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布伯
第1章 认识布伯
一个让世界记住的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在公园里看到一只鸽子。你会怎么做？
也许你会蹲下来，仔细观察它棕灰色的羽毛、红色的小眼睛和不停点头的样子。你可能会伸出手，想知道它会不会跳到你的手上来。也许你根本不想碰它，只是安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你只是匆匆瞥了它一眼，心里想着“这是一只鸽子”，然后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配上“今天的鸽子”字样，就转身离开了。
这两种对待鸽子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种情况下，你把鸽子看作一个“它”——一个可以用几个词描述的、可以归类的事物。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和鸽子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的关系。你把它当作一个“你”——一个有着自己感受、自己故事的独立生命，你愿意停下来，花时间去认识它。
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吗？好像只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选择。但有一位哲学家用了整整一生的思考，就为了弄清楚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大秘密。他把这种选择的艺术，叫做“我与你”的哲学。
这位哲学家叫做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年2月8日，他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座城市里。那时候的维也纳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音乐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都聚集在这里，街道上飘着咖啡的香味，马路上跑着刚刚发明出来的汽车。布伯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想法的城市里，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思想影响了20世纪无数的人。他思考的问题很简单，却像一把钥匙，能打开很多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门。他问：当我们和世界上的一切相遇时，我们究竟是怎么对待它们的？我们是把它们当作工具、当作对象、当作“它”呢？还是把它们当作平等的伙伴，当作值得尊重和倾听的“你”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那么，让我们先从马丁·布伯的故事开始，了解这位哲学家是怎么长大的，他的生活经历又是怎样塑造了他的思想。
维也纳的童年：祖父的膝头与窗外的世界
老城区的犹太家庭
布伯出生在一个古老的犹太家庭。在19世纪末的欧洲，犹太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相信古老的宗教经典《塔木德》和《妥拉》，会在安息日全家聚在一起点蜡烛，会在逾越节讲述祖先离开埃及的故事。
布伯的父亲是一家钢铁公司的经理，家境殷实。他们住在维也纳第三区的一栋公寓楼里，距离著名的环城大道不远。那栋楼里住着很多犹太人家庭，孩子们经常在楼梯间和院子里一起玩耍。
但布伯的童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他的父亲性格严厉，对他的期望很高。而布伯的母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让小小的布伯很早就体验到了失去的滋味。他被送到外祖父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所罗门·摩根布伦（Solomon Morgenbren）。
外祖父：打开世界的人
外祖父摩根布伦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他不像一般的祖父那样只给孙子讲故事、买糖果，而是真正地把小布伯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人。
每天下午，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的时候，外祖父就会坐在他那把旧扶手椅上，膝头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小布伯会爬到他的膝上，好奇地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希伯来文字。外祖父不会说“等你长大就懂了”，而是真正地给这个四五岁的孩子解释书里的内容。
“你知道吗，”外祖父曾经说，“这些文字里藏着很多秘密。不同的人读同一段话，会有不同的理解。重要的不是你记住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真正地和这段话'相遇'。”
这句话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当然不太懂。但它像一颗种子，悄悄地埋进了布伯的心里。很多年以后，布伯在思考“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时，想起了外祖父的话，才慢慢明白了它的含义。
外祖父还教给小布伯另一种重要的能力：倾听。外祖父不会直接告诉布伯答案，而是会问他很多问题。“你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想？”这种对话的方式，让小布伯从小就知道，知识不是别人塞进你脑子里的东西，而是通过真正的交流、真正的相遇，自己生长出来的。
花园里的自然课
除了和外祖父的对话，小布伯还从另一个地方学习：维也纳郊外的森林和花园。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保姆会带着小布伯去郊外的树林里散步。那里有高大的冷杉树，有从树叶间漏下来的阳光，有小溪里有会跳的鱼。布伯会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观察蚂蚁搬家，追踪一只松鼠的踪迹，或者只是躺在草地上，看云朵变换形状。
这种对自然的亲密感，是布伯童年最重要的记忆之一。他后来写道，在那些独自探索的时刻，他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联系——不是把自然当作一个“它”来研究，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对话的“你”来体验。一棵树不只是一个有很多树叶的绿色物体，它是一个生命，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故事。
也许，正是这些童年的经历，让布伯后来提出：当我说“我与你”的时候，这种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我们和自然、和艺术、甚至和某些思想之间。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相遇的对象，只要你用正确的方式去看待它。
丧母之痛与第一次转折
然而，童年并不只有温暖的外祖父和有趣的花园。八岁那年，布伯被告知他的母亲病得很重。
那时候的医学还很落后，很多现在可以治愈的疾病在当时都是致命的。布伯的母亲得的是肺结核，一种会慢慢侵蚀肺部、让人越来越虚弱的传染病。小布伯被带到母亲的病床前，但他太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母亲苍白的脸庞。
母亲去世后，布伯变得沉默了很多。他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一个人待着，读书，思考。他读了很多关于宗教和哲学的书，想弄清楚一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的问题：死亡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人会遭受痛苦？
这些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早熟的思考，布伯后来才能发展出一套关于“相遇”的哲学。也许，只有真正体验过失去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相遇”的珍贵。
求学岁月：从文学少年到哲学探索者
维也纳的大学生
十六岁时，布伯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他本来的打算是学习艺术史，研究绘画和雕塑。但大学里的生活很快就让他发现，单纯的艺术史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他开始旁听哲学课，听教授们讨论康德、黑格尔这些大哲学家的思想。他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那种充满诗意的写作风格深深吸引。他还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俄罗斯文学中对人类灵魂的深刻探索所打动。
这个时期的布伯，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知识。他同时对很多不同的事物感兴趣：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希腊哲学、中国道家思想、德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些看似杂乱的兴趣，后来都被他整合到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中。
转向犹太思想
在大学期间，布伯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犹太传统。
原来，虽然布伯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但他的父亲并不太重视宗教实践。布伯小时候很少去犹太会堂，对犹太教的了解也仅限于一些基本的节日和仪式。但在大学期间，他遇到了一群同样对犹太文化感兴趣的年轻学者。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思考犹太教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读古老的希伯来语经文，探讨卡巴拉（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含义，还把德国哲学和犹太思想进行比较。这种学术讨论的气氛，让布伯感到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他后来写道，那段时期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一个人的根是很重要的。他不需要在“成为德国人”和“成为犹太人”之间做选择——他可以同时是一个受欧洲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有着深厚犹太传统的思想者。
博士论文与第一次婚姻
1899年，二十一岁的布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德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象征问题》。这篇论文探讨的是艺术作品中“象征”的意义——一朵花、一块石头、一首曲子，它们如何能够承载超出自身之外的意义？
这篇论文虽然写得很年轻，但它已经开始触及布伯后来哲学的核心问题：符号和意义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理解那些不能被直接言说的东西。
同年，布伯结了婚。他的妻子叫保拉·温克勒（Paula Winkler），是一位画家。他们相识于一次朋友的聚会，据说布伯对她一见钟情。他的妻子后来也成为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伙伴，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给了他很多支持。
动荡年代：战争、革命与流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1902年，布伯搬到德国黑森林地区的一个小镇居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写了好几本关于犹太神秘主义和中东民间故事的书，日子过得相对平静。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这场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欧洲各国被拖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血腥冲突，数百万人死亡，整个大陆都被战火和废墟覆盖。布伯虽然因为健康原因没有被征召入伍，但他亲眼见证了战争带来的苦难。
他看到年轻的小伙子们被送上战场，再也没有回来。他看到物价飞涨，普通人生活艰难。他看到仇恨在人们心中滋长，一个国家的人民被描述为“非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戮。
这场战争深深地震撼了布伯。他开始思考：人和人之间到底能不能真正理解对方？是什么让人类变得如此残忍？是教育不够吗？是经济发展不够吗？还是说，问题出在更深的地方——出在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上？
布伯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缺少知识或资源，而是因为人们用错误的方式看待他人——把别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当作值得尊重的独立个体。
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了，新的魏玛共和国成立。
在20世纪20年代，布伯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他搬到法兰克福，担任那里的犹太研究学院的院长。他写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3年出版的《我与你》（Ich und Du）。
这本书很薄，只有不到一百页，但它包含的思想却极其深刻。布伯在书中区分了两种基本的存在方式：“我-它”（Ich-Es）和“我-你”（Ich-Du）。当我们把世界上的事物当作对象来经验、使用和利用的时候，我们和它的关系就是“我-它”的关系。但当我们真正地和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相遇，把它当作一个平等的主体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和它的关系就变成了“我-你”的关系。
布伯认为，整个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人们过度沉溺于“我-它”的关系模式。我们把自然当作开发的对象，把别人当作利用的工具，把一切都看作可以量化和计算的东西。而真正的幸福，真正的意义，只能在“我-你”的关系中找到。
这本书出版后，虽然一开始读者不多，但后来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至今仍然是哲学经典。
纳粹上台与流亡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上台。
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在纳粹德国生活变得越来越危险。布伯亲眼看着他的同事们被解雇，他的朋友被逮捕，他的学生被迫逃往国外。但他没有离开。他选择了留在德国，继续工作，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犹太人。
这种选择让布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的著作被禁止出版，他的生活受到监视，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但他坚持了五年，直到1938年实在无法继续待下去，才流亡到英国。
在英国的这些年，布伯继续写作和演讲。他试图用他的思想帮助人们理解偏见和仇恨的危害，推动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他相信，只要人们学会真正地“相遇”，学会把别人当作“你”而不是“它”，世界就有可能变得更好。
战后与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布伯受邀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教，搬到了这个后来成为他后半生故乡的地方。
战后的世界一片废墟。欧洲的犹太人社区在大屠杀中几乎被完全摧毁，幸存者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布伯在以色列的工作，既是学术的，也是实践的。他组织各种对话活动，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建立更好的理解。
然而，中东的局势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8年的独立战争，之后的苏伊士危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敌意，都让布伯的和平理想一次次碰壁。他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对话，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直到1965年去世，布伯都在坚持他的信念：只有当人类学会真正地尊重每一个生命，把每个人都看作一个“你”，真正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我与你：布伯最重要的哲学贡献
两种看世界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仔细来看看布伯最著名的思想：“我与你”。
布伯认为，我们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第一种叫做“我-它”，第二种叫做“我-你”。
“它”这个字，在中文里听起来可能有点不礼貌。但布伯用这个词，并不是说把人贬低为物体。他想表达的是一种特定的态度——当我们把某样东西当作一个对象来分析、研究、计算或利用的时候，我们和它的关系就是“我-它”的关系。
举个例子。当你走进一家餐厅，点了一份牛排，然后吃掉它。在这个过程中，牛排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它”。你关心的是它好不好吃，能不能填饱你的肚子，它的性价比高不高。你并不在意那头牛叫什么名字，它活着的时候开不开心。
或者，当你打开一本教科书，准备考试。你和教科书的关系也是一种“我-它”的关系。你在提取你需要的信息，记忆可能考到的知识点，把它当作帮助你达成某个目的的工具。
这并不是说“我-它”的关系是错的。事实上，我们每天都需要和大量的“它”打交道。没有这种关系，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我们需要吃饭，需要工作，需要使用各种工具。如果我们对每一样东西都要建立深情的联系，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相遇的奇迹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有“我-它”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布伯认为，那样的话，我们会失去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那些让生命变得有意义的瞬间，那些让我们感到活着的时刻。
布伯把这种时刻叫做“相遇”。
当你和一个人真正地相遇时，会发生什么呢？也许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孩子，他睁着大眼睛看着你，好像在问“你是谁？”也许是和一个老朋友多年后重逢，你们相对而坐，好像时间从来没有过去过。也许是你在旅行中偶然遇到一个陌生人，你们聊了几个小时，分享了彼此的故事，然后挥手告别，各自继续自己的路。
在这些时刻，世界变得不一样了。你不再把对方当作一个标签、一个角色、一组数据来对待。你不再想“他能帮我什么？”或者“我该怎么利用这次谈话？”你只是在那里，开放地、好奇地、尊重地，和另一个人待在一起。
布伯说，这就是“我-你”关系的本质。不是利用，不是分析，不是计算，而是相遇。
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
布伯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
这句话值得我们仔细琢磨。
布伯不是说“一切生活都是相遇”。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夸张了。我们每天做的大部分事情——起床、上班、吃饭、睡觉——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相遇。布伯说的是“真实的生活”。他指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活着、感到自己在真正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感到自己和某种更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时刻。
也许，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邀请。它邀请你去寻找那些相遇的时刻，去创造更多的相遇。也许，它也邀请你去反思：我的生活里，有多少是“真实的生活”？有多少相遇？又有多少只是机械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这并不是说平凡的日子没有价值。布伯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不会说只有戏剧性的相遇才是重要的。相反，他相信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有可能成为相遇的契机——只要你愿意打开自己，只要你愿意放下那种总是把一切都当作工具的态度。
对话的本质
布伯的“我-你”思想，和他对“对话”的理解密切相关。
在布伯看来，真正的对话并不是两个人轮流说话，然后找到一个共同的结论。真正的对话是两个人真正地进入一种关系，彼此敞开，彼此倾听，彼此影响。
布伯区分了三种对话。一种是“真正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两个人真正地想要理解对方，真正地愿意被对方改变。一种是“技术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只是为了交换信息或达成某个实际的目的。还有一种是“伪装成对话的独白”，在这种假对话中，两个人其实都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地交流。
布伯认为，现代社会有太多的“技术性对话”和“伪装成对话的独白”，而真正的对话越来越少见。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忙于达成目标，太忙于表达自己，以至于忘记了还有另一种交流的可能。
布伯设想过一种理想的对话状态：他把它叫做“对话时刻”。在这种时刻，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完全放下自己的预设和偏见，真正地进入一种开放的、创造性的交流。不是为了赢，不是为了说服，只是为了相遇。
这种想法听起来也许有点理想化。但布伯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可以轻易实现的状态，而是在描述一种可能性，一种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
跨越东西方：布伯与老子
一位德国哲学家的中国缘分
在布伯的哲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
布伯第一次接触到老子和《道德经》是在大学期间。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这本来自遥远东方的古老经典。布伯读完之后，大为惊叹。
《道德经》的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的大道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任何可以被命名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道”。这种对语言和概念的怀疑态度，和布伯后来对“我-它”关系中那种把一切都标签化的倾向的批评，有着明显的呼应。
《道德经》还讲“无为”，意思是不要刻意作为，要顺应自然。这种思想让布伯想到，他所追求的那种“我-你”的相遇状态，也许正是一种“无为”——不是强求，不是控制，而是开放地等待，让相遇自然发生。
道与相遇
布伯尤其欣赏《道德经》里关于“道”的论述。在老子那里，“道”是宇宙的根本原则，是一切存在的源头。它无形无象，无法被抓住，无法被定义，但一切都在“道”中运行。
布伯把这种思想和他自己的“相遇”概念做了一个类比。他注意到，在真正的相遇中，我们不能强迫对方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命令一个人“让我真正地认识你”。相遇只能发生，只能被允许发生。
就像我们无法抓住“道”，我们也无法抓住“我-你”的关系。我们可以准备自己，可以保持开放，可以创造条件，但最终，相遇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典，是我们无法完全控制的东西。
布伯把这个观察总结为一句话：“相遇是一种恩典。”
这意味着，当我们和某个人、某个事物建立了真正的“我-你”关系时，我们应该感到感激。因为这种相遇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可能随时被日常生活的琐事打断，被我们自己的偏见和忙碌遮蔽。
对话不只是言语
布伯从东方思想中学到的另一点是：对话和相遇并不一定需要言语。
老子说“道法自然”，意思是大道效法自然。在布伯的理解中，这意味着我们和自然的交流也是一种对话。当我们站在一棵大树下面，感受阳光和微风，听树叶沙沙作响，我们其实在和这棵树、和整个自然进行一种非言语的对话。
这种想法和布伯童年的经历相呼应。他记得自己在维也纳郊外的森林里度过的那些时光，那种和自然的亲密接触。那不是一种“我-它”的关系——不是测量树的高度，不是分析树叶的光合作用。那是一种“我-你”的关系——是把自己向一个生命敞开，让自己被它感动。
布伯认为，现代人太依赖于言语和理性分析，以至于忘记了还有其他种类的对话。我们可以和一首歌对话，可以和一幅画对话，可以和一段历史对话，可以和一段记忆对话。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扉去感受它，都可能成为“我-你”的对象。
布伯的人生时间轴
回顾布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是如何在生活中慢慢形成的。
```mermaid timeline title 马丁·布伯的人生轨迹 18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