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被忽视的奠基之作

第 1 章：一部被忽视的奠基之作

在涂尔干漫长的著述生涯中,有一部作品的命运颇为吊诡：它篇幅不长,行文克制,既不像《社会分工论》那样以宏大叙事奠定社会学的学科地基,也不像《自杀论》那样以严密的统计程序开创经验研究的范式,更不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那样以浓墨重彩的宗教人类学描述提出"社会是宗教之源"的核心命题。这部仅由涂尔干与其甥莫斯合著、最初以论文形式连载于《社会学年鉴》的作品,就是1903年结集出版的《原始分类》。然而,正是这本在许多读者眼中显得边缘的"小书",在知识社会学与认知人类学的交汇处,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奠基角色。理解《原始分类》的真实学术地位,是进入涂尔干学派思想腹地的必要前提,也是回应"社会何以可能塑造人类认知"这一根本问题的入口。

一、《原始分类》在涂尔干学派文献谱系中的定位

要判断一部著作的地位,首先要看它在作者整体思想轨迹中扮演何种功能。涂尔干1893年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处理的是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核心论题是"机械团结"如何让位于"有机团结",以及失范状态如何导致社会病态。这部著作的问题意识指向现代性,其方法则是哲学性的,带有浓厚的斯宾塞与卢梭思想痕迹。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完成了方法论的自我奠基,为后续的经验研究确立了规则。1897年的《自杀论》则是经验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涂尔干以统计数据证明自杀率与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社会整合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确立了"社会事实"作为独立解释变量的合法性。

《原始分类》在《自杀论》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间出现,其核心议题是"人类如何对事物进行分类"。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偏离社会学主流的题目,但深入辨析后可以发现,涂尔干和莫斯在这一阶段要做的,是为后续关于宗教与认知的宏大论述积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中间层。《社会分工论》解释了社会如何分化,《自杀论》证明了社会如何对个体施加统计意义上的强制力,但这些著作尚未处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人类的认知结构本身,是否也是社会的产物?

《原始分类》正是要对这个问题给出正面回答。它所考察的"原始人"的分类体系——包括对空间的划分(如氏族领地)、对时间的组织(如仪式历法)、对物的归类(如动植物的图腾归属)——在涂尔干看来并非纯粹的心智现象,而是社会组织的投射。氏族的两元结构之所以被映射到空间的两分(左/右、东/西、南/北),历法的周期之所以与仪式的循环同构,动植物之所以被编入图腾谱系,根本上是因为社会是分类的模板。社会先于个体给出了范畴,个体通过参与社会生活习得了这些范畴。这意味着,人类心智中最基础的结构——分类——并非先验的逻辑形式,而是经验性的社会产物。

理解了这一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便不再显得突兀。1912年,涂尔干通过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图腾崇拜论证"宗教是社会的崇拜",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对社会本身的集体表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所以能够如此自信地论证宗教的社会起源,正是因为《原始分类》在方法上已经为它铺设了通路：既然连最基础的认知结构(分类)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属于认知结构之特殊变体的宗教观念(神圣/世俗、图腾/禁忌),自然也应当被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换言之,《原始分类》在涂尔干的写作计划中扮演了方法论桥梁的角色,它把早期关于社会整合与失范的研究,与晚期关于宗教与集体表征的研究,在"认知即社会化"这一核心命题上衔接起来。这种衔接不是表面的时间顺序,而是问题意识的内在递进。

```mermaid flowchart LR A[社会分工论<br/>1893] --> B[社会学方法的准则<br/>1895] B --> C[自杀论<br/>1897] C --> D[原始分类<br/>1903] D --> E[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br/>1912] A -.社会何以分化.-> D C -.社会事实的客观性.-> D D -.分类即社会模板.-> E ```

如果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原始分类》在涂尔干的著作序列中,占据了一个类似"实验台"的位置。在《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中,涂尔干确立了社会作为独立解释变量的合法性;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将这一合法性推向宗教领域;而《原始分类》所做的事情,则是在两者之间进行了一次具体的、可检验的中间操作。它用具体民族志材料证明:社会范畴内化于人类心智,这一过程在"原始"分类体系中表现最为透明。这一论证一旦确立,从社会分化到集体意识,从集体意识到宗教观念,便形成了一条连贯的解释链。

二、二十世纪学术接受史：英语世界的沉默与法语世界的经典化

学术著作的传播从来不是中性的。一部书在什么时代、被哪些学者、为何种目的而重读,往往比书本身的内容更能揭示其学术地位的演变轨迹。《原始分类》在二十世纪的接受史,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双轨"结构:法语世界的早期经典化,与英语世界的长期迟滞,形成强烈反差。

在法国本土,《原始分类》自1903年出版后便迅速进入年鉴学派的内部讨论。莫斯本人后来成为法国民族学的奠基者,他在1920年代以后撰写的多篇文章持续回溯这部早期合著,把它视作社会学年鉴学派方法论的范本之一。法国社会学界对这部书的评价始终稳定：它不是涂尔干最重要的著作,但它是涂尔干学派"集体表征"研究路径的开端,是后来关于图腾、宗教、神话研究的预备性工作。

英语世界的情形则复杂得多。涂尔干的核心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都已有英译本流通,但《原始分类》的英译本直到1963年才由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完成,出版时距离原版已过去整整六十年。这种延迟并非偶然。当时的英语人类学正处于功能主义的高峰,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方法论主导着学科方向,他们更关心实地田野工作的程序与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对涂尔干那种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分类起源论"兴趣有限。博厄斯学派虽然在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脉络中保留了涂尔干的部分影响,但更强调文化的独立性与历史特殊性,对涂尔干那种把"原始"心智作为一个统一类型加以讨论的做法保持距离。

1963年尼达姆译本的问世,标志着《原始分类》在英语世界的"再发现"。尼达姆本人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分类与象征,他翻译此书并非偶然。译本出版后迅速进入英语人类学的讨论视野,但学界的反应并非一致接受,而是激烈的争议。结构功能主义者批评该书的"二元分类"模型过于简化,认知人类学家则质疑其民族志材料的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然而正是这种争议,使得《原始分类》在1960年代以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曝光度。

接受史中的关键节点不止尼达姆的译本。1969年,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中明确引用《原始分类》,把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分类即社会秩序"的命题发展为对仪式禁忌、饮食规则的系统分析。1970年代以后,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晚年也对涂尔干的方法论做出正面再评价。到1980年代,《原始分类》已经成为英语人类学课程中的必读书目之一,其地位相当于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或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

回顾这段接受史,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部著作在"母语"传统中可能很快被经典化,但要进入另一种学术语言,它往往需要等待特定的理论气候。1960年代英语世界对《原始分类》的发现,与结构主义、认知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在英语学界的兴起同步。这些新思潮对"分类""范畴""结构"等概念的浓厚兴趣,为涂尔干和莫斯几十年前的论述提供了重新被激活的语境。

三、与同时代原始思维研究的方法论分野

要理解《原始分类》的学术原创性,把它放在同时代关于"原始思维"的争论中加以比较,是最有效的方式。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正值比较人类学与原始心理学蓬勃发展,有三部著作几乎在同一时期处理了"原始人如何思考"这一问题:弗雷泽(J. G. Frazer)的《金枝》、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原始思维》、以及涂尔干与莫斯的《原始分类》。三部著作看似主题相近,实则在方法论上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取向。

弗雷泽的《金枝》初版于1890年,全面修订版陆续出版至二十世纪头十年。这部巨著的核心工作是建立世界各文化的巫术与宗教现象的横向比较,其方法主要是"调查者综合"——收集世界各地的材料,按主题排列,寻找规律。弗雷泽的基本立场是:人类心智在"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中线性演化,巫术早于宗教,宗教早于科学。这一立场具有明显的进化论偏见,把"原始人"视为尚未走出蒙昧的早期人类。《金枝》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巨大,直接催生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巫术研究"热潮。但在方法论上,弗雷泽几乎不关心社会结构如何塑造认知,他关心的是"巫术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分布与演化。

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1910年,法文原版;1922年英译)在方法论上更进一步,他提出"原始人具有前逻辑思维"的命题,认为原始心智与现代心智之间存在质的而非量的差异。这一立场曾经引起巨大争议,后来遭到广泛的批评——其问题在于:它把"原始人"当成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把欧洲理性中心主义当作衡量一切心智的尺度,无意中重复了进化论人类学的老错误。

涂尔干与莫斯的《原始分类》在方法论上开辟了第三条路径。它不预设"原始心智"是一个独立的、与现代心智有质的区别的实体,而是把"原始人"的分类体系当作一种社会事实来研究。涂尔干与莫斯的核心论点是:分类不是纯粹逻辑学的事情,而是社会学的对象,因为分类范畴的来源是社会群体本身。具体而言,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二元分类"(把所有事物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乌拉本那与库基特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氏族组织本身就是二元的。社会结构是分类范畴的模板,这一论断在哲学层面上拒斥了康德式的"先验范畴"理论,把分类从先验哲学拉到了经验社会学。

这里的关键分野是:弗雷泽把巫术与宗教视为观念的演化阶段,列维-布留尔把原始思维视为与现代逻辑有质的区别的心理类型,涂尔干与莫斯则把分类视为社会结构的产物。前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保留了"心智-社会"的二元对立,把认知视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变量;涂尔干和莫斯则把这一对立本身消解了,把认知重新整合进社会事实之中。这种整合,正是《原始分类》的原创性所在。

回到民族志材料本身,《原始分类》最有力的一项论证是对"二元分类"的解释。涂尔干和莫斯比较了多个澳大利亚部落的材料,发现那些拥有"两个胞族"(moieties)结构的部落,其分类体系几乎都是二元的;而胞族结构不那么严格的部落,分类也较少呈现严格的二元性。这一相关性揭示了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之间的同构关系。涂尔干后来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更进一步,论证图腾崇拜本质上就是一种分类系统——部落把动植物乃至自然现象分配到不同的图腾氏族,这种分配的逻辑先于宗教情感而存在。这一论证路径与弗雷泽、列维-布留尔的取向形成了根本性区别：涂尔干不预设心智的演化阶段,也不预设前逻辑的心理类型,他主张"原始人的思维是逻辑的,但他们所使用的逻辑是社会的"。

这一论断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认知人类学中获得了重要回响。1960年代以后,认知人类学家如泰勒(S. A. Tyler)、库恩(F. K. Lehman)、罗宾逊(R. Robinson)等人发现,所谓"原始"部落的色彩命名、亲属分类、植物辨认等任务中,被试并不像列维-布留尔设想的那样"前逻辑",相反,他们使用着清晰而系统化的范畴,只是这些范畴的结构与西方文化不同。换言之,《原始分类》半个世纪前的论断,在新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间接验证。

四、宗教研究的"实验室"：从分类到图腾

如果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视为涂尔干晚期思想的巅峰之作,那么《原始分类》就应当被理解为这部巅峰之作的预备性实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中心论点是:宗教的本质是社会对自身的集体表征,图腾崇拜是这一命题最纯粹的展示——部落崇拜的不是某种具体的动植物,而是部落自身作为道德共同体的象征。在论证这一命题时,涂尔干大量借鉴了《原始分类》的论证框架。

这种借鉴的逻辑链条如下:第一步,《原始分类》证明分类范畴具有社会起源;第二步,宗教范畴(神圣/世俗、洁净/污秽、图腾/禁忌)是分类范畴的特殊变体;第三步,因此宗教范畴同样具有社会起源。一旦这一链条成立,《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论证就具有了方法论上的合法性。

从《原始分类》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概念跃迁,可以借助一个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澳大利亚阿兰达人(Arunta)的图腾制度,把动植物分成若干组,每组对应一个氏族。比如,某种特定的袋鼠属于某一个氏族,另一个氏族则与另一种袋鼠相联系。这种把动植物"分配"给不同氏族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分类系统——它把自然界的事物按照氏族结构进行了有序排列。但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分类并不是任意的人为安排,而是宗教情感的载体。当一个氏族的成员在仪式中"重新接触"自己的图腾动物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重新确认自己作为氏族一员的社会身份——图腾既是分类单元,又是宗教对象。换言之,分类结构是宗教情感的容器,宗教情感则赋予分类结构以神圣性。

涂尔干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论证,与他早年在《原始分类》中积累的材料基础密切相关。《原始分类》中涂尔干与莫斯整理了大量关于澳大利亚、北美原住民分类体系的民族志材料,这些材料在1912年再次被使用,但这一次,研究的焦点从"分类如何运作"转向了"分类如何被神圣化"。这一焦点的转移,正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超越《原始分类》的关键所在。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超越并不构成对《原始分类》的否定。《原始分类》始终保持着对"分类范畴的社会起源"这一问题的专注,它没有越界去讨论宗教情感的本质,也没有论证神圣观念的社会起源。《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则是在《原始分类》奠定的分类理论基础上,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宗教现象本身。从《原始分类》到《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完成了一次理论聚焦的"放大",而《原始分类》则保持着自己的研究边界——这是学术分工上的清醒,也是涂尔干学派方法论的成熟之处。

五、当代认知人类学的再发现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语人类学对《原始分类》视而不见,那么196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人类学与结构主义的兴起,这部著作开始被频繁重读。重读的方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路径:符号人类学的路径、认知人类学的路径、以及社会生物学与文化进化论的路径。

符号人类学的路径以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她在《洁净与危险》《自然象征》等著作中,直接援引《原始分类》的核心命题,把分类视为社会秩序的反映,把污染与禁忌视为对分类边界的维护。在道格拉斯看来,《原始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任何文化中的分类系统,都可以被解读为该文化社会结构的映射。道格拉斯将此框架应用于饮食禁忌、身体观念、仪式净化等具体议题,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她的工作证明,《原始分类》不仅是一部关于"原始人"的著作,它提供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

认知人类学的路径则把《原始分类》视为对"范畴化"问题的早期社会学回应。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的"语音与语法"二分法、查尔斯·弗里斯比(Charles Frisbie)关于色彩范畴的研究,以及后来的认知人类学家如史蒂文·卢森堡(Steven Lounsburg)关于亲属术语的工作,都间接呼应了《原始分类》关于"社会范畴内化于认知"的核心命题。这一路径的特点是:不再把分类视为纯粹的社会事实,而是把它视为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环节。社会提供范畴的"内容",认知提供范畴的"形式",二者共同构成人类心智的工作机制。

第三种路径——文化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则对《原始分类》持较为保留的态度。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如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戴维·巴斯(David Buss)等人,倾向于把文化范畴视为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产物,而非纯粹的社会建构。他们承认《原始分类》提出的"分类即社会模板"命题有其合理性,但批评涂尔干学派过分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忽视了人类认知结构的跨文化稳定性。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批评传统中,《原始分类》仍然被作为一个"必读的参考点"加以讨论——这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奠基性地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1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中"文化与认知"的交叉研究,使得《原始分类》获得了新的理论意义。亨利希(Henrich)等人的"WEIRD"研究指出,主流心理学的样本过度依赖西方、受过良好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的被试,其结论的跨文化普遍性受到严重质疑。这一发现与《原始分类》的核心论断高度共振——涂尔干和莫斯在一个世纪前就指出,人类的认知范畴具有文化特异性,西方心智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当代认知科学的跨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涂尔干命题的经验验证。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核心问题:《原始分类》在涂尔干浩繁的著述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通过梳理这部著作在涂尔干学派文献谱系中的衔接作用、二十世纪英法世界的差异化接受史、与同时代原始思维研究的方法论分野、在宗教研究中的预备性功能,以及在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再发现,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判断。

其一,《原始分类》是一部"小书",但它承担的是"大问题":它要回答"人类认知结构是否具有社会起源",这一问题是知识社会学与认知人类学的共同根基。其二,它在涂尔干的整体写作计划中扮演桥梁角色,把早期关于社会事实独立性的论证,与晚期关于宗教本质的论证,在"认知即社会化"这一命题上加以衔接。其三,它在二十世纪的接受史呈现明显的语言与时代差异,法语世界的早期经典化与英语世界的长期迟滞并行,1960年代以后才获得普遍认可。其四,它与弗雷泽、列维-布留尔的同时代著作构成了三种不同的方法论取向,涂尔干与莫斯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分类从心智哲学拉回到社会事实。其五,它在当代认知人类学中的再发现,并非偶然的理论复古,而是与跨文化认知研究、文化与认知的交叉议题形成了实质性的呼应。

这些判断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原始分类》的"奠基性"并不体现在它自身的篇幅或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上,而体现在它为后续讨论所铺设的概念基础与材料基础上。一部"小书"能够成为奠基之作,靠的不是自身的体系规模,而是它在思想史链条中占据的关键节点。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以恰当的问题意识进入这部著作本身,而不至于把它误读为一部关于"原始人奇怪观念"的猎奇之作。

下一章将进入涂尔干本人的思想肖像:这位法国犹太裔学者如何在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氛围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他与同时代法国知识界——从孔德、涂尔干的老师布特米到图尔凯斯——的争论如何塑造了他的方法论?只有理解了涂尔干本人的智性轨迹,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原始分类》的问题来源与理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