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读《个体》

第 1 章 为何重读《个体》

六十七年后重读《个体:一项描述形而上学论纲》(1959),首要的任务不是梳理这部著作说了什么,而是解释它为什么还没有被超越。这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一个需要诊断的哲学史现象。在分析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蒯因的自然化纲领、克里普克的指称革命三重冲击之后,一部 1959 年的、形而上学口味的著作何以仍然在每一份当代形而上学阅读清单的前列占据一个位置?当一部著作的"经典地位"被反复确认,我们应当反过来追问:这种确认本身掩盖了什么?

本章给出的回答分为三条线索。方法论层面,描述形而上学在 1960 至 1980 年间被边缘化,在 1980 年之后逐步复兴,《个体》是这条复兴线的核心文本。问题层面,殊相(particulars)问题在当代形而上学中重新占据核心地位,斯特劳森对殊相逻辑结构的处理,构成洛威、卡西迪克、维金斯等当代工作的隐性框架。论证层面,斯特劳森的"人的概念"论证为当代人格哲学、行动哲学、心身问题提供了不可绕过的奠基。三条线索各自对应着当代分析哲学内部的一次张力,而《个体》正是这些张力的交汇处。

1.1 当代分析哲学的三重坐标

理解《个体》的当代意义,首先要把它放回它原本对话的三重坐标中。

日常语言哲学的成熟期是第一个语境。1959 年,摩尔、赖尔、维特根斯坦的遗产正在英语世界哲学系内部体制化。赖尔的《心的概念》(1949)展示了一种通过对概念结构的逻辑分析来瓦解二元论魔法的路径,其中涉及范畴错误、概念混淆、亲知的逻辑等工具,这些工具都被《个体》直接继承。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1953)虽然出版仅比《个体》早六年,但其工作主要通过口耳相传与早期手稿的传播影响斯特劳森。日常语言学派的核心主张可以简化为一个论题:许多形而上学问题的根源不在世界,而在我们概念的逻辑;澄清这些概念结构,问题即消失。这一路径的局限在于它常常滑向语言相对主义,加之"语言分析"概念本身过于模糊,日常语言学派在 1960 年代之后逐渐式微。但《个体》正是这一传统的最后一部系统化著作,它把日常语言的方法应用于形而上学最核心的论题(殊相),并由此暴露了这种方法的所有潜力与所有边界。

蒯因的自然化纲领是第二个语境。蒯因在 1953 年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和 1960 年的《语词与对象》中,系统地把分析哲学从概念分析推向自然化的科学语境。其核心主张是,本体论问题应当被转化为"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承诺哪些实体"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日常概念中包含哪些实体"的问题。这一纲领对《个体》的冲击是双重的。一方面,描述形而上学仍然以"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为对象,而这个结构能否被自然化处理本身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蒯因本人从未系统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的自然化纲领本身就是绕开它的方案。与其问"我们概念中有什么",不如问"我们的科学理论承诺什么"。另一方面,蒯因对本体论承诺的著名论述("存在即成为约束变量的值")在形式化框架中显得清晰,但在面对日常殊相时却显得空洞。它无法告诉我们,这棵树、这张桌子、这个人作为基本殊相,在概念结构中何以承担它们所承担的角色。蒯因的框架是哲学本体论的合法化方案,但它在日常殊相层面的解释力是贫乏的。这正是《个体》在 1959 年试图填补的空白。

克里普克的指称革命是第三个语境。1980 年《命名与必然性》出版之后,描述指称论在严格意义上被否决。克里普克证明,名字的指称不是通过摹状词的满足来确定的,而是通过历史的、因果的链条传递,起点是一个"命名仪式",此后链条沿社区传递直到当代说话者。这一论证对《个体》第二章的处理方式构成了直接挑战。斯特劳森的"识别性指称"框架同时预设了某种描述性成分(对象通过被识别而被指称)和某种使用理论性成分(识别实践决定指称的可能性)。与克里普克之后的直接指称理论相比,这种框架显得过于依赖说话者的认知状态。然而,这种张力并不足以消解《个体》的当代相关性。克里普克的论证留下了若干未被消化的残留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是:既然名称的指称由历史链条决定,那么"识别一个对象"这件事在我们的概念实践中究竟承担何种角色?对象识别不是单纯的语言行为,它涉及知觉、记忆、追踪、注意等复杂的认知实践,这些实践如何与指称链条相互作用?这正是斯特劳森式框架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直接指称理论在严格意义上所回避的问题。

这三重坐标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诊断情境。每一重都足以让《个体》显得过时,每一重的内部张力又都指向一个超越其本身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个体》在试图回答的问题。它既不是"我们的语言的结构是什么",也不是"我们的科学承诺了什么实体",更不是"我们的指称链条如何传递"。它是:在我们实际的概念实践中,世界被结构化的方式是什么?这一结构化的逻辑是什么?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方法论自觉。

1.2 描述形而上学:方法的复兴与误读

斯特劳森在《个体》开篇明确区分了两种形而上学。描述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意在揭示我们实际概念框架的逻辑结构,修正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意在改造这一结构以达成某些理论目的。这一区分在 1959 年并非全新,摩尔、维特根斯坦都曾以不同方式为之铺路,但斯特劳森的贡献在于把这一区分系统化,并展示它如何能够承担真正的形而上学任务。他在导论中写道:"描述形而上学关注的是我们实际拥有的概念结构,它在这种关注中满足于描述我们实际概念的隐含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所满足的需要、所服务的功能。"这个定义在 1960 年代被普遍引用,但在 1980 年代之后则被普遍忽略。

描述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复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应着分析哲学内部的一次重心转移。

低谷期大致是 1960 至 1980 年间。在这一时期,修正形而上学通过蒯因、克里普克、普特南的工作成为主流。描述形而上学被批评为语言相对主义(它预设了某种"我们"的概念实践,而这个"我们"的范围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科学保守主义(它把日常概念当作不可质疑的范本,因而无法回应科学变革的概念冲击)、概念拜物教(它把概念当成先于世界的对象,而不是被世界所约束的认知工具)。卡纳普 1936 年《通过语言的逻辑句法消除形而上学》的余波仍在,许多分析哲学家将"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视为一个过于人类中心化的对象,不足以承担形而上学应当承担的客观性任务。这一时期,描述形而上学被普遍视为前维特根斯坦的、反科学化的、不具备形而上学合法性的方案。斯特劳森本人在 1960 年代之后也基本放弃了《个体》的工作方向,转向了哲学逻辑与行动哲学。

复兴期大致是 1980 至 2000 年间。三个力量共同推动了它。对克里普克革命的反思是第一个力量。直接指称理论在解释日常识别实践时的贫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它可以解释指称如何被确定,但无法解释指称如何被使用。对修正形而上学内部矛盾的反思是第二个力量。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框架在物理学承诺的"事件""场""时空点"等概念面前失去了日常锚点;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框架在处理虚构对象、不完整对象、可能对象时显得无力;普特南的内部实在论后来被其本人放弃。这三股危机使得"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重新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哲学论题。道德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中对概念分析的需求再度兴起是第三个力量。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证、麦克道尔的"概念综合"主张、汤普森的心灵现象学,都呼唤一种不依赖自然化却又不滑向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在这一背景下被重新发现。1980 年代中后期,一系列关于《个体》的研究专著与文集开始出版,其中斯坦利·巴克尔的斯特劳森研究、克里斯多夫·皮考克的《斯特劳森》研究专著、路易斯·海尔的同名论文集,共同确立了对《个体》的当代解读基础。

制度化阶段是 2000 年至今。洛威的《四种范畴的本体论》(2006)、卡西迪克对自我意识与殊相性的研究、阿姆斯特朗对唯名论与具体殊相的处理、舍夫勒对人同一性论证的精细化,都明确回到斯特劳森的框架。这一阶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描述形而上学不再被视为反科学,而是被视为对自然化的一种补充。当代形而上学家普遍接受一种"分层"策略,在科学层面对实体进行自然化的说明,在日常概念层面对实体进行描述性的说明,两个层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洛威的工作是这一分层策略最典型的代表。他在《四种范畴的本体论》中明确指出,他的工作不是要替代物理学或生物学,而是要澄清物理学、生物学所处理的事实在最一般的本体论框架中的位置。

方法论复兴的同时,误读也相伴而生。最常见的误读是把描述形而上学等同于"语言游戏的研究"或"概念的逻辑实证分析"。这种误读忽视了斯特劳森工作的关键维度,他分析的对象从来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嵌入的概念结构。后者涉及对象识别、归属性使用、个体化原则等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语言游戏可以解决的。把描述形而上学等同于语言分析的另一个后果是,它使得这一方法显得比修正形而上学更为保守,似乎只是在整理我们已有的说法,而不是提出新的形而上学主张。这是误读。斯特劳森本人在《个体》与《意义的界限》中反复指出,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中包含某些内部矛盾与不一致,描述这些矛盾本身就是为修正做准备。他在《意义的界限》中对一元论-多元论争论的处理,直接展示了描述工作的修正后果。他论证我们的概念结构包含一种"修正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既不要求我们放弃日常概念,也要求我们为这些概念找到更系统的形式表达。描述形而上学是现状的逻辑地图,是起点而不是结论。

1.3 殊相问题的当代回响

《个体》的核心论题是殊相的逻辑结构。斯特劳森在第一章区分了三类殊相:物质客体,具有时空位置、占据空间、在时间中持续存在的基本殊相的最典型样例;人,兼具物质性与意识性的特殊殊相,其本体论地位既不能还原为物质客体,也不能还原为纯粹意识流;纯粹自我,经验主体,作为思维归属的最基本目标。这个三分法在 1959 年看似自然,但它的内在结构却构成了整个殊相本体论的奠基。

殊相问题在当代形而上学中的回响集中体现在四个方向。

洛威(E. J. Lowe)的四范畴本体论是第一个方向。洛威在《四种范畴的本体论》(2006)、《实体论: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唯名论的本体论分类》(2008)等著作中,把斯特劳森的基本殊相二分扩展为四类:substance(实体)、property(属性)、relation(关系)、trope(特属)。这一框架直接继承《个体》第一章的论证策略:从我们的实际概念实践出发,识别出作为不可还原范畴的基本殊相类型。洛威论证,殊相(entity)概念本身预设了实体范畴,实体范畴预设了属性范畴,属性范畴预设了特属范畴(一个特定对象的特定属性)。这一层级性的预设关系构成了一个本体论上的"基础主义"图景。洛威的扩展克服了斯特劳森原书对属性-关系区分的相对薄弱,但保留了斯特劳森式的描述方法论。当代的若干基本本体论问题,例如"属性是否独立于实体存在"、"关系是否独立于实体存在"、"特属是否独立于属性存在",在洛威框架内被转化为对"什么在我们的概念结构中是不可还原的"这一问题的回答。

卡西迪克(Quassim Cassam)对殊相性的研究是第二个方向。卡西迪克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同一》(1994)、《殊相与自我知识》(2014)、《自我世界的物体》(2017)集中处理一个问题:一个殊相何以从外部被识别为它自身?这个问题在《个体》第二章的处理中已经隐含:识别性指称不仅涉及语言指称实践,还涉及对对象本身的本体论识别。卡西迪克把这层含义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论证殊相性(being a particular)与自我意识(being self-conscious)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这一点在斯特劳森那里还只是作为人的概念的一个特征,在卡西迪克这里则成为一种关于一般殊相性的形而上学主张。卡西迪克的核心论点是,一个殊相的自我识别能力是它被外部识别为它自身的本体论前提。如果一个殊相不能从内部识别它自身,那么它就缺乏从外部被识别的本体论基础。这一论证的革命性在于,它把斯特劳森关于"人的概念"的论证推广到了一切殊相,提出了一种关于一般殊相性的"自我意识一元论"。这一立场在当代心灵哲学与本体论的边界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当代同一性争论的延续是第三个方向。斯特劳森在第四章处理了物质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和人格的同一性问题。这两个问题在 1980 年代之后通过帕菲特(Derek Parfit)的工作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帕菲特在《理与人》(1984)中论证,人格的同一性不是形而上学上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心理连续性与关系连续性。这一论证预设了一种可能的还原策略:把人格还原为这些连续性的复合。斯特劳森对此的回答路径已经在《个体》中预设:人的概念是一种主-谓类型(P-type)的殊相,其同一性条件既不能还原为物质客体的同一性,也不能还原为纯粹心理状态的连续性。这条线索在当代的佩里(John Perry)、刘易斯(David Lewis)、舍夫勒(John Shoemaker)等人的工作中仍被持续探索,但最终的解决尚未达成。

物质同一性原则的争论是第四个方向。斯特劳森在《个体》第四章中论证,物质客体的同一性需要借助于一个"分类原则"(sortal concept),例如"树""桌子""狗",这些概念同时规定了对象的本体论类型与同一性条件。维金斯(David Wiggins)在《同一性与物质性》(1967)中直接继承了这一论证,并通过类型概念的语义分析把它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维金斯之后,关于同一性原则与类型概念的关系成为当代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论题。洛威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论题的延续,他关于实体范畴的分析直接依赖类型概念在概念结构中的地位。

1.4 "人的概念"的奠基意义:从帕菲特到当代行动哲学

《个体》中论证力最强的部分,是第一章关于"人的概念"的论证。这一论证在哲学史上之所以具有奠基意义,是因为它不是关于"人是什么"的一个理论主张,而是关于"人的概念在我们的概念结构中如何运作"的一个结构性描述。

斯特劳森的论证可以重构为以下步骤。第一步,他指出,有一类特殊的属性谓词,斯特劳森称之为 P-谓词(predicates ascribing states of consciousness),包括"疼痛""信念""希望""意图"等等。这一类谓词的归属实践具有独特的双重结构。在第一人称视角下,这些谓词的归属是直接的、自我归属的,无须通过观察或推论;在第三人称视角下,这些谓词的归属是基于对他人行为与情境的观察与推论。第二步,他论证,这种双重归属实践的存在,使得"人"在我们的概念结构中成为一种不可还原的殊相类型。它既不能被还原为物质客体,因为物质客体不具有 P-谓词的双重归属结构;也不能被还原为纯粹意识流,因为纯粹意识流不具有物质客体的物理连续性。第三步,他得出结论,人的概念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基本类型,其同一性条件独立于物质客体的同一性条件与心理状态的连续性。

这一论证的奠基意义在三个当代领域清晰可见。

第一是人格哲学。帕菲特在《理与人》(1984)中论证,人格的同一性不是形而上学上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心理连续性与关系连续性。这一论证预设了一种可能的还原策略:把人格还原为这些连续性的复合。斯特劳森在《个体》中的论证直接针对这一预设:即便心理连续性与人格同一性在概念上不同构,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支持帕菲特式的还原;它支持的是"人的概念不可还原"这一更强的结论。这一点在后来的刘易斯、佩里、舍夫勒的工作中被反复争论,但《个体》所确立的论证框架始终是不可回避的起点。当代的若干重要议题,例如"经验动物是否具有 P-谓词的归属"、"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人"、"人格的死亡是否构成形而上学中的损失",其论证的可行性都依赖于是否接受斯特劳森关于人的概念的奠基性论证。

第二是行动哲学。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行动哲学预设了一个前提,行动者是那种可以归属意向状态、可以承担责任的实体。这一预设看似自然,但其形而上学基础是什么?斯特劳森的论证给出了一种回答:行动者作为人的样本,是 P-谓词的归属目标,而 P-谓词的归属具有不可还原的主体间结构。这一结构使得"行动者"这一概念在我们的概念实践中承担了一种不可还原的角色。戴维森本人在后期工作中,尤其在《主体间性》《理性动物》《心理学哲学》等论文中,越来越接近斯特劳森的框架,虽然他没有明确引用《个体》。这一接近的核心议题是,行动的归属是否预设了某种不可还原的"主体间性"结构。斯特劳森的回答是肯定的:P-谓词的归属实践本身已经预设了这种结构,因为第一人称自我归属与第三人称他者归属之间的桥梁,正是主体间性的形而上学奠基。

第三是心身问题。斯特劳森在《个体》第六章勾勒了一种他后来在《心灵与物质》中发展的立场。心身关系问题不能通过传统的二元论或还原论解决,而应被描述为我们概念结构中的一个特殊区域。这个区域的概念结构是:我们有第一人称自我归属的 P-谓词,有第三人称归属的 M-谓词(物质属性谓词),而这两种谓词对同一个体(人)的归属构成了一个内在统一的实践。心身问题不是形而上学中的待解决项,而是我们概念结构中一个独特部门的描述任务。这一立场后来被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在《心灵与世界》(1994)中以不同的方式复活。他论证知觉经验本身具有"概念性内容",这一内容使得经验既非纯精神性的也非纯物理性的,而是处于一种"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之中。麦克道尔的工作虽然在术语上与斯特劳森不同,但在结构上与《个体》第六章的处理高度一致。

1.5 阅读路线图:原书五章与本导读十五章的对应

为了帮助读者建立阅读预期,这里以图表呈现《个体》原书五章与本导读十五章的对应关系。

```mermaid flowchart TD A["原书Ch.1<br/>殊相:事物·人·时空框架"] --> M1["导读Ch.3-6<br/>殊相本体论"] B["原书Ch.2<br/>识别性指称:指示性·谓述性"] --> M2["导读Ch.7-9<br/>指称逻辑"] C["原书Ch.3<br/>殊相的感知:观察·图像"] --> M3["导读Ch.10<br/>感知与图像"] D["原书Ch.4<br/>时空殊相:同一性问题"] --> M4["导读Ch.11-12<br/>同一性论证"] E["原书Ch.5<br/>思维主体:笛卡尔批判"] --> M5["导读Ch.13<br/>思维主体"] F["导读Ch.1<br/>导论(本书)"] --> G["导读Ch.2<br/>方法论"] G --> N["导读Ch.14<br/>方法论评估"] N --> O["导读Ch.15<br/>当代回响"] ```

本导读的结构设计遵循一个核心原则:每章聚焦一个核心论证节点,辅以必要的背景说明与当代回响。除导论与方法论章节外,其余章节大致按照《个体》原书的章节顺序展开,但对若干关键论证,尤其是第二章的识别性指称论证,做了更细的分章处理,以便读者逐步掌握斯特劳森的核心论证结构。

导读第 2 章将集中处理描述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基础,这是理解后续全部论证的前提。第 3 章至第 6 章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