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之必要
第 1 章 重读之必要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2013）中所公布的统计图景，对所有关注政治形式的人都构成了一记重击：从1980年代至201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从约280%回升至500%—600%；前10%人群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越过50%的门槛，前1%占约20%。这种长期趋势的逆转，被皮凯蒂概括为"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复归。它的政治含义不在于道德判断上的不平等，而在于结构层面：当财富在极少数人手中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形式能否继续运行便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这正是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在三百六十年前所面对的问题。1656年出版的《大洋国》（*Oceana*），表面上是关于一个虚构岛屿的宪法设计，实质上是一份对英国内战深层病因的诊断书。哈林顿的判断可被还原为一个简洁的命题："政府的原则是财产"（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is property）。他以此反对马基雅维利一脉所主张的"德性决定政体"的共和主义传统，并代之以一种结构性分析：在土地与财富的分布之上，站立着权力的分布；在权力的分布之上，决定了政体的形式。在英格兰，当土地从王室与保皇党贵族手中转移到中等乡绅（the gentry）手中时，王政的倒塌便不再是偶然，而是结构性的必然。
三百多年后，哈林顿所诊断的"财产—权力—政体"机制，在一种新的规模上卷土重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欧洲多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这些看似分散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结构性原因？是否如哈林顿所言，财产分布的失衡终将以政治形式的失衡收场？
本章试图论证：在以自由主义和代议民主为主导话语的当代，重读哈林顿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更具有政治理论意义。哈林顿所提出的三角关系，能够为理解当代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提供一种尚未被充分发掘的解释框架。
一、共和主义复兴的学术图谱：哈林顿的再发现
哈林顿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命运，是一部典型的"被遗忘—再发现—重新定位"的剧本。
他从未真正被遗忘。十九世纪的辉格史学家如大卫·休谟、麦考莱虽然对《大洋国》评价不高，但承认其作为政治小说与宪法蓝本的独特价值。二十世纪上半叶，哈林顿研究处于一种沉寂状态：他的思想被视为"乌托邦空想"，与严肃的政治理论无关。这种判断与当时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均不相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权利与市场，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是阶级与生产方式，二者都不愿意把一位十七世纪英国乡绅当作核心对话者。
转折发生在1975年。是年，剑桥大学历史学家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出版了《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传统》（*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该书第二章专门处理哈林顿，将其置于一个"大西洋共和传统"的谱系之中：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德性论，经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到英国内战时期的弥尔顿、哈林顿、锡德尼，再到北美革命的辉格党人。波考克的论证是，哈林顿的"财产决定政体"命题并非偏离共和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在大西洋语境下的一次根本转向：它把古典共和主义所依赖的"公民德性"基础，替换为一种更为物质化的"财产平衡"基础。这一转向把共和主义从对人的道德期待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建立在社会结构本身之上。
与波考克几乎同期，剑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从另一条路径推进了共和主义复兴。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1978）三卷本梳理了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时期欧洲政治思想的流变，其中第三卷对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处理，给予了哈林顿较为详细的分析。1998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则进一步提出"新罗马自由理论"的概念，主张在自由主义兴起之前，存在着一种以非支配（non-domination）为核心的自由观念，它与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非干涉"（non-interference）观念形成对照。在斯金纳的阐释中，哈林顿既是古典共和主义的继承者，又是其结构性转向的推动者：他所主张的"财产平衡"不是简单地分蛋糕，而是通过结构约束消除支配关系。
意大利思想史家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在1999年出版的《关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中，从意大利视角追溯了共和主义从马基雅维利经哈林顿到美国革命的传播轨迹。维罗里的贡献在于揭示哈林顿与马基雅维利的亲缘关系，以及这一传播如何塑造了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话语。
进入二十一世纪，共和主义在政治哲学层面获得了新的规范性辩护。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1997年出版的《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把斯金纳等历史学家所揭示的"非支配"自由观念发展为一套完整的规范性理论。在佩蒂特的体系中，"自由"被界定为"免于支配"，即一个人不依赖于他人任意意志的状态。这一界定使得哈林顿的"财产平衡"概念获得了新的哲学意义：当一个人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任意意志时，他在政治上也无法真正免于支配。德国哲学家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则从"政治正义"的角度参与了对共和主义的重新激活，把共和主义视为继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后的一种新方案，并特别强调其对结构性条件的重视。
从波考克到赫费，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构成了一个清晰的趋势：哈林顿不再被视为一位边缘的乌托邦作者，而被视作理解共和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关键节点。他的"财产决定政体"命题，被认为比马基雅维利的"德性决定政体"命题更具结构性解释力，也更能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对接。
二、财产—权力的结构性命题：对古典公民德性论的改造
哈林顿对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改造，集中体现在《大洋国》中那段被反复引用的论述："如同在任何政府中一样，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政府中，政府的原则是财产。……一个人如果是地主，便必然是统治家族中的一员；反之，如果他不是地主，则必然属于被统治的家族。"
这一表述的革命性并不在于指出财产与政治的相关性（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已有涉及），而在于它把相关性提升为决定性，并从中推导出政体形式的可计算性。
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逻辑建立在公民德性（civic virtue）之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和政体（politeia）的存续依赖于公民群体的德性品质：他们必须节俭、爱国、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私人利益。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进一步指出，共和国的存续依赖于公民德性与制度设计的结合；制度本身无法替代德性，但制度可以塑造德性。在马基雅维利的框架中，德性是第一位的原因，制度是第二位的原因。
哈林顿对此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他认为，把共和国的存续寄托于公民德性，是一种过于脆弱的设计，它依赖于人性中不稳定的道德倾向，一旦公民腐化，共和国便随之崩塌。哈林顿的方案是：把共和国的存续寄托于社会结构本身，具体地说，寄托于土地与财富的平衡分布。他相信，只要土地在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共和国便会在结构上得到维系，而无需诉诸公民的道德品质。
这种改造在几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后果。它首先把政治分析从道德领域转移到结构领域：古典共和主义必须追问"公民是否有德性"，哈林顿式的分析只需要追问"财产如何分布"。这种转移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更为接近，也为后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命题提供了思想史上的一个先驱。它也把共和国从精英的道德事业转变为大众的结构均衡：在马基雅维利的框架中，共和国的维系依赖于少数具备德性的公民的政治行动；在哈林顿的框架中，共和国是中等乡绅占多数的社会结构的自然结果。这种转变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它把共和国从依赖于道德精英的脆弱设计，转变为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设计。
哈林顿本人在《大洋国》中区分了"古代智慧"（ancient prudence）与"现代智慧"（modern prudence）。古代智慧是希腊罗马共和主义的核心遗产，它依赖于公民德性、混合政体、公共服务等观念；现代智慧则是哈林顿自己提出的方案，它以"财产平衡"为核心，以结构性约束为手段。在他看来，现代智慧不是对古代智慧的回归，而是对其超越。
哈林顿对古典共和主义的这种改造并不等同于对自由主义话语的拥抱。恰恰相反，他的"财产决定政体"命题包含着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天赋权利""个体自主"等观念的系统性拒斥。在他看来，个体的政治地位取决于他在财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非抽象的权利规定。这一立场使他在二十世纪的共和主义复兴中获得了独特的理论位置：他既不是古典共和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结构性共和主义"代表。
为便于把握上述三条路径之间的差异，下面以概念图呈现"土地—权力—政体"三者的依存关系，并标示哈林顿命题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入口：
```mermaid flowchart TD A["土地 / 财富的分布"] B["权力的分布"] C["政体的形式"] A --> B B --> C D["古典共和主义"] D1["公民德性为枢纽"] D --> D1 D1 --> B E["自由主义"] E1["个体权利为枢纽"] E --> E1 E1 --> B F["哈林顿命题"] F1["财产平衡为枢纽"] F --> F1 F1 --> A ```
这张图所标示的核心差别是：古典共和主义把政治分析的入口置于"公民德性"，自由主义把入口置于"个体权利"，而哈林顿则把入口直接置于"土地与财富的分布"。这是一个分析层级的差别：哈林顿的命题试图绕开道德与权利的话语，从社会结构本身出发解释政治形式。这一进路的选择，决定了他后续方案的具体形态——"土地法"（Agrarian Law）。
三、皮凯蒂问题与现代宪法危机
哈林顿命题的当代相关性，集中体现在皮凯蒂对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诊断所提出的理论挑战上。
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所公布的趋势具有强烈的理论意味：从1980年代至2010年代，主要西方国家的资本/收入比显著回升，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前10%与前1%人群的财富集中度大幅上升。他把这一趋势归因于一个简洁的机制：当资本收益率（$r$）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时，财富集中便成为结构性必然。皮凯蒂本人并未使用共和主义框架来阐释这一趋势，但哈林顿的分析为他的发现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对接：财产分布的失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体问题。当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的形式是否还能维系？这正是哈林顿在《大洋国》中所提出问题的当代回响。
具体的当代案例可以聚焦美国。201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被视为当代民主危机的标志性现象。两党在收入分配、移民、种族等议题上的立场日益分化，立法僵局频现，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持续下滑。这一极化趋势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皮凯蒂的数据揭示了一种可能的结构性原因：1980年代以来美国前10%人群收入份额从约35%上升至约50%，前1%从约10%上升至约20%，而中位数家庭收入的实际增长几乎停滞。财富集中度的上升与政治极化的加剧，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明显的相关性。
哈林顿的框架为这一相关性提供了一种因果机制的说明：当经济精英掌握越来越多的财富时，他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也相应增加。这一影响并非通过阴谋，而是通过合法的渠道：政治献金、游说、媒体控制、智库资助。当这种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政治的"形式"（一人一票、定期选举、议会代表）虽然得以保留，但其"实质"（决策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便会被掏空。这一过程在哈林顿那里被称为"财产决定权力"，在当代政治学中则被更中性化地表述为"经济不平等的民主后果"。
类似的案例可以扩展至欧洲。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财产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伦敦金融城）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裂痕，成为脱欧支持度的结构性预测变量之一。在意大利，2018年大选五星运动党与传统政党的对决，背后是意大利长期存在的南北经济不平等。法国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起因虽是燃油税，但其结构性根源被许多研究者追溯到法国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这些现象之间的共同点在于：财产分布的不平衡与政治形式的不平衡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关联。这正是哈林顿命题的当代回响。
当然，哈林顿的框架并非万能的解释工具。它在两个方向上存在局限：第一，它倾向于低估意识形态、文化、身份等因素在政治过程中的独立作用，当代政治极化中的文化与种族维度，无法完全被还原为财产分布；第二，它倾向于高估结构性因素的稳定性，当代政治过程比哈林顿所设想的十七世纪更为复杂多元，财产分布并非唯一变量。但即便如此，作为一种结构性分析的入口，哈林顿的框架仍然是当代不平等研究的有力参照。
四、英语学界的三次再定位：Tralau, Worden, Sommerville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英语学界对哈林顿的研究出现了一次集中的再定位浪潮。这里聚焦三本2010年至2015年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分析其各自对哈林顿思想的重新解读。
约翰·特劳（Johan Tralau）编辑的《托马斯·霍布斯与詹姆斯·哈林顿：从人性到人的政治本性》（*Thomas Hobbes and James Harrington: From Human Nature to Human Political Nature*, 2010）通过考察二人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揭示了哈林顿"财产决定政体"命题的认识论基础。霍布斯从"自然状态"的悲观假设出发，主张绝对主权；哈林顿则从"自然倾向"出发，认为人的政治行为可以被还原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因此共和国是一种"自然"产物。这一对照分析对于理解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内部的分裂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照分析提供了概念基础。
布莱尔·沃登（Blair Worden）对英国共和主义传统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新梳理。在2010年前后发表的若干文章与著作中，沃登对哈林顿的定位与波考克形成对照。波考克把哈林顿视为大西洋共和传统的一个代表，沃登则更强调哈林顿与英国本土共和传统（如弥尔顿）的差别，以及他的"财产平衡"命题所具有的超越共和主义的结构性分析倾向。在沃登看来，哈林顿既不属于古典共和主义，也不属于自由主义，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特位置；他的"财产决定政体"命题预示了后来政治社会学的发展。
约翰·P·萨默维尔（Johann P. Sommerville）则从历史语境的角度重新处理哈林顿。他长期致力于早期现代英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强调哈林顿的"财产决定政体"命题只有放在英国内战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萨默维尔指出，土地从王室与保皇党贵族向中等乡绅的转移（这一过程在十七世纪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乡绅革命"），是哈林顿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这种历史语境化的解读方式，使人们注意到哈林顿命题的具体社会条件，从而避免了把它抽象化为一种普遍的结构性法则。
三次再定位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试图超越波考克1975年的"经典叙事"，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发掘哈林顿思想的当代相关性。特劳聚焦认识论基础，沃登聚焦思想史定位，萨默维尔聚焦历史语境。三者的合力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再定位图景，为哈林顿研究的当代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汉语学界的空白与可能性
与英语学界的丰富积累相比，汉语学界对哈林顿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薄弱状态。
在译介层面，《大洋国》的中文译本长期处于稀缺状态。直至2010年代，汉语学界能够接触到的哈林顿著作，主要依赖于一些选译与转述。完整的中译本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能与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同等重要的思想家相比。这一翻译状况严重制约了汉语学界对哈林顿思想的直接接触，也限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展开。
在研究层面，散见于中国学术期刊与专著中的哈林顿研究，大多停留在介绍与转述阶段。少数专题论文或学位论文尝试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哈林顿的共和主义思想，但缺少系统性的研究专著。哈佛学派、剑桥学派所代表的共和主义复兴浪潮在汉语学界的传播力度，远远小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思潮的传播。
造成这种薄弱状态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哈林顿的"财产决定政体"命题与汉语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命题之间存在理论竞争关系，汉语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哈林顿视为一位"前马克思主义者"，从而低估其独立的理论价值。《大洋国》作为一部乌托邦—宪法混合文本，其文体形式不符合汉语学界对"政治理论经典"的体裁期待，从而在选译与研究中被边缘化。十七世纪英国共和主义研究本身在英语学界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兴起的领域，汉语学界的相应投入更为滞后。
但这种薄弱状态本身也意味着可能性的存在。在当代中国面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结构转型、政治话语调整等议题的背景下，哈林顿的"财产—权力—政体"分析框架具有特殊的理论吸引力。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权利—市场"框架，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生产"框架，而是提供了一种以结构性平衡为核心的分析视角。
具体的突破方向包括三个层面：在比较思想史层面，可对《大洋国》与同时期汉语世界（如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不同文明对"财产—权力"关系的不同处理；在当代应用层面，可把哈林顿框架与当代中国收入分配、社会治理等议题结合，探讨其在汉语语境下的解释力与限度；在学术史梳理层面，可对剑桥学派、哈佛学派的共和主义研究进行系统性的引介，为汉语学界建立完整的对话基础。
这些可能性目前仍处于萌芽状态。但其方向本身已经表明：哈林顿在汉语学界并不是一个"过时"的对话者，而是一个尚未被充分开发的理论资源。重读《大洋国》，在汉语学界意味着开辟一个尚未被充分耕耘的思想空间。
本章小结
本章的核心论点是：在以自由主义和代议民主为主导话语的当代，重读哈林顿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更具有政治理论意义。
这一论点从若干层面加以展开。在学术史层面，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英语学界经历了一场持续的共和主义复兴。从波考克、斯金纳、维罗里到佩蒂特、赫费，哈林顿在这一谱系中获得了关键的理论位置：他是古典共和主义向现代共和主义转型的核心节点，是"财产决定政体"这一结构性命题的奠基者。在理论层面，哈林顿对古典公民德性论的改造，把共和国的存续从道德基础转移到了结构性基础，为现代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其特征是把政治问题还原为社会结构问题。在当代层面，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财产集中趋势，与哈林顿三百多年前所诊断的机制存在着结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