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的"异类"

第 1 章：法学界的"异类"

一个被遗忘的大师，为什么值得我们重新认识

今天，如果你在法学课堂上提起耶里内克这个名字，大概率会收获一片茫然的目光。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法律人来说，确实陌生得很——即使是在宪法学或法理学的课堂上，它也远不如萨维尼、霍姆斯或凯尔森那样耳熟能详。

但就在一百多年前，格奥尔格·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可是德意志帝国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被各国学者翻译引用，他的课堂座无虚席，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律人。1900年巴黎国际法大会召开时，他是德国代表团中最耀眼的面孔；1906年海德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时，赞词里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

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一个人的声誉可以在一代人之内蒸发得无影无踪。耶里内克在世时享有盛名，去世后却迅速被遗忘，以至于今天连很多法学专业的人都叫不出他的全名。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重要的法学家，为什么会被抛到学术史的角落里？我们今天读他，又能读出什么名堂来？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认识一下这位大师本人——他的出身、他的求学之路、他的学术发现，以及他为什么会在众多法学家中显得如此"另类"。这些故事串起来，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的掌故，而是理解他思想的一把钥匙。

耶里内克其人：从维也纳犹太商人家庭到海德堡讲坛

1851年11月16日，格奥尔格·耶里内克出生于维也纳普拉特区的一栋宅邸里。他的父亲阿道夫·耶里内克是当地一位经营纺织品的犹太商人，家境殷实。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犹太人从商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商业世界相对开放，给了他们施展才干的空间。耶里内克的几个叔父也都在商界有所成就，整个家族弥漫着一种务实的氛围。

按常理，这个家庭的下一代应该继承家业，在丝绸和棉布的生意里继续积累财富。但格奥尔格偏偏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从小就对书籍和思想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维也纳的文法学校里，他的成绩单上拉丁文和希腊文总是名列前茅，而数学和商业课程则平平无奇。他的父亲很快意识到，这个儿子不是做商人的料。

1869年，18岁的耶里内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那时的维也纳大学是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聚集了一批在法学、哲学和历史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年轻的耶里内克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法学训练，但同时也开始对哲学和历史问题产生兴趣。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在他日后的研究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不过，耶里内克的求学生涯被普法战争打断了。1870年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一年。战争的经历让他亲眼看到了国家力量的强大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汹涌，这些观察后来成为他思考国家理论和公民权利问题的现实素材。

战后，耶里内克继续他的学业，并在1872年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才21岁。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国家意志的法律性质》，讨论的是国际法上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国家的意思表示为什么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篇早期作品中，他已经开始展现出自己的理论抱负——不满足于描述法律现象，而是要追问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获得博士学位后，耶里内克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要不要进入法律实务界？在19世纪的欧洲，法学博士学位是进入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的敲门砖，很多法律系学生走的就是这条路。但耶里内克志不在此。他的热情在学术研究，而当时的德国大学法学期刊上，恰恰缺少能够将法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于是他决定走学者之路。

接下来的几年里，耶里内克在维也纳、日内瓦和柏林等地的大学辗转游学，广泛接触不同的学术传统。维也纳给了他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深厚功底，日内瓦让他接触到法国和瑞士的法学思想，柏林则是德国法学的重镇——那里有历史法学派的后继者，有概念法学的倡导者，还有正在兴起的国家法学（相当于今天的宪法学）研究。这些经历让他见识到了德国法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也让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定位。

1882年，31岁的耶里内克受聘为维也纳大学罗马法与教会法编外教授（Privatdozent）。这在当时的学术体制下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编外教授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已经获得了独立授课的资格。耶里内克在这个职位上讲授的课程涵盖面很广，从罗马法的具体制度到法哲学的一般原理，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真正让耶里内克在学术界站稳脚跟的，是他在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权利体系》一书。这本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公权利"（即公民相对于国家的权利）的理论，成为现代宪法学的基础文献之一。在这本书里，耶里内克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是法律文本上的宣告，更是具有具体法律内容的"主观权利"——也就是说，公民可以依据这些权利向国家提出要求，国家则有相应的义务。

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革命性的主张。因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公法学主流观点都认为，公民在国家面前谈"权利"是奢侈的——国家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公民只能服从法律的约束，而谈不上有什么"权利"可以对抗国家。耶里内克的理论彻底扭转了这种观念，为后来的基本权利保障运动奠定了法学基础。

1893年，耶里内克离开维也纳，受聘为巴伐利亚王国慕尼黑大学的国家法与国际法教授。巴伐利亚虽然不是普鲁士那样的强国，但慕尼黑大学在德国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地位，耶里内克在这里的年薪和社会地位都明显提升。他的课堂总是挤满了学生，不只是法律系的学生，还有政治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专业的年轻人——他们都被耶里内克讲课的魅力所吸引。

两年后的1895年，耶里内克再次收到邀请，这次是来自巴登王国境内的海德堡大学——德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位重要的国家法教授即将退休，需要有人接替他的位置。海德堡大学向耶里内克发出了正式的教授任命，邀请他主持国家法、国际法和法哲学的教席。

对耶里内克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机会。海德堡不只是德国法学的中心，也是整个欧洲思想界的重镇。黑格尔、歌德、费尔巴哈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19世纪末的这里更是各种新思潮的汇聚之地。耶里内克接受了邀请，并在1895年来到海德堡，在此后的十六年里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直到1911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海德堡期间，耶里内克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他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学术声誉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美国的法学刊物开始翻译介绍他的作品，日本的学者专程来到海德堡师从他学习，中国的留德法科学生也把在他的课堂上做的笔记带回了北京和上海。可以说，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耶里内克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法学家之一。

但就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刻，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11年2月12日，耶里内克在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59岁。他的突然离世让学术界震惊——就在前一天，他还在课堂上讲授国际法问题，声音一如既往地洪亮有力。

耶里内克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手稿和讲义。他的葬礼在海德堡老城的教堂里举行，送葬的人群中有他的同事、学生，也有许多仰慕他学说的普通市民。在当时的报道里，有人写道："海德堡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学者，德国法学界失去了一位最勇敢的思想者。"

时代背景：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与法学界的百家争鸣

要把耶里内克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看，我们得先了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19世纪末的德国，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关口——政治上的统一刚刚实现，宪政的争论方兴未艾，而法学界内部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这些大背景深深影响了耶里内克的学术关怀，也塑造了他的理论走向。

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正式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个新生的帝国由二十五个邦国组成，在普鲁士的主导下实现了政治统一。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时刻——民族统一意味着更强大的国家力量，更广阔的市场，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更大的话语权。

但政治统一并不等于制度统一，各邦国之间的法律差异仍然巨大。帝国宪法虽然建立了联邦体制和相应的机构，却把大量的立法权留给了各邦。这意味着，在帝国范围内，刑法、民法、商法等各部门法的统一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法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实现"法律统一"——这既包括各邦法律之间的协调，也包括帝国层面立法技术的完善。

比法律统一更复杂的，是宪政体制的建立问题。1871年帝国宪法并不是一部民主色彩浓厚的文件。它确立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但实际上皇帝的权力极大——他任命帝国首相，统帅全军，拥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议会（帝国国会）虽然存在，但权力有限，议员由成年男性公民选举产生，内阁却不向国会负责。这种"有宪法无宪政"的状况，引发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持续批评。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德国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俾斯麦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试图压制社会主义运动——先是通过《反社会党人法》进行严厉镇压，然后又转向社会保障立法来收买工人阶级。这些政策取向让帝国的政治光谱更加复杂，也给法学家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当国家权力、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律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德国的法学研究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既是对法学自身规律的探索，也是对时代问题的不同回应。

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是"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这一派的法学家把法律看作一个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法官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推理，从法律条文的概念中演绎出正确的判决。概念法学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占据主导地位，它的代表人物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就主张，法学是一门"概念的科学"，只要把基本概念厘清，具体的法律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概念法学的优点是它提供了法律推理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法官按照严格的逻辑步骤适用法律，就不会恣意妄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过于强调逻辑而忽视现实，过于依赖概念而脱离社会需求。到了19世纪后期，批评者开始指责概念法学是一种"法律的形式主义"，它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塞进僵硬的理论框架里，根本无法回应现实中的复杂问题。

与概念法学形成对照的，是"自由法运动"（Freirechtsbewegung）和后来的"利益法学"（Interessenjurisprudenz）。这些学派认为，法律不可能覆盖所有的社会现实，法官在遇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时，必须参酌社会目的、利益衡量甚至"法感"来进行判断。他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而不只是形式逻辑。

在这场法学范式的论争中，耶里内克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他既不认同概念法学那种纯粹的逻辑演绎，也不同意自由法论者把法律决定完全交给法官的"法感"。在他的理解里，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既有逻辑的一面，也有经验的一面；既需要概念的精确，也需要对现实的理解。这种立场让他在方法论上显得相当"另类"，因为他拒绝站到任何一个极端。

耶里内克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就是"国家法学"（Staatsrechtswissenschaft）的独立与成熟。在19世纪初，法学内部有罗马法、教会法、刑法、民法等传统部门，但"国家法"——即研究国家制度、宪法和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法学分支——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学者，要么附属于政治学，要么附属于行政学，法律学科内部对宪法问题的研究相当薄弱。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情况开始改变。随着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在欧美各国的传播，宪法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需要专门的法律技术来处理。德国学者在这场"国家法学的独立运动"中走在前列，拉班德（Paul Laband）的《德意志帝国国家法》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拉班德主张用纯粹的法律技术来研究宪法，排除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干扰——他的目标是让国家法像民法和刑法一样，成为一门精确的法律科学。

耶里内克对拉班德的方案既欣赏又保留。他认同把宪法当作法律问题来处理，但反对把宪法完全"去政治化"。在他看来，宪法的核心问题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天然具有政治性的议题，不可能用纯粹的法律技术来回避。宪法学必须关注权力运作的现实，也必须回应公民权利的诉求。

这种"法律与政治并重"的立场，让耶里内克在方法论上与同代学者拉开了距离。他不是书斋里的法学家，对现实政治漠不关心；也不是政治活动家，把法学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他试图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找到一片可操作的学术空间，用精确的法律分析来处理具有政治意义的宪法问题。

耶里内克的独特位置：在公法学与哲学之间

了解了大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耶里内克在同时代法学家中的位置。为什么说他是"异类"？他和同一时期的学者有什么不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简单梳理一下19世纪末德国法学界的几位代表人物。

卡尔·拉班德（Paul Laband，1838—1918）是当时德国国家法学的执牛耳者。他以"法的逻辑"为工具，系统研究了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和行政法，奠定了现代德国公法学的基础。拉班德的风格是极度严谨和精确的，他对法律概念的使用一丝不苟，每一个论断都要有文本上的依据。这种风格让他的著作成为公法学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拘泥于条文，忽视了法律背后的社会现实。

耶利·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则是"概念法学"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早年是概念法学的信徒，后来转向激烈地批评这一流派。在他的代表作《为权利而斗争》和《法律的目的》中，耶林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目的是整个法律的创造者。"法律的产生和发展，都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的——利益的协调、秩序的维护、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法学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关注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和效果。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熟悉的社会学家之一，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和耶里内克是海德堡大学的同事。韦伯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问题——为什么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合理性的计算和制度化的法律会成为主导？他对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为后来的法学家提供了新的视角。耶里内克和韦伯的交往频繁，他们经常在海德堡的咖啡馆里讨论学术问题，互相影响。

格奥尔格·耶里内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同时活跃在几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而不只是专精于某一个角落。他的研究涉及法哲学、国家法学、国际法学、法理学和法律史，几乎涵盖了法学的所有主要分支。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泛泛地涉及这些领域，而是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实质性的原创贡献。

在法哲学层面，耶里内克探讨的是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国家、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这些根本问题。他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但又试图在康德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他承认法律和道德是不同的规范体系，法律不能直接规定道德的内容；但他也强调，法律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发展，一个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在国家法学层面，耶里内克对基本权利的理论贡献是开创性的。他的《主观公权利体系》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公法权利，厘清了公民向国家提出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双重属性"理论：基本权利既是公民个人的"主观权利"，也是宪法为国家设定的"客观规范"——前者意味着公民可以主动主张权利，后者意味着国家有义务积极保护和促进权利的实现。

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仍然相当深刻。想想我们当代的基本权利实践：公民可以基于基本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主观权利"的一面；国家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反歧视法来保障公民权利，这是"客观规范"的一面。耶里内克在一百多年前就准确地把握到了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这种理论穿透力是令人惊叹的。

在国际法学层面，耶里内克同样有重要的创见。他的博士论文就开始探讨国家的法律地位问题，后来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国家对外权利"理论。他认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拥有独立于国内法的权利能力——这是现代国际法理论的基础性观点。在1900年巴黎国际法大会上，耶里内克提交的论文引发了热烈讨论，他的"国家对外人格"概念成为各国代表争论的焦点。

耶里内克在方法论上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他善于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方法。他研究每一个法律问题，都会追溯到它的历史渊源，考察它在不同法律体系中的表现形式。他对古希腊罗马法的熟悉，对中世纪教会法和普通法传统的了解，让他的法律分析具有深厚的历史纵深。同时，他在研究宪法问题时，经常对比德国与英国、法国、美国的制度差异，从中找出共同的规律和各自的特色。

这种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风格，在当时的德国法学界是相当罕见的。多数学者倾向于专注于一个狭窄的领域，精耕细作，追求在该领域内的权威地位。耶里内克的做法意味着他必须在多个战场上同时作战，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公法学者可能嫌他哲学味太浓，哲学家可能嫌他法律技术太具体。确实，他没能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独占权威"，但他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抱负，是同代学者难以比拟的。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耶里内克在学术史上显得有些"边缘"了。在今天的学科体制下，我们习惯于把学者归类到特定的研究领域——宪法学者、法理学者、国际法学者，每个标签都对应着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但耶里内克不属于任何一个这样的共同体，他的研究跨越了太多边界，以至于后来的学科史在追溯各个分支的发展脉络时，往往想不起来把他放在什么位置。

这或许是学术史叙述的一个局限——当我们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去重构过去的思想史时，那些无法被简单归类的人物，往往就被淡化了。但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耶里内克，才显得更有必要。

为什么今天还要读耶里内克

说了这么多，也许你还是会问：就算耶里内克是19世纪的重要法学家，那又怎样？一百多年前的法律问题和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读一个被遗忘的人？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回答。

首先，耶里内克处理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法学的核心问题。他的基本权利理论、主观公权利概念、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分析框架，这些议题在当代宪法学和法理学中依然是热点。想想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关于基本权利的讨论：基本权利的功能、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基本权利的限制与限制的限制——这些问题耶里内克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做了系统化的分析。他的理论不是过时的历史文献，而是可以激活当代讨论的思想资源。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关于"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的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能不能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的关系？比如，雇主能不能因为员工的宗教信仰而解雇他？如果适用，宪法权利就在私人领域产生了"效力"；如果不适用，私人间的合同关系就是完全自主的，与宪法无关。这个问题在当代德国、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

耶里内克的理论为这场争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他把基本权利界定为"防御国家的权利"——这是它的"主观权利"面向；但同时他也强调，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会对所有的法律领域产生辐射效应，包括私法关系。后来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50年代的"吕特案"判决中，就直接援引了耶里内克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来处理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

一百年后的法官还在引用一个法学家的观点来裁判疑难案件，这不是思想的力量是什么？

其次，耶里内克的方法论遗产，对我们今天思考法学问题依然有启发。他既不是纯粹的概念法学家，把法律看作脱离社会的逻辑体系；也不是简单的政策法学家，把法学变成政治的附庸。他主张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要同时关注法律的概念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