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今夜还要读哈姆雷特

第 1 章：为何今夜还要读哈姆雷特

2019年的一个深夜，36岁的建筑设计师林远坐在北京东五环外出租屋的电脑前，屏幕上是刚发来的邮件——他在上海一家知名设计院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职位，年薪是现在的三倍，团队是行业顶尖，项目是他从学生时代就仰慕的。他盯着那封邮件看了很久，然后打开了浏览器，在搜索框里敲下几个字：“哈姆雷特 犹豫不决”。

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时刻。林远知道自己不是在扮演什么高深的文学青年。他只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此刻的状态，和四百多年前那个丹麦王子面对复仇抉择时的处境，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似。“做还是不做”这个简单的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整整三个月，每一次以为想清楚了，下一秒新的顾虑就涌上来，旧的答案又被推翻。

“生存还是毁灭”，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了一下。窗外的北京深秋安静得像一座空城。他想起大学时在文学选修课上第一次读《哈姆雷特》，那时候他觉得哈姆雷特就是个懦夫——父亲被叔叔谋杀，母亲立刻改嫁凶手，这么明显的仇，复个仇有什么好犹豫的？直到今天，他才发现当年的自己多么轻率。不是哈姆雷特懦弱，而是“该不该行动”这个判断，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

这个深夜搜索“哈姆雷特”的建筑设计师，可能是你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或许不会用“延宕”“犹豫”“踌躇”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正在经历的心理困境，但当生活的重锤砸下来，当命运要求我们做出重大决定时，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遇到那个古老的问题：行动，还是不行动？

这就是《哈姆雷特》至今仍被阅读的原因。它不是一部关于丹麦王子复仇的戏剧，而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面对必须行动却无法行动之困境的剧作。这个困境不会因为莎士比亚写于1599年到1601年之间就变得过时。相反，它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回响——在歌德读它的青年时代，在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重新发现它的十九世纪末，在好莱坞把它翻拍成无数版本的银幕上，在无数个像林远这样的普通人深夜搜索“哈姆雷特”的时刻里。

从舞台经典到文化基因：《哈姆雷特》如何成为“说不尽的哈姆雷特”

1616年，莎士比亚在故乡斯特拉特福辞世时，《哈姆雷特》已经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但很少有人能预料到，这部戏剧将在接下来四个世纪里，成为西方文化中一种近乎基因级别的存在——它不仅存活在舞台上，更渗透进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日常语言之中。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十九世纪上半叶。1827年，一个叫歌德的54岁老人在魏玛写下了那段至今仍被频繁引用的评价。歌德是德国文学的巨擘，《浮士德》的作者，但他谈论起哈姆雷特时，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比喻：他认为哈姆雷特就像一个“英俊高贵、纯洁善良”的王子，被一项他无法完成的使命压垮了——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一项巨大的使命降临到他身上，而他的精神力量不足以胜任”。

这段话的影响力远超歌德本人的预料。它把哈姆雷特的困境从“复仇故事”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第一次把他内心世界的挣扎提升到人类普遍处境的高度。复仇不再是核心事件，核心事件变成了：一个拥有敏感心灵的人，面对命运强加的残酷要求，是如何一步步被压垮的。这个视角在1827年还是新鲜的理解，在一个世纪后，它被弗洛伊德进一步发展，成了二十世纪哈姆雷特诠释史的起点。

但在此之前，《哈姆雷特》已经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1787年，莫扎特根据意大利喜剧改编的歌剧《唐璜》首演。一个名叫莫扎特的年轻人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唐璜是一个行动者，他果断、冲动、纵欲、无法无天。但观众很快注意到，唐璜的故事恰好构成了哈姆雷特的镜像：一个只知道行动而不反思行动意义的人，和一个只知道反思而无法行动的人，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哈姆雷特和唐璜，从此成为文学批评中反复出现的对照。

十九世纪末，《哈姆雷特》被翻译成越来越多的语言，在欧洲各地上演。1890年，一个波兰的犹太青年在维也纳看了一场《哈姆雷特》演出后，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个青年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那场演出触发了他的某个念头，但真正让这个念头开花结果的，是十年后的1900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书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而《哈姆雷特》，被他选为证明这个概念的文学例证。

弗洛伊德的论证简洁而大胆：哈姆雷特之所以无法完成复仇，是因为他在潜意识深处对母亲怀有恋父嫉母的欲望，而克劳狄斯——那个弑兄娶嫂的叔叔——恰恰做了他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哈姆雷特在看到克劳狄斯杀死兄长、娶了嫂子之后对自己的谴责，使他无法对那个做了“他想做之事”的人动手。杀死克劳狄斯，等于承认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同样的欲望。

这个解释在1900年前后的欧洲知识界激起了巨大波澜。它把《哈姆雷特》从一个舞台上的复仇剧，变成了一面映照人类潜意识深处的镜子。但它也带来了一个未曾预料的后果：它开启了一个诠释多元化的时代。从那以后，精神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每隔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出现，都会有一批学者用它来重新解读《哈姆雷特》。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困惑和焦虑投射到这部古老的戏剧上，而《哈姆雷特》似乎总能容纳这些投射，不至于被撑破。

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说不尽的哈姆雷特”。英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1998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宣称，在所有西方文学经典中，哈姆雷特“是那个最难以被抹去的形象”。不是因为它最完美，而是因为它最真实地呈现了人类心灵中那道无法愈合的裂痕——理性与行动之间的鸿沟，欲望与责任之间的撕扯。

弗洛伊德之后：诠释的解放与二十世纪的多元洪流

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解读在二十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个解释本身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它依赖的证据站不住脚。

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对波洛尼厄斯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做，让我的思绪追随我的判断，那是卑微的。”这句话常被用来证明哈姆雷特被自己的思维困住了。但在同一场戏里，就在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独白之前，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说了一段让历代观众困惑不已的话：“美丽的东西不能同时拥有美德和理智……所以我曾经以为你值得爱和尊敬，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这段“谴责女人”的话发生在波洛尼厄斯躲在帷幕后面偷听、克劳狄斯和多封信使在外面观察的情况下。哈姆雷特到底是在真的斥责奥菲莉亚，还是在演戏给躲在暗处的人看？几百年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弗洛伊德的解读依赖一个前提：这段话是真心话，是哈姆雷特潜意识里对女性不信任的流露。但这个前提从未得到证实。

然而，有趣的是，即使弗洛伊德的论证在文本细读上站不住脚，他的诠释仍然产生了持久的文化影响。原因在于，他打开了一扇门：从此以后，哈姆雷特不再只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困惑走进这部戏剧，寻找自己需要的答案。

二十世纪上半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加缪把哈姆雷特变成了存在主义的象征。“生存还是毁灭”不再是一个关于复仇的修辞，而是一个关于存在本身之意义的追问。1946年，法国作家加缪在《局外人》的序言中写道：“伟大的作家既是伟大的虚构者，也是一个具体的人。荷马创造了奥德修斯，莎士比亚创造了哈姆雷特，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些他们的影子。”加缪把哈姆雷特和精神困境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面对世界的荒谬，人类的反应要么是像唐璜那样不断行动去否认荒谬，要么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在行动面前止步不前，承认荒谬的重量。

这个观点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被进一步延伸。19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美国学者卡罗尔·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中提出，哈姆雷特的延宕不是心理疾病，而是“关系伦理”的体现——哈姆雷特在乎的不只是杀死克劳狄斯，还有这一行为会带来的后果，对母亲的影响，对王国的影响，对自我的影响。这种对关系网络的敏感，在吉利根看来，不是懦弱，而是女性特有的道德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后殖民批评把目光投向了《哈姆雷特》中那些被忽略的边缘角色。克劳狄斯是丹麦人还是挪威人？哈姆雷特和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在传统解读中被一笔带过的问题，在后殖民视角下重新浮现，提醒观众和读者：莎士比亚的文本比任何单一视角所能捕捉的都更复杂、更矛盾、更丰富。

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哈姆雷特》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部戏剧的范畴。它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借用其名字来表达自己处境的原型。“哈姆雷特式困境”成了日常语言的一部分，用来形容任何“面对必须做的事情却无法开始行动”的状态。

这让我们回到了开篇时那位深夜搜索“哈姆雷特”的建筑设计师。他的搜索行为本身，就是《哈姆雷特》作为文化基因的最好证明——四百多年后，一个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普通人，会自然地想到用哈姆雷特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处境。这种文化渗透力，是其他任何文学人物都难以企及的。

普通人的哈姆雷特时刻：延宕困境的当代呈现

如果《哈姆雷特》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和精英文化的层面，它就不会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焕发生命力。真正让它保持活力的，是那些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它产生的共鸣——一个在深夜搜索“哈姆雷特”的建筑设计师，只是无数个类似故事中的一个。

让我们来讲述几个这样的故事。

2016年，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哈姆雷特的困境：一个关于如何做决定的故事》。在这篇后来被广为流传的文章中，索尔尼特讲述了自己面对一个看似简单实则纠结的选择：要不要换一份工作。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职业发展的决定，但随着她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犹豫不前，她发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她害怕的不是新工作本身，而是做决定这个行为本身意味着什么——做决定意味着承认过去的错误，意味着放弃“如果当初不这样做”的幻想，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可逆的未来。

索尔尼特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选择恐惧的形而上学”。她说，当一个人面临重大选择时，ta真正恐惧的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选择这个行为本身带来的断裂感——在做出决定之前，ta还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存在；一旦做出决定，ta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一种命运的有限个体。选择，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谋杀。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现代人的心理疾病，但索尔尼特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这种对行动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延宕，早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就被注意到了。1611年，英国学者托马斯·弗尔默在评论《哈姆雷特》时写道：“如果一个人能够冷静地思考，他就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他就无法冷静地思考。”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哈姆雷特困境的核心：思考和行动之间存在一道深渊，而哈姆雷特恰好站在这道深渊的边缘，两边都够不着。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15年的英国。一位名叫詹姆斯·霍兰德的中学教师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他和《哈姆雷特》之间的故事。霍兰德是教英语文学的，教了二十多年《哈姆雷特》，对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但他真正理解哈姆雷特的延宕，是在2012年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之后。

医生给了霍兰德两个选择：手术或者放疗。手术可以更彻底地根除癌细胞，但有不可逆的副作用风险；放疗相对温和，但治愈率稍低。霍兰德在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了整整六个月，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六个月。他翻阅医学文献，咨询不同专家，列出利弊清单，但越分析越觉得两个选择都不可接受。他后来写道：“我教了二十年哈姆雷特，说他是一个懦夫，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是一个心理有疾病的人。但当我自己面对必须做出选择却无法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一个懦夫。他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一个被要求去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人——不是杀死一个人，而是杀死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霍兰德最终选择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但他的经历让他对《哈姆雷特》的教学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此以后，他不再问学生“哈姆雷特为什么不杀死克劳狄斯”，而是问他们：“如果你是哈姆雷特，面对这样的处境，你会怎么做？”他说，每次问这个问题，教室里都会安静很久。

这些故事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哈姆雷特》之所以能够穿越四个世纪，不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而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了人类面对重大抉择时的心理状态——那种想做却无法行动、不做又无法心安的两难处境。这种处境不会因为时代不同就消失。工业革命时期的人们面临选择工厂还是继续务农；信息时代的人们面临选择稳定工作还是创业；全球化时代的人们面临选择留在故乡还是移民他国。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每一种选择都要求一个人放弃某种可能性而拥抱另一种可能性。而这个“放弃”的痛苦，这种对“选择之重”的体验，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哈姆雷特是这种困境最古老的文学见证者。

本书的阅读地图：沿着延宕主线，穿越复仇、爱情、疯癫与存在

如果《哈姆雷特》是一部关于延宕的戏剧，那么本书将把“延宕”作为一个透镜，通过它来重新审视这部戏剧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复仇、爱情、疯癫、存在——这四个主题将构成本书的基本框架，而延宕将像一根红线，贯穿所有这些主题。

在“复仇”这条线索中，我们将追问：哈姆雷特的复仇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是外部因素阻止了他，还是他内心深处存在某种抵抗？这种抵抗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会考察克劳狄斯的谨慎、波洛尼厄斯和罗森克兰茨的监视、奥菲莉亚的爱情——这些外部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哈姆雷特无法挣脱的网。但我们也会看到，在所有外部因素之下，存在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复仇本身是否合理？杀死一个谋杀者，是否就能恢复世界的正义？

在“爱情”这条线索中，我们将分析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经典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奥菲莉亚深爱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在发疯后无情地伤害了她。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文本，会发现事情远为复杂。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的态度是否真的那么负面？他对她的“谴责”是在什么语境下说出的？他和奥菲莉亚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我们会看到，哈姆雷特的爱情困境和复仇困境是同一个困境的两面——他无法真正爱一个人，就像他无法真正杀死一个人一样。

在“疯癫”这条线索中，我们将探讨一个始终困扰着读者和观众的问题：哈姆雷特是真疯还是装疯？他那些看似疯癫的言行背后，是否隐藏着清醒的理性？还是说，他确实在某个时刻精神崩溃了，只是间歇性地恢复了理智？疯癫作为一种策略，在文艺复兴时期有着复杂的文化意涵。假装疯癫可以是保护自己的面具，也可以是逃避责任的借口，更可以是一种接近真相的方式——因为“只有疯子才能说出疯子才能说出的话”。

在“存在”这条线索中，我们将把《哈姆雷特》放在更宏大的哲学背景下来考察。“生存还是毁灭”这段独白是整部戏剧中最著名的段落，但它到底在说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追问，还是对死亡状态的诗意描述？哈姆雷特对死亡的恐惧，是宗教意义上对来世的恐惧，还是对“未知”这一状态的恐惧？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把“向死而生”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而《哈姆雷特》正是这种存在结构最古老的文学表达之一。

沿着这四条线索，我们将逐步深入丹麦城堡的内部，去理解哈姆雷特这个人物何以在四百多年后仍然让我们感到熟悉、感到共鸣、感到不安。他不是我们的反面教材，不是我们用来嘲笑“优柔寡断”的对象。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当我们面对无法逃避的选择时，当我们被要求行动却无法行动时，我们就是哈姆雷特。

这就是为什么今夜还要读《哈姆雷特》的原因。不是为了研究文学史，不是为了完成学业任务，不是为了在文化沙龙里显得有修养，而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某些时刻动弹不得，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做决定时感到痛苦，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行动之后感到后悔。

哈姆雷特的延宕不是弱点。它是人类的普遍困境。而理解这种困境，是我们在这个充满选择的时代里，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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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在这一章里，我们追溯了《哈姆雷特》如何从一部伊丽莎白时代的复仇剧，演变为西方文化中最持久的象征符号。我们看到，从歌德的“使命过重”说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从存在主义哲学到女性主义批评，从学术论文到普通人的深夜搜索，每一个时代都在《哈姆雷特》中发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不是文本的模糊性造成的，而是因为延宕——这个哈姆雷特最核心的困境——本身就是人类处境的一部分。

我们也看到了几个普通人的“哈姆雷特时刻”：建筑设计师面对职业抉择的犹豫，中学教师面对生死治疗的挣扎，作家面对选择之重的恐惧。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哈姆雷特》不只是文学经典，更是一面映照我们内心世界的镜子。

本书将沿着延宕这条主线，从复仇、爱情、疯癫、存在四个维度来重新解读这部戏剧。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进入丹麦城堡的内部，去看看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一位父亲的死亡，一位母亲的仓促改嫁，一个幽灵的出现，一句“为我复仇”的命令。这就是哈姆雷特延宕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