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之书与干宝其人

第 1 章：志怪之书与干宝其人

为什么要读《搜神记》

一部成书于公元四世纪的志怪小说集，在今天还能吸引读者翻开它，这个问题值得在全书开篇就认真回答。

《搜神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理解中国叙事传统的必读书。中国小说的两大源头——史传传统与志怪传统——在《搜神记》中都有充分体现。作为志怪小说的典范之作，《搜神记》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资料，同时奠定了志怪叙事的基本模式。从唐代传奇到宋代话本，从明代《聊斋志异》到清末谴责小说，《搜神记》开创的叙事范式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不读《搜神记》，就无法完整理解中国小说如何从“残从小语”成长为“叙事文学”的历程。

《搜神记》的价值，更在于它是一扇观察六朝文化的重要窗口。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交融最剧烈的时代之一。佛教传入、道教形成、玄学兴起、儒家礼教式微，各种思想流派在同一时空中碰撞交汇。《搜神记》记录的鬼神故事、巫术信仰、因果报应、梦幻征验等内容，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知识阶层的思想困惑。阅读这些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理解古人在面对不可知力量时的思考方式与应对策略。

《搜神记》还具有独特的史学与文献学价值。干宝在编撰时大量引用了前代典籍，许多先秦两汉的珍贵文献已经亡佚，其内容却因《搜神记》的征引而得以部分保留。书中的许多记载可与正史互证，也可与墓志、敦煌文书等地下出土文献对勘，为研究六朝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搜神记》还具有一种跨时代的普遍性。书中关于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关于冤魂复仇的公案故事、关于命运无常的感叹故事，触及的是人类永恒的困惑与情感。一千五百年后的读者，仍能在这些古老的故事中找到共鸣，这正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当然，必须承认，《搜神记》中的许多故事在今天看来确实荒诞不经。如果抱着“验证鬼神是否存在”的目的来读这本书，一定会失望而归。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它视为一部记录古人世界观与想象力的文献，一部展示汉语叙事技巧如何发展的文本，那么《搜神记》将展现出远超预期的丰富性与深度。

这正是阅读《搜神记》的正确打开方式：以理解古代文化、欣赏叙事艺术为目的，而非以辨别“迷信”与“科学”为标准。

干宝的生平与时代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一位在西晋至东晋初年活跃的史官与学者。要理解这部书的编撰动机与内容特点，有必要先了解干宝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干宝，字令升，生年不详，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后期。根据《晋书·干宝传》的记载，他是魏晋之际新蔡郡人，即今河南新蔡一带。新蔡在两汉时期属于汝南郡，是当时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干宝的家族有着明确的史学传统，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干宝的父亲干统，曾任吴国的牙门将。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干宝的家族随之进入西晋版图。从吴国旧臣之后转变为晋朝臣民，这一家族背景在六朝时期并不罕见，却也为干宝后来受命编撰晋史埋下了伏笔——新朝编纂前朝历史，往往需要借助熟悉旧朝典故的遗民士人。

关于干宝的生平事迹，历史文献中保留的记载相当有限。《晋书》本传是目前最完整的传记资料，但篇幅不长，且多为概述性语言。从中可以确认的是，干宝曾先后担任佐著作郎、散骑常侍等官职。佐著作郎是当时编撰国史的官员，职责包括记录皇帝的日常起居、编纂当代史书等。这一职位使干宝能够接触到大量官方档案与历史文献，为他后来编撰《搜神记》提供了文献基础。

干宝受命编撰《晋纪》，是他在史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晋怀帝永嘉之乱后，西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为稳定政治合法性、总结西晋灭亡的教训，东晋朝廷决定编纂西晋历史。干宝因其史学才能被选中，主持编撰工作，最终完成《晋纪》二十卷。《晋纪》在唐代《史通》的评价中颇高，被称为“简练”“直书”，是一部体例严谨、立论公正的史学著作。可惜的是，《晋纪》后来亡佚，今仅存部分佚文。

干宝之兄干粲，亦有史学才华，曾协助干宝编撰《晋纪》，后于干宝之前去世。干粲的早逝对干宝打击很大，《搜神记·序言》中提到的“群言百家不可废”的感慨，或许就与丧兄之痛有关。干宝编撰《搜神记》的时间，大约在完成《晋纪》之后。其编撰动机与丧兄之痛有无关系，历来有不同推测，但缺乏直接证据。

干宝所处的两晋之际，是公认的社会动荡时期。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一系列事件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面貌。在思想领域，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道教的形成与传播、玄学的兴盛与衰落、儒家礼教的式微与重构，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干宝编撰《搜神记》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活跃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干宝对“神道”——即鬼神、报应、命运等超自然现象——采取了独特的认识立场。他既不像某些极端的迷信者那样盲目崇拜神怪，也不像某些激烈的无神论者那样简单否定一切灵异传说。他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史学态度：凡有文献依据或民间传闻的奇异事件，都予以记录，同时保持对材料真实性的审慎判断。这种立场，既源于他作为史官的专业训练，也反映了六朝知识阶层在信仰问题上的一般倾向。

以下时间轴展示了干宝生平与《搜神记》编撰的历史背景：

```mermaid flowchart LR A["约260-280年<br/>干宝出生于新蔡<br/>东吴牙门将干统之子"] --> B["280年<br/>西晋灭吴<br/>干宝家族入晋"] B --> C["约300-310年<br/>干宝入仕<br/>历任佐著作郎等职"] C --> D["约311-316年<br/>永嘉之乱<br/>西晋中央机构瘫痪"] D --> E["约317-318年<br/>东晋建立<br/>司马睿即帝位"] E --> F["约318-320年<br/>干宝受命编撰《晋纪》<br/>完成二十卷"] F --> G["约320-330年<br/>干宝编撰《搜神记》<br/>"发明神道之不诬""] G --> H["约330年以后<br/>干宝任散骑常侍<br/>《晋纪》流传于世"]

style A fill:#e1d5e7 style F fill:#dae8fc style G fill:#daefd3 ```

理解干宝的生平与时代，是理解《搜神记》的一把钥匙。这位身处乱世、兼具史学训练与文学想象的学者，用四百六十四条神怪故事，为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编撰动机、选材标准、叙事策略，都与他作为史官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理解了干宝其人，才能更好地理解《搜神记》其书。

“不诬”宗旨与干宝的史学立场

在《搜神记·序言》中，干宝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编撰宗旨：“群言百家不可废也”，以及“发明神道之不诬”。这两句话常被研究者引用，但它们的真实含义往往被简化或误解。

“发明神道之不诬”一句，最常见的解释是“证明鬼神确实存在”。如果这样理解，干宝就成了一位鬼神信仰的鼓吹者，《搜神记》也就成了一部“宣扬迷信”的书。但这种理解忽视了干宝作为史学家的基本立场，也与六朝时期知识阶层的普遍倾向不符。

要准确理解“不诬”二字，需要回到魏晋时期的语言环境中去。“诬”的本义是虚妄不实、欺骗蒙蔽。“不诬”，就是不说虚妄不实的话。干宝的意思，并非在说“鬼神确实存在”，而是在说“神道自有其道理，不能轻易否定”。这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与司马迁的“至若天道恢恢，岂不大哉”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在干宝看来，“神道”——即鬼神、报应、命运等超自然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值得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而非简单斥为虚妄。他记录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宣传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履行史官的职责：全面记录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声音与现象，哪怕是那些被正统史学排斥在外的“怪力乱神”。

这种立场在六朝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的知识阶层在鬼神问题上大多持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他们既不盲信，也不简单否定，而是将这些现象视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予以记录和思考。《搜神记》的编撰，正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体现。

干宝的“不诬”宗旨，还包含另一层含义：对材料真实性的审慎态度。他在编撰《搜神记》时，对所收录的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筛选和考证。他选择的，大多是“有据可查”的故事——要么来源于前代典籍，要么来自可靠的口耳相传。对于那些过于荒诞或无法验证的传闻，他似乎有意回避。

书中大量条目都标注了出处，如“见于《左传》”“载于《汉书》”“俗传如此”等。这种标明来源的做法，体现了干宝作为史官的职业素养。他不是不加分辨地收录一切神怪故事，而是以史家的眼光，对材料进行了一定的考辨和筛选。

值得注意的是，干宝对神怪故事的态度并非“全盘接受”。他记录这些故事，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值得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但他并不以“证明神迹”为己任，也没有在书中宣扬任何特定的宗教立场。他的兴趣，在于记录和整理，而非论证和辩护。

这种史学立场，使《搜神记》有别于纯粹的宗教宣传品或民间故事汇编。它是一部以史学方法整理神怪文献的著作，体现了六朝时期知识阶层在处理信仰问题时的理性态度。

干宝“不诬”宗旨的另一层含义，或许在于强调“神道”自有其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不应被简单否定或歪曲。在两晋之际，各种宗教势力——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都在争取信众和合法性。干宝作为一个中立的史官，选择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呈现“神道”的存在，而非为任何一方背书。这既是一种学术立场，也是一种政治智慧。

理解干宝的“不诬”宗旨，是理解整部《搜神记》的关键。它决定了干宝选材的标准、叙述的立场、以及全书的基本面貌。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避免以现代人的“科学标准”来苛责古人，也才能真正欣赏这部古典文献的独特价值。

《搜神记》的结构与内容

《搜神记》全书共三十卷，收录故事约四百六十四条。各卷内容按题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板块：

前两卷主要收录神话传说与历史异闻。从神农、后稷的诞生，到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奇异事件，这些内容与《山海经》《淮南子》等先秦两汉典籍中的神话叙事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与历史记忆。

第三卷至第十四卷收录各类人物故事与奇异事件。其中既有像“东海孝妇”这样的冤魂复仇故事，也有“杜兰香”“董永”这样的人神恋爱故事，还有“李寄”斩蛇、“较弩”射妖这样的英雄传奇。这些故事长短不一，篇幅从几十字到数百字不等，展现了志怪叙事在形式上的多样性。

第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的内容更为庞杂，涵盖鬼魂、精怪、梦占、占卜、冤魂、墓穴、变化等各类题材。其中许多故事涉及佛教传入后出现的感应事迹，如“沙门竺法护”“佛图澄”等条目，反映了佛教在六朝时期的传播情况与本土化过程。

第二十七卷至第三十卷的内容相对集中，主要收录与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体现了佛教“业报”观念对中国本土信仰的渗透，也展示了六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交融的具体面貌。

从题材分类来看，《搜神记》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神话传说、鬼魂故事、精怪变化、梦占卜筮、因果报应、佛教感应、民间信仰等。这种分类方式与《汉书·艺文志》以来中国文献学的分类传统相一致，也反映了干宝对神怪现象的系统化整理。

从编撰体例来看，《搜神记》采用了编年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结构。各卷内容大致按时代顺序排列，从上古神话到六朝当世，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同时，各卷内部又按题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归类。这种编年与分类并行的做法，体现了干宝作为史官的编纂思路。

《搜神记》的这种结构安排，也带来了一些阅读上的特点。由于编年与分类并行，同一类型的故事可能被分散在不同卷册中，读者需要跨卷对照才能形成完整的印象。同时，由于时间跨度大、题材范围广，书中不同故事之间的风格和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种结构特点，要求读者在阅读时采取相应的策略。首先，可以按题材进行专题阅读，比如集中阅读所有鬼魂故事或所有精怪故事，形成对某一题材的系统认识。其次，可以按时代进行线性阅读，从上古神话一直读到六朝感应，感受神怪叙事的历时演变。第三，可以选择重点故事进行精读，深入分析其叙事结构、思想内涵与文化背景。

对于初读者而言，建议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题材入手，逐步扩展阅读范围。不必强求一次性通读全书，也不必拘泥于原有的卷次顺序。《搜神记》的魅力在于它的丰富性，只有通过反复阅读、逐步深入，才能真正领会这部古典文献的价值。

在版本选择上，目前最通行的校注本是汪绍楹校注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这两个版本都有详细的校勘记和注释，对理解文本大有裨益。初读者可以从这两个版本中任选其一作为入门读物，有一定基础后，再参考其他版本和学术研究著作。

《搜神记》的阅读方法与学术价值

阅读《搜神记》这类古典文献，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才能真正进入文本，理解其丰富的内涵。以下从几个方面提供一些阅读建议。

首先要明确阅读的目的与心态。如前所述，阅读《搜神记》不应以“验证鬼神是否存在”为目的，也不应以“批判古代迷信”为己任。正确的阅读心态，是把它视为理解古代文化、欣赏叙事艺术的一个窗口。在这种心态下阅读，才能发现书中那些被“科学vs迷信”的二元框架所遮蔽的丰富内容。

其次要注意干宝的编撰立场。干宝是一位史官，他以史学方法处理神怪材料。这决定了《搜神记》中的故事并非简单的民间传说，而是经过一定筛选和编排的文献资料。在阅读时，应当注意干宝是如何叙述这些故事的，他选择了什么、略去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编排，这些问题往往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更重要。

第三要注意文本的历史语境。六朝时期的世界观与今天有很大差异当时的人相信灵魂存在、相信天人感应、相信因果报应，这些都是普遍的文化共识，并非某一个人的“迷信”或“愚昧”。理解这一点，才能避免以现代标准苛责古人，也才能真正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

以“东海孝妇”的故事为例。这个故事在《搜神记》中有详细记载：东海郡有孝妇周青，年轻守寡，侍奉婆婆至孝。婆婆不愿拖累她，自缢身亡。小姑诬告周青杀害婆婆，太守不察，竟判处孝妇死刑。行刑后，东海郡大旱，三年不雨。后来有官员重新审理此案，为孝妇平反，天乃大雨。

这个故事常被现代人解释为“冤魂显灵”的迷信叙事。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关于司法公正的寓言。周青的悲剧不是因为她真的杀了人，而是因为太守“不察”——没有仔细调查就草率定罪。她的冤魂之所以显灵，不是因为灵魂真的存在，而是因为作者在强调冤假错案的严重后果。在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下，大旱被理解为上天对司法不公的惩罚，这是一种在当时语境下完全合理的社会批判方式。

理解这一点，就不会简单地把“东海孝妇”斥为“迷信”，而能看到它对社会正义的深刻关注。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有其价值。

第四要注意《搜神记》与其他文献的关系。干宝在编撰时大量引用了前代典籍，许多故事都有明确的出处。在阅读过程中，可以适当查阅这些出处，比较干宝的引用与原文有何异同，这有助于理解六朝时期文献传承的特点，也有助于发现《搜神记》独特的编撰意图。

《搜神记》的学术价值，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

在文学史层面，《搜神记》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确立了志怪叙事的基本模式——简短的篇幅、奇异的题材、因果分明的故事结构。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小说创作。从唐代传奇到明代话本，从《聊斋志异》到《阅微草堂笔记》，都可以看到《搜神记》的影子。

在文化史层面，《搜神记》是研究六朝社会信仰的重要资料。书中涉及的鬼神观念、巫术信仰、因果报应、佛教感应等内容，为理解六朝时期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与正史中的《五行志》《灵征志》互为补充，可以形成对六朝文化的更完整认识。

在文献学层面，《搜神记》保存了大量已亡佚典籍的内容。由于干宝引用了许多后来失传的文献，《搜神记》实际上起到了“文献保存库”的作用。研究六朝以前的神话传说、历史事件，《搜神记》往往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思想史层面，《搜神记》反映了六朝知识阶层在信仰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干宝既非盲目的迷信者，也非简单的无神论者，他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史学立场。这种立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六朝思想界的理性倾向。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搜神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文学魅力。那些关于人鬼情未了的故事、关于英雄斩妖除魔的故事、关于命运无常感慨的故事，至今读来仍然动人心弦。而一旦深入进去，就会发现这些简单的故事背后，隐藏着古人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阅读《搜神记》不必贪多求快。这部书篇幅不大，适合反复阅读、常读常新。每次重读，都可能发现新的细节、新的感悟。这种不断发现的过程，正是经典阅读的乐趣所在。

本章小结

《搜神记》之所以值得阅读，首先在于它是理解中国叙事传统不可绕过的重要文本。这部成书于西晋的志怪小说集，既是六朝志怪文学的典范之作，又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记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搜神记》奠定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范式；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它为理解六朝时期的思想世界提供了独特窗口。

干宝是西晋至东晋初年的史官，以编撰《晋纪》和《搜神记》两部著作闻名于世。他出身史学世家，曾任佐著作郎等职，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他编撰《搜神记》的动机，并非简单的个人爱好或宗教信仰，而是源于史官的责任意识与学术追求。

“发明神道之不诬”是理解干宝编撰宗旨的关键。这一表述的正确理解是：神怪现象自有其道理，不能轻易否定或歪抹。干宝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史学立场——凡有文献依据或民间传闻的奇异事件，都予以记录，同时保持对材料真实性的审慎判断。这既非盲目的鬼神信仰，也非简单的无神论，而是一种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理性态度。

《搜神记》全书三十卷，按题材大致可分为神话传说、人物故事、鬼魂精怪、因果报应、佛教感应等板块。书中各卷大致按时代顺序编排，同时又按题材进行了分类整理。这种编年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结构，体现了干宝作为史官的编纂思路，也对读者的阅读方式提出了相应要求。

阅读《搜神记》应当注意几个要点：一是避免以现代“科学标准”评判古人；二是注意干宝的史学立场与编撰意图；三是将文本置于六朝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四是善于发现故事背后的社会关怀与文化意涵。“东海孝妇”的故事表明，即使是关于“冤魂显灵”的叙事，其核心关切也在于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

理解干宝其人其书，是进入六朝文化世界的一把钥匙。这位身处乱世、兼具史学训练与文学想象的学者，用四百六十四条神怪故事，为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下一章将以《搜神记》中的几个经典故事为切入点，分析干宝的叙事技巧与这些故事所反映的六朝社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