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读默顿：一本书的传奇命运

第1章：为何重读默顿：一本书的传奇命运

1938年，一位名叫罗伯特·金顿·默顿（Robert K. Merton）的年轻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题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论文，后来将以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流传于学术界——《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简称STS）。彼时的默顿或许未曾料到，这篇耗时数年写就的博士论文，将在接下来的八十六年里持续搅动学术界的一池春水：它被奉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同时又成为批评者火力最集中的靶子；它激发了几代学者的研究热情，也引发了至今未曾停歇的学术论争。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要重读这篇写于战前、距今已近九秩的旧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牵涉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知识更新的速度日益加速的今天，究竟什么样的学术著作才值得我们反复回溯？ 答案或许并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正确的结论，而在于它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问题——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塑造了后续学者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

默顿的这本书，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仅是一项具体的历史研究，更是一个知识范式的起点。从它出发，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萌生；围绕它展开的论争，塑造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基本问题域；而它所提出的“清教与科学”的命题，即便在今天看来充满争议，却依然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科学知识的生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本章将勾勒这部传奇之作的学术接受史。我们将从1938年的时代氛围出发，追踪它如何从一篇引发争议的博士论文，逐渐蜕变为学科奠基的经典；我们将审视帕森斯与贝尔纳这对看似对立的批评者，实际上如何共同塑造了围绕默顿著作的学术话语；我们将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的学科发展脉络中，定位这部著作的坐标；最后，我们将简要回顾中国学术界对默顿STS理论的引进与研究，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搭建必要的舞台。

---

1938年：一个时代的知识氛围

要理解默顿1938年论文的学术贡献，首先需要回到那个时代的知识语境。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微妙时刻：实证主义的余晖尚未消散，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正如日中天，而欧洲大陆的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正在跨越大西洋，逐步进入美国学术界的视野。

默顿本人正是在这一知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1931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时，他深受该校浓厚的社会学传统熏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核心人物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这位日后将以结构功能主义名震学林的学者，当时正在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介到英语学术界。帕森斯对韦伯的推崇，深刻影响了年轻默顿的学术取向。当默顿在30年代中期开始构思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帕森斯关于宗教伦理与社会行动关系的思考，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

然而，默顿的研究对象——17世纪的英格兰科学——又将他引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知识领域。科学史在彼时还是一块相对未被开垦的学术处女地。传统的科学史写作多以“辉格式”（Whiggish）的编年叙事为主，关注的重点是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和伟大人物的贡献，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则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外在背景。默顿的论文选题，在当时的学术格局中显得颇为“跨界”：它既不是纯粹的科学史，也不是传统的社会学，而是一个试图沟通两者的新尝试。

这种跨学科的雄心，在论文的副标题中已见端倪——“科学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正如默顿后来在1972年重版序言中所言，他撰写这篇论文时，心中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科学社会学”学科等着他去归属；相反，他是在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去定义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的西欧，尤其是英格兰？ 而他的答案——清教伦理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至今仍然是最具争议性的解释之一。

让我们暂时搁置争议，先来看看默顿具体论证了什么。在论文的核心章节中，默顿考察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科学活动与社会氛围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这一时期英格兰的清教运动（Puritanism）——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激进分支——与科学革命之间存在某种深刻的亲和性。清教强调勤勉、节俭、禁欲以及通过劳动荣耀上帝，这些伦理取向在默顿看来，恰恰与实验科学所需的理性精神、方法论纪律和实用关怀相吻合。 更重要的是，清教对权威的反叛（无论是教权还是世俗王权），为科学探索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默顿的论证当然不止于此。他还详细分析了当时英格兰的社会结构：新兴的中产阶级、新贵族阶层以及伦敦作为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崛起，共同构成了科学活动的社会基础。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成立（1660年），在默顿看来正是这种社会需求的制度化表达——它为分散的实验家和自然哲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而清教背景的绅士们，在追求信仰纯化的同时，也将自然研究视为理解上帝造物的途径之一。

这些论证在今天读来，或许仍然令人耳目一新，但在1938年的学术语境中，它们却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正是这些争议，塑造了默顿著作此后的命运。

---

从学位论文到学术经典：接受史的三个阶段

默顿1938年的论文，从诞生到成为公认的学科奠基之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条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战前的初版与有限传播（1938-1950年代）、战后的经典化与制度化（1960-1970年代）、以及晚近的重新评价与多元解读（1980年代至今）。

初版的沉默与冷遇

1938年，默顿的博士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专著形式出版，旋即获得了圣路易斯的奥克斯出版社奖（Oscar O. Auerswald Prize）。然而，这本书出版后的命运却颇为曲折。帕森斯为论文撰写了序言，对韦伯式的理论取向表示赞赏，但同时也对默顿的若干具体论点提出了保留意见。这篇序言日后来看颇具深意：它既是对默顿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其实证材料的某种警示——或者说，是一顶“桂冠”与一根“荆棘”的奇特混合。

战前和战时的动荡，使得这本书的传播相当有限。学术界的注意力被更大的历史事件所吸引，默顿的这部著作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讨论。真正使它重新进入学界视野的，是战后学术体制的重建和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学的扩张。

经典化：1960-70年代的制度性确认

1960年代是一个关键转折点。随着科学社会学逐渐获得学科建制——美国社会学协会在1963年正式成立了科学社会学分支——默顿的论文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196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修订版（即著名的“默顿1970年版”，实际上是1962年修订版的延续），这一版本收录了默顿后来撰写的多篇相关论文，包括他那篇著名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Priority*）和《科学与社会秩序》（*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修订版的出版正值几个学术潮流的交汇点。首先，社会学对知识生产的关注日益增加，默顿关于科学建制的社会学分析——特别是他那著名的科学规范结构（Scientific Ethos）理论——被广泛视为理解现代知识生产制度的关键框架。其次，科学哲学内部的历史主义转向（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标志）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边界，而这恰恰是默顿早已涉及的议题。第三，技术史和科学史领域开始出现“外部主义”（externalism）转向——即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语境——这使得默顿早期的研究获得了新的方法论合法性。

正是在这一时期，默顿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博士论文作者，变成了科学社会学领域无可争议的奠基人。他的学术地位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巩固：他的学生和合作者（如哈丽特·朱克曼、内维尔·穆尔克利夫）继续拓展他的研究；他的著作被广泛引用、广泛教学；他对“科学精神特质”（*ethos of science*）的系统阐述——即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独创性（originality）和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四条规范——成为科学社会学教科书的必读内容。

然而，经典化的过程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伴随着学术声誉的上升，对默顿工作的批评也在同步积累。

重新评价：1980年代至今的多元解读

1980年代见证了对默顿范式的系统反思。这种反思部分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部分来自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的挑战，部分则来自科学史内部的新研究。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Edinburgh School）——以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提出了一种更强版本的科学社会学。在他们看来，默顿虽然主张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但实际上将科学知识的内容视为“给定”的，从而回避了真正困难的问题：为什么某些科学理论被接受而其他的被拒绝？科学知识的内容难道不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吗？这一挑战直接催生了“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一种主张对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进行因果分析和价值中立的说明的研究纲领。

与此同时，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新证据也在质疑默顿的核心论点。历史学家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的《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1985年，与西蒙·谢弗合著）深入分析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争论——即霍布斯与波义耳关于空气泵实验的论战——表明科学知识的确立远非简单的理性共识，而是充满了社会权力和修辞策略的博弈。默顿所描绘的那幅清教伦理与科学和谐共进的图景，在这些更细致的历史分析面前，显得过于简单、过于理想化。

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挑战了默顿。默顿的研究聚焦于白人男性新教科学家——这一关注范围本身就受到质疑。17世纪的科学活动中是否真的存在性别和宗教的多样性？清教与科学的关联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由精英男性书写的历史叙事？这些问题促使后来的学者将目光投向被默顿忽视的边缘群体和实践。

不过，也有学者为默顿进行了辩护或重新诠释。例如，历史学家罗杰·弗兰（Roger French）和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提出，不应简单地将默顿的清教命题视为“错误的”，而应将其理解为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一种有意义的解释尝试——尽管它需要被修正、限定和补充。

这种重新评价的结果，并非简单地“推翻”默顿，而是将他从一个不可质疑的经典，转变为一个可以对话的对话者。 默顿的工作依然重要，但它不再是一个需要捍卫或推翻的单一立场，而是一个可以被批判性地继承、超越和转化的学术资源。

---

清教命题：核心主张与学术争议

默顿1938年论文最广为人知、也最具争议的论点，是关于清教与科学之间的内在亲和性（affinity）的论证。这一命题常被简化为“清教促进了科学”的说法，但实际上默顿的论证要复杂和微妙得多。

命题的核心逻辑

默顿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清教伦理与实验科学的方法论要求存在结构同源性。 清教强调通过系统的劳动来荣耀上帝，这一伦理取向转化为对经验观察和实际技艺的尊重。实验科学——尤其是强调动手操作、观察记录、反复验证的“实验哲学”——在方法论上与这种清教伦理有着内在的呼应。

第二，清教的价值取向降低了科学探索的社会阻力。 清教对教会权威和传统教条的质疑，培养了一种批判精神；它对个人良心和直接阅读《圣经》的倡导，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独立思考的风气；而它对现世活动的肯定——劳动被视为荣耀上帝的方式——则为自然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第三，清教共同体的社会网络为科学活动提供了组织和资源。 默顿注意到，17世纪英格兰的许多重要科学家——从波义耳到牛顿，从胡克到雷恩——都与清教运动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清教商人网络，甚至为科学仪器的流通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四，皇家学会的成立体现了清教-科学亲和性的制度化。 默顿详尽论证了皇家学会早期成员中清教背景的比例，指出这个致力于实验科学研究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清教价值观的制度化表达。

批评与质疑

然而，正是这些论点引发了持续的学术争议。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因果关系的方向性问题。 科学社会学家史蒂文·夏平指出，默顿的论证存在一个根本困难：我们如何确定是清教“导致”了科学的发展，还是两者都是更深层社会变化的共同产物？如果17世纪的英格兰没有清教运动，难道科学革命就不会发生吗？换言之，清教与科学之间可能只是一种“相关”而非“因果”的关系，甚至可能只是一种统计上的巧合。

清教的多样性问题。 历史学家约翰·赫夫（John H. Heeser）等人指出，“清教”本身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概念。不同的清教派别、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同的社会背景，可能对科学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将清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其与科学的关系，可能遮蔽了这种内部多样性。

科学知识的认识论问题。 SSK学者认为，默顿在处理科学知识的内容时过于保守。他承认科学知识“部分地”由社会因素决定，但仍然认为科学知识的“核心”——实验结果、方法论规则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一立场被后来的建构主义者视为不够彻底。大卫·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向性》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就必须接受科学知识的全部内容——包括实验事实和理论——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性别和阶级视角的缺失。 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佩吉琳娜·霍伊尔（Paglina Hull）和洛德·希尔德（Ruth Hill）指出，默顿的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女性和非清教群体在科学活动中的角色。17世纪英格兰的女性在科学实践——尤其是医药、植物学和家务化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些角色在默顿的叙事中完全缺席。

为何争议持续？

为什么围绕默顿清教命题的争议能够持续八十余年而未平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答案或许在于，这一命题触及了科学社会学最核心也最棘手的问题：科学知识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张力。 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其能够用社会原因解释科学现象的能力之上；但如果这种解释过于激进——将科学知识完全归结为社会因素——则可能招致科学家的抵制和公众的质疑。默顿的立场恰好处于这一张力之中：他强调科学与社会的关联，但又坚持科学知识的相对自主性；他关注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但也不否认科学内部逻辑的作用。这种“中间立场”使他能够吸引双方的支持，但也使他成为双方批评的对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争议的持续本身可能就是默顿命题价值的体现。 一个真正无关紧要的理论，不会引发如此持久和深入的学术争论。围绕默顿的争议，实质上反映了科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知识社会学领域的深层分歧：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边界在哪里？社会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科学知识？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追问，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所在。

---

科学社会学学科史中的坐标

理解默顿1938年论文的学术贡献，需要将其置于科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宏观脉络中加以审视。从某种角度看，默顿的工作既是这一学科的起点，也是它最持久的张力所在。

学科的诞生与默顿的奠基性角色

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有明确研究对象、理论传统和方法论规范的学科，其诞生通常被追溯到1930-40年代。这一时期，几位关键学者几乎同时注意到了科学活动的社会维度：除了默顿之外，还有英国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J.D. Bernal）和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1939年）是另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与默顿侧重历史分析不同，贝尔纳关注的是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如何组织科学、研究如何资助、科学如何影响战争与和平等现实问题。贝尔纳的立场更加明确地“左倾”，他主张科学应该服务于社会进步，应该接受有计划的社会指导。

波兰尼则从科学实践的内部视角出发，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年）等著作中深入分析了科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同行评议、学术自由、科学共同体的自治规范等。波兰尼强调科学自主性的另一方面，为后来的SSK研究提供了某些概念资源。

默顿的工作与这两位学者形成了有趣的三角关系：贝尔纳强调科学的社会责任，波兰尼强调科学的自主性，而默顿则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更重要的是，默顿通过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史研究，为科学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历史基础——这种历史的、比较的方法论取向，在后来的科学社会学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默顿范式到SSK范式

1950-60年代，默顿的观点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关于科学规范结构（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精神）的阐述，成为分析科学制度的主要框架；他关于科学奖励系统（尤其是优先权争夺）的论述，为理解科学激励机制提供了经典模型；而他倡导的“研究科学技术社会学的经验传统”（empirical tradition），则为后续的经验研究确立了方法论基调。

然而，1970年代以来，一股新的理论潮流开始挑战默顿范式——这就是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SK的核心主张是：不仅科学的社会组织需要社会学分析，科学知识的内容同样需要社会学解释。 这一主张被概括为“强纲领”的四项原则：因果性（causality）——关注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的社会原因；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真假、成功或失败的知识一视同仁；对称性（symmetry）——用同一类原因解释真的和假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知识；反身性（reflexivity）——同样的解释原则也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SSK的兴起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学转向”——从关注科学的社会结构，转向关注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社会建构。这一转向催生了大量经验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卡林·诺尔-塞蒂纳的《知识王国》为代表）、科学争议研究（以夏平和谢弗的空气泵研究为代表）、以及科学文本的修辞和话语分析。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默顿的1938年论文恰恰处于一个转折点上。 它既继承了战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某些传统，又预示了战后科学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默顿范式”的源头，但同时也为后来的“SSK转向”埋下了批评的种子。这种“双重遗产”使得默顿的著作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无可置疑，而是因为它所开启的问题域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