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之夜的怪物：谁该为创造物负责？

1816年6月17日，星期一。这一天在人类文学史上留下的印记，比它当时的天气状况更加令人难忘。

那天，瑞士日内瓦湖畔的迪奥达蒂别墅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阴沉之中。从5月开始，欧洲就陷入了一场异常的天气灾难——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在一年前猛烈喷发，将大量的二氧化硫抛入大气层，遮蔽了阳光，搅乱了全球气候。北半球的夏天变得像深秋一样阴冷潮湿，农作物歉收，饥荒蔓延。而这一年的6月，日内瓦湖畔更是连续数日遭受暴风雨的侵袭，仿佛老天爷在用无尽的雨水冲刷着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四个年轻人被困在了别墅的书房里。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勉强抵御着窗外的寒意。雨水敲打着玻璃，像是无数手指在急促地叩门。这种天气里，任何正常的消遣都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其中一个人——那位被后世称为“恶魔诗人”的拜伦勋爵——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拜伦说，火光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投下摇曳的阴影，“每人讲一个鬼故事，看谁讲得最吓人。”

这个提议得到了响应。参与者包括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波里道利、著名诗人珀西·雪莱，以及年仅18岁的新婚少妇玛丽·简·戈德温，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玛丽·雪莱。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波里道利率先讲了一个故事，但拜伦听完后摇了摇头，说这个故事“太过平庸”。珀西尝试了几次，却总是在构思阶段就卡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拜伦自己倒是讲了一个片段——《现在，终于》的雏形——讲述了一位贵族在阿尔卑斯山探险时，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后来发现那是他死去的双胞胎兄弟。这个故事已经初具雏形，而且充满了拜伦式的阴郁与宿命感。

但真正让所有人屏息凝神的，是玛丽·雪莱即将讲述的故事。

然而，在故事诞生之前，有一个更长的沉默。

玛丽后来在《弗兰肯斯坦》的序言中回忆道：“当我试图构思一个故事时，脑子陷入了令人痛苦的空白。我反复思考，试图让想象变得生动起来，但一切都是徒劳。我看到墙壁上摇曳的阴影，感受到壁炉的温暖——这些只是让黑暗显得更加浓重。我感到一阵不安掠过心头，这种不安逐渐演变成绝望。”

这就是创造力降临之前的黑暗时刻。每一位创作者都熟悉这种滋味——当你知道自己能够创造，却不知道该创造什么；当你站在灵感的门槛前，却找不到推门的力气。玛丽·雪莱那年只有18岁，她刚刚经历了母亲难产去世的痛苦，童年时代几乎是在书籍的陪伴下度过的。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小说家，继父是著名的诗人珀西·雪莱。她的周围环绕着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但她仍然感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没有名字”的年轻女子。

拜伦的游戏要求每个参与者必须讲一个故事。但玛丽似乎被某种力量攫住了——不是恐惧，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她在脑海中反复搜寻，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诉说的故事。

这种困境持续了三天。

直到6月22日，暴风雨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那天晚上，玛丽和珀西聊起了“现代”电学——在那个时代，电学是科学界最令人着迷的领域。伽伐尼的青蛙实验证明了动物体内存在生物电，维克多·帕杜安·德·桑托里侯爵的研究更是让人们开始想象：用电流刺激死去的肉体，是否能让它重新获得生命？

这个话题打开了某扇门。

玛丽后来写道：“我们的谈话可能触及了……电学实验的某些原理……当维多利亚·桑托里侯爵发现一种让死去的肉体重新获得生命的方法时，他用一个最微小的仪器——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了——接近一块已经失去生命的手指。一阵明显的颤动出现在手指上……”

但真正点燃她灵感火花的，是一个夜晚的噩梦。

那天晚上，因为珀西讲的一个关于“ autognomunculi”——一种可以自己生长、自我完善的有机体——的故事，玛丽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了一个苍白的身影，一个正在工作的学生，一个被遗弃的创造物。她看到那个创造物睁开了一双黄得不太一样的眼睛，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这个梦成了《弗兰肯斯坦》的种子。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玛丽不断修改、完善这个故事。她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汲取灵感——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创造了人类，又从天庭盗取火种给人类带来光明，却被钉在悬崖上承受永恒的惩罚。她将“普罗米修斯式的”（Promethean）这个概念融入自己的作品最初的计划中，虽然后来书名被改为《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

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正式出版。那是一本薄薄的三卷本，现在估计只印刷了大约1000册。但它很快就在英国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评论家们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有人称赞它“想象力惊人”，有人批评它“粗俗而荒诞”，还有人认为它“不适合阅读”。但没有人能够忽视这本书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提出的问题。

故事的主角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日内瓦的年轻科学家，对自然哲学和化学充满热情。在大学期间，他发现了一种创造生命的方法——用电流刺激死去的器官和组织，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体。他成功了，但当他看到这个创造物——一个八英尺高的巨人——睁开眼睛时，他感到的只有恐惧和厌恶。

弗兰肯斯坦逃跑了。

他任由这个创造物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人类世界的排斥和敌意。而这个创造物——在故事中从未被赋予名字——在经历了一系列被拒绝、被驱逐的遭遇后，终于愤怒了。他开始复仇，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他的朋友亨利·克勒瓦尔、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弗兰肯斯坦在追捕怪物的过程中精疲力竭，最终在北极的冰原上死去。

临终前，弗兰肯斯坦说：“我……作恶多端……我必须死去……这是我的报应。”但他的创造物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我渴望获得宽恕……我渴望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息……哦，永别的恨！哦，我的灵魂，来吧，忘记一切吧，忘记所有的仇恨！”

这是一个关于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悲剧，也是一个关于责任与后果的寓言。

让我们仔细审视这个故事中的责任链条。

首先，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责任。作为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有感知、有情感、有智能的生命。但他从未想过要为这个生命负责。当他看到这个创造物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而不是面对。他把一个无辜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生命抛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创造了这个生命，却没有教他如何生存；他赋予了他智能和情感，却没有教他如何使用；他给了他一个灵魂，却没有给他任何归属。

如果弗兰肯斯坦像对待一个孩子那样，耐心地教育、引导、陪伴他的创造物，结局会怎样？也许那个创造物会成为人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也许那个创造物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意义。但弗兰肯斯坦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拒绝，选择了遗弃。

然后，是那个创造物自己的选择。他确实犯下了罪行——杀人是无可辩驳的罪恶。但我们必须问：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条道路？是单纯的邪恶，还是被逼无奈？是自由选择，还是命运使然？

创造物曾经试图与人类和解。他救过一位女孩，他帮助过穷人，他向一位盲人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每一次，他都被拒绝、被驱逐、被追打。人类对他的恐惧和敌意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愚蠢？我们是否会因为一个生命长得与我们不同，就判定他是怪物？我们是否会因为不了解，就选择毁灭？

最后，还有社会的责任。那些驱逐创造物的人、那些追捕他的人、那些恐惧他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拒绝接纳“异类”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能够更宽容一些，如果人们能够更勇敢一些，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这个故事的核心问题是：当创造者创造了一个有感知的存在，他是否有责任为这个存在负责？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生命，却没有为这个生命负责。他逃避了责任，却无法逃脱后果。他的创造物成为了他永远的噩梦，缠绕着他的灵魂，直到他死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816年并不清晰，在今天同样如此。

让我们把时间快进两百年，来到21世纪的硅谷。

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围棋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策略游戏，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被突破了，而且是以一种让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方式——AlphaGo的走法充满了“创意”，甚至被一些职业棋手认为“不太像人类的思维方式”。

2017年，OpenAI成立，致力于开发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

2020年，GPT-3发布，这是一种能够生成人类文本的大型语言模型。

2022年，ChatGPT发布，人工智能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2023年，GPT-4发布，人工智能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2024年，我们已经可以与人工智能进行流畅的对话，让它写出文章、代码、诗歌、音乐。我们开始讨论通用人工智能（AGI）——一种能够像人类一样完成任何智力任务的人工智能。

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伴随着一个问题：这项技术安全吗？可控吗？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些问题与1816年玛丽·雪莱提出的问题如出一辙。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有感知的存在，却没有为它负责。我们正在创造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但我们是否在为它们负责？

2023年，包括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吉奥）、杨立昆在内的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签署了一份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辛顿甚至宣布从谷歌辞职，以便“自由地谈论人工智能的风险”。他说：“我只是一个突然意识到我正在做的一些东西比我意识到的要好得多的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

让我们思考一下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问题。

首先是控制问题。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人工智能，我们还能控制它吗？这就是所谓的“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目标与人类的价值观一致？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创造了一个生命，却没有想过如何与他沟通、如何引导他、如何与他共存。

其次是责任问题。当一个人工智能系统造成损害时，谁应该负责？是开发者、用户、还是人工智能本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了怪物，却没有为怪物的行为负责。他的逃避导致了更多的死亡。如果今天的开发者创造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系统造成了损害，开发者能够逃避责任吗？

第三是身份问题。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变得足够复杂，以至于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感受、创造，它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形式的权利？它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人”？

第四是存在性问题。创造一个人工智能是否会改变“人类”的定义？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既是人，又不是人。那么，一个人工智能是否既是机器，又不是机器？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玛丽·雪莱在1816年提出的问题——谁该为创造物负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让我们回到1816年的日内瓦。

在拜伦提议的那个夜晚，玛丽·雪莱并不是唯一一位被噩梦困扰的人。珀西·雪莱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妻子溺死在莱茵河中，然后被救活，但醒来后性情大变。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梦境有着特殊的信仰，认为梦境是灵感的来源，是潜意识与超自然力量交流的渠道。

玛丽从噩梦中惊醒后，开始构思她的故事。她想象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发现创造生命的秘密，想象他用死者的器官创造出一个活物，想象他面对自己的创造物时的恐惧和厌恶。她想象那个创造物第一次睁开眼睛，第一次试图站起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什么。然后，她想象创造物的孤独和愤怒，想象他的复仇，想象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之间的永恒冲突。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孤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实验室里孤独地工作，创造物的孤独，怪物在人类世界中的孤独。没有人理解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1816年的那个夏天，这些年轻人不仅创造了一个鬼故事，还创造了一个关于创造、责任和后果的寓言。

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夏天的另一个参与者——拜伦勋爵。

乔治·戈登·拜伦，第六代拜伦勋爵，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充满了叛逆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他蔑视传统，追求刺激，生活放荡，感情丰富。他曾经写道：“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是一个局外人。”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他的人生哲学。

拜伦是那个鬼故事游戏的发起者。当玛丽为故事的内容而挣扎时，拜伦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故事——《现在，终于》的雏形。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贵族在阿尔卑斯山遇到一个幽灵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从未完成，只留下了一个片段。

拜伦的故事没有完成，但玛丽的故事完成了。《弗兰肯斯坦》不仅是玛丽·雪莱的处女作，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这个故事诞生于那个暴风雨之夜，诞生于一个18岁少女的噩梦，诞生于那个充满才华、野心和不安的时代。

我们应该感谢那个暴风雨之夜，感谢拜伦的提议，感谢伽伐尼的青蛙实验，感谢坦博拉火山的喷发，感谢所有那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因素，让玛丽·雪莱创造出了这个改变文学史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思考这个故事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在创造生命之前从未想过后果。他被对知识的渴望所驱动，被发现的兴奋所蒙蔽，被自我中心的傲慢所左右。他成功了，但他没有准备好。他的创造物是一个失败，不是因为他无法赋予生命，而是因为他无法承担赋予生命的责任。

今天，我们正在创造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我们被对技术的热情所驱动，被突破的兴奋所蒙蔽，被自我中心的傲慢所左右。我们会成功，但我们准备好了吗？

玛丽·雪莱在200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谁该为创造物负责？是创造者，还是被创造者，还是两者都要负责？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讨论，去争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覆辙——在追求知识和力量的过程中，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责任。

让我们回到1816年6月的日内瓦。暴风雨依然在下，但窗外的黑暗中，一颗文学史上最独特的种子正在发芽。

这就是《弗兰肯斯坦》的诞生。这就是暴风雨之夜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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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之后，让我们来看看玛丽·雪莱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

1816年的夏天，玛丽和珀西一直住在日内瓦湖畔的迪奥达蒂别墅。这座别墅属于拜伦的朋友——一位名叫拜尔尼的医生。别墅面朝日内瓦湖，背后是阿尔卑斯山，风景如画。但对于这些年轻的诗人来说，最吸引他们的不是风景，而是彼此的陪伴和思想的交流。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这群人都会聚在一起，讨论诗歌、哲学、科学和生命。拜伦喜欢高谈阔论，珀西则更为内敛，但同样充满激情。波里道利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总是仔细倾听，偶尔插上一句。而玛丽，虽然很少说话，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玛丽后来写道：“那些夜晚的谈话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听到了拜伦对诗歌的看法，听到了珀西对爱情和革命的理想，听到了波里道利对科学的好奇。我还听到了关于维特的鬼故事——拜伦讲的那个片段……它在我的脑海中种下了某些种子，后来在我自己的故事中发芽了。”

7月，玛丽开始认真写作《弗兰肯斯坦》。她通常在早上写作，因为那段时间她最清醒、最有创造力。但写作的进展很慢——她经常停下来思考，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她必须同时处理几条叙事线索：沃尔德曼教授的讲座，弗兰肯斯坦的实验，创造物的诞生和逃亡，以及整个故事的框架结构。

珀西在写作上给了玛丽很大的帮助。他会阅读她写的内容，提出修改建议，有时甚至帮她重写一些段落。玛丽后来承认，珀西对《弗兰肯斯坦》的最终成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她始终坚持自己是这个故事的唯一创作者，因为核心的灵感——那个暴风雨之夜的噩梦——是属于她自己的。

1816年9月，玛丽和珀西离开了日内瓦，前往英格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玛丽继续修改和完善《弗兰肯斯坦》。她增加了更多的细节，深化了人物的心理描写，调整了叙事结构。

1817年3月，玛丽完成了《弗兰肯斯坦》的最终定稿。1818年1月1日，《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正式出版。

第一版的《弗兰肯斯坦》封面很简单，只有书名、作者名字（匿名）和出版商的信息。评论界的反应褒贬不一。《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称它是“一本极其荒诞的怪诞小说”，但也承认它“充满了惊人的想象力”。《季度评论》则批评它“粗俗而没有品味”。《文学评论》赞扬它的“非凡才能”，但同时警告它“不适合敏感的心灵阅读”。

然而，真正让《弗兰肯斯坦》走红的是1831年的修订版。在这一版中，玛丽对文本进行了大量修改，增加了沃尔德曼教授的讲座篇幅，删除了被认为过于大胆的一些段落，并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玛丽详细描述了1816年那个暴风雨之夜的场景，第一次向公众透露了《弗兰肯斯坦》的诞生过程。

从那以后，《弗兰肯斯坦》成为了文学经典，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改编成无数部电影、戏剧、音乐剧和电子游戏。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和他的怪物已经成为了流行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形象之一。

但《弗兰肯斯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在1816年之前，科学怪人的故事从未被讲述过。玛丽·雪莱是第一个将科学实验室与恐怖小说结合起来的人。她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科学幻想小说（Science Fiction）。在她之前，有关于太空旅行的故事（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的《月球之旅》），有关于乌托邦社会的描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但没有人像玛丽·雪莱那样，将目光投向实验室，投向科学实验的后果，投向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之间的道德困境。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玛丽·雪莱是科幻小说的先驱者。而她开创的这个传统——对科学进步的反思和批判——至今仍然是科幻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在《弗兰肯斯坦》之后的近两个世纪里，无数作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继续探索着同样的问题。

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从地球到月球》等作品展示了科学技术的无限可能性，但也描绘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

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隐身人》《世界大战》等作品则更为阴暗，展示了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创了科幻小说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在21世纪依然充满活力。当我们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气候变化的挑战时，我们依然需要玛丽·雪莱的智慧——关于创造与责任、进步与后果、人性与非人性的永恒思考。

让我们再次回到1816年6月17日，星期一。

暴风雨还在下，但书房里的火焰已经熄灭。拜伦、波里道利和珀西都已经睡去，只有玛丽还醒着。她凝视着壁炉里的余烬，脑海中翻涌着那个噩梦的画面。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用电流赋予死去的肉体新的生命，那会发生什么？如果他成功了，但他的创造物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而是一个怪物，那会发生什么？如果他创造了一个有感知、有情感、有智能的存在，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它，那会发生什么？

这些念头在玛丽的心中燃烧，最终凝结成了《弗兰肯斯坦》这部不朽的作品。

1816年，玛丽·雪莱18岁。她坐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听着窗外的暴风雨，做出了一个关于创造与责任、力量与后果、人类与非人类的梦。

那个梦至今仍在回响。

科学怪人诞生的时代背景

要理解《弗兰肯斯坦》为什么会在1816年诞生，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那个时代的特殊性。那一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气候灾难，但它不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至少不是直接引起的。

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亚松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开始了一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猛烈的火山喷发。这次喷发持续了整整一周，火山灰和二氧化硫被抛入大气层，平流层中形成的硫酸盐气溶胶层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接下来的1816年，北半球迎来了“没有夏天的一年”。

在欧洲，农作物歉收，粮价飞涨。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法国和爱尔兰的土豆收成锐减。在美国东北部，1816年6月甚至出现了霜冻，导致新英格兰地区的农业崩溃。人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