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奇书的诞生

一部奇书的诞生

1298年的秋天，热那亚港口外的海面上漂浮着燃烧的战船残骸。这场发生在 Curzola 岛附近的海上决战，以威尼斯舰队的惨败告终。一位威尼斯商人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

许多年后，人们会争论这个故事的细节是否属实。但在 1298 年秋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可能比战争本身更具历史意义：这位威尼斯商人在狱中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听众是一位来自托斯卡纳的作家，名叫鲁斯蒂谦。讲述持续了数月之久，最终凝结成一部书稿——《马可·波罗行纪》，又称《寰宇记》。

这部书后来成为中世纪流传最广的地理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英文等数十种语言，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但它的诞生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曲折——它不是在某个书房里写出来的，而是在监狱的囚室中口述完成的；它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个不会写字的威尼斯商人，和一个用当时通俗语言写作的托斯卡纳作家。

理解《行纪》的文本生成机制，是进入这部奇书世界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回到 1298 年的热那亚监狱，回到那个口述与书写交织的特殊场景。

热那亚的囚室：中世纪监狱的信息功能

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海上战争持续了近两个世纪。1298 年的这场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争夺地中海贸易控制权的商业战争。马可·波罗乘坐的是一艘配备重武装的商船，在遭遇热那亚舰队时，他不是试图逃跑，而是下令迎战。这个选择后来让历史学家困惑不已——一个以精明著称的威尼斯商人，为什么会选择与正规舰队正面对抗？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荣誉感。威尼斯舰队当时刚刚取得一场胜利，士气正旺，而波罗家族在威尼斯商界享有相当的地位，年轻的波罗有理由相信己方能够取胜。另一个解释可能更为现实：逃跑意味着被追击，而被俘的威尼斯商人会失去全部货物和船只，战死沙场至少保全了家族的荣誉。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马可·波罗的船被击沉，他本人成了俘虏。

热那亚的监狱与人们想象中的中世纪监狱截然不同。这里不是潮湿阴暗的地牢，而是一系列条件相对较好的关押场所，专门用于关押有钱或有身份的俘虏。这些人的家属愿意支付赎金，而热那亚人也乐于通过收取赎金来牟利。与其让俘虏饿死在地牢里，不如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等待家人筹集赎金。

更重要的是，这些监狱关押着来自欧洲各地的人物。商人、水手、教士、学者——他们在狱中交换消息，讨论贸易路线，争论宗教问题，甚至合作撰写书籍。马可·波罗在狱中的几个月里，结识了来自热那亚、卢卡、比萨、佛罗伦萨的各色人等。这种多元性赋予了中世纪监狱一个出人意料的功能：信息汇聚与传播的节点。

历史学家雅科莫·费拉里在研究热那亚监狱档案时发现，1290 年代的监狱记录中频繁出现商人之间互相探望、交换信件、委托狱友传递消息的记载。一位被俘的佛罗伦萨银行家会在狱中向来自米兰的商人打听伦巴第的金融行情，而后者刚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带来了拜占庭帝国衰落的第一手消息。这种信息交换网络，在官方渠道失效的战争时期尤为重要。

对于马可·波罗而言，监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威尼斯商界的知名人物，他在狱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而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不被打扰的环境，来整理自己过去二十七年的经历。从 1271 年离开威尼斯开始计算，到 1298 年被俘，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回到威尼斯后又经历了与热那亚人的商战，辗转被俘。在被关进热那亚监狱之前，他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回顾自己的东方之旅。

狱中的时间是充裕的。被俘的威尼斯商人通常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筹集到赎金返回家乡。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马可·波罗有足够的时间回忆，有足够的听众愿意倾听。问题是，他的听众能否理解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

两个名字：口述者与书写者的相遇

“Rustichello”——这个名字困扰了学者们数百年。这个词在托斯卡纳语中是“Rusty”的意思，指的是一个来自卢卡或比萨的卑微工匠。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他甚至不配拥有自己的名字，仅仅是“一个叫Rusty的家伙”。但正是这个Rusty，做了一件改变历史的事情：他用当时欧洲最通行的通俗语言——法国东北部的方言——记录下了马可·波罗的故事。

为什么要用法国方言？答案与当时欧洲的文学传统有关。13 世纪末的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俗语文学不是意大利语，而是法语。亚瑟王传奇、特洛伊故事、十字军编年史——这些作品的传播语言都是法语。法国方言因此成为欧洲文学市场的通用货币，就像今天英语在学术出版界的地位一样。一个精明的作家如果想让自己的作品卖出好价钱，最好使用法语写作。

Rustichello 本人不是什么伟大的文学家，但他熟练掌握这种文学传统。在马可·波罗向他讲述东方故事之前，他已经在监狱里为其他俘虏撰写过骑士传奇。他的文字风格华丽而程式化，充满了骑士文学的陈词滥调。当马可·波罗的故事传进他耳朵时，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素材——一个真实的、来自遥远东方的冒险故事，比任何虚构的骑士传奇都更加离奇。

现存最古老的手稿版本中，有一段Rustichello的自我介绍残留在页边空白处。他自称“本书的作者”，使用了当时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自我标榜手法。这段文字后来被抄写员删去或覆盖，但研究者通过红外扫描恢复了其内容：“我，鲁斯蒂谦，撰写此书，献给伟大的阿维尼翁教皇。”这段文字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Rustichello 并不认为自己是单纯的记录者或代笔者；他把自己视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者。

这个身份认同并非没有道理。在中世纪的口述传统中，口述者与记录者的关系远比今天复杂。一个游吟诗人讲述古老的故事，听众听到的是经过诗人重新演绎的版本。故事在不同人的口中流传，每一次讲述都会根据听众的兴趣和时代的精神被重新塑造。同样，当马可·波罗讲述他的东方经历时，Rustichello 也在进行自己的创作——他选择讲述什么、省略什么、如何组织叙事、用什么文学框架包装——这些决定塑造了最终成书的形态。

马可·波罗是一个威尼斯商人，他的世界是数字、利润、货物的重量和丝绸的颜色。他没有受过文学训练，不懂得如何用修辞手法吸引听众。但Rustichello懂得。当马可·波罗说“大汗的宫殿有六根巨大的柱子”时，Rustichello会追问这些柱子有多高、什么颜色、上面有没有雕刻。当马可·波罗描述一座城市的繁华时，Rustichello会要求他说出具体的人口数字或每天进城的骆驼数量。这些细节不是马可·波罗随口说出来的，而是在追问中被挖掘出来的。

两人的合作持续了数月。记录者的问题引导着口述者的回忆，而口述者的回答又激发了记录者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东方经历被重新编码为欧洲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忽必烈大汗变成了“鞑靼人的皇帝”，佛教僧侣被比作基督教修士，纸币被描述为“来自大汗森林的树叶”——因为欧洲人当时还不知道纸张的制造工艺。

这种翻译和转化的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行纪》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例如，马可·波罗声称亲眼见过一种会发光的石头——这很可能是萤石，中国人用它做照明工具。但在Rustichello的笔下，这种石头被描述得像是某种魔法宝石。更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日本的记载：日本被描写成一个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富饶岛屿，而实际上日本距离中国有数千公里之遥。这个错误暗示马可·波罗可能从未亲自到过日本，或者他对日本的了解完全来自二手信息。

但这些“错误”恰恰证明了Rustichello作为书写者的主动性。如果没有他的转述和重构，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可能永远只是一堆零散的片段和数字。Rustichello用他的文学技巧，把这些碎片编织成了一个连贯的冒险故事。他借鉴了当时流行的“东方指南”文学传统，加入了关于大汗威权、宫廷奢华、奇异民族的大量描写，使整部书读起来像是一部真实版的骑士传奇。

1299 年夏天，马可·波罗的家人支付了赎金，他获释出狱。Rustichello 的命运则无从查考，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获得了自由，还是继续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写作。但他的手稿已经完成，正在通过当时的信息网络向欧洲各地传播。

从口述到文本：中世纪知识传播的独特机制

为什么一部关于东方的书，会在监狱里通过口述的方式产生？这个问题指向了中世纪知识传播的一个核心特征：在印刷术普及之前，知识的主要载体不是书籍，而是活生生的人。

中世纪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现实。13 世纪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抱怨说，他的同僚们宁可花十年时间抄写一本阿拉伯著作的片段，也不愿意花两年时间学习阿拉伯语直接阅读原典。这番话虽然是批评，却揭示了当时知识传播的主要瓶颈：手抄书的数量有限，而能够阅读的人更少。在这种环境下，有机会直接接触异域知识的人——商人、朝圣者、十字军士兵、俘虏——就成为了知识的活的载体。

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自己的经历，正是这种“活的知识载体”运作方式的典型案例。他的优势不仅在于他去过东方，更在于他能够用威尼斯商人的实用语言描述他所见到的一切。他不会用拉丁文的学术术语来修饰自己的描述，但他知道如何计算一条商路的利润，如何判断一匹马的优劣，如何用威尼斯方言描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些“接地气”的细节，是任何书本知识都无法替代的。

Rustichello 的角色则代表了另一种知识传播机制——翻译与转述。他把马可·波罗的威尼斯方言讲述翻译成法语文学语言，把商人的实用知识包装成欧洲贵族能够欣赏的冒险故事。这种翻译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而是主动的、创造性的。他根据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来选择和组织材料，根据当时的文学规范来塑造叙事风格。相同的东方见闻，经过另一个记录者的手，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文本。

中世纪的“口述史”实践，为我们理解《行纪》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12 世纪的十字军编年史家威廉·泰尔记录了狮心王理查的故事，他本人并未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是采访了数百名归国的十字军老兵。同样，14 世纪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虽然是伪作，但其作者声称自己采访过许多去过东方的旅行者和朝圣者。这些例子表明，中世纪的知识生产者已经建立了一套处理口述证词的方法论——尽管这些方法论在今天看来可能相当粗糙。

检验口述信息的真实性，是中世纪作家面临的主要挑战。Rustichello 的做法是在叙事中不断强调马可·波罗作为目击者的权威性。“我亲眼所见”“大汗亲口告诉我”“这是我在宫廷里亲眼观察到的”——这些强调目击者身份的短语在《行纪》中反复出现，成为文本真实性的修辞策略。这种策略在当时的旅行文学中是标准做法，但它也暗示了一个潜藏的焦虑：口述材料太容易伪造，读者有理由怀疑。

更可靠的方法是引用多个独立来源来互相印证。当马可·波罗描述元朝的纸币制度时，Rustichello 可能查阅了其他关于东方的旅行报告，或者至少假装这样做了。他在文本中暗示马可·波罗的描述与其他旅行者的记载相符，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种“相符”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出来的。在没有印刷品、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交叉验证只能依赖个人关系网络——而监狱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网络。

马可·波罗出狱后，《行纪》的手稿开始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社区中流传。这些商人构成了最早的读者群体——他们有动机了解东方市场，有能力判断书中描述的真实性，也有渠道将手稿带到其他城市。1300 年左右，第一批法文手抄本被带出热那亚和威尼斯，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手稿的谱系：《行纪》的最初流传形态

今天的读者接触《马可·波罗行纪》时，通常阅读的是经过现代学者编辑校勘的版本。但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这部书以数十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每一种都有细微的差异。这些手抄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家族谱系，学者们用字母来标记不同的版本分支。

最重要的版本分歧发生在法语系统与托斯卡纳语系统之间。法语版本（以“FA”系统为代表）被认为更接近Rustichello的原始文本，因为法国东北部的方言正是Rustichello写作时使用的语言。这些法语手抄本大多来自意大利北部，抄写者可能是当地的商人或僧侣，他们把这部关于东方的书当作了解异域知识的工具书。

托斯卡纳语版本（以“Z”本为代表）则代表了对原始文本的重新加工。意大利语与法语在当时虽然都属于罗曼语族，但已经是不同的语言。当意大利抄写员复制法语原文时，他们往往会对文本进行意译，有时甚至大幅改动。Z 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比法语版本长约三分之一，增加了许多新的细节，有些是新的东方见闻，有些则是纯粹的虚构。

版本分歧最集中的部分，往往是那些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段落。例如，关于日本（书中称为"Cipangu"）的描写在 Z 本中被大幅扩展，增加了关于日本武士、日本城堡、日本金矿的详细描述。这些新增内容是否来自马可·波罗的第二手知识，还是 Z 本作者的创作，至今仍有争论。考古学家在东亚的发现表明，其中某些细节——比如对日本佛教寺庙的描写——确实反映了 13 世纪日本的真实情况，但另一些细节——比如关于日本向中国发动战争的叙述——则与历史事实不符。

地名和数字是版本分歧的另一个重灾区。马可·波罗使用了很多音译的蒙古语或汉语地名，这些地名在不同抄写员的传抄过程中被不断修改。同一个地名在不同的手抄本中可能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拼写，例如“大都”（元朝首都北京）在某些版本中写作“Taidu”，在另一些版本中写作“Doasai”或“Douai”。数字的错误更加普遍，因为中世纪的抄写员经常会在抄写过程中不小心增减零。

这些版本分歧迫使现代学者不得不进行繁琐的校勘工作。19 世纪以来，学者们已经整理出了《行纪》的版本谱系图，辨认出了约 150 种存世手抄本和早期印本。最完整的现代校勘本由 A.C. 穆勒和 F. 伍德曼在 2015 年出版，他们综合考察了法语版本和托斯卡纳语版本，试图还原Rustichello的原始文本。

手抄本的传播路径也值得注意。现存的法语手抄本大多发现于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这与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后的活动范围一致。而托斯卡纳语手抄本则集中在托斯卡纳地区，可能是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商人社区中流传的。这些地理分布特征表明，《行纪》的早期传播主要依赖商人网络，而不是教会或宫廷渠道。

1307 年，一份拉丁文译本在巴黎完成。这份译本由一位不知名的译者完成，他很可能参考了法语版本，并咨询了在巴黎的东方学者。从那时起，《行纪》正式进入欧洲的学术话语体系。14 世纪的经院学者开始引用书中的内容，15 世纪的航海家把它当作航行指南，16 世纪的传教士则用它来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

一部书的命运：从口述残片到持续争论

《马可·波罗行纪》的成书过程，注定让它成为一部难以捉摸的文本。它不是一个天才作家在孤独中构思的原创作品，而是两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特定环境下合作的产物；它不是基于文献研究或实地考察的学术报告，而是经过商人转述、作家加工、抄写员传抄的多重中介的混合体；它不是一部写给专门读者的专业著作，而是一部面向市场的通俗读物，必须满足大众对异域奇观的期待。

这种复杂的生成机制，解释了为什么《行纪》从诞生之日起就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14 世纪的意大利学者但丁可能读到过这部书（他曾在《神曲·地狱篇》中提到鞑靼人），但他没有明确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15 世纪的航海家哥伦布随身携带了一本拉丁文版《行纪》，并在旅途中大量批注，但他在美洲的发现从未被他用来验证书中的记载。16 世纪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开始认真比对《行纪》与现实中国，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大量矛盾。

关于《行纪》真实性的争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争论涉及基本事实：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19 世纪的德国学者赫尔曼·海尔曼第一个系统质疑了这一点，他指出《行纪》中没有提到中国的长城、没有提到茶叶、没有提到缠足习俗，而这些应该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人都熟悉的内容。这个质疑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持续发酵。

第二层争论涉及具体细节的可靠性。即使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他对某些事件的描述是否准确？关于元朝攻打日本的“文永之役”（1274 年）和“弘安之役”（1281 年），《行纪》给出了相当详细的描述，但其中一些军事细节与日本和中国的史料记载不符。关于扬州的描写也存在疑问：马可·波罗声称自己在扬州担任地方官三年，但中国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第三层争论涉及文本本身的历史价值。即使《行纪》中存在错误和遗漏，它是否仍然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早期信息？中国学者杨志玖在 1941 年发表的研究表明，《行纪》中的“襄樊”地名和元朝攻打襄阳的战役，确实与中文史料相符。这表明马可·波罗至少在某些地区、某些事件上有第一手的见闻。

20 世纪末，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这场争论进入了新的阶段。考古学家在泉州发现了大量 13 世纪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墓碑，这些墓碑上的铭文与《行纪》对泉州的描述互相印证。历史学家注意到，书中关于元朝驿站系统的描述，与中国史料的记载高度一致——而这种驿站系统的细节，不太可能是道听途说能够掌握的。

另一方面，对《行纪》文本的细读也揭示出越来越多的疑点。书中对某些地区的描述过于简略或根本缺失，而那些描述详尽的内容往往集中在商业价值较高的贸易品上。蒙古语中的“驿站”一词（yam）在书中被音译为“gran balsam”，这表明作者可能只是听别人说过这个词，而并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这些争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结束。但也许，争论本身就是《行纪》魅力的组成部分。一部关于旅行的书，自身也在不断旅行；一部关于真实的书，不断引发关于真实的争论；一部在监狱中诞生的书，数百年来被无数读者“囚禁”在各自的解读中。

本章小结

本章追溯了《马可·波罗行纪》的诞生过程。1298 年秋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监狱中向来自托斯卡纳的作家 Rustichello 口述了自己在东方的二十七年见闻，后者用法语将这些口述内容整理成书。这个看似简单的“口述史”事件，实际上涉及中世纪知识传播的复杂机制：监狱作为信息汇聚节点的功能、口述传统与书写传统的交织、商人知识与文学传统的碰撞、不同语言版本之间的转化与变异。

《行纪》的文本生成机制，决定了它既不是纯粹的目击证词，也不是纯粹的虚构作品。它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了口述、转述、记录、翻译、抄写等多重中介。这种复杂的生成过程，既是它的历史价值所在——它保存了 13 世纪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感知方式——也是它引发持续争议的根源。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从威尼斯出发，穿越中东的心脏地带，最终抵达忽必烈大汗的宫廷。沿途我们将考察《行纪》描述的那些地方在 13 世纪的真实面貌，以及这部书如何塑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