深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边陲小县：1979年前的宝安县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深圳建市之前的宝安县。要理解深圳后来的巨变，首先需要了解它最初的模样。

宝安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东晋时期，这里就设立了县治，名为“宝安”，取“珍宝之安”之意，寓意这片土地物产丰饶、人民安居乐业。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地处边陲、远离政治中心，宝安的发展一直相对滞后。

1949年后，宝安县隶属于广东省惠阳地区管辖。1979年1月以前，深圳还只是宝安县下属的一个小镇——深圳镇。“深圳”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非常朴素。据地方志记载，“深圳”最初是指深圳墟（集市）的名称，因当地水泽密布、道路交错，故称“深圳”。所谓“墟”，就是农村地区定期交易货物的集市。深圳墟在清代中期逐渐形成，是方圆数十里内最热闹的集市之一。

让我们用一组具体的数据来认识1978年的宝安县。截至1978年底，宝安县总人口约3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约为25万人。县城所在地的深圳镇人口约2万人。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6000多万元，其中工业产值只有2000多万元，农业产值约4000多万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当时全县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还不到200元，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县之一。

宝安县的地理环境颇具特色。它北靠梧桐山等山脉，南临珠江口和深圳湾，与香港仅一河之隔（深圳河）。全县地形以丘陵和平原为主，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夏长冬暖。这种地理和气候条件，本应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但由于长期战备思想的制约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宝安县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在对外贸易方面，宝安县曾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1962年，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和居民生活问题，国家批准宝安县开展小额贸易（也称“过境耕作”），允许边境地区的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将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到香港市场销售，换取外汇和紧缺物资。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当地经济，也培养了一批有商业头脑的当地人。但总体而言，由于计划经济的严格管控，宝安县的对外贸易规模非常有限。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宝安县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直到1978年，宝安县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连接深圳与广州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沙土公路，行车困难、耗时漫长。县城里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公共汽车，甚至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居民们住的绝大多数是泥砖房和瓦房，透风漏雨、冬冷夏热。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同样严重不足。全县只有几所中学和卫生院，师资力量薄弱、医疗设备简陋。许多农村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务农或从事简单的家庭副业。

在那个年代，宝安县的青年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到大城市去、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则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而贫穷的生活。逃港事件时有发生，成为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空的阴影。

这就是改革开放前夜的深圳——一个被遗忘在东南沿海的边陲小县，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标注的普通镇子，一个连本地人都想离开的贫困之地。

历史的选择：深圳建市

然而，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宝安县默默无闻地躺在东南一隅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正在向它招手。

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要想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有所作为，首先需要找到一块“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里，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积累经验。

选择在哪里设立经济特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反复的调研、论证和比较。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广东、福建等地考察，最终把目光聚焦到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其中，深圳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被寄予了厚望。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并同时决定，珠海县也改为珠海市。这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批重要成果。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但初期仍为县一级编制。

建市只是第一步。更大的变革还在后面。同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深圳市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

这一天，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从这一天起，“深圳”这个名字不再仅仅指一个边陲小镇，而成为一个承载着国家改革开放希望的全新概念。

建市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行政体制需要重新建立，干部队伍需要重新配置，城市规划需要重新编制……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但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深圳开始了它轰轰烈烈的建设历程。

为了加强对深圳特区的领导和管理，1981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升格为副省级城市，获得了相当于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88年10月，国务院又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拥有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深圳的城市地位不断攀升，为其后续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行政基础。

特区的诞生：从概念到现实

经济特区——这个崭新的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普通的行政区有什么不同？

简单来说，经济特区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划出一定的区域，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促进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已有先例，比如亚洲的新加坡、中国香港、拉丁美洲的一些自由贸易区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要把它建成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田。具体而言，深圳经济特区享有以下特殊政策：

第一，税收优惠。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低税率政策，企业所得税率通常为15%，远低于当时内地企业55%的税率。同时，对进口生产设备、原材料等给予关税减免优惠。

第二，贸易自由。特区内的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进出口业务，不需要经过内地的外贸审批程序。这大大简化了贸易流程，提高了效率。

第三，土地使用。特区可以依法出让土地使用权，外商可以通过批租方式获得土地用于开发建设。这在当时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第四，行政管理。特区在计划、基建、外经、外贸等方面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政策。

第五，人员往来。简化特区人员出入境的审批手续，方便外籍人员和港澳台同胞进出特区。

深圳特区的范围最初划定为327.5平方公里，约占深圳市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这个面积相当于香港新界的大小，对于一个新建的城市来说，已经相当可观。特区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北靠梧桐山、笔架山等山脉，南接深圳河与香港新界相邻。

特区的设立，为深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最初的特区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各种困难接踵而来。更棘手的是，当时国内对特区建设还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有人担心特区会变成“租界”，有人担忧特区政策会冲击内地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人对特区的前途持观望态度。

面对这些质疑和困难，深圳的建设者们没有退缩。他们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精神，日夜奋战在建设工地上。他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平整土地、铺设道路、建造厂房、引进设备、招商引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坚定。

为什么是深圳？

也许你会问：在中国的版图上，有那么多城市、那么多地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深圳？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深圳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它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毗邻香港，背靠中国内地最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从深圳出发，水路可直达港澳及东南亚各国，铁路和公路可连接内地广阔的市场。这种“内外结合”的地理位置，使深圳具备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天然条件。

其次，深圳与香港有着天然的地缘联系。香港是当时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重要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在地理上几乎连为一体。如果能把香港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引进来，与内地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必将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再次，宝安县虽然经济落后，但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传统。这里的居民有经商的传统，有与港澳交往的经验，有较强的市场意识。这种商业文化底蕴，为后来的特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此外，深圳作为边陲地区，在历史上多次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阵地。从明代的海防要塞，到近代的通商口岸，再到新中国的对外“窗口”，深圳积累了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这种历史传统，使深圳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愿意尝试新模式。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深圳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和各种利益纷争的漩涡。这种相对超脱的地理位置，为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提供了空间——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对全局造成太大冲击；如果成功了，则可为全国提供宝贵经验。

正是在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深圳从众多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这个选择，既是历史的机遇，更是时代的选择。

巨变的序曲：1978-1979年的历史节点

让我们再次回顾1978年到1979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感受那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年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1978年1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资源条例（草案）》。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意义重大。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放宽对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的限制。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正式提出在广东创办特区的设想。

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79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这些密集发生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正式拉开。而深圳，正是在这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推动下，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新城的前夜：建市初期的深圳

深圳建市之后，立即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设。但最初的日子并不好过，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毫不为过。

首先是财政困难。1979年，深圳市全年的财政收入仅有6000多万元，这些钱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又要搞建设，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深圳市想尽了各种办法：向银行借贷、吸引外资、发行债券……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其次是人才短缺。建市之初，深圳几乎没有专业人才。规划、建设、金融、贸易、法律……各个领域都急需专业人才。深圳市不得不面向全国招聘，吸引了大量热血青年奔赴这片热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后来响彻全国的口号，最早就诞生于这个时期。

再次是基础设施落后。特区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三通一平”问题——通路、通水、通电、平整土地。当时的深圳，没有一条标准化的道路，没有完善的供水系统，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到处都是荒草和鱼塘。建设者们硬是用锄头和扁担，一寸一寸地开辟出了最初的建成区。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由香港招商局集团负责开发建设。蛇口的建设者们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特区精神的生动写照。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深圳开始了它的创业之路。

思考与启示

回顾1978年到1979年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

第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决策，就没有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战略智慧，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第二，发展是硬道理。面对贫困和落后，只有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深圳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方向正确、措施得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深圳的崛起，靠的是“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和魄力。这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是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

第四，正确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深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独特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政策环境、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共同造就了深圳的今天。

第五，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建市初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到今天在这座城市生活工作的千千万万人，正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努力和奋斗，汇聚成了推动深圳发展的磅礴力量。

承上启下

1978年的那个春天，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阴霾；改革开放的号角，激发了亿万人民的创造热情。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将跟随深圳这座城市的成长轨迹，见证它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何从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壮阔历程。

下一章，我们将深入探讨深圳特区初创时期的建设者们如何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打下第一根桩基，那些激动人心的建设故事，以及第一批涌入深圳的“弄潮儿”们如何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人生的崭新篇章。

深圳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经济层面的深重危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具体的经济数据。1976年，中国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