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与他的“孩子

第 1 章：狄更斯与他的“孩子”

狄更斯为何对这部小说“另眼相看”

一八五〇年夏天，狄更斯在给友人乔治·乔利夫人的信中写下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他说《大卫·考坡菲》是“我像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偏爱的作品”。这句话出自一个已有《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董贝父子》等多部杰作在手的作家之口，分量非同小可。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偏偏是这部小说得到了这样的评价？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小说本身，还得回到写这部小说的人。一八四〇年代的狄更斯正处于创作生涯的壮年，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英国文学界最具商业号召力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实验者。他创办杂志，主导业余演出，热衷于社会改革，始终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做一件此前从未尝试过的事：用自己的声音，从头到尾讲述一个人的一生。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英国小说的走向。

本书将以《大卫·考坡菲》为核心文本，带领读者深入这部小说的肌理，理解它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主题意涵，以及它与狄更斯个人生命史之间那条隐秘而深刻的纽带。在正式进入文本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这部小说是怎样一部作品？它为什么在狄更斯的所有创作中占据如此特殊的位置？

一个鞋油工厂童工的文学远征

一八一二年，查尔斯·狄更斯出生于朴茨茅斯一个海军职员家庭。童年时代的他度过了几年相对安稳的日子，在查塔姆和康登镇的文法学校接受教育，显示出非凡的语言天赋和表演才能。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因债务问题入狱，整个家庭陷入困境。一八二二年，年仅十岁的狄更斯被送到华伦鞋油工厂当童工，每周挣六先令，在阴冷的仓库里为黑蜡烛油瓶贴标签。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

多年以后，狄更斯在《穷酸族》的序言中第一次公开谈论这段往事。他写道，那些在工厂里独自度过漫长下午的画面至今仍会在他眼前浮现，他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情况没有发生转机——一位远亲替父亲还清了债务，使他得以重返学校——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段自白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狄更斯对童年苦难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会反复出现在他的创作中。

《雾都孤儿》里的奥利弗·退斯特从济贫院逃出后被带进伦敦的犯罪世界；《荒凉山庄》里的埃丝特·萨默森和阿格尼丝都背负着身世之谜；《远大前程》里的皮普在舅舅的锻铁铺和乡绅的宅邸之间经历身份的剧烈震荡。这些作品都带有对童年创伤的回应，但它们的叙事者是隐身的第三方，作者的声音与主人公的声音保持着距离。

《大卫·考坡菲》不同。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第一次决定让自己彻底隐身在一个虚构声音的背后，通过一个亲历者的眼睛去呈现生活的全部面貌——从出生到成熟，从依赖到独立，从被动的承受者成长为命运的主动塑造者。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它与狄更斯对自己人生故事的态度密切相关。

一八四六年，狄更斯开始撰写这部小说，同年他还创办了周刊《汉弗莱的时钟》。《大卫·考坡菲》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从一八四九年五月到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历时一年半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狄更斯逐渐意识到，他正在写一部与自己过往经历关系极为密切的作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写作的过程仿佛让他重新活过了那段岁月，那些早已模糊的记忆在写作中重新变得清晰。

这种体验指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作家的个人经历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能量？或者说，为什么某些作家会在某个时刻决定直面自己的过去，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将素材隐藏在虚构的幕布后面？

在狄更斯的创作生涯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此前的小说当然也包含大量来自生活的观察，但那些观察经过了更彻底的艺术加工，个人情感的痕迹被有意淡化了。《大卫·考坡菲》则不同。狄更斯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过多的自我，以至于许多最早的读者——包括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清楚地看出小说中的某些段落与狄更斯本人的童年经历高度吻合。大卫在律师事务所和议会对桌而坐的场景来自狄更斯自己做记者时的观察；大卫的母亲克拉拉与继父穆迪特先生的关系，与狄更斯父母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而易见的对应；大卫被送往萨伦学校时寄宿在维克菲德先生家的经历，则直接取材于狄更斯被送往温德尔米牧师家寄读的回忆。

但小说毕竟不是自传。狄更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反复强调，他无意写一部精确的个人历史，而是想借助一个虚构人物的框架来探讨一些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童年的创伤能否被超越？一个人能否从痛苦的经历中锻造出有意义的人生？记忆在自我认同的建构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赋予了《大卫·考坡菲》超越一般自传体小说的思想深度。它不是简单地倾诉个人的不幸，而是试图理解不幸如何塑造了一个人，以及这种塑造是否可以被人主动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卫·考坡菲》开创了狄更斯创作中一个全新的方向——一种将个人经验与普遍关怀熔于一炉的写作方式。

```mermaid timeline title 狄更斯生平与《考坡菲》创作时间线

1812 : 狄更斯出生于朴茨茅斯 1822 : 父亲债务入狱 <br> 年仅10岁入鞋油工厂做工 1824 : 父亲获释 <br> 重返学校 1827 : 15岁在律师事务所当学徒 1831 : 入《记事晨报》任记者 1836 : 出版《博兹特写集》<br> 与凯瑟琳·霍格斯结婚 1837-1838 : 《雾都孤儿》连载 1843 : 出版《圣诞颂歌》 1846 : 开始创作《大卫·考坡菲》<br> 创办《汉弗莱的时钟》 1849-1850 : 《大卫·考坡菲》连载 <br> 历时一年半完成 1850 : 完成《考坡菲》 <br> 称其为“最偏爱的孩子” ```

连载小说时代的产物

要理解《大卫·考坡菲》的特殊地位，还必须把它放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学出版的大背景下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市场与今天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大多数长篇小说是以分期连载的形式首次面世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呈现出一种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亲密形态。

狄更斯是连载出版的大师。从《雾都孤儿》开始，他就深谙这种形式的各种可能性与陷阱。每月一期或每周一期的连载意味着读者是逐章阅读小说的，他们会在茶余饭后讨论故事情节的发展，猜测人物的未来命运，有时甚至会直接给作者写信提出请求或抗议。狄更斯充分利用了这种互动关系。他在连载中精心设计悬念，往往在一个关键节点戛然而止，迫使读者等待下期的揭晓；同时他也注意收集读者的反馈，在后续章节中做出回应。

《大卫·考坡菲》的发表形式延续了这一传统。小说在一八四九年五月至一八五〇年十一月的十九个月间分二十期连载，每期两章，后来合并为二十章出版（最后几期因篇幅需要合并）。这种发表方式对小说的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每一期都必须能够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保持吸引力，让读者在等待下一期期间保持兴趣；同时，整个连载序列又必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因为分段发表而显得松散破碎。

狄更斯在处理这个两难问题时展现出了高超的技巧。他为每一期都设置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小单元——有时以一个场景的结束为标志，有时以一个人物的离场为节点——同时在每一期结尾留下一个悬念或一个问题，驱使读者继续追读。以第一章为例，大卫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接生婆和医生围绕这个时间点展开了一番玄学式的讨论，作者以幽默的笔调结束了这个场景，但同时暗示了大卫未来的命运将充满波澜。这种写法让连载的每一期都像一个微型的故事，同时又为更大的叙事框架服务。

连载形式还影响了狄更斯对叙事节奏的把控。由于每次发表的间隔是固定的，狄更斯必须精确计算故事推进的速度，既不能太快——否则读者会觉得意犹未尽——也不能太慢，否则会让人失去耐心。在《大卫·考坡菲》中，这种节奏控制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卫的童年部分节奏相对紧凑，每一期的内容密度很高；当他进入成年阶段后，故事的主线逐渐展开，节奏也随之放缓，读者随着大卫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求学和求职过程。

值得注意的一个技术细节是，《大卫·考坡菲》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在连载结束后才出版单行本的重要作品。在他之前的《雾都孤儿》《董贝父子》等作品也采用连载形式，但《考坡菲》之后，狄更斯逐渐转向以整部作品一次性出版为主的方式。这个转变意味着《大卫·考坡菲》在狄更斯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既是连载形式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这种形式走向终结前的最后辉煌。

从版本演变的角度看，《大卫·考坡菲》还存在一个后来引起文学研究者广泛兴趣的问题。一八五〇年首次出版的单行本与连载版本存在不少差异，狄更斯在成书过程中对文字进行了大量修订。某些修订涉及风格的打磨和误植的更正，但另一些则涉及情节和人物的实质性改动。这部小说在狄更斯生前经历了多次重版，每次重版他都会做进一步的修订。本书在引用原文时主要依据一八六八年的修订版，这个版本通常被认为是狄更斯本人的“定本”。但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意识到，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卫·考坡菲》是经过作家反复斟酌、修改和优化的文本，它与最初的连载版本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这些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因为它揭示了作家与文本之间动态关系的一个侧面。

“我”来讲述的故事

第一人称叙事是《大卫·考坡菲》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狄更斯其他长篇小说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狄更斯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者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洞察小说世界中每一个角色的内心活动，自由地穿梭于不同场景之间，评判人物的善恶高下。这种叙事方式有其明显的优势：它给予作者最大的灵活性，可以从任意角度切入故事，可以同时呈现多个并行的线索，可以通过旁白直接向读者传达道德寓意。

然而，第一人称叙事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当大卫·考坡菲成为叙述者时，读者不再拥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观察者，而是被限制在一个特定视角之内。我们只能看到大卫看到的，听到大卫听到的，知道大卫知道的。对于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去推测，而不能像在第三人称小说中那样直接获知。这种限制看似是一种削弱，实际上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迫使读者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中来。我们必须自己去判断人物，去填补那些叙事空白，去揣摩那些言外之意。

更重要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亲密感。当大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读者自然而然地与他站在了一起，共享他的喜悦与悲伤、希望与恐惧。这种认同感在小说开篇就已经建立：大卫以一个初生婴儿的视角描述自己出生的那个夜晚，用后来者的口吻回顾当时一无所知的自己，读者在阅读这最初几页时就已经被卷入了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将如何发展——因为大卫在叙述的开始就已经暗示了他的命运——但这并不减损阅读的悬念，因为关键不在于“将会发生什么”，而在于“如何发生”以及“发生时大卫如何感受”。

狄更斯在驾驭这种叙事形式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技巧。他成功地区分了叙述者“我”与经验者“我”。小说中的“大卫”承担着双重功能：他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以事后追忆的姿态回顾自己的人生；又是故事中的角色，以当时当地的经验去感受每一个时刻。这两种声音有时和谐一致，有时则形成微妙的张力。当大卫叙述童年时，他的语言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成熟与从容；但当他说到当时的感受时，那种孩童式的天真与困惑又跃然纸上。狄更斯在这两种声音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既不让叙述显得过于老成而失去童年的真实感，也不让叙述显得过于幼稚而丧失反思的深度。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大卫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偶尔会停下来直接与读者对话。他会说“你，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必须让你知道……”之类的话。这些插入语打破了叙事的流畅性，却强化了第一人称叙事的亲密特质。狄更斯借此营造了一种面对面交谈的氛围，仿佛大卫就坐在我们面前，向我们讲述他的往事。这种技巧在十八世纪的自传体小说中已有先例，但在狄更斯手中，它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从叙事学的角度审视，《大卫·考坡菲》还涉及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可靠叙事者与不可靠叙事者的区分。经典叙事学区分了“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前者按照某种规范或价值观来叙述故事，后者则偏离了这个规范。大多数读者倾向于认为大卫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是真诚的，他的判断是值得信赖的。但这种可靠性并非没有边界。大卫有时会对人物产生误判，有时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有时会出于自尊或羞涩而隐瞒某些事实。这些时刻提醒我们，即便是最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的视角也不是全知全能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警觉，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叙述者提供的一切信息。

以大卫对斯蒂福兹的最初印象为例。在小说前半部分，大卫对这位英俊而魅力四射的同学抱有近乎崇拜的好感，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朋友和引路人。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斯蒂福兹的真实面目逐渐暴露：他欺骗了善良的艾米莉，引诱了佩葛蒂先生的侄女，最终在一场风暴中葬身大海。狄更斯让大卫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最终达致对斯蒂福兹更成熟、更全面的认识。这个情节线索不仅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也展示了第一人称叙事的认知成长功能——叙述者在回顾往事时，能够发现当年认知的局限，从而给读者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

“半自传”的含义

“半自传小说”这个概念需要仔细界定，否则容易被误解。一种常见的错误理解是把“半自传”等同于“大部分是真的”。按照这种逻辑，一部半自传小说就是一部大部分内容忠实记录了作者真实经历的作品，而“小部分内容”是虚构的。这种理解抓住了自传与小说之间的一个差异——前者以事实为依据，后者以想象为驱动——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便是最严格的“事实性”写作也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客观再现，而即便是最天马行空的虚构作品也必然渗透着作者本人的生命经验。

更准确的理解是：半自传小说是一种有意模糊自传边界的小说类型。在这种作品中，作者有意识地借用个人的生活素材，但同时明确地将这些素材置于虚构的框架之内。这与真正的自传或回忆录有本质区别：后者的首要目标是在事实层面还原作者的生平，而前者的首要目标是借助个人经验来探索某些更广泛的主题或情感。事实的准确性在这里退居次要地位，想象的力量得到充分的释放空间。

从这个定义出发，《大卫·考坡菲》显然属于半自传小说的范畴。狄更斯使用了大量来自自己童年的素材——贫困、工厂经历、寄宿学校、父亲债务导致的家庭破裂——但他从未声称自己在写一部自传。小说中的大卫·考坡菲不是狄更斯，两个人的经历只在某些关键节点上重叠。大卫在沼泽地旁的磨坊做工、在伦敦的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在多切斯特的乡绅家做客，这些情节与狄更斯的实际经历有对应关系，但具体的细节、人物和场景都是虚构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小说后半部分——大卫成年后的恋爱、婚姻和事业——几乎完全是想象的领域，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记载可以佐证狄更斯有着类似的经历。

理解“半自传”这个概念，还需要区分“事实对应”与“情感真实”这两个层面。在事实层面，《大卫·考坡菲》与狄更斯的个人经历只有部分的重合；但在情感层面，这部小说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狄更斯在写作过程中投入了真实的情感，他对童年创伤的书写不是冷静的回顾，而是带着切肤之痛的重新体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写作某些段落时他常常情绪激动，不得不暂停下来。这种情感投入赋予了小说一种超越事实的重量，让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更是“经历了什么”。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大卫·考坡菲》在自传体小说传统中占据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已经有了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亨利·布鲁克的《天真的教训》等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但它们大多停留在表层的叙事形式创新上，未能深入探索自传叙事的心理可能性。十九世纪初期，卢梭的《忏悔录》开创了西方文学中一种全新的自传意识——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但这部作品对小说形式的影响要到更晚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狄更斯的贡献在于，他将自传意识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既有个人深度又能吸引广大读者的叙事模式。后来的作家如夏洛蒂·勃朗特、托马斯·哈代、乔治·艾略特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大卫·考坡菲》的影响。

理解“半自传小说”还帮助我们避免一种常见的阅读陷阱：过度关注作品与作者生平之间的对应关系。当一部小说被标记为“自传性”时，有些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将全部注意力投向“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好奇心上，而忽略了对小说艺术本身——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主题意涵——的欣赏。《大卫·考坡菲》当然是一部与狄更斯个人经历关系密切的作品，但这不意味着阅读它的最佳方式是把它当作一份解密文件来使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狄更斯成功地超越了个人的直接经验，将个人素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表达，我们才能在将近两个世纪后仍然与这部作品产生共鸣。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分析，狄更斯选择以半自传的方式写作《大卫·考坡菲》，反映了他对自己与文学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在此之前，他的小说素材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观察——法庭、贫民窟、工厂、学校——他在这些场所中收集细节，将它们编织进虚构的故事里。这种写作方式当然仍然有效，《双城记》《远大前程》等后期作品依然采用类似的策略。但《大卫·考坡菲》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向内转，向自己的生命史中寻找素材，同时又通过虚构的手法将这些素材提升到普遍化的层次。这种转向让狄更斯的创作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真诚感。

打开这本书的正确方式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想提供一个实用的阅读指引，帮助读者更有效地进入《大卫·考坡菲》的世界。

这部小说的篇幅相当可观——完整的中文译本通常在八十万字以上，比许多当代长篇小说都要长。对于没有接触过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读者来说，最初的阅读障碍往往来自语言风格和叙事节奏。狄更斯的句子较长，定语从句层层嵌套，有时候一个段落会占据整整一页。人物的对话有时会用一种我们现在不熟悉的方式展开，夸张而戏剧化。对这些特点缺乏心理准备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不适应。

克服这个障碍的方法是耐心。狄更斯的小说有一个特点：一旦你进入了他的叙事世界，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冗长的描写其实是必要的，戏剧化的对话背后是真实的人性。给自己一些时间来适应十九世纪的文学节奏，不要因为最初的几页感到吃力就放弃。

第二个建议是关注人物而不仅仅是情节。《大卫·考坡菲》的情节当然引人入胜——大卫从一个孤儿成长为知名作家，经历了友情、爱情、背叛、重逢——但这部小说真正的魅力在于它的人物画廊。贝西·特洛特伍德小姐、佩葛蒂先生、乌利亚·希普、斯蒂福兹、阿格尼丝……这些人物每一个都栩栩如生，即便只出现几章的配角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狄更斯擅长通过细节来塑造人物：一个人物的说话方式、穿着打扮、习惯性动作往往比大段的心理描写更能揭示其性格。

第三个建议是留意叙事的声音。大卫的叙述声音本身就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声音会发生变化：童年时代的大卫用一种天真而质朴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经历，成年后的大卫则用一种更成熟、更从容的语调回顾往事。在这两种声音之间存在一个成长和转变的过程，读者如果能够捕捉到这种变化，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说关于“成长为完整的人”这一核心主题。

最后，尝试将小说的内容与狄更斯的生平对照阅读，但不要让这种对照成为阅读的全部目的。本书后续章节会详细分析文本与作家生命史之间的关系，读者在第一次通读全书时不妨先专注于故事本身，享受阅读的乐趣，在有了整体印象之后再进入更细致的分析性阅读。

本章小结

本章围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