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

第一章 范进中举：一场考试引发的精神地震

从一个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说起

《儒林外史》第三回的回目是"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这一回被选进中学课本，被改编成戏曲和电影，被几代人当作笑谈，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追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吴敬梓为什么把全书最猛烈的一场戏，安排给一个五十四岁、面黄肌瘦、饿着肚子上考场的穷老童生？

答案藏在一个更冷的事实里。小说第二回写周进，写他已经六十多岁，还是个连秀才都不是的童生；第三回写范进，五十四岁，从二十岁应考，考了三十多年。这两个人前后相接，构成一组镜像。周进是范进的过去，范进是周进的延长。吴敬梓让受害者执掌权柄，再让权柄去挑选下一个受害者，这条链条一旦接通，讽刺就不再是针对某个人的道德指控，而成了对制度本身的解剖。清代的评点家在卧闲草堂本的回评里已经看出了这一层，说这部书写的是"日用酬酢之间"的人情世态，读者掩卷之后，回头再看身边的举人秀才，竟无一人不是书中人。

我想先把一个流行的误解说清楚。范进中举常被讲成一个勤奋终有回报的励志故事的反面，好像吴敬梓只是嘲笑一个考疯了的可怜虫。这个理解太浅了。吴敬梓的笔要毒得多，也悲哀得多。他让我们笑，又让我们笑不出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给这部书的定评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八个字，前四个字说的是笑声背后的悲凉，后四个字说的是刀锋裹在绵絮里的手法。范进这一回，正是这八个字最完整的注脚。发疯是喜剧的写法，发疯的原因是悲剧的内容，两者的落差就是讽刺的张力所在。

还要说明读法的问题。今天通行的整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卧本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嘉庆八年刊行，五十六回，每回之前附有回评。读《儒林外史》而不读卧评，等于看戏只看了半出。卧评的作者身份不明，但他对吴敬梓的用心体会极深，尤其评到第三回，几乎句句都落在作者不肯明说的关节上。本章的细读，就沿着卧评指过的路径走，再借鲁迅、胡适、夏志清、商伟等人研究的坐标，把这一回的纵深一层层挖开。

周进的眼睛：考官与考生的镜像

范进在考场上的第一次出场，是周进的眼中物。小说写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十二月天气，广东虽暖，他穿的还是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周进此时是广东学道，坐在堂上点名，看见这样一个老童生，先自不悦，以为是蹭蹬一生的庸才。等到查册，见年龄一栏写着三十岁，问他，范进老老实实回答，册上写的是三十岁，实年是五十四岁，因为报考时报小了年龄，为的是考场还肯收他。

这一问一答，是全书最平静也最惊心的段落之一。年龄是可以造假的，造假不是因为奸猾，而是因为制度嫌他老。周进听了这话，动了念头。小说写他"看看自己"，想起自己当年也是这样一把年纪还在场屋里熬。他吩咐范进用心做卷子，还特意交代，院试之后还有一场"遗才"的考试，让他务必来考。卧评在这一段下面提醒读者，周进的关照不是徇私，是同病相怜。一个刚从苦海里上岸的人，回头看见还在水里扑腾的人，伸手拉了一把。

范进交了卷。周进初读，觉得平庸；再读，觉得有些意思；读到第三遍，才拍案叫绝，取了第一名。这三次阅读的递进，常被当作笑柄，说范进的文章要靠考官读到第三遍才能发现好处，可见八股取士全凭运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只说对了一半。吴敬梓在这里埋了一个更狠的机关：周进三复其稿，与其说是在鉴定文章，不如说是在鉴定自己。他看见的不是范进的文字，是三十年前的周进。他拔擢范进，是替当年的自己讨一个公道。科举号称衡量文章，实际运作中，文章与命运的纠缠早已难分彼此，这才是吴敬梓要写的东西。

后来周进在任上对属官说，他在场屋里吃苦久了，最见不得有真才实学的人被埋没。这话出自一个学政之口，本是制度的良心，可是放回小说的结构里看，它有一个刺眼的对照：周进自己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一路做到国子监司业、广东学道，他救了范进，却没有救制度，也不可能救。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救。受害者的全部想象力，就是有一天不再做受害者，并且坐到加害者的位置上去，用比较仁厚的方式行使同样的权力。吴敬梓对人性的这一层观察，放在今天读，仍然让人脊背发凉。

发疯的修辞学："噫！好了！我中了！"

乡试放榜那天，范进在家饿了两三天，母亲让他抱着家里唯一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换几升米。报录的人已经敲锣打鼓进了门，邻居飞跑到集上找他，说中了举人了，快家去。范进以为是哄他，不肯信，还是邻居劈手夺了鸡，把他拽回家。他进了门，看了报帖，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又念一遍，拍了一下手，笑了一声，说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灌了几口开水，他爬起来，又拍着手大笑，"噫！好！我中了！"往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跌散，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这段文字的密度，值得逐句拆开看。"噫！好了！我中了！"七个字，三处停顿。"噫"是惊，"好了"是叹，"我中了"是确认。三个词对应的是三种心理状态：不敢信、如释重负、终于是我。三十多年的屈辱、饥饿、被岳父啐骂、被邻人耻笑，全部被压缩在"好了"两个字里。这两个字不是欢呼，是一笔总账的勾销。吴敬梓没有写范进回忆一生，没有写他流泪，只让他反复念这三个短句，疯话与真话在同一句话里重叠。这正是白描的力量，叙述者一个字的评论都不加，把全部的解释空间留给读者。

疯态的动作设计更是精密。跌倒、爬起、拍手、笑着、飞跑、踹进塘里、两手黄泥。注意那只母鸡。它是范进一家活命的最后资本，是他作为失败者的全部家当。报录人来时他还在集上攥着鸡，被邻居夺下。等他疯跑过市，那只鸡早已不知去向，这个细节吴敬梓没有再提，但它悬在那里，是这场疯癫无声的注脚：中举的消息一到，连鸡都不必卖了。物质层面的绝望与身份层面的暴涨，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交接，人的神经承接不住，于是疯。发疯在这里不是病，是肉身在替制度承受它不该承受的冲击。

还有一个更冷的位置需要指出。范进发疯，周围人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延医，而是商议如何治疯。有人提出，范进最怕的是丈人胡屠户，只消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说一句"这报录的话是哄你的，你并不曾中"，病就可以好。众人对这个方案的讨论非常认真，认真到讨论胡屠户敢不敢打。疯癫被当成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工程技术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道具是一个屠户的手掌。科举时代里，一个读书人的神志，最终要靠一个杀猪的手来拯救，这个安排的讽刺意味，比任何直接的嘲骂都重。

胡屠户：市侩的度量衡

范进的丈人胡屠户，是《儒林外史》里塑造得最成功的配角之一，论鲜活程度，恐怕还在范进之上。卧评说这一回写胡屠户，写尽了世上一切趋炎附势的小人。我的看法略有不同：胡屠户不是伪君子里最极端的一位，他是常态。吴敬梓的可怕在于，他把一个普通市民的势利写得如此合乎逻辑，以至于读者若设身处地，很难保证自己比他高贵。

范进中秀才那天，胡屠户提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贺。酒过三巡，他教训女婿：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我这张嘴里，那些平头百姓、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起平坐的，你若同他们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等到范进想跟他借盘缠去省城参加乡试，他一口啐在范进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这一顿骂，信息量极大。它提供了一个市井中人完整的价值观：功名与财富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名字，中老爷的必然方面大耳，相貌是身份的证明，穷相与官相在生理上就能分辨。范进的脸在这个价值体系里不是脸，是一份资产的说明书。胡屠户的度量衡简单明了，读不出第二个变量。所以当度量衡的对象突然升值，他所有的行为也随之精确地调整，没有一点滞涩。

中举的消息传来，众人央胡屠户去打范进那一个嘴巴。胡屠户为难了。他解释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众人劝了半天，又喝了两碗酒，把凶神恶煞的气势壮起来，他这才凶神般走到集上。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黄泥，鞋都跑掉了一只。胡屠户走上去一个嘴巴打将过去，众人见过的世面少，不提防他真打得这样狠，范进被打晕了，昏倒于地。众人和胡屠户抢着灌水，范进醒来，病好了，胡屠户的手却出了问题。

小说写那只手，写得像一篇独立的微型小说。打人之前，手是凶器；打过之后，手是罪证。"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回家路上，那只手掌隐隐地疼将起来，弯不过来，自己在心里暗想，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范进清醒之后，胡屠户一路跟在后面，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是全书最有名的细节之一。几十回扯衣裳，扯的是皱褶，抚的是恐惧，一个屠户对权势的全部敬畏，都在这个机械重复的小动作里。

此后胡屠户的话锋全变了。集上众人凑钱贺范进，胡屠户抢着替女婿大方，说这个伙计是借来的，不要利息。回家路上对邻居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明明几天前还骂他尖嘴猴腮。这不是简单的忘性，是度量衡自动换算的结果：身份变了，品貌跟着变，才学跟着变，连历史也跟着变。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说，吴敬梓笔下的这类人物有一种可怕的真实，他们不是在撒谎，他们真诚地相信权力重新定义过的一切。我愿意把这层意思再推一步：胡屠户是那个社会运转良好的传感器，他的突变恰恰证明系统在正常工作。如果他不前倨后恭，那个世界反而出了故障。

张乡绅的五十两：权力的即时结算

范进清醒不久，来拜的客人里有一位张乡绅。此人是范进中举的同年？不，他举人的身份早得多，做过一任知县，是本地有头脸的乡绅，姓张名静斋。范进中秀才时他不认这门亲，中举的当天下午就到了。他的礼数极其周到，口口声声"世先生"，自称"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寒暄之后，送上五十两银子，又把东门大街上一所三进三间的房子送与范进，家具器皿也都齐备。

这一场戏，胡屠户提供的是笑料，张静斋提供的是寒意。他是专业的。他登门的时间、称呼的分寸、礼物的数量，全部经过精确计算。五十两银子对他是零钱，一所房子是投资，买的是一个新举人未来的官场人脉。吴敬梓写他"急切里"不肯多坐，事情办完立刻告辞，效率惊人。权力对新权力的吸纳，就在半天之内完成。到了第四回，张静斋带着丁忧的范进出去打秋风，在高要县汤知县面前信口开河，把明朝刘基的事说得一塌糊涂，把道听途说当学问，那是后话，但那个荒腔走板的张静斋，和这里礼数周到的张静斋，是同一个人。乡绅的体面与乡绅的无知互为表里，这才是吴敬梓眼中士绅阶层的全景。

钱一到手，社会关系立刻重组。范进一家从茅草棚搬进三进三间的宅院，仆人、佃户、送礼的人络绎上门。送走报录人的第二天，范进拿两锭银子谢胡屠户。屠户捏着银子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口里说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说眼见得我这里还有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笑迷迷的去了。这一段"拳头舒过来""拳头缩了回去"，与扯衣襟并列为这一回的经典细节，卧评说它写尽了言不由衷。钱在拳头的开合之间完成了它的表演，比任何心理描写都直白。

至于范母之死，她晚年的富贵来得太猛，一病不起，临死前"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交代不得。有人统计过，从报录人进门到老太太咽气，不过几个月，吴敬梓用一个人的生命做了这场身份暴涨的代价核算。喜剧的账单最后由一个无关的老太太支付，这是作者最不动声色的残忍。

科举制度下的人格扭曲：一个社会学的读法

读到这里，可以把范进这一回放回制度史里看。科举制自隋唐创立，到明清两代臻于成熟，也走向僵化。明以后以八股取士，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中出题，答卷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格式展开，字数有限制，语气须代圣贤立言。这套形式对思想的束缚，顾炎武在明末已经骂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清代沿明制，科场案频出，舞弊与严刑并行，但社会流动的主渠道仍然只有这一条。研究者常引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里的统计，明清两代进士中，约有相当比例出自平民家庭，科举确实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正是这个可能，让周进熬到六十岁，让范进考到五十四岁，让马二先生把一生押在编选八股文上。希望是最牢靠的枷锁，因为它由受害者自己保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这里能提供一面有用的镜子。科举场域有自己的资本形态，功名就是象征资本的极端形式，一个举人头衔可以在瞬间兑换成银子、田产、婚姻、官职和敬意，兑换率之高、结算之快，超过任何经济资本。胡屠户的变脸和张家绅的赠银，就是这个兑换过程的两个柜台。而为了获取这种资本，考生必须把全部生命时间投入一种高度标准化的训练，训练到像范进那样，中举之后连日常语言都被八股的腔调占领，与张静斋寒暄时满口"侥幸""有愧"，腔是那个腔，人还是那个饿着肚子的人。制度的可怕不在它逼迫人，而在它定义人。范进发疯的那一刻，是制度对人的定义与人的实际境况之间落差最大的一刻，神经就是在那个落差上断裂的。

商伟在《礼的世界》里提出过一个更深的观察。他认为《儒林外史》的世界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士人失去了文行出处的共同标准，只剩下功名富贵这一个硬通货，于是礼变成表演，学问变成敲门砖。范进丁忧期间不肯用银镶杯箸，换了瓷杯竹箸还不肯用，最后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这个细节常被讲成单纯的虚伪，商伟的读法更狠：不是范进故意表演孝道，而是那个时代的礼已经与人的实际行为完全脱钩，人人都在演，演的人自己都未必意识到自己在演。卧评在这一回下面的批语说，作者写范进之孝，无一句贬词，而丑态毕露。这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手法。

鲁迅说这部书"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公心两个字最要紧。吴敬梓讽刺范进，不是恨范进，是恨那个把范进变成范进的制度；他写胡屠户的可笑，笔锋实际指向的是让胡屠户的度量衡成为普遍真理的社会。讽刺若出于私怨，只是骂人；出于公心，才是文学。鲁迅后来在《什么是讽刺》里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范进发疯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它太真实了，真实到每一个在身份焦虑里煎熬过的现代读者，都能在那一声"噫！好了！"里听出自己的声音。

第四回的余波：一双筷子的表演

范进中举的戏没有停在报帖。第三回末，老太太寿终，范进遵制丁忧。第四回开篇，汤知县设席请他，同座的有张静斋。这场饭局贡献了另一个不朽的细节。范进见摆上镶银的杯箸，退了不肯用，知县命人换上磁杯象箸，他还是不肯，说居丧之人不可用，直到换上白色的竹筷，方才接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心里正犯难，惦记着后厨备下的席面他会不会动，谁知范进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

吴敬梓的镜头停在这里。卧闲草堂本回评在此处有一段名言，大意说作者写范进居丧尽礼，无一字贬词，而虚伪之状已毕露于纸上。这就是不贬之贬的最高典范。不用银器是礼的条文，大虾元子入口是人的胃口，条文与胃口同桌吃饭，各不相扰，吴敬梓只负责上菜。这个细节还有一个功能，它为随后的胡说做了铺垫。张静斋讲刘基的故事，说这位明朝开国功臣是洪武三年中的进士，范进在旁边郑重附和，说得有鼻子有眼，把一代谋主的履历编排得荒腔走板。两个读书人，一个满口礼制，一个满口掌故，肚子里装的都是空账。一桌饭吃下来，功名世界的知识状况摆全了：礼变成表演，学问变成谈资，判断力全体缺席。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提醒读者，《儒林外史》的世界里很少有纯粹的漫画人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被写透。我愿意补充一句，吴敬梓写饭局尤好。全书的饭局极多，几乎每一次饭局都是一次微型社会的权力测绘。薛家集的座次挤兑了周进，高要县的酒席暴露了范进与张静斋，后文莺脰湖的船宴撑起了娄家公子的体面，泰伯祠大祭之后的酒席散处埋着幻灭。吃甚么不要紧，要紧的是谁坐哪里，谁先动筷，谁说的话有人接。范进那双筷子，从银到磁到竹，一路降格，是身份符号学的完整演出，而最终拆掉全部演出的，是一个元子。

科场的心理史：发疯不是孤例

范进发疯，读者觉得夸张，档案觉得写实。科举时代读书人被逼出精神疾患，史料屡见不鲜。唐人笔记已有举子发狂的记载，明清更甚。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叶生》，写一个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屡试不第的书生，郁郁而死，魂魄不散，跟着知己教其子读书，终于教出一个举人，半生的执念才算有了着落。叶生、周进、范进，是同一个精神家族的三兄弟：一个魂魄不散，一个撞板吐血，一个拍手大笑。三个文本合读，科举时代的心理创伤图谱就完整了。蒲松龄选择怪谈的外壳，吴敬梓选择白描的外壳，外壳不同，病历相同。吴敬梓的高明在于，他连怪都不需要借，人间的怪已经够用。

范进中举前后，众邻居的态度也值得细看。报帖未到时，范家断粮两日，无人过问；报帖一到，有送米的，有送鸡蛋的，有出主意治疯的，热心肠一夜之间全部到岗。热心到达的时间，就是世态的温度计。吴敬梓不写人情冷暖的抽象议论，他只记录热心的钟点数。胡屠户的变脸与邻里的变脸同步进行，一户之内与一村之内互为缩影。有论者说《儒林外史》写尽了势利，我的看法是，它写的是势利的系统性：势利不是个人品德的缺口，而是整个社会赖以运转的默认协议，每个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包括受害者本人。

还有一个制度细节值得指出。范进报名时把年龄报小了，这种做法在科场里有名目，叫官年。实年与官年之差，是应考者为规避年龄歧视所做的常规技术处理。周进做学道，头一件事就是问年龄，一问，问出了两个人共同的秘密。研究者统计清代登科录，官年普遍比实年小几岁到十几岁，可见这不是范进一个人的狡狜，是全体考生的集体对策。制度逼人说谎，说谎成为应考资格的一部分，这个循环在第三回里只用两句对白就陈述完毕。吴敬梓的制度感，常常藏在这种一笔带过的地方，细心的人捡起来，是史料；粗心的人滑过去，只当是闲话。 第三回是全书传播最广的一回。卧闲草堂本的评语在这一回下面写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说读者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意思是，这本书看完，回头再看日常应酬里的人与事，到处都是书中人。这大概是古典小说评点里对讽刺效力最极端的描述。衡量一部讽刺作品，最硬的指标不是笑了几声，而是照出了几个人。卧评这句话，两百多年后仍是最好的广告词。

二十世纪以来，这一回进入国民教育，选入语文课本，节选常题作《范进中举》。几代中学生由此知道《儒林外史》，也由此误解《儒林外史》，以为它是一部专门骂科举的漫画书。课本节选有一个无法避免的损失，它割掉了周进一线，割掉了第四回的筷子，割掉了前后几十回的呼应，于是范进成了一个孤立的笑柄。本导读反复强调结构，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的人物从来不在真空里可笑，他们在一张大网里可笑，网的每个结点都连着别人。把网撕下一角看，看到的只是一块布。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为讽刺立了四条标准，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