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圣经

失落的圣经

1810年，一个名叫托马斯·海德的年轻英国军官站在印度孟买港的码头边。他刚结束一段无聊的航海旅程，正打算找些事情打发时间。港口附近有一排商铺，其中几家专做帕西商人的生意——那是印度一个规模不大却颇为富有的社群，他们从公元8世纪迁居印度，数百年来维持着独特的宗教传统。

海德走进其中一家店铺，闲逛之余，他的目光落在一堆落满灰尘的旧物件上。那是些羊皮纸和纸张，边缘已经泛黄卷曲，字迹模糊难辨。店主告诉他，这些是“古老的宗教书籍”，但自己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年轻的军官出于一时好奇，用极低的价格把这批手稿买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买下的是什么。

这些手稿中的一部分，后来被证实是人类现存最古老的宗教经典之一——《阿维斯塔》的残本。它们在孟买的仓库和帕西神庙的阁楼里沉睡了数百年，几乎被遗忘，直到一位偶然路过的英国人将它们带到西方学者的视野中。这个看似偶然的瞬间，标志着一段漫长发现史的开端——人类试图重新拼凑一部失落千年的神圣文本。

这段故事值得认真讲述，因为它的结果并非理所当然。人类历史上失去的文本远远多于保存下来的，文明的记忆脆弱得超乎想象。理解《阿维斯塔》如何从被遗忘的边缘走到今天的学术视野中，本身就是在理解一种文明如何与毁灭抗争、如何将信仰代代相传。

一部怎样的经典

谈论《阿维斯塔》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多层含义。

阿维斯塔（Avestā）这个词源自古波斯语，原意大致可以理解为“知识之地”或“智慧之所”。但这个名称从来不是指某一本书，而是指一个完整的文本集合——琐罗亚斯德教全部神圣经典的统称。就像“圣经”一词在基督教传统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写成的书卷，《阿维斯塔》也是由大量文献组成的一个整体。

这整个文本体系的核心，是一部被称为Yasna（亚斯纳）的礼仪文本。Yasna的意思是“祭仪”，它是日常崇拜和重大祭仪中必须诵读的经文。在Yasna之中，又包含了一组极为特殊的文本——伽萨（Gāthā），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据传出自琐罗亚斯德本人之手，是全书最古老的部分，用一种极为古老、几乎无法辨认的方言写成。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些方言的精确年代和地域特征，因为它和《阿维斯塔》其他部分的语言差异，大到类似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与后来古典希腊语文献之间的差距。

除了Yasna和伽萨之外，《阿维斯塔》还包括多个组成部分：Yasht（亚什特）是献给各种神祇和天使的赞歌集，Vendidad（温迪达德）主要是一部宗教律法和净化仪式的汇编，Videvdat则涉及驱邪和防护的仪式。这些文本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宗教知识体系，涵盖了神话、伦理、法律、天文、医学甚至占卜的各个方面。

然而必须直说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阿维斯塔》，远不是它最初的面貌。根据古代学者的记载，完整的《阿维斯塔》曾经包含二十一卷，即所谓的“二十一卷本”（Nask）。这个数字在古代文献中被反复提及，似乎是当时人的共识。但这个庞大的文本体系，在公元前4世纪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原貌。

亚历山大的火焰

理解《阿维斯塔》的历史，必须从一场战争讲起。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征服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波利斯——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都城之一——在一场至今仍有争议的大火中化为废墟。古代文献对这场火的记载充满矛盾，有的说亚历山大亲自下令纵火，有的说大火是波斯人自己点燃的，还有的说只是一次意外。但无论真相如何，这场灾难对波斯文明造成的冲击是深远的。

《阿维斯塔》正是在这个时期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损失。

当时的《阿维斯塔》并非如后来那样主要依靠帕西神职人员的手抄本来保存。在更早的时期，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复杂的口传体系来维系——祭司阶层通过严格的背诵和训练，将整部经典一字不差地记在脑中，再通过仪式场合的诵读代代相传。这种口传方式在文字尚未普及的年代是极其有效的传承手段，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文字记录更为可靠，因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祭司可以即时纠正抄写中的笔误，而一份手抄本错了就错了。

但亚历山大的征服摧毁了这套体系的运转。大量祭司在战争中丧生或流散，许多地方的宗教社群被连根拔起。更严重的是，当亚历山大将波斯帝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后，希腊文化随之涌入，希腊语成为从埃及到波斯的通用lingua franca（通用语）。在这个过程中，波斯本土的宗教和教育体系遭到严重削弱，许多原本由祭司阶层掌握的知识就此失传。

古代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博曾提到，亚历山大在征伐途中收集了波斯的“圣书”并加以翻译。这个记载的细节难以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一个事实：征服者意识到了这些文本的价值。然而这种关注带来的不是保护，而是一场缓慢的遗忘。希腊化的浪潮、随后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的更迭——这些历史进程虽然最终促成了波斯文明的复兴，但最初的《阿维斯塔》已经无法完整恢复了。

到萨珊王朝时期（公元3世纪至7世纪），波斯皇帝们开始系统性地搜集和整理残存的圣典。萨珊君主阿努希尔凡（Shahanshah Ardashir I）下令将分散的圣典重新编纂，这才有了“二十一卷本”的说法。萨珊王朝的编纂工作是《阿维斯塔》传承史上的关键一环——如果这一步骤没有完成，后世可能连今天这点残本都不会拥有。但即便如此，萨珊版的《阿维斯塔》也并非最初的完整版本，它已经是历代损失后的一个选编本。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伊斯兰教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信仰。又过了几个世纪，《阿维斯塔》在伊朗本土几乎绝迹。

它在印度保存了下来。

帕西社群的秘密守护

这个转折发生得几乎像一段传奇。

公元8世纪前后，一批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为了逃避阿拉伯征服者的宗教迫害，登上船只，逃离故土。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了印度西海岸，在古吉拉特地区定居下来。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帕西人（Parsis），即“波斯人”的音转。他们在印度建立了社区，保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传统——包括诵读《阿维斯塔》的传统。

帕西人在印度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是少数群体，周围是被印度教和后来伊斯兰教包围的文化环境。但正是这种相对隔绝，反而提供了一种意外的庇护。当伊朗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逐渐消亡时，帕西社群内部依然维持着完整的祭司制度和经典诵读仪式。《阿维斯塔》在这里继续被使用、被抄写、被珍视，尽管使用它的人可能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这部经典会成为全世界学者研究的对象。

在帕西社群中，《阿维斯塔》的保存工作主要由一个家族承担——杜斯特哈赫（Dastur Hoshang）家族，或者说更准确地说，是由这个家族世代维护的一系列手抄本。杜斯特哈赫是帕西社群中地位崇高的祭司头衔，并非单指某一个人，但这个家族在保存和传承经典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们不仅在宗教仪式上使用这些文本，还负责校订和抄写，确保文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致讹误。

然而即便如此，到十七、十八世纪时，帕西社群的处境已经颇为艰难。《阿维斯塔》的抄本数量在减少，许多文本因无人能读懂而逐渐废弃。伽萨部分因为语言过于古老，连大多数帕西祭司都只能死记硬背而不理解其确切含义。Yasht中的许多赞歌只在大规模祭仪中才会用到，随着大型仪式的减少，相关文本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时刻，西方世界开始注意到了这部被遗忘的经典。

孟买港的偶然发现

1771年，一位名叫安扎莱·雷蒙（Anquetil Duperron）的法国年轻人从印度返回欧洲。他随身带着一批帕西宗教文本的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是《阿维斯塔》的各种组成部分，以及一部名为《狄肯德》（Dinkard）的重要注释汇编。

雷蒙不是第一个接触这些文本的欧洲人，但他是最早将它们系统性地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人。他在巴黎用法语发表了自己的发现，虽然翻译质量在当时引发了诸多质疑——许多欧洲学者怀疑这些文本的真实性，认为帕西祭司不可能保存着比基督教圣经还要古老的文献，这种怀疑持续了几十年。但无论如何，西方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在印度西海岸的帕西社群中，确实保存着一批极为古老的宗教文献。

雷蒙的版本存在明显的问题。他的翻译不够精确，对文本结构的理解也有偏差。但他的工作打开了一扇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和欧洲的学者陆续前往印度，寻找更多、更好的《阿维斯塔》手抄本。这个过程并不浪漫——没有寻宝探险的戏剧性场景，更常见的是学者们与帕西祭司反复交涉，试图说服对方允许自己研究这些神圣的文本。帕西祭司对这些“外族人”既有好奇也有戒备，毕竟这些手稿是他们宗教生活的核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

托马斯·海德在孟买港的那次购买，大约发生在1810年前后。他买下的手稿最终转到了英国学者手中，其中一部分经过辨认，被证实是《阿维斯塔》的珍贵残本。学者们意识到，帕西社群的库存中可能还有更多未被发现的文本。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名叫马丁·豪格（Martin Haug）的德国学者深入帕西社群进行调查，他不仅仔细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手抄本，还与帕西祭司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豪格的工作标志着《阿维斯塔》研究从“收集和翻译”转向了“系统分析和校订”。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关键问题：帕西社群保存的《阿维斯塔》也并非完本。在伊朗本土失传的部分，帕西人手里同样没有。更糟糕的是，帕西抄本本身也存在版本差异——不同神庙、不同家族的收藏之间，文本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部分被删改，有的部分被重复抄录，有的部分则因为无人能读而留下空白。

这就把研究者推向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想要重建完整的《阿维斯塔》，仅仅依靠帕西社群保存的手抄本是不够的。

狄肯德：被遗忘的注释书

然而，正当学者们为《阿维斯塔》文本的残缺感到沮丧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狄肯德》（Dinkard）。

狄肯德的字面意思是“维护信仰的行为”，它是萨珊王朝时期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式的注释汇编，用来解释和保存《阿维斯塔》各部分的概要内容。这部书的结构颇为复杂——它包含了《阿维斯塔》二十一卷中每一卷的内容摘要，以及大量的神学解释、历史传说和伦理训诫。

为什么说狄肯德是“意想不到”的帮手？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注释书对研究者来说只是一个参考工具。但在《阿维斯塔》的案例中，由于大量原典已经亡佚，狄肯德中保存的内容摘要反而成了重建原始文本最重要的依据。如果一个文本的正文已经失传，但狄肯德引用了它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些引用至少能让研究者知道它说过什么。

狄肯德的帕西文版本（用一种叫做Pazand的中间文字书写）本身也有残缺，但它的保存状况比《阿维斯塔》原典要好得多。学者们通过比对狄肯德的引文和现存的《阿维斯塔》文本，可以反向推断出哪些部分是原始的，哪些部分是后来添加的。更重要的是，狄肯德保存了大量关于“二十一卷本”的信息——每一卷的主题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这些信息为理解《阿维斯塔》的整体结构提供了唯一的窗口。

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伽萨（即琐罗亚斯德本人的赞美诗）在《阿维斯塔》中只有十七章，总篇幅大约几百行古诗。但根据狄肯德的记载，早期版本的伽萨可能包含更多内容，而且每首赞美诗都与特定的仪式和神学主题相联系。伽萨之所以在亚斯纳本集中占据核心位置，不仅因为它被认为出自先知之手，还因为它在仪式中承担着特殊的媒介功能——帕西祭司相信，在诵读伽萨时，神圣的力量会以特殊的方式降临。这个细节在原典文本中只有暗示，但在狄肯德的注释中被明确阐述。不读狄肯德，就无法理解伽萨为什么如此重要。

当然，狄肯德本身也是历史产物，它的编纂者有自己的神学立场和编辑取舍。学者们在使用它时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它提供的是一条通往原始文本的路径，而不是原始文本本身。

现代整理：从手抄本到学术版本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阿维斯塔》研究的中心任务逐渐从“发现和翻译”转向了“编辑和校订”。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为繁复。一部经典的现代校订版本，需要比对所有能找到的手抄本，找出每一处文本差异，判断哪些是抄写错误，哪些是不同传统之间的有意改动，最终形成一个既忠实于现存最佳版本、又便于现代读者使用的“标准化”文本。这个过程在西方古典学中有成熟的传统——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录、新约圣经都经历过类似的校订工作。但《阿维斯塔》的问题在于，它的手抄本来源更加分散，文字体系更加古老，而且涉及的语言种类不止一种。

《阿维斯塔》文本的书写是一个特殊的技术难题。古代波斯的官方文字是阿拉米字母，但《阿维斯塔》圣典用的是一种专门为此发明的字母表——帕拉维字母经过改造后的产物，被学者称为阿维斯塔字母。这套字母系统设计得相当精细，能够表达古波斯语中复杂的辅音变化和元音系统，但它只用于书写神圣文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通行。问题在于，这套字母在历史上的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字体形态在各地手抄本中也有差异，这给校订工作增添了额外的技术障碍。

二十世纪初期，两位学者分别启动了自己的校订计划。一位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奥斯特瓦尔德（Friedrich Christoph Ostwald），另一位是法国学者雅克·杜马松（Jacques Dumarsier）。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阿维斯塔》学术版本的基础。但真正集大成的成果，要数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伊朗百科全书》项目（Encyclopaedia Iranica）以及伊朗学者哈米德·塔格维（Hamid Taghavi）等人开展的系统性文本整理工作。这些研究者在伊朗国内和海外同时推进，他们利用数字技术重新扫描和比对手抄本，使得校订工作的精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到了今天，学者们能够使用的《阿维斯塔》版本已经相当可靠。虽然二十一卷的完整原貌永远无法恢复，但残存文本的内容基本已被整理清楚，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被系统性地记录和标注。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帕西社群和学术机构已经将手抄本的数字影像公之于众，任何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直接查阅原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两百年前那位站在孟买港码头的年轻军官无法想象的。

经典的结构：如何区分各部分

对于刚接触《阿维斯塔》的读者来说，面对这部经典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入口”。它不像一本普通的书那样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行，而是由多个功能不同、年代不同的部分组成，彼此之间的关联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下面提供一个简单的指南，帮助读者理解《阿维斯塔》的主体结构。

亚斯纳（Yasna）是整个《阿维斯塔》的核心礼仪文本。它是一套用于日常崇拜和重大祭仪的祈祷与颂词汇编，共七十二章。诵读亚斯纳是帕西祭司最基本的职责之一，整个诵读过程通常需要数小时，中间穿插着特定的仪式动作和祭品供奉。在亚斯纳内部，伽萨（即赞美诗）被嵌入第四章到第八章的位置，这几章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方言，学者认为它们是《阿维斯塔》中最早成形的部分。理解亚斯纳，是理解整部《阿维斯塔》宗教功能的基础——它不是用来读的经书，而是用来“做”的经书，诵读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行为。

伽萨（Gāthā）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亚斯纳的一个附属部分。它们是独立的诗歌作品，据传为琐罗亚斯德本人所作，被嵌入了亚斯纳的框架中。伽萨分为五组，分别以诗歌的主题命名——“至高者的行列”“亚什塔·瓦希hta”“分离的”“奉献的”和“颂赞的”。如果用基督教作类比，伽萨在《阿维斯塔》中的地位，大致类似于四福音书在《新约》中的地位——不是唯一的文本，但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威性。

亚什特（Yasht）是一组献给不同神祇和天使的赞歌，共二十一首。每一部亚什特都对应着一位特定的崇拜对象，如密特拉（Mithra，契约与光明之神）、阿娜希塔（Ardvisur Anahita，水与净化女神）等。这些文本包含了大量神话叙事，描绘了这些神祇与邪恶力量的斗争，以及它们如何眷顾虔诚的信徒。亚什特在宗教实践中的使用频率不如亚斯纳频繁，主要在特殊节日和仪式中使用，但它们是理解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体系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温迪达德（Vendidad）的名称在古波斯语中原意为“驱除妖魔的律法”，它的内容主要是宗教洁净法规、驱邪仪式和违反戒律的惩罚条例。这部分文本在性质上与亚斯纳和亚什特都有明显区别——它不是赞美诗，也不是神话叙事，而更像是一部神学化的法典。现代学者对温迪达德的年代判断分歧很大，有的部分可能追溯到相当古老的时期，有的部分则明显带有较晚的编辑痕迹。

理解这几个主要部分的区别，不需要记住每一个细节，关键在于把握一个总体框架：亚斯纳是仪式核心，伽萨是先知原著，亚什特是神话赞歌，温迪达德是律法汇编。这四个部分加起来，构成了今天《阿维斯塔》的主体。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那个站在码头边的年轻军官。他买下的那批手稿，最终让西方学术界意识到，在印度次大陆的角落里，有一群人秘密保存着人类最古老的宗教经典之一。这个发现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从安扎莱·雷蒙的初次介绍，到十九世纪学者在帕西社群的深入挖掘，再到二十世纪系统性的文本校订——《阿维斯塔》从一段被遗忘的记忆，逐渐重新走进了学术视野。

这段历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部经典要存活下来，既需要被使用，也需要被记录。帕西祭司在仪式中持续使用《阿维斯塔》，保证了它不会被彻底遗忘；但如果只有口头传承而没有文字固定，再活跃的使用也无法抵挡历史的损耗——亚历山大之前的那次口传浩劫就是明证。正是帕西社群在几个世纪里既坚持仪式实践又维持手抄传统的双轨模式，让这部经典以残缺但不完整的状态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今天读到的《阿维斯塔》，是一个经历了口传期、毁灭期、保存期和整理期的复杂产物。它的每一部分都带着各自的历史痕迹：伽萨的古老方言透露出公元前数千年的消息，亚什特的神话叙事保留了波斯宗教的丰富想象力，温迪达德的律法规章反映了不同时代祭司阶层的社会关切，狄肯德的注释则提供了理解这一切的历史语境。这些层次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活的文本生命体。

但发现文本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这部经典究竟在说什么？琐罗亚斯德的先知信息究竟是什么？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这个在后世传播中最广为人知的观念——在原典中是如何表达的？这些问题将引导我们深入《阿维斯塔》的思想核心，也是下一章将要探讨的主题：这部被从遗忘中打捞出来的经典，究竟在宣告一种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