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Research Paradigms and Core Concepts

宋代城市史研究自20世纪初形成专门领域以来，始终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北宋都城的汴京（Bianjing，今河南开封），不仅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更是宋代城市制度转型、经济生长与文化勃兴的集中缩影。既往研究多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或文化现象的单一路径切入，对汴京城市系统的内在运行逻辑缺乏整体性阐释。本书以“城市经济生长逻辑与市民文化勃兴的共生机制”为核心分析框架，试图在梳理既有学术脉络的基础上，通过中英双语的编排形式，向国内外读者系统呈现宋代城市发展的独特路径与历史价值。

在中国学界，宋代城市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整理与初步探索时期，以《宋会要辑稿》《东京梦华录笺注》《梦粱录校注》等基本史料的点校出版为标志，陈寅恪、漆侠等学者开始从经济史、制度史的角度关注宋代城市的商业发展，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明确提出宋代“城市商业革命”的论断，认为坊市制的瓦解是宋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标志之一。第二阶段是1978年至21世纪初的体系化研究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的转型，城市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程民生《宋代东京研究》、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等专著相继出版，前者系统梳理了汴京的城市空间、人口、商业等层面的史实，后者则从城市史的理论视角出发，将宋代城市置于中国城市史的长时段脉络中，论证了宋代城市“前现代早期现代性”的特征。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来的跨学科融合时期，数字人文、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方法的引入，推动宋代城市史研究向精细化、多元化发展：比如利用GIS技术复原汴京城市空间的研究、从日常实践角度解读市民文化的研究，都极大拓展了研究的边界。

国外学界对宋代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脉络。日本汉学界是宋代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发源地，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提出宋代是“东洋的近世”的开端，其核心特征就是城市的兴起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的《宋代商业史研究》（*Chūgoku shōnōshi kenkyū*，1968）则通过大量档案与文献考证，系统论证了宋代商业的市场化转型，指出汴京作为全国商业网络的核心，其城市经济的运行逻辑已经突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管制模式。欧美汉学界的研究则更侧重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层面，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宋代的都市生活》（*The Urban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2000）通过墓志、笔记、绘画等史料，还原了汴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将市民文化的勃兴视为宋代城市发展的核心成果；韩森（Valerie Hansen）在《开放的帝国》（*The Open Empire*，2000）中则从全球史视角出发，将汴京置于欧亚大陆的城市贸易网络中，论证了宋代城市与中亚、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对城市文化多元性的影响。既有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国内研究多侧重经济制度与城市管理的宏观层面，对市民文化的微观实践关注不足；国外研究则多侧重社会文化叙事，对城市经济生长的内在逻辑缺乏制度层面的分析。本书试图弥补这一缺憾，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的整合分析框架，揭示汴京城市发展的共生机制。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一组核心概念的基础之上，本节将对坊市制、街巷制、市民阶层、技术创新扩散、城市共生机制等关键术语进行明确界定，为后续章节的分析建立统一的话语基础。所有术语均采用中英双语标注，方便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理解。

1.1 坊市制（Fangshi System / Ward-Market System）

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前期城市的核心管理制度，其核心特征是将城市空间划分为“坊”（Ward，居住区）与“市”（Market，交易区）两大功能板块，二者以围墙分隔，实行严格的时空管制：坊门定时启闭，日中为市，日落闭市，交易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市”的范围内，且由官方派驻官吏管理。坊市制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里坊制，成熟于隋唐时期，以唐长安城为典型代表：唐长安城的外郭城被划分为108坊，东西两市位于城市北部中央，四周有墙围合，交易时间仅限午时至日落，夜间实行宵禁。北宋前期汴京的城市布局仍保留坊市制的特征，旧城内有旧城坊若干，交易活动主要集中在东市、西市等指定区域，但至北宋中期，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与商业需求的增长，坊市制的管制逐渐松弛，最终被街巷制取代。表1-1对比了坊市制与街巷制的核心特征，可清晰呈现二者的制度差异。

表1-1 坊市制与街巷制核心特征对比 | 维度 | 坊市制（隋唐-北宋前期） | 街巷制（北宋中期以后） | |--------------|--------------------------|--------------------------| | 空间布局 | 坊墙分隔，居住/交易区严格分离 | 坊墙拆除，居住/商业区空间混合 | | 时间管制 | 日中为市，日落闭市，夜间宵禁 | 昼夜开放，夜市、早市普遍 | | 管理主体 | 官方派驻官吏严格管理 | 商业行会自我管理，官方管制松弛 | | 经济属性 | 政治主导，服务于皇室与官僚需求 | 市场主导，服务于普通市民消费需求 | | 文化影响 | 公共文化空间有限，文化活动集中于宫廷与寺庙 | 公共文化空间扩张，市民文化兴起 |

1.2 街巷制（Jiexiang System / Street-Alley System）

街巷制是北宋中期以后取代坊市制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其核心特征是拆除坊墙，允许居民在宅邸临街开设店铺，居住区与商业区在空间上完全混合，形成了以街巷为骨架的城市布局。街巷制下，城市时空管制彻底松弛，夜市、早市普遍出现，交易时间不再受官方限制，商业活动的自主性大幅提升。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中后期的汴京城内“街巷纵横，店铺林立”，形成了马行街、潘家街、州桥街等数十个专业化商业街市，其中马行街“其阔一丈有余，两边皆临街铺席，酒楼、茶坊、药铺、 cloth 店鳞次栉比，夜市直至三更方散，游人往来，昼夜不绝”。街巷制的出现是宋代城市革命的核心标志，它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形态，更推动了城市经济从“管制型经济”向“市场型经济”的转型，为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空间基础。

1.3 市民阶层（Shimin Class / Urban Commoner Class）

市民阶层是宋代城市社会的新兴阶层，其成员主要包括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小商贩、服务业从业者、低级官吏、科举士人、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及城市闲散人口等，其核心特征是脱离土地的直接束缚，以城市工商业或服务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独立的消费需求与文化诉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代市民阶层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市民”（Citizen），其成员并不具备现代公民的政治权利，而是相对于乡村居民、贵族官僚而言的“城市普通居民”群体。北宋前期的户籍制度将居民划分为“乡村户”与“坊郭户”，坊郭户即城市居民，是市民阶层的制度基础：据学者考证，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汴京的总户数达26万余户

按每户平均5口的人口估算，崇宁三年汴京的总人口已达130万以上，远超当时欧洲最大城市巴黎（人口约10万）、威尼斯（人口约15万）的规模，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市民阶层”并非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市民（Citizen）”，其成员并不享有现代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公共参与权，而是相对于乡村居民、贵族官僚而言的“城市普通居民”群体：北宋前期的户籍制度将全国居民划分为“乡村户”与“坊郭户”两大类，坊郭户即城市居民，其中依赖土地收租的城市地主、世袭官僚属于城市特权阶层，而依靠工商业、服务业谋生的普通城市居民才是市民阶层的核心构成。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中期汴京的坊郭户中，商人、手工业者占比已超过60%，服务业从业者、低级官吏、科举士人、流动人口占比约30%，仅10%左右属于城市特权阶层，这一结构清晰呈现了市民阶层在城市人口中的主体地位。从日常生活实践来看，汴京市民的文化诉求已完全脱离士人文化与宫廷文化的范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市民日常消费场景中，既有花费数百文购买“曹婆婆肉饼”“王楼梅花包子”等小吃的普通劳动者，也有花费数十贯在“樊楼”饮酒作乐的富商，还有花费数贯钱观看傀儡戏、听诸宫调的普通市民，这些多元的消费场景正是市民阶层文化多样性的直接体现。与唐代长安市民只能参与官方组织的节庆活动不同，汴京市民已形成自发的文化消费市场，瓦舍勾栏、夜市早市、节日庙会等民间文化空间的兴起，正是市民阶层文化自主性的集中体现。[^1]

1.4 技术创新扩散（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技术创新扩散是指新技术从发明者向潜在使用者传播、应用、迭代并最终形成规模化产业效应的全过程，其扩散速度与城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人口密度、信息传播效率直接相关。宋代是中国古代技术创新成果最集中的时期之一，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武器、水力纺纱机等“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均在宋代成熟，而汴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宋代技术创新扩散的核心节点。以活字印刷术为例，北宋平民毕昇在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该技术最初仅在毕昇的家乡浙江杭州的民间印书坊小范围应用，至北宋中期，随着汴京图书市场的扩张，活字印刷术被汴京的国子监刻书局、民间印书铺引入，相比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的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本降低了40%，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至北宋末年，汴京的印书铺已达200余家，每年印刷的图书销量超过百万册，不仅满足了市民的阅读需求，还推动了通俗文学、科举教材、商业账册等多元内容的出版，形成了完整的图书产业链。[^2]再以纸币“交子”的发明为例，交子最初是四川成都的富商为方便铁钱流通而发行的信用凭证，至北宋中期，随着汴京与四川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交子的使用范围从四川扩展到汴京，北宋政府于天圣元年（1023年）在汴京设立“交子务”，正式官办交子发行，交子成为全国性的流通货币，解决了金属货币携带不便、流通成本过高的问题，极大促进了长途贸易与城市商业的发展。汴京作为技术创新扩散的核心节点，其作用不仅在于应用新技术，更在于通过规模化市场将新技术转化为产业效应，进而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效率提升。

1.5 城市共生机制（Urban Symbiosis Mechanism）

城市共生机制是

本书提出的“城市共生机制”（Urban Symbiosis Mechanism）是指宋代汴京城市系统中经济生长与市民文化勃兴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动态互动关系，其核心逻辑可表述为：街巷制推动的城市经济市场化转型为市民阶层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与文化诉求反过来推动了城市商业的创新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张，而商业创新与文化扩张又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经济的交易成本，提升了城市系统的运行效率，最终形成“经济-社会-文化”的正向循环反馈。这一概念借鉴了生态学中的“共生（Symbiosis）”理论，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而非单纯的政治空间或经济空间。以汴京的夜市为例：北宋前期坊市制下，夜间交易被严格禁止，夜市几乎不存在；北宋中期坊市制瓦解后，夜市自发兴起，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成为市民消费的核心场景，夜市的发展不仅带动了餐饮、娱乐、照明等配套产业的增长，还催生了专门的夜市管理行会，为市民提供了夜间文化消费的场所，而市民在夜市的消费行为又进一步刺激了商业供给的多元化，最终形成夜市繁荣的正向循环。这种共生关系并非静态的，而是随着城市制度、人口结构、技术条件的变动不断调整，其运行效率直接决定了宋代城市的发展水平。

1.6 瓦舍勾栏（Washu Goulan / Urban Performance Complex）

瓦舍勾栏是宋代市民文化的核心物质载体，也是街巷制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扩张的标志性产物。“瓦舍”（Washu）又称“瓦子”“瓦肆”，是北宋汴京出现的固定综合性娱乐场所，通常位于城市商业繁华的街巷旁，内部设有若干用木板围合而成的演出场地“勾栏”（Goulan），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小的也可容纳数百人。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汴京共有大小瓦舍10余处，勾栏50余座，分布在旧城、新城、封丘门内等人口密集的区域，其中以州桥附近的“中瓦子”“南瓦子”最为繁华。瓦舍内的表演内容涵盖当时所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包括杂剧、傀儡戏、影戏、诸宫调、小唱、嘌唱、杂技、相扑、说书等，且票价极低，普通市民花费数百文即可观看整场表演，远低于官方宴乐或贵族家伎的演出成本。以北宋末年著名杂剧演员丁仙现为例，他本是汴京瓦舍的民间艺人，因表演风格幽默讽刺、贴近市民生活而“妙绝一时”，不仅普通市民争相观看，连宋徽宗也多次召其进宫表演，其演出内容还被收录进北宋的杂剧剧本《丁仙现集》，成为宋代市民文化向上层社会渗透的典型例证。瓦舍不仅是文化消费场所，更是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勾栏周边设有茶坊、食店、小商品摊贩，观众在观看表演前后会产生餐饮、购物等配套消费，形成“文化消费带动商业消费”的联动效应。这种以市民文化为核心的商业形态，是唐代长安等坊市制城市完全不具备的新兴城市业态。[^3]

1.7 商业行会（Hang / Guild）

商业行会是宋代街巷制下城市商业自我管理的核心组织，其前身可追溯至唐代的“行”“团”，但至宋代才形成规模化的行业自治体系。宋代的行会又称“行”“团”“作”，是同一行业的商人、手工业者为协调经营、处理纠纷、向官府纳税而自发组成的团体，汴京作为全国商业中心，是宋代行会最发达的城市：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北宋崇宁年间汴京共有行会160余个，涵盖肉行、果子行、茶行、药行、绢行、彩帛行、金银行等几乎所有行业，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行所（行业办公场所）和行首（行业领袖），行首通常由行业内资历最深、财富最多的商人担任，负责制定行规、协调价格、处理行业纠纷，并代表本行业向官府纳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代的行会并非欧洲中世纪那种限制入会、垄断市场的封闭式行会，其入会门槛极低，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行例钱”（入会费）即可加入，且没有严格的技艺传承限制，因此本质上是官商之间的中介组织，而非垄断组织。以汴京肉行为例，其行规明确规定“每日宰猪数量不得超过三百头，零售价格不得高于从商进价的30%”，既避免了恶性竞争导致的物价波动，也保障了普通市民的肉食消费需求；同时肉行还负责向官府缴纳商税、监督肉类品质，相当于官方商业管理的延伸。行会还经常组织本行业的公共活动，比如药行每年举办“药王庙会”，在城隍庙前摆摊售药、表演杂耍，吸引大量市民参与，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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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框架

本书以北宋汴京为核心研究对象，采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四层整合的分析框架，试图突破既有研究单一视角的局限，系统呈现汴京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的时间范围涵盖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的167年，重点聚焦北宋中后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008-1125年）的120年，这一时期是坊市制向街巷制转型的关键阶段，也是汴京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勃兴的巅峰期；空间范围以汴京为核心，同时辐射汴京周边的漕运沿线城市（如应天府、滑州、澶州）以及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因为汴京的发展始终与全国的经济整合紧密关联。

本书的研究框架可用以下流程图直观呈现： ```mermaid graph TD A[制度层：坊市制向街巷制的渐进转型] --> B[经济层：城市商业网络扩张与技术创新扩散] B --> C[社会层：市民阶层壮大与消费结构分化] C --> D[文化层：市民文化的生产、传播与制度化] D -->|正向反馈| A D -->|正向反馈| B D -->|正向反馈| C ``` 这一框架的核心逻辑是：制度转型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是市民阶层壮大的基础，市民阶层是市民文化产生的社会载体，而市民文化的扩张又会反过来推动制度优化、经济创新与社会流动，形成完整的正向循环。基于这一框架，全书共分为15章：第1章为导论，梳理学术脉络、界定核心概念、说明研究框架；第2-4章聚焦制度与经济层，分别分析汴京的城市空间转型、商业网络体系、技术创新扩散机制；第5-7章聚焦社会与文化层，分别分析市民阶层的结构、市民文化的核心载体瓦舍勾栏、市民文化的传播路径；第8-14章为专题研究，分别从节日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女性文化、旅游文化七个维度，具体呈现市民文化的多元面貌；第15章为结论，总结汴京城市发展的共生机制及其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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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价值与双语编排设计理念

3.1 本书的研究价值

本书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既有宋代城市史研究多聚焦于单一领域，要么侧重制度史的经济制度分析，要么侧重社会史的文化叙事，缺乏对“经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整体性阐释；同时目前尚无中英双语的宋代城市史系统研究，本书的双语编排可以为国内外学界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与术语体系，推动宋代城市史的跨语言学术交流。第二，为当代城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宋代汴京的城市治理经验，包括街巷制下的商业空间管理、公共文化空间的供给、技术创新扩散的激励机制、行会等民间组织的自治功能，对当前中国的城市更新、文化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丰富世界城市史的谱系。传统世界城市史研究多聚焦于欧洲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将前现代城市视为“前现代的”“落后的”，而汴京作为10-12世纪全球最大的都市，其城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市民文化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城市，为理解前现代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典型案例，打破了“城市现代化源于欧洲”的单线史观。

3.2 双语编排的设计理念

本书采用中英双语对照的编排形式，是考虑到宋代城市史是国际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但目前英文世界的相关研究多侧重文化叙事，缺乏对经济制度与运行逻辑的系统分析，而中文研究又缺乏国际化的表达形式，难以被国际学界广泛认知。本书的双语设计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术语统一原则，所有核心概念均采用中英双语标注，正文中首次出现的专业术语后附英文翻译，书末附中英双语术语对照表与索引，确保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能够准确理解核心概念；二是史料互译原则，所有中文史料均附英文翻译，所有英文史料均附中文翻译，消除语言障碍，方便读者直接接触原始史料；三是格式适配原则，双语内容同时适配纸书、电子版、Markdown三种格式：纸书采用左右对照的排版形式，适合深度阅读；电子版添加超链接功能，读者可以点击术语跳转到术语表，点击脚注跳转到参考文献，还可以链接到相关的数字人文项目、纪录片片段等多媒体资源；Markdown版本采用结构化标记，所有双语内容均用明确的标签标注，方便AI进行翻译、摘要、知识图谱构建等二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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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核心研究问题

本书围绕汴京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共生机制，提出四个核心研究问题，作为全部分析的线索： 1. 汴京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