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1938年的书

第 1 章：一本 1938 年的书

1938 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年轻人把博士论文塞进了油印机。他叫罗伯特·金·默顿，那年二十八岁，刚从哈佛的塔尔科特·帕森斯那里继承了一套结构功能主义的工具，又从欧洲带回一批马克斯·韦伯的德文原著。他要做的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叫"中层理论"的前驱实验：在一个具体的历史切片里，证明一种精神气质（清教伦理）和一种制度安排（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存在非随机的、可解释的关联。这本书叫《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八十六年过去，它还活着，而且活得相当不安分。

为什么要把这本 1938 年的书拿到 2024 年来重读？最直接的理由是它解决了我们一直在用却不知道出处的那些问题。"科学是普遍性的、公有性的、无私性的、有组织的怀疑精神"，这四条规范几乎在每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新生学术规范课上都会被提到，它们叫 CUDOS，分别对应 Communalism（公有主义）、Universalism（普遍主义）、Disinterestedness（无私利性）、Organized Skepticism（有组织的怀疑）。但很少有人追问这四个词的来历。它们是默顿从 1938 年那本博士论文里提炼出来，又在 1942 年的论文里正式命名，再通过他主编的《欧美的社会学家》丛书散播到整个学科的。又比如"自我实现预言"，你大概在某个咖啡馆听人提过，知道它指的是信念如何变成现实，但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默顿本人。再比如"马太效应"，默顿从《新约·马太福音》里挖出一个词，用来描述科学界里声望如何自我累积，已经出名的科学家更容易得到更多引用，而新人即使做了同等质量的工作也容易被忽略。1990 年代科学计量学的兴起让"马太效应"成了一个高频统计变量。再比如 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是"通过合并而被抹除"，说的是一个概念一旦被吸收进主流知识，它的原创者反而被忘掉。牛顿说过一句类似的抱怨："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默顿在 1938 年那本书里第一次系统处理了这种现象。

如果你翻开任何一份学术规范手册、任何一份科研诚信声明、任何一份关于"开放科学"的倡议文件，几乎都会撞见默顿的影子。CUDOS 的四个字母已经像 DNA 碱基对一样嵌进了科研伦理的底层代码。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科研诚信报告里直接引用了默顿 1942 年的论文作为规范来源。202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开放科学建议书》里，"科学的公有性"被列为基本原则之一，而这个"公有性"原则的现代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默顿的 CUDOS 框架。换句话说，你不需要读过默顿，你就在默顿的世界里呼吸。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刺人：默顿在 1938 年提出的核心命题，即清教伦理为现代科学提供了"选择性亲和"的精神土壤，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是科学社会学的支柱，但也几乎在同样长的时间里被各种后现代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科学批评轮番挑战过。1980 年代的"科学战"几乎把这本 1938 年的书当成靶子。布鲁诺·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里主张，科学不是发现自然的事实，而是建造事实的过程。史蒂夫·伍尔加在 1988 年的一篇评论里更直接：默顿学派把科学当成"黑箱"，不打开看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就构成了《信仰孵化了科学》全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一本写于 1938 年、出版形式是油印博士论文、后来被作者自己反复修订、又被各种反叛者反复挑战的书，凭什么在八十六年后还值得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读者花十五章去重读？答案分三层。第一层是历史层，这本书是科学社会学的"创世纪"，不读它就读不懂后来的所有争论。第二层是诊断层，默顿在 1938 年看到的问题（科学如何被价值观塑造、制度如何承载特定的精神气质），今天在 AI、平台、开放科学的语境里正以新的面孔重新出现。第三层是方法层，默顿用"中层理论"把宏大叙事和微观案例焊接起来的工作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范例。

你活在默顿世界里，看不见的学术底色

很多人对默顿的印象停留在"社会学大师"这个标签上，但真正让他渗透进当代学术毛细血管的不是某一本专著，而是几样具体的小工具。这些工具一旦进入你的工作流程，你就不再需要知道它们是默顿发明的。这正是 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 本身的经典例证。

第一个工具是 CUDOS 规范。它本来是默顿用来描述科学共同体内部行为期待的四个抽象原则，但它的真正威力在于它把"科学是什么"从哲学辩论降维成了一个可操作的清单。你可以问一个具体的实验室：你们的数据共享是不是 universalism（普遍主义，不看作者身份只看证据质量）？你们的署名是不是遵循 communalism（公有主义，承认所有贡献者）？你们对竞争者的论文是不是 disinterested（无私利性，不因利益冲突扭曲判断）？你们遇到异常结果时是不是 organized skepticism（有组织的怀疑，不放过可疑数据）？任何一个学术规范办公室都可以拿这四条做体检表。

第二个工具是"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词的来历很有默顿的味道。1948 年默顿在一篇关于种族歧视的社会学论文里造了这个词，用来描述一个错误信念如何通过引发行为而把自己变成真的。经典的例子是银行挤兑：大家相信某家银行要倒闭，于是都去取钱，结果银行真的倒闭了。这个概念后来被金融心理学家罗伯特·席勒写进《非理性繁荣》，被营销学用来解释口碑传播，被心理学用来描述安慰剂效应，被管理学用来分析"高预期员工表现更好"的现象。但它的源头是默顿，源头是一个社会学家对种族问题的不耐烦。

第三个工具是"马太效应"。这是默顿在 1968 年正式命名的，但它的素材来自他早年在哥伦比亚对科学界引用行为的研究。默顿发现，已经成名的科学家收到的不成比例的关注，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累积优势。这条规律后来在科学计量学里被反复验证，演化出了 h 指数、g 指数、各种作者署名规范改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词的灵感来自《马太福音》里"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默顿在书里引用了这句话，他说一个研究项目一旦被贴上"重要"的标签，资金、注意力、合作机会都会被吸过去。这是一种正反馈循环。

第四个工具是"通过合并而被抹除"。这是默顿最哲学化的一个概念，也是最少被翻译传播的一个。它描述的是知识生产中的一个悖论：一个原创性贡献越是成功被主流吸收，原创者的名字就越容易被忘记。最好的例子是"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 1759 年在《道德情操论》里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到了 1776 年《国富论》出版时它已经成了常识，反而没人记得斯密的最初表述。默顿在 1938 年的博士论文里就用过这个机制来解释科学史上的归属争议。

把这四个工具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们几乎都是默顿在 1930 年代到 1960 年代的四十年间陆续发明的，覆盖了科学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科学计量学、知识社会学四个领域。今天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不需要读默顿的原著，也能在日常工作中不知不觉地使用他的工具。这恰恰是 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 的极端案例：当一个思想被充分吸收，它的作者就会从话语里"消失"。默顿通过消失来获得了最广泛的存在。

STS 谱系中的坐标，在帕森斯、韦伯和早期科学史之间

要理解这本书为什么这样写，必须把它放回它出生的那个知识坐标系里。默顿 1938 年的博士论文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三条思想河流的交汇。

第一条河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默顿 1931 年进入哈佛，1934 年在帕森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资格考试。帕森斯当时正在写《社会行动的结构》，试图把韦伯、帕累托、涂尔干、马克思这些欧洲思想家整合成一个关于"社会系统"的宏大理论。默顿的博士论文是这个宏大理论的早期实证版本：与其抽象地说社会如何运行，不如具体地解剖一个历史切片，看一个子系统（科学）如何嵌入更大的文化系统（清教英格兰）。但默顿没有照搬帕森斯。他后来回忆说，帕森斯的框架太大，自己想找一种"中等距离"的研究路径。这种"中层理论"的方法论意识后来成了默顿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成了 1960 年代之后整个社会学的主流范式。

第二条河是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韦伯在 1904 年到 1905 年分两部分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的"天职观"和"预定论"如何塑造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韦伯 1920 年去世时，《新教伦理》已经有了英译本（塔尔科特·帕森斯 1930 年的译本是经典译本）。默顿是带着帕森斯给的英译本和德文原版一起去欧洲访学的，他在 1934 年到 1935 年间访问了德国和英国的多个档案馆。问题意识是清晰的：既然韦伯能用清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逻辑解释现代科学？韦伯在《新教伦理》第一稿里其实已经暗示过这个方向，但没展开。默顿要做的工作就是接过韦伯的接力棒，把"资本主义精神"换成"科学精神"，把"资本主义制度"换成"科学制度"，论证现代科学同样是从某种特定的精神气质里孵化出来的。

第三条河是早期科学史，主要是乔治·萨顿、亨利·鲍尔等人的内史研究。1930 年代的科学史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学科，主要由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兼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追思想史本身——伽利略从哪儿来，牛顿继承了什么，达·芬奇的设计稿有什么意义。这种研究不关心科学的社会维度，不关心为什么某个发明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默顿对这种"内史"路线不满意，他想做的不是思想史，而是社会史。他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英格兰，而不是同时期的法国、意大利、荷兰，成了科学革命的中心？这个问题不能用"某某科学家恰好很天才"来解释，必须用社会结构来解释。

这三条河流在 1938 年的博士论文里汇合成了一个具体的论证。默顿做了几件让当时社会学界感到陌生的工作。第一，他系统梳理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布道词、小册子、皇家学会会议记录、专利档案、人物传记，统计了清教地区和非清教地区的科学兴趣分布。第二，他论证了清教的核心教义（预定论、天职观、经验主义倾向）和科学的方法论要求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预定论鼓励经验观察（因为上帝的意志是隐秘的，必须通过经验去揭示）、天职观把追求自然知识变成一种宗教义务、经验主义倾向则和清教对圣经字面解读的偏好相通。第三，他论证了皇家学会的成立不只是几个贵族的兴趣，而是清教绅士阶层集体行动的产物，类似的科学社团在清教更强的地区（伦敦、苏格兰）比在清教较弱的地区（牛津的某些学院）发展得更快。

这三个论证在 1938 年是相当大胆的。当时的科学史还是思想史的天下，社会学家很少去碰十七世纪这种远离当代的题材。默顿的方法是反传统的：他用社会学的方法处理历史材料，用历史材料检验社会学命题。这种"历史社会学的反向工作"后来成了科学社会学的标准套路，但在 1938 年这是一次相当孤独的尝试。论文答辩时，帕森斯是主要指导者，但答辩委员会里还有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默顿后来回忆说，他的答辩经历了一段紧张的时刻，但最终还是通过了。

这本论文 1938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油印出版，印数极少，几乎没有进入商业流通。1949 年一位编辑说服默顿大幅度修改后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名重新出版，但即使是这个版本，销量也很小。真正让默顿命题进入主流的是他 1957 年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里收入的两个章节，以及 1970 年他和耶鲁学派历史学家合作出版的同名论文集（这次叫《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种新视角的研究》）。默顿用三十年时间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从油印本变成了科学社会学的"创世纪"。

一本书的接受史：从油印本到全球学术基础设施

1938 年的油印本几乎没有流通。1949 年的修正版销量也不好。真正的转折点是 1970 年那次再版，这次默顿找到了耶鲁的历史学家做合作者，重新组织材料，扩大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覆盖范围，加入了关于经济动力、军事动力、技术转移的新章节。这本书从一个社会学论文变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史料集。1970 年的版本被翻译成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但中文译本直到 2010 年代才由几家中国学术出版社陆续推出，且版本良莠不齐。

接受史上有几个关键节点值得注意。第一个是 1960 年代默顿命题被纳入科学社会学课程。1962 年默顿的学生伯纳德·巴伯出版了《科学与社会秩序》，这本书几乎完全沿用了默顿的分析框架，把"清教与科学"的命题当成了科学社会学的开篇。1970 年代美国大学的科学社会学课程大量使用巴伯的教科书，间接让默顿命题成了标准教材。第二个节点是 1970 年代末的"默顿命题检验运动"。从 1973 年到 1985 年，至少有六本论文集和四本专著专门讨论"默顿命题到底成不成立"，清教与科学的统计相关性被各种研究者用更精细的方法反复测试。结论是：相关性是存在的，但比默顿 1938 年的描述要弱，而且因果机制更复杂。这场检验运动让默顿命题成了一个"可证伪的经典"，反而强化了它的学术地位。第三个节点是 1980 年代的"科学战"。这一波冲击对默顿命题是负面的，因为它把"科学有外部动力"这个默顿命题的核心，简化成了"科学是被外部因素决定的"，而默顿自己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双向互动"论者。科学战之后，默顿命题退出了主流社会学教科书，但在科学史、技术史、宗教社会学这些领域仍然保持着活力。

第四个节点是 1990 年代到 2010 年代的"科学社会学复兴"。这个时期最有意思的现象是默顿的"工具"和默顿的"命题"被分开了：CUDOS、马太效应、自我实现预言继续被广泛使用，但"清教伦理是现代科学的精神土壤"这个核心命题反而被边缘化。今天如果你问一个社会学研究生"默顿是谁"，他多半会告诉你"CUDOS 和马太效应"；如果你问他"默顿命题"，他多半需要想一想。第五个节点是 2010 年代之后的"STS 转向"。2010 年代以来，AI 伦理、平台科学、开放科学、数据治理这些问题给默顿命题提供了新的舞台。这些问题让"科学如何被制度环境塑造"这个问题再次变得迫切，而默顿 1938 年的工作正是这个问题的开山版本。

中文世界的接受史另有一番故事。1980 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时，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被部分翻译，但 1938 年的博士论文几乎没人接触。1990 年代末到 2000 年代初，几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开始引用默顿命题，但他们的引用多半来自巴伯的二手转述或《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里的摘录。完整的中译本直到 2020 年代才出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文世界对默顿的印象比较扁平：CUDOS 和马太效应有传播，"清教与科学"的具体论证很少有人真正读过。读这本《信仰孵化了科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这块被简化掉的复杂性补回来。

为什么是"现在"重读：AI、平台、信任危机

2024 年的科学界处在一个微妙的张力里。一方面，科学产出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预印本平台（arXiv、bioRxiv）、开放获取期刊、协作工具（GitHub、Overleaf）、AI 辅助写作，这些新生事物把默顿在 1938 年描述的"科学的公有性"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科学的信任度却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可重复性危机已经在心理学、医学、机器学习等领域被反复确认；掠夺性期刊污染了学术交流；科学传播的极化让"专家共识"在公共讨论里失去了权威；AI 生成内容（AIGC）开始冲击"作者署名""知识产权""同行评议"这些默顿规范赖以生存的微观机制。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默顿 1938 年的书，会发现几个非常具体的回响。

第一个回响是 AI 伦理和"机器里的灵魂"。默顿在 1938 年那本书里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现代科学是一种"世俗化的精神气质"，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默顿的回答是：从清教的"天职观"里来——把研究自然当成一种宗教义务。但今天这个问题被人工智能重新激活了。当 AI 系统可以自主生成假设、设计实验、分析数据时，"研究的责任主体是谁"这个问题就成了默顿规范的新版本：CUDOS 里的 D（Disinterestedness，无私利性）原本假设研究者是有意识的人类，但当算法介入时，无私利性的主体从人类扩展到了人机混合体。这不是默顿能预见的问题，但默顿的方法——追问"什么样的精神气质支撑了科学实践"——仍然是分析这个问题的有效工具。

第二个回响是平台科学和"新制度化"。默顿在 1938 年那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十七世纪科学如何从"绅士的私人爱好"变成"有制度支撑的公共事业"。今天类似的转型正在发生：Google Scholar、GitHub、arXiv 这些平台正在成为新的"皇家学会"，它们用代码、协议、算法定义了什么算"成果"、什么算"贡献"、什么算"违规"。这种新制度化既有默顿描述的清教特征（透明、公开、协作），也有默顿没描述过的特征（商业化、数据化、监控化）。重读默顿有助于我们看清哪些是新东西、哪些是旧模式的延伸。

第三个回响是信任危机和"默顿规范的破产"。默顿在 1942 年提出 CUDOS 时，默认了一个前提：科学共同体内部有一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但今天这种自我约束正在被各种外部力量侵蚀。政府把科学当作地缘政治工具，资本把科学当作投资标的，平台把科学当作流量来源。在这些外部力量面前，CUDOS 的约束力变得越来越弱。这不是默顿 1938 年那本书的直接议题，但它是默顿命题的自然延伸：如果说清教伦理是十七世纪科学的精神支撑，那么今天科学的精神支撑是什么？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伦理基础"？

第四个回响是开放科学的乌托邦与现实。2010 年代以来开放科学运动兴起了开放数据、开放代码、开放同行评议、开放署名（CRediT）等一系列倡议。这些倡议的口号和默顿的 CUDOS 高度一致——它们都强调公有性、普遍性、有组织的怀疑。但开放科学的实际推进远比口号复杂：数据共享的成本由谁承担？开放评议会不会让评议者被报复？CRediT 署名能不能解决"挂名"问题？这些具体困难让开放科学运动必须直面默顿在 1938 年就遇到过的类似困境：规范和现实之间永远有张力，规范不是被发布出来就自动生效的，它需要制度配套。

把这四个回响放在一起看，"现在重读默顿"就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必要的诊断。默顿 1938 年那本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特定的精神气质如何孵化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这个问题的镜像在 2024 年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速度、规模化、平台化）如何孵化出一种新的科学制度安排？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会从默顿那里直接得到，但默顿的工作方式——具体史料、精细案例、可证伪命题——仍然是研究它的最佳范式。

十五章阅读路线图：本书的脊椎

这本书的十五章构成了一条从默顿其人到当代科学危机的连续路径。为了让读者一眼看清这条路径的内部逻辑，下面这张流程图把全书的主要章节按照"基础 → 历史 → 当代"的顺序串了起来。

```mermaid flowchart TD A["第1章<br/>一本1938年的书"] --> B["第2章<br/>默顿其人：移民少年的逆袭"] B --> C["第3章<br/>问题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