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定义与学术史脉络 | Definition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Age of Exploration

当我们提及“大航海时代（Age of Exploration / Age of Discovery）”，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或是郑和宝船队远航西洋的宏大场景。然而这一看似通俗的概念，在学术语境中始终伴随着界定模糊、视角争议与范式分歧。作为一部系统梳理大航海时代技术、贸易与文明互动的著作，本章的首要任务是对核心概念作出清晰界定，梳理中西方学术研究的演进脉络，辨析关键术语的学术争议，并明确全书的研究框架与视角，为后续章节的展开奠定理论基础。

1.1 大航海时代的时间范围与核心内涵

1.1.1 时间范围的界定依据

学界通常将大航海时代的时间范围界定为1400年至1650年，这一区分的核心依据是全球跨洋互动的阶段性特征：

• 起点（1400年）：此前欧洲的远洋活动以地中海短途航行、北欧维京人北大西洋探险为主，未形成跨洋航行的规模化能力。1400年前后，葡萄牙王国在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的主导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支持的远洋探索体系，开始系统性地探索非洲西海岸，标志着人类首次具备持续跨洋航行的技术与组织能力。同时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也属于这一阶段的标志性跨洋活动，其规模与技术水准远超同时期的欧洲航海活动。
• 终点（1650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三十年战争，荷兰、英国等商业强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者，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已建立覆盖印度洋、东南亚、大西洋的贸易网络，大西洋奴隶贸易进入规模化阶段，美洲殖民体系基本成型。1650年后的跨洋活动已进入早期殖民帝国扩张的成熟阶段，与之前的探索阶段存在本质差异，因此被划为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早期殖民时代”。

1.1.2 核心内涵的三个维度

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洋全球互动的兴起阶段，其核心内涵可从三个维度理解： 1. 技术维度：跨洋航行技术的成熟突破了大洲与海洋的地理阻隔，罗盘（Compass）、卡拉维尔帆船、星盘（Astrolabe）等技术的组合应用，使人类能够实现跨洋长距离航行，地圆说（Spherical Earth Theory）也从理论假设变为实践认知。 2. 贸易维度：全球贸易网络从之前的间接、碎片化联系，转变为直接、系统化的跨洋联系，欧亚非美四大洲的贸易从区域性的香料、丝绸、瓷器贸易，扩展为覆盖全球的白银、奴隶、物种、制成品的规模化贸易，现代世界贸易体系的雏形初步形成。 3. 文明互动维度：不同文明之间的物种、疾病、人口、文化、技术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开启彻底改变了全球生态与文明的发展轨迹，人类文明从分散发展的阶段，正式进入全球互动的历史阶段。

> 【侧边栏：初学者提示】大航海时代并非只有欧洲的航海活动，非洲、亚洲、美洲的文明同样在这一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阿拉伯商人的导航技术、中国的罗盘与造船技术、美洲原住民的作物品种、非洲的奴隶贸易网络，都是大航海时代全球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大航海时代简单等同于“欧洲的航海时代”。

1.2 中西方学术研究演进脉络

1.2.1 西方学术研究的四个阶段

西方对大航海时代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范式演变：

第一阶段：19世纪帝国主义史观（Imperialist Historiography）

19世纪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高峰期，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完全服务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需求，将大航海时代塑造为“欧洲文明向落后地区传播的正义进程”。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19世纪末的著作中，将大航海时代描述为“欧洲领导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起点”，研究聚焦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欧洲探险家的个人英雄事迹，完全忽视非欧洲文明的作用，也刻意淡化殖民扩张的暴力与掠夺本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包括1842年出版的《大航海时代探险史》（*History of the Great Navigators*），其核心叙事是欧洲文明的“发现”与“传播”。

第二阶段：20世纪初修正主义史学（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

20世纪初，随着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传统帝国主义史观开始受到质疑。英国历史学家J.H.帕里（J.H. Parry）1941年出版的《地理大发现时代（*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著作，首次打破“探险家个人英雄叙事”的范式，将大航海时代的兴起归因于航海技术进步、商业资本扩张、国家政策支持等结构性因素，不再将其视为欧洲文明的“天生优越性”的结果。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重视非欧洲文明的贡献：阿拉伯商人的星盘与季风导航技术、中国的罗盘与造船技术、印度的香料贸易网络，都被视为欧洲航海活动的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20世纪中后期世界体系理论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一卷，将大航海时代定位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起点，认为欧洲通过掠夺美洲的白银、奴役非洲的人口、控制亚洲的贸易网络，建立了以欧洲为核心、亚非拉为边缘的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体系，这一理论彻底打破了大航海时代“文明传播”的叙事，揭示了其殖民掠夺的本质。同期，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首次提出“哥伦布大交换”的概念，将研究视角从欧洲的扩张转向全球的生态与文明互动，关注物种、疾病、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对全球文明的影响，标志着全球史研究范式的正式形成。

第四阶段：21世纪海洋史与跨文明互动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兴起，学者开始将大航海时代置于全球海洋互动的长时段历史中，关注海洋作为文明互动媒介的作用，而非单纯的殖民扩张工具。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D·柯廷（Philip D. Curtin）的《跨文化贸易史（*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中国学者李伯重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著作，都开始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互动，而非单向的欧洲扩张，研究视角从“欧洲为什么能崛起”转向“全球文明如何互动”。

1.2.2 中国学术研究的四个阶段

中国对大航海时代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脉络：

第一阶段：民国时期的译介与初步研究（1912-1949）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学术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和研究大航海时代的相关著作，张星烺、冯承钧等学者翻译了《马可·波罗行纪》《瀛涯胜览》等典籍，开始关注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时代的联系，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地位，以及中西航海的比较，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

第二阶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资本主义起源研究（1949-1978）

这一阶段的中国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将大航海时代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关键环节，研究重点聚焦于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如何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资本积累，以及殖民主义的暴力本质，代表性的研究包括1955年出版的《殖民主义史（第一卷）：地理大发现时代）》。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全球化研究兴起（1978-2000）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研究的兴起，中国学者开始将大航海时代定位为全球化的起点，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提出“大航海时代是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转折点”的论断，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研究重点转向大航海时代对全球贸易、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

第四阶段：21世纪的多元视角研究（2000至今）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一方面深入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技术积累、中国白银对全球贸易的支撑作用、中国与东南亚的海洋贸易网络等课题，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大航海时代文明互

动的双向性与非欧洲文明的能动性，突破了此前研究中“欧洲主动、亚非拉被动”的单向叙事框架。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其一，研究视角从“中国如何被大航海时代影响”转向“中国如何参与塑造大航海时代”，例如学者万明通过梳理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与民间走私贸易数据，指出16世纪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民间海洋贸易网络，已经与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体系深度整合，月港（今福建漳州）的走私贸易额在万历年间达到每年200万两白银以上，远超官方朝贡贸易的规模，成为连接东亚与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其二，研究议题从单一的郑和下西洋研究，扩展到白银货币化、物种交流、技术传播等多元领域，例如全汉昇、李伯重等学者通过梳理明代中后期的赋税变革，证实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直接推动了明朝“一条鞭法”的推行与白银货币化的完成，仅1571-1644年，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达到约7000万两，占同期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至1/2，这一数据彻底改变了此前“大航海时代与中国无关”的错误认知；其三，研究方法开始采用跨学科视角，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例如通过出土文物分析中国瓷器在东南亚、非洲的分布，结合口述史研究华侨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的作用，还原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参与的全球互动的真实图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包括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李雪涛《大航海时代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著作，以及《明史·食货志》中关于海外贸易的新解读，共同推动了中国学界对大航海时代的认知从“边缘参与者”转向“全球互动的核心一方”。

> 【侧边栏：初学者拓展阅读】如果想深入了解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角色，可以阅读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代海洋政策与民间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海洋出版社，2005年），这两本著作分别从民间贸易和官方航海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国与全球海洋互动的历史，适合初学者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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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心概念的学术争议与边界辨析

大航海时代的研究长期伴随着核心概念的争议，这些争议本质上是不同史学范式的碰撞，厘清这些争议是明确本书研究边界的基础。

1.3.1 “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的术语之争

“大航海时代（Age of Exploration）”与“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是中文语境中最常使用的两个对应术语，二者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价值立场与认知框架上： “地理大发现”是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产物，隐含“欧洲人主动发现未知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将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原住民文明视为“无主之地”或“落后文明”，完全忽略了这些文明对自身空间的认知与主权。例如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时，美洲大陆上已经居住着数千万原住民，拥有阿兹特克、印加等发达的文明体系，对“被欧洲人发现”这一表述，美洲原住民群体长期持批判态度——19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美洲原住民组织发起了“反发现500年”运动，抗议欧美国家使用“地理大发现”的表述，认为这一术语掩盖了殖民入侵的暴力本质。目前西方学界已普遍使用“Age of Exploration（大航海时代）”或“Age of Encounters（跨洋相遇时代）”替代“Age of Discovery（地理大发现）”，以消解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偏向。 “大航海时代”的表述则更为中性，既强调了跨洋航行是人类历史上的技术突破，也涵盖了所有参与跨洋航行的文明（包括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原住民文明）的互动，因此本书统一采用“大航海时代”的表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航海”并非欧洲文明的专属行为：波利尼西亚人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完成了太平洋跨洋航行，抵达了夏威夷、新西兰等远离大陆的岛屿；阿拉伯商人从公元7世纪开始就掌握了印度洋季风导航技术，建立了覆盖东非、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中国的郑和下西洋船队规模、技术水准远超同时期的欧洲航海活动。因此“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本质上是人类跨洋航行能力的规模化突破，而非欧洲文明的独有成就。

> 【侧边栏：概念辨析小贴士】“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的核心差异：前者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述，隐含“欧洲人发现未知世界”的认知，忽略了美洲、非洲、亚洲原住民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主权；后者是中性表述，强调跨洋航行的全球互动属性，涵盖所有参与跨洋航行的文明，因此本书统一使用“大航海时代”的表述。

1.3.2 相关核心概念的边界辨析

大航海时代的研究还涉及多个关联概念，厘清其边界有助于明确本书的研究范围： 1. 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这一概念由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1972年在其著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与文化影响》中首次提出，指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欧亚非美四大洲之间发生的物种、疾病、人口、文化的双向流动。学界对这一概念的争议在于：一方面，克罗斯比打破了此前研究中“欧洲单向传播文明”的叙事，首次强调了跨洋互动的双向性，例如美洲的马铃薯、玉米、番茄传入欧亚，欧亚的马、牛、小麦传入美洲，彻底改变了全球的农业结构与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哥伦布大交换”的表述仍然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将跨洋互动的起点归功于哥伦布，实际上跨洋物种、技术的流动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印度的棉花、甘蔗很早就通过阿拉伯商人的印度洋贸易网络传入非洲和东南亚，中国的瓷器、丝绸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东和东非。因此目前学界也使用“大交换（Great Exchange）”的表述，涵盖更长时间跨度的跨文明物种流动。本书采用“哥伦布大交换”的表述，特指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以跨洋流动为核心的全球物种与文化交流，同时明确指出其并非由哥伦布单独开启，而是全球跨洋互动的规模化结果。 2. 早期全球化（Early Modern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由全球史学者提出，指1400-1800年全球跨洋互动逐步形成统一体系的阶段，其时间范围比大航海时代（1400-1650）更长，涵盖了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殖民帝国扩张阶段。二者的核心差异在于：大航海时代是“探索与互动启动阶段”，核心特征是跨洋航行的技术突破与全球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早期全球化是“体系扩展阶段”，核心特征是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全球分工体系的形成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步建立。因此本书将大航海时代定位为早期全球化的启动阶段，1650年之后的阶段属于早期全球化的扩展阶段，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 3. 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这一概念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指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以欧洲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其核心特征是“核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欧洲是核心，负责生产高附加值的制成品，亚非拉是边缘，负责提供原材料、奴隶与白银。学界对这一概念的争议在于：一方面，沃勒斯坦的理论打破了“欧洲文明优越

互动的双向性与非欧洲文明的能动性，突破了此前研究中“欧洲主动、亚非拉被动”的单向叙事框架。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其一，研究视角从“中国如何被大航海时代影响”转向“中国如何参与塑造大航海时代”，例如学者万明通过梳理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与民间走私贸易数据，指出16世纪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的民间海洋贸易网络，已经与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体系深度整合，月港（今福建漳州）的走私贸易额在万历年间达到每年200万两白银以上，远超官方朝贡贸易的规模，成为连接东亚与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3]；其二，研究议题从单一的郑和下西洋研究，扩展到白银货币化、物种交流、技术传播等多元领域，例如全汉昇、李伯重等学者通过梳理明代中后期的赋税变革，证实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直接推动了明朝“一条鞭法”的推行与白银货币化的完成，仅1571-1644年，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达到约7000万两（约合2100吨），占同期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至1/2[^1]，这一数据彻底改变了此前“大航海时代与中国无关”的错误认知；其三，研究方法开始采用跨学科视角，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例如通过出土文物分析中国瓷器在东南亚、非洲的分布，结合口述史研究华侨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的作用，还原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参与的全球互动的真实图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包括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李雪涛《大航海时代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著作，以及《明史·食货志》中关于海外贸易的新解读，共同推动了中国学界对大航海时代的认知从“边缘参与者”转向“全球互动的核心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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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心概念的学术争议与边界辨析

大航海时代的研究长期伴随着核心概念的争议，这些争议本质上是不同史学范式的碰撞，厘清这些争议是明确本书研究边界的基础。

1.3.1 “大航海时代”与“地理大发现”的术语之争

“大航海时代（Age of Exploration）”与“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是中文语境中最常使用的两个对应术语，二者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价值立场与认知框架上： “地理大发现”是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产物，隐含“欧洲人主动发现未知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将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原住民文明视为“无主之地”或“落后文明”，完全忽略了这些文明对自身空间的认知与主权。例如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时，美洲大陆上已经居住着约5000万原住民，拥有阿兹特克、印加等发达的文明体系，对“被欧洲人发现”这一表述，美洲原住民群体长期持批判态度——19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美洲原住民组织发起了“反发现500年”运动，抗议欧美国家使用“地理大发现”的表述，认为这一术语掩盖了殖民入侵的暴力本质。目前西方学界已普遍使用“Age of Exploration（大航海时代）”或“Age of Encounters（跨洋相遇时代）”替代“Age of Discovery（地理大发现）”，以消解其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偏向。 “大航海时代”的表述则更为中性，既强调了跨洋航行是人类历史上的技术突破，也涵盖了所有参与跨洋航行的文明（包括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原住民文明

1.3.2 相关核心概念的边界辨析

大航海时代的研究还涉及多个关联概念，厘清其边界有助于明确本书的研究范围： 1. 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这一概念由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1972年在其著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与文化影响》中首次提出，指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欧亚非美四大洲之间发生的物种、疾病、人口、文化的双向流动。学界对这一概念的争议在于：一方面，克罗斯比打破了此前研究中“欧洲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