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与鬼神
第 1 章：史官与鬼神
干宝撰写《搜神记》的决定，在东晋初年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并非一个轻率的举动。一位以史才入仕的官员，选择以“鬼神”为书写对象，这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理解这部奇书的关键入口。本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干宝为何要以史官之身撰写一部志怪之书？他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语境如何塑造了这部作品的诞生？我们将沿着干宝的仕途轨迹进入东晋初年的政治与文化氛围，通过梳理《晋书》本传所载的生平材料与时人对他的评价，揭示这位史官与鬼神世界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联。
干宝生平：从幕僚到史官的仕途轨迹
干宝的生平事迹，在正史中留下的记载并不算多，但已足够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根据《晋书》卷八十二本传的记载，干宝字令升，新蔡鲖阳人，生年不详，卒于永和三年（347年）之后不久。他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西晋的覆灭与东晋的建立，亲历了永嘉之乱前后的一系列剧变，这一时代背景深刻地塑造了他的史学意识与书写取向。
干宝步入仕途的起点，是被华谭推荐为佐著作郎。这一职位的获得颇具意味：佐著作郎隶属于秘书省，掌编纂国史，虽品秩不高，却是史官体系的入门之职。华谭是江表名士，其举荐本身就说明干宝在西晋末年已具有一定的文名。然而，干宝的早期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很快因奔母丧而去职，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这段去职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史书并无明确记载。
真正使干宝声名鹊起的，是他参与了两部重要史书的编撰。其一是《晋纪》。据本传记载，干宝“始为导著作郎，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这里所说的“导”，指的是东海王司马越之子司马毗，而司马毗在永嘉五年（311年）被石勒俘杀，这意味着干宝在平定刘元海之乱中有所表现，才获得了赐爵的荣誉。《晋纪》的编撰是西晋官方史学的一部分，干宝以著作郎的身份参与其中，展现了他的史学才能。
其二是《干宝传》中明确提到的另一件事：丞相殷善其为司徒左长史，王导奏请修《晋史》，于是“著作郎干宝领所著《晋纪》，自宣帝起至愍帝五十三年”。这一记载表明，干宝在东晋建立后不久便被委以重任，负责主持《晋纪》的撰写工作。《晋纪》二十卷，后被《隋书·经籍志》著录，在唐初修《晋书》时仍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便大量采摭了《晋纪》的内容。
但最能说明干宝史学地位的，是他被同时代人推许为“良史”的事实。《世说新语·排调》篇载：“干宝向刘真长论其史书曰：‘《晋纪》自宣帝至愍帝五十三年，斟酌典诰，宏长论谈，为一代之盛。’”刘真长即刘惔，是东晋清谈名士，他与干宝的这段对话表明，干宝本人对自己的史学工作颇为自得，而这种自得是建立在实际的编纂成就之上的。
从幕僚到史官的轨迹，赋予了干宝一种独特的史学自觉。他不仅编撰当代史（《晋纪》），还关注前代乃至远古的记录（《搜神记》）；不仅处理政治史和军事史，也将视野扩展到鬼神灵异的世界。这种书写的跨度本身，就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搜神记》视为消遣之作，而应追问其背后的史学理念与时代关切。
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与文化氛围
理解干宝的书写选择，必须将他置于永嘉之乱后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西晋的覆灭对于南渡士族而言，不只是一次王朝的更替，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冲击。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南渡——这一系列剧变使得“天命”问题重新成为士人思考的核心。当一个据有天命数百年的王朝在短短数十年间土崩瓦解，士人们不得不追问：天命转移的依据是什么？王朝兴衰的规律何在？鬼神报应之说是否真实存在？
东晋政权建立后，司马睿以琅琊王身份承继大统，其合法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一方面，司马睿是西晋皇室疏族，论血统亲疏远不如北方诸王；另一方面，他能够立足江东，更多地依赖于王导、王敦等北方士族的扶持与南方大族的合作。这种先天不足的合法性，使得东晋政权对于祥瑞、占卜、鬼神显现之类的“感应”之事格外敏感——它们往往被赋予政治象征的意义，成为论证天命归属的工具。
这种氛围直接影响了史学的取向。干宝在《晋纪》中自述其编纂宗旨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主张：史书的功能不仅在于记录事实，更在于“明道”。他在《晋纪·总论》中写道：“夫王道之端立于感应，然则观象以陈历，逆知来事，神道设教，存而不论。”这段话的意思是，王道的开端在于天人感应，因此通过天象来推算历法、预知未来之事，是题中应有之义。干宝将“神道设教”纳入王道政治的框架，这为他日后编撰《搜神记》提供了思想前提。
东晋初年的清谈风气也是理解干宝的一个重要维度。魏晋以来，名士们以清谈为尚，谈论的内容从《老》《庄》玄理逐渐扩展到人物品评、自然宇宙诸多领域。鬼神之事虽然在清谈名士看来不够“玄远”，但也并非完全排斥的议题。《搜神记》中有不少条目讨论因果报应、魂魄显灵，这些议题与当时流行的佛教因果观念、道教长生信仰都有交集。干宝的书写对象——那些“卜筮占验、疾病医药之事”——恰恰处于玄学、佛学、道教的交汇地带。
更重要的是，东晋政权对于史学的重视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朝代。司马睿登基后不久，便下令修撰《晋纪》《晋书》，这不仅是政治宣示，也是凝聚南渡士族认同的文化工程。干宝被委以此任，说明他在当时的史学界已具有相当的声望和地位。他后来撰写《搜神记》，可以视为这种史学关怀的自然延伸：一位关注“天人之际”的史家，不会将鬼神之事排斥在记录视野之外。
“箸《搜神记》三十卷”的历史记载与时人评价
关于《搜神记》的编撰缘起，《晋书》本传留下了最为核心的记载：“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嫉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上，容貌如无他，衣服但败；寻之，家中地牵自动，铲不复得。宝因是大感怛，乃历叙闻见，以为证验。箸《搜神记》三十卷，以证明天神地祇、人鬼之理，劝善惩恶，允洽于时。”
这段记载包含了两个层面：其一是干宝个人生活中的灵异经历——侍婢死而复生的故事；其二是这一经历如何促使干宝开始系统地记录鬼神之事。需要注意的是，干宝“箸《搜神记》三十卷”并非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而是经过“历叙闻见”、长期积累的结果。“以为证验”四字尤为重要：干宝是以实证的态度来编撰此书的，他要为自己的信仰寻找文本的依据。
关于干宝编撰《搜神记》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的推测。根据本传的行文顺序，他是在“父墓婢伏棺”故事发生之后开始编撰的，而这一故事发生的时间下限是其母去世之时。干宝的生卒年虽不完全确定，但大体可以推算其主要活动时期在永嘉之乱前后。如果干宝生于西晋中期（约260年至280年之间），那么其母去世的时间大约在永嘉年间（307年至313年），这与干宝开始担任著作郎、编撰《晋纪》的时间大致重合。
《搜神记》成书后的传播情况，史料中有若干线索。《世说新语·排调》篇载谢安戏语曰：“干宝小史，生平断断于此，卿何意邪？”刘孝标注引《晋纪》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少博学，著作郎。”这里的“断断于此”大约是指干宝沉溺于鬼神之事，成为时人的谈资。《世说新语》虽是小说家言，但所反映的正是《搜神记》在东晋士族中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它既是一部正经的著述，也是社交场合的话题来源。
《搜神记》的文本规模，《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搜神记》三十卷”，与本传相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三十卷本，说明此书在唐代仍以完本流传。今本《搜神记》仅有二十卷，且其中部分内容系后人增益，但三十卷的原貌在唐宋之际仍有流传。北宋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时大量征引《搜神记》，所据应当是完本。
时人对干宝的评价，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史才，二是其“好阴阳术数”之学。《晋书》本传在列举其著作时，首列《晋纪》二十卷，次列《搜神记》三十卷，再次是“《干子》五卷”、《春秋左氏传》外传注、《周易》注若干卷。这说明在《晋书》编纂者看来，《搜神记》与《晋纪》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干宝的代表作，而非可有可无的副业。
史官身份与志怪书写之间的张力
干宝以史官身份编撰《搜神记》，在东晋的文化语境中并非孤例，但确实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张力。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观念，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最高理想，这一理想本身并未将鬼神之事完全排斥在史书之外。《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有《郊祀志》，都是集中记载鬼神祭祀之事的专门篇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其著史动机时，特别提到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里的“旧闻”包括大量的传闻异辞、神话传说。
然而，干宝的《搜神记》与正统史书中的鬼神篇章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它是专门以鬼神为记录对象的著作，而非附属于政治史、制度史之下的内容。这一区别使得干宝的书写面临一个正当性的问题——他如何为自己的志怪书写提供史学上的辩护？
答案在于干宝对“史”的广义理解。在干宝看来，“史”的功能不仅是记录已然的政治事件，更是探究幽明之际的未知领域。他在《搜神记》序（或自序）中明确表示，他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证明鬼神世界的存在与运作。这一目的与史学的求真精神并不冲突：史家的职责是记录真实，而鬼神之事是否“真实”，恰恰是一个需要通过记录来检验的问题。
干宝的这种史学观念，在东晋初年有其思想基础。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五行志”“天文志”“符瑞志”等专门篇章被纳入正史的体例，这些篇章记载的内容——异常天象、祥瑞灾异、谶纬预言——与《搜神记》所记鬼神之事在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换言之，干宝并非在史学的边缘地带自说自话，而是将自己纳入了一个虽非主流、却有深厚传统的书写谱系之中。
《搜神记》的编纂体例也体现了干宝的史学意识。全书按故事类型分为若干门类，每一则故事都注有出处或说明来源，叙事力求简洁准确，结尾往往有评论以点明寓意。这种编纂方式与《左传》《史记》的“寓论断于叙事”传统一脉相承，说明干宝是按照史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志怪写作的。他希望《搜神记》不仅是一部“小说”（即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更是一部有体系、有判断、有立场的历史记录。
当然，这种张力并未完全消解。干宝在世时，已有人对他“好阴阳术数”之学有所非议，前引《世说新语》中谢安的戏语便是明证。这说明在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中，专意于鬼神书写仍然是一件需要辩护的事情。干宝的辩护策略是将志怪书写纳入史学的框架之内，用“证明神道之理”的大义来为自己的兴趣正名。这一策略部分地成功了——《晋书》本传将《搜神记》与《晋纪》并列著录，说明在唐初史家看来，干宝的志怪书写具有足够的严肃性。
《搜神记》的文本生成过程与编纂体例
要深入理解《搜神记》的史学价值，还需要考察其文本生成的具体过程。干宝在编撰此书时，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多种来源的材料。
第一类是官方档案与私家记录。干宝身为史官，有机会接触秘书省的藏书与档案，其中包含大量的地方呈报、郡国奏议、祥瑞灾异记录。《搜神记》中不少条目涉及各地的神祇显灵、异象报告，这些内容的原始素材很可能来自官方的文件系统。干宝在记录这些材料时，保留了其来源信息（如“豫章有石庐”“临川郡东”等地名），体现了史家记事的基本规范。
第二类是私家著述与前代典籍。《搜神记》的不少条目可以在更早的典籍中找到对应文本，如《列异传》《博物志》《异林》等。这些书或已亡佚，但通过《搜神记》的引用，我们可以大致推知其内容。干宝编撰《搜神记》时，显然广泛参考了这些志怪专著，采取了“博采异闻”的编纂原则。他不是凭空创造故事，而是对已有的鬼神叙事进行筛选、整理和重新编排。
第三类是亲身见闻与口碑材料。本传所载“父墓婢伏棺”的故事是干宝本人经历的灵异事件，但这类材料在《搜神记》中所占比重并不大。更多的条目标注了“闻之故老”“从兄所问”等来源，说明干宝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收集各种鬼神传闻。这些口碑材料难以追溯其原始出处，但干宝在记录时尽可能注明确切的信息来源，体现了史家求证的精神。
从编纂体例来看，《搜神记》采用了“类目分卷”的结构。今本二十卷（三十卷原本的节本）的分类方式大致如下：卷一至卷二为“神祇”，卷三至卷七为“鬼怪”，卷八至卷十二为“精怪”，卷十三至卷十六为“异事”，卷十七至卷二十为“冥报”。这种分类体系与《汉书·五行志》《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分门别类方式一脉相承，说明干宝试图建立一套关于鬼神世界的系统知识，而非随意罗列故事。
每一则故事的结构也颇为固定：先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再叙述事件经过，最后往往有一句评论以揭示寓意。例如卷一“帝颛顼氏之子”条：“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区隅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焉。”这则故事以简洁的笔法叙述了颛顼三子化为疫鬼的传说，并将其与官方驱傩仪式联系起来，末尾隐含了“鬼神可畏”的教训。这种叙事模式与史书“寓论断于叙事”的传统高度吻合。
```mermaid timeline title 干宝生平与《搜神记》编撰时间线 dateFormat YYYY section 生平 约260-280年 : 干宝生于新蔡鲖阳 约300年前后 : 被华谭荐为佐著作郎 永嘉前后 : 父亡，母生推侍婢于墓中 永嘉年间 : 母丧，开墓见侍婢伏棺复活 section 仕途 永嘉至建武 : 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 建武至太兴 : 任著作郎，编撰《晋纪》 太兴至永昌 : 王导奏请修《晋史》，干宝领《晋纪》 永昌至永和 : 官至散骑常侍，著《搜神记》三十卷 section 著作 约307-313年 : 父墓婢伏棺事件后开始编撰 313-约340年 : 历叙闻见，完成《搜神记》 永和三年后 : 干宝卒 ```
《搜神记》的编纂过程体现了干宝作为史家的方法论自觉。他明确提出，编撰此书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历叙闻见，以为证验”。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框架：通过对大量个案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来验证（或证伪）鬼神存在的普遍命题。这种以归纳法为基础的认识路径，与西方科学方法的某些环节不无暗合之处。
当然，干宝的“归纳”与现代学术的归纳法不可同日而语。他的预设——鬼神存在——是明确的，收集材料的目的不是检验这一预设，而是在预设成立的前提下寻找更多的证据。但即便如此，这种编纂方式仍然赋予《搜神记》以独特的史学品格：它不是猎奇式的轶闻汇编，而是一部有明确问题意识和编纂原则的系统性著作。
本章小结
本章从干宝的生平轨迹与时代语境入手，分析了他以史官身份撰写《搜神记》的深层原因。干宝从幕僚起步，以史学才能获得仕途晋升，编撰《晋纪》奠定了他“良史”的声望。东晋初年的政治文化氛围——天命转移的焦虑、清谈与玄学的影响、对天人感应的持续关注——为干宝的志怪书写提供了思想土壤。干宝以“明神道之不诬”为编纂宗旨，将个人灵异经历与广泛收集的鬼神故事整合为一部系统性的著作，其编纂体例体现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与求证精神。
这一分析揭示了《搜神记》不是游戏之作，而是一位史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记录真实、回应时代的严肃尝试。干宝将鬼神之事纳入史学的记录范围，这一选择看似偏离了传统史学的轨道，实则延续了“究天人之际”的史学理想。他所面临的张力——史官身份与志怪书写的矛盾——正是他试图解决的问题，而他的解决方式为后世留下了独特的文化遗产。
接下来的章节将从文本内部出发，分析《搜神记》的叙事结构、主题类型与文体特征，以更细致的方式揭示这部志怪经典的内在肌理。我们将看到，干宝的史学意识如何具体地体现在每一则故事的选材、编排与评论之中，以及《搜神记》如何成为理解中国古代鬼神观念演变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