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种子
第一章 废墟上的种子
一、三个故事，一种结构
为什么要在住房塌陷、债务蔓延、不平等扩大的2020年代，重读一位四百年前的伦敦织工？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三个看似无关的当代场景里。
2019年冬天，伦敦东二区的哈克尼街区，一栋七层公寓楼完成了最后一次装修。新刷的乳胶漆还没干透，楼里就已经空了。这栋楼属于一家注册在泽西岛的对冲基金，账面估值两千三百万英镑，2016年从一位破产的小开发商手里购入，此后从未对外出租，也从未挂牌出售。它只是静静地立在街角，像一块被资本钉住的琥珀，把一百四十二户住宅凝固在"未使用"的状态里。楼下便利店的老板告诉我，每天早上都能看见外卖骑手在楼门口避风，但楼里从来没有亮过灯。他顿了顿说，"住在哈克尼的人都知道，这地方本来就不打算住人。"
一千三百公里之外，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西北角，一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工人社区正经历另一种形式的悬置。2015年，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批准了一笔两千四百万美元的拨款，把一个被止赎潮掏空的街区买下来，转交给当地居民组成的合作社运营。社区规划的草案反复修改，合作社成员每周三晚上在教堂地下室开会，墙上贴着他们自己画的街区改造图。但到2018年拨款流程冻结，原因是联邦层面启动了对"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项目的合规审查。一年之后审查结束，结论是没有违规，但合作社已经错过了关键的建设窗口期。这片地至今仍以"待开发"的名义登记在某个州立信托机构名下，居民们每周三还在教堂地下室开会，只是议题已经从"怎么建"换成了"还要不要继续"。
再往南走一万公里，在秘鲁南部高原的库斯科省，一个叫瓦罗奇里的小村庄正在为水的事头疼。这里的灌溉系统可以追溯到印加帝国时期，是一种叫做"米塔"的轮值用水制度，每个家庭按土地份额分配水时，每七天轮到一次，轮到的家庭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引水入田。1990年代秘鲁推行新自由主义水法，把水权从社区共有改为可交易的私人许可。三十年间，外资矿业公司购买了附近七条河流的优先用水权，村庄的轮值周期被拉长到二十一天，玉米减产四成。村长老会去年通过一项决议，准备用集体诉讼的方式夺回部分水权，但秘鲁的司法体系在矿业利益面前形同虚设，诉讼已经进入第三年。
这三个故事发生在三个大洲，涉及三种资源（住房、土地、水），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它们共享同一种结构性病灶：一种本可以被使用的资源，因为某种制度安排，被从使用中抽离出来。哈克尼的公寓被投资逻辑抽离，伯明翰的土地被行政程序抽离，瓦罗奇里的水被商品化法律抽离。这种"被抽离"的状态不是偶然的故障，而是一种可以被命名为现代占有的悖论的现象：占有越是巩固，使用越是悬置。
当代政治哲学家凯瑟琳·赫维(Katherine Hviid)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里称之为"absentee appropriation"，缺席的占有；环境法学者埃里克·罗斯(Eric Rose)更愿意用"fictitious possession"，虚构的占有；土地研究学者亨利·费尔利(Henry Fairlie)则追溯到一个更老的概念，叫"dead hand"，死手控制。无论用哪个词，要描述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在金融化、行政化、商品化的今天，占有和使用之间的连接被系统性地切断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占有的世界里，而不是一个被使用的世界里。
这就是为什么温斯坦莱必须被重读。他不是被作为一个怀旧对象请回来的，也不是被作为一面历史旗帜请回来的。他被请回来，是因为他在三百六十年前就看到了今天这三个场景所揭示的结构，并且给出了一个我们至今没有真正面对的回应。
二、1660年的回响：共和的尾声与一位织工的贫困
166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在伦敦白厅登基，长达十一年的共和实验正式结束。所谓"共和实验"，指的是从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开始，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为止的那段混乱岁月。其间，议会派、军队派、独立派、平等派、掘地派、再洗礼派、贵格派轮番登场，留下一连串短命的政治方案和被镇压的社会运动。这段历史被后来的辉格党史学家称为"大叛乱"(the Great Rebellion)，被修正派史学家称为"清教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被文化唯物主义者称为"世界的颠倒"(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无论怎么命名，它在1660年以一种令所有参与者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复辟。
复辟不是一次政治妥协，而是一次系统性清算。共和派议员被清洗，军队被解散，宗教异端被追捕，激进的小册子被搜缴烧毁。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广场，1649年曾因温斯坦莱等掘地派的支持而短暂开放的公地上，重新竖起了栅栏和私有权告示牌。在萨里的圣乔治山，温斯坦莱的追随者们被驱散，房屋被拆毁，工具被没收。这是清教革命最残酷的反讽：曾经宣称要恢复"创世之初"的共有秩序的运动，在它试图扎根的土壤里被彻底清除。
温斯坦莱本人在1660年之后几乎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他没有参与任何复辟后的政治活动，没有写作公开的政治小册子，也没有加入任何地下抵抗网络。根据后来的传记研究，他在16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小商贩和农工为生，居住在伦敦的科恩希尔(Cornhill)附近。1676年前后，他在贫困中去世。临终前，可能在某个手稿的边页上，他写了一首短诗：
> The Work is begun, not ended.
> 行动已经开启，尚未完成。
这两行诗后来成为温斯坦莱研究的某种座右铭。它不像一个革命者的豪言壮语，更像是一个在深夜的烛光下写下的注脚。温斯坦莱知道，他这一代掘地派的失败是彻底的，他知道共和实验的失败意味着他们那一代人构想的所有制度可能性都会被埋葬。但他同样知道，掘地派在圣乔治山和科布姆荒原开垦过的那几块地，那些被翻动的泥土、被撒下的种子、被谈论过的共同耕作，并没有随着栅栏的重新竖起而消失。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存活下来——在档案的缝隙里，在后来被翻出来的手稿里，在那些没来得及烧毁的小册子里，等待着被重新打开。
接下来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要解释温斯坦莱为什么在主流思想史中被反复遗忘。第二，要说明为什么这种遗忘本身是值得重新检视的。前者是历史叙事的问题，后者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两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本书的全部基础。
三、档案的失踪：从麦克弗森到今天的反复缩略
温斯坦莱在主流政治哲学史中的位置，是一个关于"被遗忘"的有趣案例。说他被遗忘并不准确，因为他从未真正进入过主流视野。准确地说，他一直停留在主流视野的边缘，作为反衬，作为"他者"，作为衡量洛克、霍布斯、菲尔麦这些"正典"思想家的尺度。
最典型的例子是C. B.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1962年的《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这部作品奠定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英美政治哲学史叙述的基本框架，其核心论点是：霍布斯和洛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建立在一种"占有式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即把人设想为本质上无限的占有者。麦克弗森在论证这一预设时，需要一组反对者作为参照。他找到了温斯坦莱。
麦克弗森用了一小节讨论温斯坦莱，将其定位为"市场社会的反对者"。他承认温斯坦莱的洞察是深刻的：温斯坦莱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看到了市场逻辑对人际关系的腐蚀，并且提出了基于使用而非交换的替代方案。但在麦克弗森的叙述框架里，温斯坦莱的角色是有限的。他是一个失败的反对者，一个被共和实验失败所吞没的声音，他的贡献仅在于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洛克那一代人"为什么成功"。温斯坦莱本身的论证结构、他对私有财产的神学批判、他对共和国制度的具体设想，在麦克弗森的笔下被压缩成几段注解。
这种处理方式在政治哲学史叙述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查阅了从阿伦·瑞安(A. J. Ryan)1972年的《财产与政治理论》到戴维·米勒(David Miller)1989年的《政治哲学中的财产》，再到大卫·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与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合编的《政治哲学史》第三版，几乎所有主流叙述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温斯坦莱被提及一两次，作为反对私有财产的某种"原始的"或"前现代的"声音，他被用来衬托洛克，而不是被作为独立的思想家来阅读。
这种模式背后的预设是清晰可辨的。洛克代表了"现代"，温斯坦莱代表了"前现代"或"反现代"。洛克建立了关于私有财产的成熟理论，温斯坦莱只提供了对该理论的早期反对。洛克的方案被共和国的光荣革命所采纳，温斯坦莱的方案被掘地派的失败所埋葬。这种叙述的隐含结论是：温斯坦莱失败了，因此他的思想是过时的、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但这种叙述忽略了三件事。第一，温斯坦莱的方案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前现代"，他在《自由法》(The Law of Freedom in a Platform, 1652)中提出的关于公职人员选举、官员轮换、土地共有、刑罚改革的具体设计，具有相当精密的制度想象力，远超同时代的大多数乌托邦文本。第二，麦克弗森等人的叙述框架本身有其意识形态预设，它假设了"占有式个人主义"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温斯坦莱的反对因此被预判为必然失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种叙述把温斯坦莱的"失败"视为某种自然结果，而没有追问：如果掘地派成功了，如果1660年的复辟被阻止了，温斯坦莱的政治方案是否真的会被证明为不可行？
这些问题不是修辞性的。它们指向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温斯坦莱的边缘化，可能不是因为他错了，而是因为历史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而那条道路选择了他的对手。这种"被历史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政治哲学需要分析的对象。
温斯坦莱研究的复兴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1960年，乔治·伯恩斯坦(George Bernstein)在《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了《神秘主义者与反叛的诗人》，重新唤起了学界对掘地派的注意。1972年，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颠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将掘地派和平等派系统地纳入清教革命的社会史叙述，标志着左翼史学对英国革命的一次重大重新评估。1973年，希尔编辑的温斯坦莱选集出版，使得温斯坦莱的主要文本首次以可读的现代英语版本问世。此后几十年间，约翰·麦可迈克尔(John McMichael)、约翰·格尼(John Gurney)、理查德·科尼(Richard Cornu)等学者从政治史、宗教史、文学史等不同角度持续推进温斯坦莱研究。
但即便在今天，温斯坦莱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位置仍然边缘化。他的名字在大多数本科生使用的政治哲学教科书中仍然缺席。在英美主流期刊上，专门讨论温斯坦莱的文章数量每年大约十篇左右，远低于讨论洛克或霍布斯的文章数量。当代政治理论家如约翰·罗默(John Roemer)、G. A. 科恩(G. A. Cohen)等人讨论平等主义问题时，援引的对照对象通常是马克思、罗尔斯、科恩自己，而不是温斯坦莱。
这种边缘化有学术上的原因，也有更深层的意识形态原因。温斯坦莱的思想之所以难以进入主流，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一代人失败了，更因为他的方案预设了某种关于"自然—神恩—共同体"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在现代世俗化的学术体制中很难被严肃对待。但这种困难本身就是需要被分析的现象，而不是需要被接受的事实。
四、重读的方法论：三角测量与文本层次
本书的方法论基于一个前提：温斯坦莱的文本必须被同时放在三个维度上阅读，否则任何一个维度都会让我们错失关键的东西。
第一个维度是文献学维度。温斯坦莱的主要文本——《真正的平等派标准》(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 1649)、《自由法》(The Law of Freedom in a Platform, 1652)、《致议会的元旦礼物》(A New-Years Gift for the Parliament, 1649)、《猎狐》(The Hunting of the Foxes, 1649)、《燃烧的荆棘》(Fire in the Bush, 1650)——大多数是以小册子形式刊行的，偶尔也有手稿流传。文献学的工作是确认版本关系、校勘异文、辨析作者归属、追溯引用源头。这项工作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仍然有大量未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对温斯坦莱晚期手稿的辨认与整理。
第二个维度是思想史维度。温斯坦莱的文本不能孤立阅读，必须放在1640—1660年代英格兰激进思想的网络中来理解。这个网络包括平等派的政治宣言（李尔本、沃尔温、奥弗顿）、独立派的宗教论争（卡特赖特、古德温）、神秘主义传统（博肯汉姆、波墨、艾比·科普的追随者）、千禧年主义运动（第五君主派、再洗礼派）、早期贵格派的内在之光理论（福克斯、佩恩）。温斯坦莱与这些脉络的交汇点和分歧点，构成了他的思想定位。这种思想史的工作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的宗教史、语言史、社会史素养，要求能够在不同传统的对话中找到温斯坦莱的具体位置。
第三个维度是政治哲学维度。一旦文献学和思想史的工作为文本奠定了基础，就可以进入政治哲学的分析。这个维度要做的是把温斯坦莱的论证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置入当代政治哲学的问题框架，看看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私有财产、国家正当性、共同体组织、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等问题。政治哲学的工作不要求把温斯坦莱"现代化"，而是要求我们在他使用的概念与他提出的论证中，识别出当代仍然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本书将这三个维度的工作称为三角测量：任何一个角度的偏废都会让文本失去应有的立体感。如果只做文献学，温斯坦莱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字现象，失去思想重量。如果只做思想史，温斯坦莱就变成一个时代精神的样本，失去规范性意义。如果只做政治哲学，温斯坦莱就变成一个当代论辩的脚注，失去历史深度。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每一章都尝试在同一篇文本中同时拉出三条线——神学线、修辞线、制度设计线。神学线追踪温斯坦莱如何从圣经文本（特别是创世记、诗篇、以赛亚书、阿摩司书）中提取出关于共有秩序的神学论证。修辞线追踪他如何运用当时的小册子辩论策略、问答体、宣言体、预言体来组织文本。制度设计线追踪他在《自由法》中提出的具体制度方案：公职人员的选举与轮换、婚姻与家庭的改革、贸易与货币的废除、刑罚的简化、教育的普及。
这种三角测量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它会让我们重新评估温斯坦莱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位置。在传统的叙述里，温斯坦莱要么被定位为"神秘主义乌托邦主义者"，要么被定位为"清教革命中的小册子作者"。三角测量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同时是这三个角色，而且这三个角色在他的文本中是相互嵌套的：他不能没有神学论证就建立制度设计，他不能没有修辞策略就传播神学论证，他不能没有制度方案就支撑修辞的合法性。
五、叙事的姿态：拒绝浪漫化，也拒绝失败论化
在开始具体讨论文本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谈论温斯坦莱？
有一种流行的姿态是浪漫化。这种姿态把温斯坦莱描绘为一个纯粹的思想英雄，他的洞察是超前的，他的失败是悲剧性的，他的遗产是永恒的。这种叙事在左翼文化圈尤其常见，每到革命纪念日，温斯坦莱的名字就会被重新提起，配上圣乔治山开垦的版画、掘地派简朴生活的描述、温斯坦莱临终诗句的引用。这种叙事不是没有道理，但它的问题是：它把温斯坦莱从一个具体的、有局限的、犯过错误的人，抽象成了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可以被消费的，但思想是不能被消费的。
另一种流行的姿态是失败论化。这种姿态把温斯坦莱描绘为一个注定失败的小册子作者，他的方案从一开始就不切实际，他的影响仅限于英国革命中一个短暂的插曲。这种叙事在主流思想史叙述中常见，它的效果是把温斯坦莱排除出严肃的对话之外：他属于"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一类思想，因此不值得我们花太多时间。
本书拒绝这两种姿态中的任何一种。我的主张是：温斯坦莱是一位面对有限问题（私有制如何正当化？）作了过于彻底回应（推翻整个占有结构）的思想家。这种"过于彻底"既是他力量的来源，也是他失败的根源。
他力量的来源在于：他看到了一个他的同时代人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即私有财产的正当化论证在逻辑上无法自洽。洛克在1689年的《政府论》中提出了关于私有财产的著名论证：通过劳动，一个人可以把公有地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这个论证依赖于一个隐含前提，即至少还有"公有地"的存在。温斯坦莱早在1649年就指出，洛克式的劳动占有论证的问题在于：它假设了一个原本没有私有财产的世界，然后解释了私有财产如何从这个原本的世界里产生。但这个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创世之初上帝把土地赐给了全人类，那么私有财产就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法律强加的。洛克式的论证没有回答"为什么劳动可以创造权利"这个问题，它只是把这个问题掩盖在了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论证里。
温斯坦莱的回应不是要去修正这个论证，而是要彻底取消这个问题。他的主张是：私有财产在创世论上是不可能的，在神学上是有罪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彻底得近乎荒诞，因为它等于宣布了洛克式论证整个所要解决的问题域是无效的。但正是这种彻底，让我们看到了洛克式论证的边界所在：洛克式论证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的对手——温斯坦莱式的"共有主义"——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被彻底击败了。如果这个对手没有被击败，如果1660年的复辟被阻止了，温斯坦莱式的方案得到了实施，洛克式论证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个反事实问题，但它具有重要的政治哲学意义。
他失败的根源在于：他提出的方案——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商品交易、货币使用——在十七世纪的物质条件下是无法实施的。《自由法》中描绘的那种共同耕作、义务劳动、公职人员轮换的共同体，需要一种相当高水平的共同体道德和相当低的物质稀缺。温斯坦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由法》的多个段落里强调"勤勉"与"友爱"作为共同体运转的前提条件，但他没有严肃面对一个事实：在一个已经被商品化逻辑深深刻印了的社会里，这些前提条件本身是不存在的。
所以温斯坦莱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失败者。他是一个在极端的物质和思想压力下，把一个问题推到其逻辑极限的思想家。这种"推到极限"的姿态，使他成为我们理解现代占有悖论的最佳资源。
为了在后续章节中明确温斯坦莱的位置，本书在每一章都会把他与其他几位思想家并列讨论。下面的对照表列出了这四位思想家在四个维度上的差异：
| 维度 | 温斯坦莱 | 奥斯特罗姆 | 布朗基 | 莫尔 | |------|----------|------------|--------|------| | 历史坐标 | 17世纪中叶清教革命 | 20世纪晚期制度经济学 | 19世纪革命社会主义 | 16世纪早期人文主义 | | 对私有制 | 彻底反对，诉诸创世神学 | 修正而非废除 | 彻底反对，诉诸阶级斗争 | 虚构反对，文学想象 | | 制度方案 | 公地复归+共和实验 | 多中心治理+共同资源制度 | 暴力夺权+过渡国家 | 文学乌托邦 | | 现实遗产 | 被镇压，运动失败 | 制度主义主流，诺奖 | 巴黎公社精神延续 | 文学传统，乌托邦概念化 |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温斯坦莱的参照价值在于：她从经验研究出发，证明了许多温斯坦莱式预想——共同体可以在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有效管理共同资源——在现代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奥斯特罗姆是一个温和的修正者，她不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