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学派的思想底色

太谷学派的思想底色

引言：一部小说背后的思想脉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鹗在北京完成了《老残游记》的初稿。这部被后世视为晚清谴责小说代表作的作品，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引发的议论，却不仅仅关乎文笔高下。许多读者敏锐地察觉到，小说中那个云游四方的摇铃郎中，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他谈论治水时的见识，谈论文艺时的眼光，以及那种在嬉笑怒骂中始终怀抱济世热忱的姿态，都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失意文人的自我排遣。更有人注意到，老残与友人论学时偶尔流露的某些说法，与当时流传于江南士绅阶层中的某个秘密学术团体的教义，有着微妙的呼应。

这个学术团体，就是太谷学派。

对于大多数《老残游记》的读者而言，刘鹗首先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发明家、一个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从天津运粮救济难民的企业家。但如果我们仅从这些身份去理解《老残游记》，就很难解释这部小说为何会在表面的谴责之外，蕴含着一种超越同时代同类作品的深沉关切。刘鹗笔下的老残，不是简单地愤世嫉俗，也不是消极地遁世自保。他行走江湖，却始终以天下苍生为念；他批评时政，却从未丧失对儒学道统的信念。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底色，这种在乱世中坚持救世理想的人格形象，究竟从何而来？

答案，要从刘鹗与太谷学派的那段因缘说起。

太谷学派是清代中叶兴起于扬州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其创始人为周太谷（1762-1832）。这个学派不以科举仕进为鹄的，不以章句训诂为能事，而是以“觉民行道”为宗旨，以“学为圣人之学”为标榜，致力于在儒学道统的框架内探索一条直达人心的济世之路。在清代中后期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太谷学派既不像乾嘉学者那样埋首故纸堆，也不像今文经学家那样攀附庙堂，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民间儒学道路。刘鹗正是在生命的某个关键时刻，接触到这一学派的思想，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底色，最终在《老残游记》中完成了思想的文学化表达。

本章将以刘鹗与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周星垣的交往为核心线索，追溯太谷学派的思想谱系，分析其核心理念如何滋养了刘鹗的济世情怀，进而考察这些理念在《老残游记》中或显或隐的呈现方式。我们的核心关切是：当一位小说家将一种民间学术团体的救世理想植入文学创作，会产生怎样的思想效果？而这种植入，对于我们理解《老残游记》的独特价值，又意味着什么？

太谷学派的源流与思想谱系

周太谷的创派与“圣功”理想

要理解太谷学派，首先需要回到它的创始人周太谷。

周太谷（1762-1832），安徽石埭人，原名周华，字太谷，后以字行。他早年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据太谷学派内部的文献记载，周太谷年轻时曾一度沉溺于道教修炼，四处寻访方术之士，在九华山、齐云山等道教名山之间游历求道。这段经历让他对道教的内丹修炼之法颇有所得，但同时也让他产生了一个深切的困惑：道教的长生之术虽然玄妙，却似乎与儒家的济世理想相去甚远。一个人如果只追求个人的长生久视，如何能对天下的治乱兴衰有所贡献？

这个困惑成为周太谷思想转变的契机。大约在嘉庆初年，他在扬州附近遇到了两位奇人——张观藜和李二曲的后人，从他们那里接受了一种融合儒道的新学。这两位人物的具体身份至今仍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传授给周太谷的，是一种以儒学为体、以道家修炼为用、以内圣外王为旨归的学问。从此，周太谷放弃了对长生术的追求，转而致力于阐发一种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周太谷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圣功”。

所谓“圣功”，是相对于“功名”而言的。在周太谷看来，儒家学问的根本目的，不是帮助读书人获取科举功名，而是帮助普通人成圣成贤。但成圣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修身工夫。周太谷从道家修炼法中借鉴了一套静坐存养的功夫，将其与儒家的心性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圣功”修习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特定的呼吸吐纳和心念观照，达到“内外交养”的效果——外在的道德行为与内在的心性修养相互促进，最终实现儒家所说的“圣人”境界。

更重要的是，周太谷强调“圣功”必须落实为“济世”的实际行动。他在创立学派之初就明确提出，学派的宗旨不是培养独善其身的隐士，而是培养兼济天下的圣贤。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修炼，而对天下苍生的疾苦漠不关心，那就不是真正的“圣功”，而只是自私自利的“独修”。这种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关怀紧密结合的思想取向，成为太谷学派区别于其他儒学流派的重要标志。

周太谷的这种思想取向，与清代中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乾嘉以降，考据学风弥漫士林，儒学日益陷入繁缛的章句之学，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与此同时，清王朝虽然承平日久，但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危机四伏。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儒学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如果儒学只是书斋里的学问，而不能对社会的病痛有所针砭，那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周太谷的“圣功”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尝试——他试图让儒学重新具有“觉民”的力量，让学问重新回到济世利民的正途。

张积中与“学为圣人之学”的传扬

周太谷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扬州去世，留下了一个刚刚起步的学派和一批追随者。在他的弟子中，最重要的继承者是张积中。

张积中（1806-1862），字子中，号石琴，山东肥城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潜心于经史之学，对宋明理学有精深的研究。据说他在遇到周太谷之前，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理学家，但总觉得理学的修身方法过于空泛，缺乏可操作的具体工夫。周太谷传授的“圣功”之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张积中遂放弃原先的学问，全身心投入到太谷学派的门下，成为周太谷最器重的弟子。

周太谷去世后，张积中承担起了传道的责任。他先后在山东、安徽、江苏等地讲学，广收弟子，太谷学派的影响力随之迅速扩大。与周太谷相比，张积中更注重理论的系统化和学派的组织化。他将周太谷的思想整理为“学为圣人之学”这一简洁有力的口号，明确提出：太谷学派的全部学问，都指向一个目标——学做圣人。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学为圣人之学”的含义。在儒学传统中，“学为圣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孟子早就说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荀子也强调“涂之人可以为禹”。但宋明以后，理学家的“成圣”理想越来越倾向于玄谈心性，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实践。张积中所谓的“学为圣人之学”，是要恢复儒学原典中的那种活泼泼的救世精神。他强调，圣人之学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完整学问——内圣是心性修养的工夫，外王是济世利民的事功，二者不可分割。

张积中还将周太谷的“圣功”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一套更为完整的修身体系。他将“圣功”分为三个层次：养心、养身、养气。养心是根本，通过静坐存养，涵养心性，使心如明镜，不为外物所动；养身是基础，通过特定的导引吐纳，调理身体，使身心健康，从而为道德修养提供物质保障；养气是提升，通过长期的内外交养，养成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种将道德修养与身体修炼相结合的思想，显然带有道教养生术的痕迹，但张积中始终强调，这一切都必须落实在儒家的伦理框架之内，为“济世”的终极目标服务。

咸丰年间，张积中受弟子之邀，前往山东肥城黄崖山讲学。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天下大乱，张积中在黄崖山建立了一个类似书院的教学基地，试图以“圣功”之学培养一批能够救世济民的弟子。黄崖山很快聚集了数千之众，成为太谷学派在北方的重镇。然而，这种规模的聚集引起了地方官的警觉。同治五年（1866年），山东巡抚阎敬铭以“谋反”罪名围剿黄崖山，张积中及弟子约八百余人在山上遇难，史称“黄崖教案”。

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张积中之死，使学派失去了最重要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太谷学派由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但也正是这场惨烈的悲剧，让“圣功”理想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成为后世太谷学派传人追慕的精神遗产。

黄吉与“觉民”思想的理论升华

在黄崖教案之前，张积中的弟子黄吉（1825-1881）已经逐渐成长为太谷学派的另一核心人物。黄吉，名嶰谷，字吉，号山左，又称黄崖先生，江苏扬州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年轻时即拜张积中为师，成为太谷学派的重要传人。黄崖教案发生时，黄吉因外出传道而幸免于难，此后他承担起了重振学派的责任。

黄吉是太谷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周太谷和张积中的基础上，他对太谷学派的核心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论阐释，尤其对“觉民”思想做出了重要的发展。

所谓“觉民”，是相对于“觉官”而言的。在黄吉看来，儒学的根本使命不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治理的技术，而是唤醒普通民众的良知良能。他引用《尚书》中“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的说法，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的贤否，而人心的贤否又取决于是否有圣人之学的教化。但这种教化不能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必须通过“觉民”来实现——即以圣人之学启发民众的自觉，使人们主动追求道德的完善。

黄吉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道统。

在传统的儒学话语中，“道统”通常指从孔孟一脉相传的学术正统。但黄吉对“道统”的理解有独特的发挥。他认为，“道统”不仅是学术传承的谱系，更是“圣功”实践的共同体。一个真正的“道统”传人，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更要有切实的修身工夫，还要有济世利民的实践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张积中之所以成为道统传人，正是因为他既有学理上的创获，又有“圣功”上的实证，还有黄崖山讲学济世的实践。黄崖教案的惨烈结局，反而证明了张积中是一个真正的“行道者”，而非空谈心性的腐儒。

黄吉还将“觉民”思想与文学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对刘鹗影响深远的观点：小说可以作为觉民的工具。

黄吉认为，儒学经典虽然重要，但毕竟是精英学问，难以直接触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则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和更强的感染力。如果能够将圣人之学的核心义理，融入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中，就能够达到“四民无形”的觉民效果——不分士农工商，都能在阅读中受到圣人之学的熏陶。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儒学界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它打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赋予了通俗文学前所未有的思想价值。

黄吉的这种“觉民”思想，与刘鹗后来创作《老残游记》的动机有着直接的关联。刘鹗在接触太谷学派之前，已经是一个颇有才名的文人和一个不甚得志的幕僚。他接触太谷学派，正是通过黄吉的弟子周星垣。而周星垣向刘鹗传授的，正是黄吉发展成熟的“觉民”理论。在黄吉看来，小说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觉民”的利器——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刘鹗对《老残游记》的定位。

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因缘

一次改变命运的相遇

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因缘，要从他的青年时代说起。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他出身于一个经商为主、读书为辅的家庭，父亲刘清韵是一位颇有才学的商人，在镇江、上海等地经营盐业和钱庄。刘鹗自幼聪颖，博览群书，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均未能中举。这在看重功名的晚清社会，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挫折。

然而，科举的失意并没有让刘鹗消沉。相反，他开始将精力转向实学，对数学、水利、医学、兵法等实用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广泛的涉猎，为他后来在多个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困惑：这些实学固然有用，但它们能否安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在科举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又该以何种方式实现人生的意义？

这个困惑，在刘鹗遇到周星垣之后，开始有了答案。

周星垣（1845-1892），原名周仪，字星垣，号太谷门人，江苏扬州人。他是黄吉晚年最器重的弟子，黄吉去世后，他承担起了传播太谷学派学问的责任。周星垣与刘鹗的相识，大约在光绪初年（1875-1880年间），具体时间和地点已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相遇对刘鹗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这次相遇，后来的记载颇为传奇。据说周星垣第一次见到刘鹗时，就断言他“非功名中人，乃济世之才”，并以“利他人”三字相赠。刘鹗闻言大惊，因为他此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济世之志，而周星垣竟然一眼看穿。这段记载或许有所夸饰，但它传达的信息是准确的：周星垣对刘鹗的赏识和点拨，确实开启了刘鹗思想上的一个新阶段。

更实质性的影响，来自周星垣向刘鹗传授的太谷学派学问。刘鹗跟随周星垣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据他自己说只有“数年之间”，但这段时间的学习，却让他找到了自己苦苦寻觅的精神归宿。他开始系统地修习“圣功”，践行“学为圣人之学”的理念，并将“利他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信条。

“利他人”与刘鹗的自我期许

“利他人”三字，是理解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的关键词。

在太谷学派的语境中，“利他人”不是一般的道德劝诫，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伦理准则。黄吉曾经反复强调，圣人之学的核心，不在于个人的修养工夫，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他人。他将“利他人”与“利自己”对举，认为二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一种是以他人福祉为归依的利他主义。只有超越“利自己”的狭隘格局，才能真正进入“学为圣人”的境界。

刘鹗对“利他人”的理解，显然不止于道德说教。他将这三个字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贯穿于此后人生的各个方面。他研究数学和河工，是为了掌握实际的技能，以便在治理水患时能够“利他人”；他行医卖药，是为了解除民众的病痛，也是为了“利他人”；他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冒险从天津运粮救济难民，更是他“利他人”信念的直接体现——当时他已经是富甲一方的商人，完全可以闭门自保，但他选择了最危险的方式去帮助素不相识的难民。

这种“利他人”的自我期许，在刘鹗的文学创作中也有明确的表达。他在《老残游记》自序中写道：

> “百年后有无 opinions，不知。以业务为主，不以名誉为主也。”

这句话常被引用来说明刘鹗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但如果我们联系太谷学派的背景，就会发现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刘鹗所说的“以业务为主”，不是说他不重视文学，而是说他将文学创作视为“利他人”的一种手段，而非追求个人名声的工具。他创作《老残游记》，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小说家，而是为了通过小说这种形式，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思想传递给读者，从而实现“觉民”的目标。

这种将文学创作工具化的倾向，是刘鹗与同时代其他小说家的重要区别。在晚清的谴责小说作者中，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固然也有针砭时弊的意图，但他更多地将小说视为一种职业选择；吴趼人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更多是一种泄愤和自遣。而刘鹗对《老残游记》的定位，显然超越了这些同时代人。他在小说中倾注的，不是单纯的愤怒或消遣，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救世理想。这种理想，正是来自太谷学派的滋养。

学派纷争中的刘鹗

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在周星垣之后，太谷学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关于“道统”传承的权威性问题。黄吉生前并没有明确指定自己的衣钵传人，这导致在他去世后，多个弟子都声称自己才是正统的继承者。周星垣是其中势力较大的一支，但他与其他几支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

刘鹗介入这场纷争的方式，很能说明他对太谷学派的态度。他并没有选择站在某一边，也没有试图以自己的地位调停争端，而是选择了退出学派的具体事务。他虽然继续修习“圣功”，继续以“利他人”自律，却不再参与学派内部的争权夺利。在他看来，太谷学派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思想，而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组织或某位具体的传人。只要“圣功”的精神能够延续，只要“觉民”的事业能够推进，学派的组织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种态度，在刘鹗的文学创作中也有体现。《老残游记》中塑造的老残形象，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门派、任何势力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与各种人物交往，却不属于任何群体；他评论各种问题，却不卷入具体的派系之争。这种超然独立的姿态，或许正是刘鹗自己的夫子自道。

圣功观念的内涵与济世理想

内圣外王的修身路径

“圣功”是太谷学派最核心的概念，也是理解刘鹗精神世界的关键。

前文已经简要介绍了“圣功”的基本含义，但要对刘鹗的思想有一个深入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圣功”的内在逻辑。太谷学派所谓的“圣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修养，而是一套融合了身心修炼与社会实践的完整体系。

“圣功”的第一步是养心。周太谷从道家修炼术中借鉴了一套静坐存养的方法，要求修习者在每日的固定时间进行静坐，通过调息、调身、调心三个环节，达到心无旁骛的境界。这种静坐不同于佛教的禅定，它不追求“空”的境界，而是追求“诚”的状态——即恢复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使心灵保持一种清澈透明的状态。在太谷学派看来，这种状态是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的心理基础。一个人如果心灵被私欲遮蔽，就不可能真正地“利他人”；只有心灵恢复清澈，才能随时随地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圣功”的第二步是养身。太谷学派继承了道家的养生传统，认为身体是道德修养的物质基础。如果身体孱弱多病，就难以承担济世利民的重任。他们因此发展出了一套包括导引、吐纳、饮食、起居在内的养生体系。这套体系并不追求长生不老，而是追求身体的健康和精力的充沛，以便有足够的能力去实践“利他人”的理想。

“圣功”的第三步是养气。这是太谷学派对儒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孟子曾经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太谷学派将这种“浩然之气”理解为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可以通过“圣功”的修习逐渐养成的。当一个人通过长期的养心和养身，积累了足够的道德能量，他就会自然地散发出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气质，能够感染和影响周围的人。这种“养气”的境界，是太谷学派修习的最高目标。

太谷学派还强调，“圣功”必须落实为“济世”的实践。这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一脉相承，但太谷学派对“外王”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不认为“外王”一定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张积中在黄崖山建立教学基地，是一种“外王”；刘鹗后来治理黄河、兴办实业、创作小说，也都是“外王”的不同形式。在太谷学派看来，只要是以“利他人”为目的、以“圣功”为基础的事业，都可以视为“外王”的体现。这种灵活务实的态度，为刘鹗日后多方面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

《老残游记》中的“圣功”痕迹

理解了“圣功”的内涵，再来看《老残游记》，就能发现许多以前未曾注意的细节。

小说中最直接涉及“圣功”的段落，是老残与友人论学的部分。在第十四回至第十六回中，老残与友人讨论黄河治理问题，其间涉及对“道学”的评论。老残批评那些只会空谈心性、不通实事的道学先生，认为他们虽然满口圣贤道理，实际上却对社会毫无益处。这种批评，恰恰体现了太谷学派对“圣功”与“济世”关系的理解——真正的道学，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老残的日常生活描写。在小说中，老残虽然是一个四处奔波的游方郎中，但他的生活却相当有规律。他每日清晨必定静坐，修习养生的功夫；他对饮食起居都有讲究，绝不放纵口腹之欲；他虽然经常身处困顿，却始终保持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这些细节并非闲笔，而是刘鹗有意为之的人物设定。通过这些设定，刘鹗将“圣功”修习者的形象植入小说，使老残这个人物具有了超越一般游方郎中的精神深度。

更隐微的“圣功”痕迹，体现在老残对“是非”的态度上。太谷学派强调，修习“圣功”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完全统一。在《老残游记》中，老残多次面临道德选择的困境。他看到贪官污吏的恶行，内心充满愤怒，但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游方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