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哲学家的诞生

一个法哲学家的诞生

如果要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法哲学家赫伯特·哈特（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就不能绕过他这个人。你或许听过《法律的概念》这本小书，知道它重塑了现代法学教育，却很少想过：写下这本书的人，究竟经历过什么？哲学家的写作风格，常常是他生命经验的结晶。哈特尤其如此。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靠逻辑推演建立体系的人；他写的每一个核心概念，背后都有一段真实的人生。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 1907 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小镇的犹太孩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重写现代法理学的位置的？他的童年、家庭、教育、战争经历，各自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

下面这张时间轴勾勒出我们要走过的路线：

```mermaid flowchart LR A[1907 出生于哈罗盖特] --> B[1920 进入布拉德福德文法学校] B --> C[1926 入读牛津新学院] C --> D[1929 古典学 Mods 一等] D --> E[1932 Greats 一等] E --> F[1934 师从赖尔研习哲学] F --> G[1940 加入 MI5] G --> H[1941-1945 战俘审讯与情报工作] H --> I[1946 返牛津任新学院院士] I --> J[1952 出任法理学讲席教授] J --> K[1953 发表就职演讲] K --> L[1958 与富勒辩论] L --> M[1961 出版《法律的概念》] ```

哈罗盖特的犹太少年：一种语言敏感的起源

1907 年 7 月 18 日，赫伯特·哈特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哈罗盖特镇（Harrogate）。这是一个以温泉和维多利亚式建筑闻名的疗养胜地，空气中常年弥漫着矿泉水特有的硫磺气息。哈特的父亲西缅·哈特（Simeon Hart）是一个服装制造商，祖上来自波兰，十九世纪末移民到英国。和很多东欧犹太家庭一样，哈特家保留了浓郁的犹太教信仰习惯，但也深度融入了英国本地中产阶层。母亲罗斯是个安静的家庭主妇，家中还有几个兄弟。

哈特的童年并不算富裕。父亲白手起家，事业虽然稳定，却远算不上显赫。这种"普通中产"的处境让他从小对周遭社会有一种冷静的观察距离：他不属于特权阶层，但也绝非边缘；他能感知到英国社会的阶层划分，却又因为族裔背景被微妙地隔绝在外。犹太人在英国社会的位置向来是一种微妙的"半在场"——你属于这个国家，但你又不完全是这个国家塑造出来的人。

这种身份上的双重性，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清晰印记。他的思考方式不是纯粹的英国经验主义，也不完全倒向欧陆理性主义；他总能找到一种既在内部又在外部的位置。这种视角的获得，源头或许就在哈罗盖特。

比阶层身份更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家庭对语言的传统重视。东欧犹太移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把语言当作身份的核心载体。意第绪语在家里说，英语在学校说，犹太教经文用希伯来语读，进入学术世界则要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自然会对"语言究竟在做什么"这个问题格外敏感。多年后，当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一页就讨论"规则"这个概念的语言用法时，那种"先问清楚我们在说什么"的习惯，其实已经在童年养成了。

犹太家庭还有一种论辩传统。犹太法典《塔木德》的学习方式，本质上是逐句讨论、逐句反驳。一段经文被拉比读出来，立刻会有另一个拉比说"不对，应该是这样"，然后再有第三个人来综合前两者的观点。这种"对话式"的思想训练，塑造了哈特写作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他总是先把对方最强的论点摆出来，然后再去回应。这种"先理解对手，再反驳对手"的方式，在二十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家中非常少见，但哈特一辈子都在这么做。

1920 年，哈特进入布拉德福德文法学校（Bradford Grammar School）。这所学校历史悠久，是英格兰北部最好的公学之一，但哈特是以奖学金学生的身份进去的，这意味着他始终要靠成绩说话。学校里他主攻古典语文学（Classics），从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方向。

牛津新学院：古典学训练的遗产

1926 年，哈特进入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学习古典学。这是一个在他生命中打下深深烙印的选择。

古典学在牛津并不是"冷门专业"，实际上是精英教育体系的核心。读古典学的学生要花四年时间研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塔西佗。这套训练的核心不是背诵内容，而是一种叫做细致分析（close analysis）的方法：对一段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拆解，弄清楚每个词的意思、每个论证的结构、每个隐含的前提。

哈特在古典学方面的成绩非常出色。1929 年，他在古典学基础考试（Classical Moderations, 通常缩写 Mods）中获得一等；1930 年到 1932 年继续攻读"人文学科"学位（Literae Humaniores, 通称 Greats），这门课把古希腊哲学、罗马史和古希腊史整合在一起，他在 1932 年再次获得一等。

这套训练对哈特的影响是终身的。后来他研究"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用的就是这种古典学式的分析：先把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这是一条法律"的那些场合摆出来，看看这些场合究竟有什么共同点，然后再决定"法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定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不依赖宏大理论，不诉诸形而上学思辨，而是回到"语言的实际使用"上，把答案找出来。

古典学的另一个遗产是修辞学。古希腊罗马教育把修辞学当作核心课程，一个受过古典学训练的人，必须能够写出既清晰又有说服力的英文。这一点在哈特的写作风格中看得非常清楚。《法律的概念》这本学术著作，销量居然达到几十万册，被译成十几种语言，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引用最多的书之一。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哈特的英文：句子短而精准，从不堆砌术语，从不绕圈子，却又层层递进，把读者一步步引向他的论点。

1932 年哈特本科毕业之后，经历过一段短暂的迷茫期。古典学的训练给了他分析能力，却没有告诉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短暂考虑过公务员、新闻业，最后决定做律师。1934 年前后，他回到牛津，跟随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攻读哲学学位。赖尔是当时牛津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写出了《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这本名著。

在赖尔手下，哈特系统接触了日常语言分析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观念是：哲学问题往往是因为我们误解了日常语言的用法而产生的；解决一个哲学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构造宏大理论，而是去仔细考察"我们实际上是怎么使用这些词的"。这种方法与古典学训练高度契合，都是细致分析。哈特在赖尔那里学到的不只是分析技巧，更是一种对待哲学问题的态度：先把概念弄清楚，再去解决问题。

战时密码与战俘审讯：规则悬置的亲历

1939 年 9 月，二战爆发。哈特的生活轨迹被战争打断。

1940 年，他被招募进入英国军情五处（MI5）。一开始他做的是相对普通的文书工作，但很快被调入更有挑战性的岗位。1941 年到 1945 年间，他主要从事三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参与英国情报机构对德军通讯密码的破译工作；作为审讯官，对被俘的德国军官进行系统性询问；参与对敌方心理战与政治战策略的研究。

这三件事都不容易，但真正塑造哈特思想的是后两件。

审讯德国战俘这件事，听起来像是情报工作的常规内容，但哈特后来回忆说，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看见了规则消失之后的人"。他审问过普通士兵，也审问过 U 型潜艇指挥官和党卫军军官。他注意到一个让他难以释怀的现象：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是"正常人"——他们喜欢家庭，会为孩子的病痛焦虑，吃饭时会聊聊天气。他们之所以会做出那种残忍的事，并不是因为本性邪恶，而是因为某种规则体系崩溃后，"现在可以这样做"这样的判断变得可能。

换句话说，哈特在战俘营里第一次触碰到一个他日后会反复书写的问题：当外在的法律权威瓦解之后，普通人之间的行为靠什么来维持？是什么东西在"规则"缺席的地方依然约束着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审讯工作中还要处理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德国军官在被俘后，经常使用一套极为精密的话语体系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命令"、"职责"、"战争法"、"国家利益"——这些词在他们的嘴里不是描述，而是修辞。他们用这套语言把自己包裹起来，让自己看不见自己在做什么。哈特后来在《法律的概念》里反复讨论的"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和"外在观点"（external point of view），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这里萌芽的。前者指接受规则并把它当作行动理由的态度，后者指把规则仅仅当作预测他人行为线索的态度。

1943 年到 1944 年间，哈特还参与了对纳粹德国占领区政策的分析。他看了大量关于集中营、强制劳动、犹太人隔都（ghetto）的报告材料。他后来在零星的访谈中提到，有一份关于华沙隔都起义的报告让他久久不能平静——犹太人起义者组织起来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知道必死，为什么还要战斗？答案似乎是：当所有的法律都失效之后，人还是需要某种规则来组织自己的生活。

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他不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讨论"概念"问题的哲学家。他开始意识到，"法律"这个抽象名词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处境中做出的选择。他后来在《法律的概念》第一版序言里写了一段很克制的话，大意是：本书所讨论的主题，部分来自他在战时的工作经验。但他克制着不展开。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经历过战争的思想家"，他只是让那段经历在写作中渗透出来。

从衡平法庭到法理学讲席：一场方法论的转向

1946 年战争结束后，哈特回到牛津新学院，被选为学院的官方学者（Official Fellow）和哲学导师。他一边在学院教哲学，一边准备重拾法律职业。1952 年，他正式获得律师资格（called to the Bar），加入伦敦的四大律师公会之一的林肯律师公会（Lincoln's Inn），并在衡平法庭（Chancery Bar）执业，专注于信托法相关案件。

但律师这条路对哈特来说越来越窄。1950 年代初，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兴趣在法律理论而非法律实务。1952 年，牛津大学设立了一个新的讲席教授职位——法理学与社会政治理论讲座教授（Chichele Professorship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由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资助。哈特被任命为这个讲席的第一任教授，并在 1953 年发表了就职演讲，题目是《法理学中的定义》（Definition and Theory in Jurisprudence）。

这篇就职演讲是理解哈特学术转向的关键文本，值得我们多花一些篇幅来看。

演讲开篇，哈特抛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法理学？或者说，"法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当时的英美法学界对此没有一致答案。一派观点认为，法理学就是研究"法律是什么"，也就是要给"法律"这个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另一派观点认为，法理学应该研究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它不需要先定义"法律"，而应该从内部去分析法律思考的结构。

哈特鲜明地站在第二派的立场上。他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假设你面前有三条法律条文：

> 第一条：任何车辆在公园行驶均为违法。 > 第二条：任何人不得在公园内倾倒垃圾。 > 第三条：禁止在公园内进行任何交易。

第一条对应的处罚是罚金，第二条对应的处罚是罚款，第三条对应的处罚是口头警告。如果只问"这三条法律有什么共同点"，很多人会说"它们都是规则"、"它们都由权威机关颁布"、"它们都规定了义务"。但这些回答都没有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第一条的处罚是罚金，第二条是罚款，第三条是警告？换句话说，法律的"内容结构"，也就是什么样的事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本身就是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先要定义"法律"才能讨论的问题。

哈特认为，传统的法理学总是先把精力花在"给法律下定义"上，结果陷进了无穷无尽的争论（什么是法律？法律和道德是什么关系？国际法是不是法律？习惯法是不是法律？），却忽略了法律实践中真正重要的那些结构性问题：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规则适用的条件、法律解释的方法、法律效力的根据。这些才是法理学应该做的事情。

换言之，哈特不是反对给概念下定义，他反对的是"先定义再分析"这种方法论。他提出的是另一种工作顺序：先去分析法律现象的内部结构，看清楚法律思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们再来谈"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

这个工作顺序的转换看似细微，实则是英美法理学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法理学主要关心的是法律本体论，也就是法律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在此之后，法理学开始关心法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就是我们怎么认识法律、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法律。这个转向，我们今天称之为"分析法学"（analytical jurisprudence）的成熟。

1953 年的就职演讲只是一个宣言。真正的理论建构，还要等到 1961 年的《法律的概念》。

十年酝酿：走向《法律的概念》

从 1953 年就职演讲发表，到 1961 年《法律的概念》出版，中间整整八年。这八年里哈特做了什么？

首先是教学。从 1952 年到 1968 年，哈特在牛津讲授法理学课程。这门课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后来成为重要的法学家，包括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后者成为哈特最重要的批评者和接班人之一，《法律的概念》第二版（1994 年）的后记就是拉兹撰写的。讲课时哈特从不照本宣科，他喜欢在课上抛出问题，让学生去反驳，然后逐步把学生的反驳整合到自己的论述中。这种"对话式"的教学方式，与他早年在牛津接受的小班辅导（tutorial）一脉相承。

其次是研究积累。哈特在 195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讨论了诸如因果关系、责任的承担、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等议题。这些论文看似零散，实际上都在为《法律的概念》做准备。其中有两篇特别值得注意：一篇是 1954 年发表的《责任的承担与法律的承担》（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讨论了"我们怎么把责任归于某人"；另一篇是 1957 年发表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这是他与朗·富勒（Lon Fuller）那场著名辩论的预演。

哈特与富勒的辩论发生在 1958 年哈佛大学的一期《哈佛法律评论》上。富勒是哈佛法学院的法理学教授，著有《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两人就纳粹德国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个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哈特认为，从实证主义立场看，纳粹德国的法律即使内容邪恶，依然是法律（虽然是不道德的法律）；富勒则认为，纳粹德国的法律因为违背了法治的内在道德，根本就不配被称为法律。这次辩论让哈特进一步明确了"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良善"是两个独立的问题。这一立场后来在《法律的概念》里得到了系统阐述。

1958 年到 1961 年间，哈特把自己在牛津讲法理学的讲稿整理成书。《法律的概念》最终于 1961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不多，但很快就被法学界视为必读经典。它的销量在学术著作里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五十多年来一直是法学、政治学、哲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本章小结

哈特的学术生涯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古典学和日常语言哲学给予他的细致分析方法，另一条是二战经历给予他的"规则与秩序"的关怀。这两条线在他身上交汇，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法理学风格：他不构造宏大理论，他从具体案例和日常语言出发；他不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争论"法律的本质"，他关心的是"人们实际上是怎么理解和使用法律的"。

理解了哈特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写作。《法律的概念》不是一个学者的书斋思辨，而是一个经历过规则崩溃的人在追问：规则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牛津课堂上用对话的方式写作，在战俘营里用观察的方式积累材料，在犹太家庭里用论辩的方式训练思维，所有这些经验最后都汇聚到了这本小书里。

下一章，我们要进入这本书的"靶子"。在哈特之前，英国法理学长期被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的理论主导。奥斯丁认为，法律不过是主权者的命令，不服从就要受到制裁。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背后藏着一整套关于法律的预设。哈特正是要从这套预设开始，重新审视法律究竟是什么。我们将看到，奥斯丁的理论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还能稳坐法理学王座，又是在哪里出现了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