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

第 1 章：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

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学？这一问题在当代史学从业者听来或许显得迂阔，但它在二十世纪 historiography（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脉络中绝非老生常谈。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的全部学术工作都可以视为对这一根本张力的持续追问。本章的任务是追溯伊格尔斯问题意识的形成轨迹，辨析其核心关怀所在，并说明这一追问为何在当代语境中依然保有锋芒。

理解伊格尔斯，首先要理解他的生平所赋予他的特殊位置。这位 1929 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犹太学者，亲历了魏玛共和国的文化繁荣、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恐怖、二战的文明断裂，以及战后美国学术体制的重建。他的学术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知识迁移的微型史：从德国大学的 Seminar（研讨班）传统出发，经由流亡生涯，最终在美国大学的历史系落脚。这种跨越两个学术文化体系的亲身经历，使他对 historiography 中的“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都有切身体认，而正是这种双重视野，构成了他问题意识的经验基础。

生平与学术轨迹：从德国到美国的知识迁移

伊格尔斯 1929 年出生于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代，他经历了纳粹政权的崛起与排犹政策的逐步升级。1938 年“水晶之夜”后，年仅九岁的伊格尔斯随家人逃离德国，经由荷兰辗转抵达美国。这段经历本身尚不足以决定一个学者的思想方向，但它所携带的创伤性记忆——尤其是一个重视理性与科学的文化如何在极权主义面前崩溃——深刻塑造了伊格尔斯日后对“理性”“进步”“科学”等概念的审慎态度。

抵达美国后，伊格尔斯在纽约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完成本科教育，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训练主要在美国完成，但他对德国学术传统的了解从未中断。战后，他多次返回德国进行学术交流，并与德国史学界建立了持久的对话关系。这种跨越两种学术文化的特殊身份，使伊格尔斯能够以局内人的眼光审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得失，同时也以局外人的视角观察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

伊格尔斯的学术生涯主要在汉堡大学（1960-1965）、明斯特大学（1965-1973）和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1973-2001）三所机构度过。从汉堡到明斯特，他经历了联邦德国战后史学界对纳粹时期学术传统的复杂清算；从明斯特到布法罗，他则经历了从欧洲大学体制向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转型。这两次地理迁移，每一次都伴随着学术体制和知识范式的根本转变，而伊格尔斯始终保持着对 historiography 发展方向的高度警觉。

他早期的研究方向集中于十九世纪德国史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尤其是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与兰克学派之间的争论。这一研究路径的选择并非偶然：兰普雷希特在十九世纪末发起的“史学革命”，正是德国史学界第一次严肃讨论历史学是否应当科学化、如何科学化的知识事件。伊格尔斯对这一争论的持续关注，折射出他对一个贯穿二十世纪的核心问题的持续追问——历史学在追求科学地位的过程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德国历史观》（*The German Idea of History`，原版德文 1983 年出版，英文修订版 1988 年）奠定了伊格尔斯在国际史学界的学术声誉。这部著作以德国 historiography 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发展为主线，深入剖析了德国历史主义的思想来源、核心命题及其在二十世纪的演变。伊格尔斯指出，德国历史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传统，其中包含着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到学术专业化的多重面向，而这种内部张力恰恰是理解二十世纪德国史学与政治之间暧昧关系的关键。

《欧洲史学》（*European Historiography`，1973 年）则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考察了十九至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史学发展的不同路径。法国年鉴学派、英国的社会史学传统、德国历史主义之间的差异，被伊格尔斯置于各自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加以理解。这部著作显示了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没有超然于文化与政治语境之外的“客观” historiography，任何对历史学的理解都必须考虑到其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

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伊格尔斯问题意识的学术起点：他不是在真空中讨论“历史学是什么”，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追问“历史学曾经如何被理解、为何被如此理解”。这种语境化的研究路径，本身就是他历史意识的体现。

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遗产与困境

要理解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必须首先理解他所批判的对象——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核心主张。历史主义（Historism/Historismus）在德语语境中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既指一种史学方法论，也指一种哲学立场，其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切历史现象都有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生成过程，理解历史就是理解这种独特的生成过程，而非将其归摄于普遍的理性法则之下。

这一立场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维柯（Giambattista Vico）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可以被理解，而自然则是上帝创造的，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赫尔德则进一步主张，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Volksgeist），历史研究的任务是理解这种独特精神的具体表达，而非用普遍标准加以评判。

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学术化，则主要归功于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其所开创的 Seminar 传统。兰克那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历史学家要做的只是说明事情本来的样子”（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常被误解为一种朴素的经验主义主张，但实际上兰克的意思要复杂得多。兰克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可以完全摒弃主观立场，也不认为历史可以被完全客观地“复制”；他真正强调的是历史学家必须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来逼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种逼近本身需要研究者具备一种特殊的“理解”（Verstehen）能力，即对历史行动者的意图和语境进行设身处地的把握。

这种“理解”的方法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理论框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将其提升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方法论基础，与自然科学的“说明”（Erklären）方法相区别。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外在的、可重复的现象，可以用普遍的因果法则加以说明；而人类历史的对象是内在的、独特的生命表达，只能通过“理解”加以把握。这一区分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也为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提供了哲学论证。

然而，德国历史主义在二十世纪遭遇了深刻的内在困境。伊格尔斯在《德国历史观》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困境的历史展开。困境的核心在于：历史主义一方面标榜其对独特性和个体性的尊重，反对用普遍模式削足适履地套裁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提供一套评判标准，用以区分正当的独特性维护与不正当的特殊主义辩护。当历史主义面对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侵蚀时，它的批判武器库中竟然找不到有效的回应。

这种困境在二十世纪初的“价值判断之争”（Werturteilsstreit）中得到了集中的理论表达。1903 年，柏林大学的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在一次演讲中批评同僚迈岑贝格（Harry Ferdinand K. von Manteuffel-Szöge）缺乏学术严谨性，触及了历史学能否或应否在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的敏感问题。1909 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应德国社会学会之邀，发表了著名的“价值判断专题演讲”，主张学者在讲台上应当严格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属于个人事务，不应在学术研究中有所表达。

这一争论的实质，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学术规范问题，更涉及历史学与政治责任之间关系的根本定位。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现象的独特性，这本应使他们对任何以普遍真理自居的政治主张保持警惕；但当这种独特性论证与民族国家的特定利益相结合时，它同样可以为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政治立场提供学术外衣。二十世纪德国史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这种内在困境的历史后果。

伊格尔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诊断，其犀利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主义等同于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他承认历史主义内部始终存在着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力量，尤其是兰普雷希特在十九世纪末发起的“史学革命”，正是试图打破历史主义的封闭循环，将社会学、经济史等新视角引入历史研究。然而，这种自我批判的力量在德国学术界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史学的基本格局。直到纳粹政权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这种学术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共谋关系之后，一场深刻的清算才真正成为可能。

历史学科学化诉求的根源与矛盾

如果说德国历史主义代表了欧洲（尤其是德语世界）对历史学的独特理解，那么二十世纪美国史学职业化进程中的“科学化”诉求，则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正是在这两种取向的对照中逐渐成形的。

“历史学的科学化”这一表述，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指涉非常不同的内容。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它主要意味着在兰克所开创的史料批判传统基础上，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科边界。历史学要成为科学，首先要成为一个专业，要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标准，以及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这种科学化的诉求，与大学体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也是现代学术职业化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往往带有更强的理论抱负。二十世纪初美国史学界兴起的“新史学”（New History）运动，主张历史学应当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因果解释取代单纯的叙事描述。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其 1912 年的《新史学》中明确提出，历史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必须摆脱政治史的狭隘范围，将目光投向经济、社会、文化等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同时积极借鉴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

这一科学化诉求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达到了一个重要节点。1960 年代，计量史学、现代化理论、结构主义等思潮相继涌入历史学领域，许多美国历史学家乐观地相信，历史学正处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范式革命的前夜。历史数据的量化分析、社会科学化的因果解释、跨学科的理论整合，这些被视为历史学“科学化”的标志。

伊格尔斯对这种乐观主义持深刻的保留态度。他并非反对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也不是否认计量分析的价值；他的批评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历史学家宣称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时，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这种追求是否会遮蔽历史学自身独特的方法论关切？

在伊格尔斯看来，历史学的“科学化”诉求至少面临三重矛盾。

第一重矛盾存在于科学化的方法论承诺与其实际效果之间。追求科学化通常意味着追求普遍法则的发现、可重复的验证、以及可积累的知识进步。然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具体时空中的独特事件——恰恰不具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历史学家可以发现特定条件下某些类型的事件更可能发生，但这种概率性的概括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法则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当历史学家放弃这种差异，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时，他们往往只是在表面上使用了“科学”的术语，而并未真正实现科学化所承诺的方法论进步。

第二重矛盾存在于科学化的客观性追求与历史书写的叙事性之间。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最终产品是历史叙事——对过去的连贯记述和解释。这种叙事必然涉及选择：选择哪些事件被纳入叙述，选择以何种框架组织这些事件，选择以何种语言表达历史判断。任何叙事都是对无限可能的过去的一种简化，而这种简化本身无法完全被客观的程序或方法论规则所决定。历史学家可以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可以对史料进行彻底的批判检验，但当他们将这些检验的结果编织成一部历史著作时，他们仍然在从事一种本质上具有叙事性的工作。这种叙事性不是科学的缺陷，而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本质特征。

第三重矛盾存在于科学化的去语境化诉求与历史理解的语境化要求之间。科学化的一个核心预设是：知识应当摆脱具体的个人立场和社会情境，成为可公共检验、可普遍分享的认知成果。然而，历史理解的核心恰恰是对语境的把握——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意图，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网络、文化框架和历史情境之中。如果历史学为了追求科学化的客观性而将一切语境因素清除出去，它将失去理解历史的核心能力；但如果它承认语境因素的不可避免性，它就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这种语境化的理解如何与科学化所承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相协调？

伊格尔斯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化诉求，也没有浪漫化地回归纯粹叙事的人文主义传统。他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这些矛盾的存在，并试图在承认历史学本质特征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历史学的学术标准和方法论追求。他在后来的著作中逐步形成的“批判 historiography”立场，可以被视为对这些矛盾的辩证回应：历史学不是科学，因为它无法提供可重复验证的普遍法则；但历史学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或艺术，因为它必须对史料负责，必须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批判检验。历史学是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它在叙事与论证之间、个别与一般之间、语境化理解与公共可检验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批判 historiography 的提出与全球视角的拓展

在《 historiography 的批判》（*The Historiography of History`，2005）等后期著作中，伊格尔斯系统地提出了“批判 historiography”的概念。这一概念既是对德国历史主义和美国科学化诉求的双重超越，也是对二十世纪末全球化进程中史学发展趋势的理论回应。

批判 historiography 的核心主张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在方法论层面，批判 historiography 坚持史料批判的重要性，反对那种脱离史料基础、纯粹以理论模式套裁历史的做法。伊格尔斯明确指出，即使在理论多元化的当代，史料批判仍然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的核心标志。历史学家有责任尽可能准确地重建过去的事实，有责任区分可靠史料与不可靠传说，有责任承认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修正的。这种对史料的尊重，不是兰克式客观主义幽灵的复活，而是任何负责任的知识活动的基本要求。

在认识论层面，批判 historiography 承认历史理解的历史性和视角性。任何历史学家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都受到其文化背景和知识训练的塑造，这种情境性是无法消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理解都是相对的或等价的。批判 historiography 坚持，即使历史学家无法完全超越自己的立场，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反思性的自我审视、通过与其他立场的持续对话、通过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批判检验，来逼近更可靠的历史理解。这种“逼近”不是绝对客观性的恢复，而是一种开放的、不断修正的知识进步过程。

在方法论层面，批判 historiography 主张历史学应当积极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这种借鉴必须以保持历史学的核心特质为前提。伊格尔斯对年鉴学派、社会史学、计量史学等二十世纪的新潮流持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开放，是因为这些新方法确实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揭示了许多传统政治史叙事所忽视的历史面向；审慎，是因为他担心这些方法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可能丧失历史学对独特性、语境和意义的持续关注。

进入二十一世纪，伊格尔斯将他的批判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全球范围内。全球化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史学传统正在经历与欧美传统不同的转型；史学与记忆研究、公共历史、数字人文等新领域的交叉融合，正在催生新的研究范式；历史学在处理跨国史、全球史、环境史等议题时，面临着传统方法论框架难以回应的新挑战。

伊格尔斯晚年对“中国史学革命”问题的关注，就是这种全球视野的具体体现。他注意到，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从革命史学向后革命史学的转型，对史料批判和学术规范的强调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指导。这一转型与欧洲和美国的某些发展趋势不无呼应之处，但它也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当历史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直接指导，它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当它试图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时，如何保持对中国历史特殊性的敏感？当它面对国家权力的持续在场时，如何维护学术自主性？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示了伊格尔斯将他的批判视野延伸到非西方语境的持续努力。

批判 historiography 并不是一套封闭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一套可以机械照搬的方法论规则。它更接近于一种持续反思的学术态度：既不盲目追求科学化，也不浪漫地回归传统；既承认历史理解的语境性，也坚持学术标准的公共性；既开放于新理论和新方法，也警惕任何单一范式的霸权倾向。这种反思性立场的理论资源，来自康德的批判哲学传统——批判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界定有效知识的边界，并在此边界内探索知识进步的可能性。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伊格尔斯问题意识的形成轨迹和核心内涵。伊格尔斯之所以要反思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根本原因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历史学的科学化诉求与其叙事性本质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张力，而任何试图简单地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做法，都将损害历史学的知识品质和学术信誉。

伊格尔斯的批判 historiography 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张力中寻求平衡的思路：史料批判和学术规范仍然是历史学不可让渡的基石，但这种规范并非绝对客观性的保障，而是一种开放的、可修正的知识活动的基本要求；叙事性是历史书写的本质特征，但叙事并不因此沦为纯粹的主观虚构，历史学家仍然有责任让自己的叙事经得起证据的检验；理论和方法是历史学进步的重要资源，但任何单一的理论范式都不可能穷尽历史理解的全部可能。

理解伊格尔斯的问题意识，不仅是理解二十世纪 historiography 发展的钥匙，也是思考当代历史学走向的起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沿着伊格尔斯所揭示的问题线索，深入考察德国历史主义、美国史学职业化、法国年鉴学派等具体 historiography 传统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困境，并在这些具体案例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边界。伊格尔斯所提出的问题没有终极答案，但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追问，本身就是历史意识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