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的诞生

第 1 章：一部书的诞生

一部成书于公元978年的书，篇幅接近五百万字，引用了六百余种前代文献，按照九十二个主题分类编排——这就是《太平广记》。但在介绍这部书的具体面貌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北宋初年的皇帝和文人会想到要编这样一部书？他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理解编纂动机，就无法理解《太平广记》的独特性格。这部书不是某位天才作家的个人创作，不是某个文学流派的有意倡导，而是一次国家工程的产品。它的篇幅、体例、选材标准，都深深打上了这个工程发起者和主持者的烙印。要真正读懂《太平广记》，必须先回到它诞生的历史现场。

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语境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在于，它几乎没有遭遇有组织的抵抗。赵匡胤随即率军返回开封，取代后周幼帝，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后称宋太宗）南征北战，逐步统一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这场改朝换代看似平淡，对北宋初年的文化政策却产生了深远影响。赵匡胤以武将身份夺权，深知武力可以夺取天下，却不能单靠武力治理天下。他在位期间就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政权的人才结构。公元976年，赵匡胤去世，其弟赵光义即位。赵光义比兄长接受了更系统的儒学教育，他在位期间进一步推动了文官政治的确立和完善。

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看清《太平广记》诞生的政治逻辑。宋太宗接手的是一个刚刚完成武力统一的政权，如何让这片广袤土地上形形色色的势力认同新朝廷、如何消解五代十国长期分裂留下的文化裂痕，成为他必须面对的课题。赵光义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在文化领域展现新朝廷的气魄与包容——编纂大型图书就是这种气魄的直接体现。

宋太宗在位期间启动的大型文化工程不止一部。公元977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二年，《太平广记》开始编纂；同一年，《太平御览》的编纂也提上日程；稍后还有《文苑英华》的编纂。这三部大书通常被合称为“宋初三部大类书”。三部书几乎同时上马，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没有充足的国库支持和坚定的政治意志是不可能完成的。宋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图书编纂，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类工程的多重价值：彰显文治武功、收拢文人学者、确立文化正统、为后世留下遗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太平广记》，就能理解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宋太宗为这部书定下的基调是“资治道、助教化”——这六个字出自《太平广记》编纂完成后的序言，原话是“志在补史缺、助教化”。所谓“资治道”，是说这部书应当为治理国家提供参考；所谓“助教化”，是说这部书应当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这两个目标合在一起，清楚地表明《太平广记》的定位不是供人消遣的小说合集，而是具有明确政治意图的文化工程。

主编李昉与编纂团队

任何一部大型集体编纂的图书，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问题：谁来做最终的选择和判断？《太平广记》的答案是李昉。

李昉（925-996年）是深州饶阳人，出生于五代时期的后唐。他的早年经历恰逢乱世，亲眼见证了五个政权的频繁更迭。这样的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他格外重视秩序与规范，对能够提供确定性和参照系的知识体系抱有信任。李昉本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后唐年间就参与修撰《旧唐书》，后来又主持编纂《周世宗实录》，积累了丰富的大型史书编纂经验。

从履历上看，李昉是典型的学术型官员。他没有显赫的军功，也不以诗词闻名，却以学识渊博、编纂严谨著称。宋朝建立后，他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参知政事等职，最终官至宰相。这样一位位居中枢的学者型官员，显然是主持文化工程的最佳人选——他既有足够的政治地位协调各方资源，又有足够的学术能力把控编纂质量。

李昉之外，《太平广记》的编纂团队还包括扈蒙、李穆、汤悦、张洎等学者。汤悦来自南唐，是著名的文学家；李穆以经学闻名；张洎则兼通佛道。这几位学者的学术背景各有侧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宋朝统一进程中归附的原各地区学者。宋太宗选用这样一支团队，本身就传递了明确的政治信号——新朝廷要容纳不同地区的学术传统，不以地域画线。

编纂工作的具体流程，根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可以大致还原。整个工程由宋太宗亲自主持，具体事务由李昉总负责。编纂者按照分工，各自负责某一类或某几类内容的资料搜集、初选和整理，最终由李昉统一审订。这种“分头编纂、统一审订”的模式，是古代大型图书编纂的通行做法，好处是效率高、覆盖面广，坏处是容易出现前后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太平广记》能否克服这一通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昉的统筹能力。

从公元977年开始编纂，到公元978年完成，《太平广记》的编纂时间前后不超过两年。这个速度令人惊讶。按照前文的估算，这部书篇幅接近五百万字，两年内完成意味着每天要完成将近七千字的内容审订。这当然不可能是李昉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整个编纂团队日夜兼程的结果。能够实现这样的效率，既因为宋太宗的高度重视和充足的人力物力投入，也因为《太平广记》的编纂并非从零开始——它的主要工作是对已有文献的筛选和编排，而不是创作新内容。

五百卷、近五百万字的规模

现在可以具体谈谈《太平广记》的规模了。

首先是卷数。全书正文五百卷，另有目录十卷，总计五百一十卷。这个数字本身或许不够直观，换算成现代书籍的页数会更加清晰。以每页约五百字计算，五百卷正文大约相当于一千页——也就是说，这部书相当于五到六本中等篇幅的长篇小说合在一起。这在印刷术尚不发达、书籍主要靠手抄传播的年代，是一个惊人的体量。

其次是字数。学者们的估算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太平广记》的总字数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考虑到这是一部编纂而成的书而非原创作品，这个数字更加令人震撼——编纂者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处理如此之大的信息量，必须借助高效的分工协作和成熟的编纂体例。

第三是分类。全书分为九十二个大类，类下又分若干小类。这个数字初看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是整数？为什么不是一百？仔细考察这九十二个大类的名称和内容，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知识体系的主要方面：天象、地理、人事、动物、植物、鬼神、方术、文学、艺术……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当然，《太平广记》的“百科全书”性质和现代百科全书有所不同，它更偏重叙事性内容而非知识性条目，但就覆盖面的广度而言，两者确实有相通之处。

第四是引用的文献数量。《太平广记》引用了六百余种前代文献，包括正史、野史、笔记、地理书、方志、佛道典籍、诗文集等。这六百余种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其内容能够流传至今，几乎完全依赖《太平广记》的摘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广记》不仅是一部可供阅读的书，更是一座珍贵的文献宝库——它保存了大量在其他地方已经找不到的古代文本。

以下是《太平广记》九十二大类的主要分布（按内容性质归并为几个板块）：

神仙与宗教类：包括“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僧”“释证”“报应”等，共约十五个大类。这类内容在《太平广记》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反映了宋人眼中神仙信仰和佛教因果观念的流行程度。

鬼魂与精怪类：包括“鬼”“精怪”“神”“梦”“魂魄”等，共约十个类目。这类内容与现代意义上的“志怪小说”高度重合，是《太平广记》最吸引普通读者的部分。

历史与人物类：包括“贤臣”“将帅”“名臣”“文人”“豪侠”“妇人”“伎巧”“博戏”等，共约二十个大类。这类内容虽然也包含虚构成分，但更多取材于正史记载或接近历史叙事。

动植物与异物类：包括“龙”“虎”“蛇”“狐”“猴”“水族”“昆虫”“草木”“花果”等，共约十五个大类。这类内容介于博物志和寓言之间，既有对自然现象的记录，也有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

器物与工艺类：包括“器玩”“书画”“文章”“卜筮”“医”“伎巧”等，共约十个类目。这类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有助于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其他杂类：包括“征应”“咎征”“定数”“感应”“谶应”等，共约二十个大类。这些类目往往以“报应”“应验”“征兆”等观念为核心，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独特理解。

这种分类体系体现了北宋初期知识分类的基本格局。它既继承了唐代类书的传统，又根据时代需要有所调整。最明显的特点是“神仙”和“鬼魂”类内容所占比重极大，这和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是一致的。唐代以来，道教和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将其延伸到了书籍编纂领域。

以类相从、注明出处的编排体例

了解了《太平广记》的规模之后，接下来需要解释它的编排方式——也就是“以类相从、注明出处”这八个字的含义。

“以类相从”是中国古代图书编纂的基本原则，意思是把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内容放在一起。这个“类”可以是主题的类，比如所有关于龙的故事放在一起、所有关于狐的故事放在一起；也可以是性质的类，比如所有诗歌放在一起、所有议论放在一起。《太平广记》采用的是主题分类法，即按照故事的内容主题来归类。

这种编排方式的好处是便于检索。如果你想了解古人心目中的“狐”是什么形象，只需要翻到“狐”类，就可以看到从先秦到唐五代所有关于狐的记载。但这种编排方式也有局限：它打破了原有的文本边界。一部完整的书可能被拆散，不同部分分属不同类别；同一本书中的故事可能散布在全书各处。这种处理方式在现代人看来或许难以接受，但在古代类书编纂中却是常规做法。《太平广记》的定位是资料汇编，而非原文献的完整呈现。

“注明出处”则是指每一段摘录的文字都标明它来自哪本书、哪篇文献。这个“出处”信息通常标注在摘录文字的开头，比如“《搜神记》曰”“《列异传》云”。通过这些标注，读者可以追溯原文、核对原意，也可以进一步查阅原书。

注明出处这一原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首先，它保证了引用的可靠性。如果不标明出处，读者就无法判断某段文字是原始记载还是编纂者的改动，有了出处标注，学术讨论才有据可依。其次，它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信息。许多被《太平广记》引用的原书后来亡佚，但通过《太平广记》的引用，后人还能窥见原书的大致面貌。事实上，清代以后大量古籍的辑佚工作都依赖《太平广记》的引文。最后，注明出处也体现了编纂者的学术态度——他们不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整理和呈现前人的记录。

《太平广记》引用的六百余种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野史”和“小说”范畴。“野史”是相对于官方修订的正史而言的，指的是私人或半官方编纂的历史记载；“小说”在这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虚构文学，而是指篇幅短小、内容驳杂的笔记杂录。这两类文献在正史中往往不被采信，但在《太平广记》中却被大量引用。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太平广记》的编纂标准不同于官方史学——它追求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材料的“丰富”。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太平广记》的编排逻辑，可以参考以下简化流程：

```mermaid flowchart TD A[确定主题类别] --> B[搜集相关文献] B --> C[摘录目标段落] C --> D[标注出处来源] D --> E[按类编排汇总] E --> F[全书五百卷]

G[引用文献 600余种] --> B H[涵盖神仙鬼怪历史器物] --> A ```

这个流程图展示的是《太平广记》编纂的基本逻辑：先确定要涵盖哪些主题类别，再从六百余种文献中搜集相关内容，摘录出目标段落，标注出处，最后按照类别编排汇总成五百卷的规模。每一个环节都服务于“资治道、助教化”的总体目标。

类书而非原创小说集

谈到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解：《太平广记》不是一部原创小说集，而是一部类书。

类书是什么？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态，其核心功能是按类编排和检索文献资料。类书不追求原创，而是致力于整理和呈现已有文献。从内容上说，类书可以包含任何类型的文本——诗词歌赋、历史记载、典章制度、轶闻传说；从形式上说，类书的每一条目通常包括摘录原文和出处标注两个部分；从功能上说，类书的首要目标是方便检索，而非提供连贯的阅读体验。

《太平广记》完全符合类书的定义。它的五百卷内容是对前代文献的摘编，它的大量条目都标注了出处，它的编排方式是按类相聚而非按书相聚。这些特征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太平广记》的性质是类书，而非原创作品。

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它误认为是原创小说集呢？原因可能有几个。首先，《太平广记》引用的材料中包含大量“志怪”和“传奇”类故事，这类故事在现代文学分类中确实属于“小说”范畴。当人们看到这些精彩的故事时，自然而然会把《太平广记》当作一部“小说集”。其次，《太平广记》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经常被截取其中某些精彩片段单独印行，这些单行本往往以“太平广记选”“广记选录”等名称发行，进一步强化了它作为故事合集的形象。最后，现代学科分类体系把“小说”定义为一种文学体裁，但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分类意识——对他们来说，“志怪”和“传奇”是“小说”（即“小道消息”），而《太平广记》是收录这些“小道消息”的工具。

澄清这个误解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我们阅读《太平广记》的方式。如果把它当作原创小说集来读，就会期望从中获得连贯的叙事体验和统一的文学风格——这种期望注定会落空，因为《太平广记》根本不是为这种阅读方式设计的。如果把它当作类书来用，就会理解它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丰富多样的原始材料，在于充当一座文献宝库，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唐五代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理解《太平广记》是类书，还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表面上的矛盾。比如，为什么同一个人物或事件会在《太平广记》中出现多次？那是因为不同来源的记载被分到了不同类别。比如“狐”类收进了关于狐精的故事，“妇人”类可能也有一则关于某位女子的故事提到同一只狐，但这两段文字出自不同的原书、被分到了不同的类别。又比如，为什么《太平广记》中有些故事的叙事风格前后不一致？那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本传统。

“资治道、助教化”的编纂目的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北宋初年的皇帝和文人会想到要编这样一部书？他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答案就在宋太宗为《太平广记》设定的编纂目的里：资治道、助教化。

“资治道”三个字，暗示这部书应当为治理国家提供参考。《太平广记》收录了大量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这些记载详细描述了人物的言行举止、功过得失、因果报应。阅读这些记载，可以从中获得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的经验教训——这正是“资治”的含义。当然，《太平广记》中的“治道”不是直接讨论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故事间接传递价值观念。

“助教化”三个字，则强调这部书应当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化”是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通过长期的熏陶和教育，使人的道德品质得到改善。“助教化”意味着《太平广记》被期望在塑造社会风尚、培养良好品德方面发挥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太平广记》在选材上明显偏向于表彰善行、惩诫恶行——大量的故事讲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强调诚实守信、忠孝节义的道德原则。

把“资治道”和“助教化”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宋太宗对这部书的期望：它不仅要有知识价值，还要有道德价值；它不仅要让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让人明白应该怎么做。这种期望决定了《太平广记》的选材标准和编辑方针——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被收入，什么样的故事应当被剔除，都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资治道、助教化”的需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太平广记》是某种枯燥的道德说教文本。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书中大量收录的志怪故事、传奇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叙事吸引力，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编纂者显然意识到，道德教化如果不能吸引读者，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太平广记》在追求教化功能的同时，也充分尊重了故事本身的趣味性。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宋太宗亲自为《太平广记》撰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明确表示编纂这部书是出于“以忠孝之德教天下”的考虑，希望通过这部书“使忠孝之义洽于有位，敦让之风行于天下”。这番话出自皇帝之口，分量自然不同于寻常书评。它为《太平广记》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后世评价这部书提供了参照标准。

本章小结

本章回答了《太平广记》是什么书这一根本问题。

《太平广记》成书于北宋初年，由宰相李昉主持编纂，历时约两年完成。全书正文五百卷，引用六百余种前代文献，总字数接近五百万字，按照九十二个大类进行主题分类。每一段摘录文字都标明出处，便于读者追溯原文献。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次国家工程，体现了宋太宗“资治道、助教化”的政治意图。它不是原创小说集，而是一部类书——类书的本质是资料汇编，通过按类编排和注明出处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检索和引用前代文献的便利。

理解《太平广记》是类书而非原创作品，是阅读这部书的关键前提。类书的编排方式决定了它不适合提供连贯的叙事体验，而是适合作为一座文献宝库来使用。编纂目的的教化性质则解释了为什么书中充满了因果报应、道德劝诫的故事——它们是“助教化”功能的载体。

有了这些基本认知，接下来就可以深入《太平广记》的文本世界了。第2章将从具体的文本形态入手，探讨《太平广记》的引文特征和阅读方法，帮助读者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部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