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何为

史学史何为

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生坐在图书馆里，翻开第一本研究著作，陷入困惑。这篇关于明代经济史的论文使用的是年鉴学派的计量方法，那篇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文章援引的是福柯的权力理论，还有一位学者的清代地方档案研究干脆宣称自己没有任何理论预设。这三种做法，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三个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追求真相，他们之间不可通约的分歧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看似学院派，实际上关系到每一个正在或将要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你选择的题目、使用的材料、阅读的框架、甚至你认为“不言而喻”的史料批判规则，真的完全来自史料本身吗？还是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某种传统、某种范式、某种学术体制的产物？如果答案是后者——这恰恰是史学史研究要揭示的——那么，理解这种“产物”的来龙去脉，就不仅仅是学究式的考据癖，而是关乎研究实践本身的根本问题。

本章要回答的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学习史学史对今天的史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做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关键的事：把几个被混用的概念区分清楚。

历史、历史学与史学史：三个层次的区别

当一个非专业人士说“历史告诉我们”时，“历史”这个词指的往往是过去本身——发生过的事情，它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类似于英文中的"the past"。历史学则是对过去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历史学家写了什么书、用了什么方法、提出了什么解释，英文对应"history"。史学史则是对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发展的研究——它关心的是历史学家为何在某时以某种方式研究历史，以及这些方式如何随时间演变，英文对应"historiography"。

这三个层次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过去本身是原材料，历史学是加工原材料的活动和成果，而史学史是历史学家对自身活动历史的反思。比喻地说，如果把历史研究比作烹饪，那么过去是食材，历史学是厨师的手艺和做好的菜肴，史学史则是美食评论家对烹饪史和各家菜系演变的研究。

但这个比喻容易造成一个误解，仿佛这三个层次是截然分离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历史学从来不是对“纯粹过去”的透明记录，历史学家总是带着特定的概念框架、问题意识和价值取向进入史料。兰克学派标榜的“如实直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史学观念，而非中性的操作规程。同样，史学史也不是外在于历史学的旁观者活动，史学史研究者本身就是某种史学传统的承载者，他们的关注点、提问方式同样受制于当代学术语境。

理解这一点，才能避免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史学史是故纸堆中的古董，与当代研究无关。这种观点把史学史窄化为“史料学史”或“史学流派介绍”，忘记了史学史的核心关切恰恰是当代史学的深层结构。第二个误区是把史学史当成万能的解释框架，似乎历史学家的一切做法都可以从社会背景或知识语境中“推导”出来。这种决定论忽视了历史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也混淆了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的不同层次。

区分这三个概念的实际意义在于：它帮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讨论某个具体的史学争论或方法论问题时，我们究竟在讨论哪个层次的问题。讨论“明清之际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历史学层面的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中国史研究中流行”是史学史层面的问题，而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是否有效”则可能同时涉及两个层次。不加区分地混用这三个概念，正是很多无谓争论的根源。

伊格尔斯的追问：史学语境如何塑造历史学家

明确了基本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向本章的核心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伊格尔斯的研究横跨欧美，他对德国史学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构成了他学术工作的核心动力。

伊格尔斯的核心追问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如何受到他们所处时代学术语境的影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触及了历史知识生产的一个根本矛盾。历史学家一方面追求客观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揭示过去本来的面貌；另一方面，任何历史写作都发生在特定的当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当下的烙印。问题不在于这种烙印是否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而在于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自觉地认识和处理这种影响。

19世纪的兰克学派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利奥波德·冯·兰克被视为“科学历史学之父”，他的名言“批评原始史料，叙述本来面貌”至今仍被许多历史学系奉为圭臬。在兰克的自我理解中，历史学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客观性，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还原事实真相。这种信念体现在他的写作实践中：他强调原始档案的重要性，主张历史学家应当“无观点”地呈现历史，让史料本身说话。

然而，伊格尔斯提醒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看似“纯客观”的研究实践本身就是特定时代语境的产物。19世纪的德国大学体制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向自然科学看齐、强调实证方法，是史学提升学科地位的重要策略。兰克本人深受当时德国哲学中强调经验与先验二分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进他对史料与解释、历史事实与历史叙述的区分。同时，民族国家的兴起促使历史学家承担起建构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使得19世纪的历史叙事往往与进步主义的目的论纠缠在一起。

这意味着，当我们今天阅读兰克的史学著作时，仅仅了解他的“史学方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这种方法被认为是科学的和客观的？为什么“如实直书”的理想如此吸引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这种方法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如果无效，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这些问题把我们引向伊格尔斯写作《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解史学的历史不是为了怀旧或评判，而是为了获得一种自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研究实践同样受到当下语境的塑造。如果我们能够理解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为何那样思考，我们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21世纪的我们为何这样思考，从而在从事具体研究时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从兰克到结构主义：两次范式转换的启示

为具体说明史学史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史学的深层结构，让我们比较19世纪的兰克史学与20世纪中后期的结构主义史学这两次重要转向。

19世纪兰克史学的核心预设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是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事的基本单元。兰克本人最重要的著作是《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在他看来，历史进程主要是由民族精神（Volksgeist）驱动的，各个民族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深刻影响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至今仍是大多数通史写作的基本框架。

其次是政治史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领域。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的行动，因为正是在政治舞台上，民族精神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被视为政治的附属或背景。这种等级化的领域划分直到20世纪才受到系统性的挑战。

再次是史料批判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方法。兰克强调，历史学家必须亲自审查原始档案，辨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在此基础上建构连贯的历史叙事。这一方法论原则至今仍是历史学训练的基本内容，尽管其背后的认识论假设已经受到深刻质疑。

到了20世纪中后期，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预设。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揭示，社会和文化现象背后存在深层的无意识结构，这些结构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体行动或民族精神。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一步强调，地理环境、人口趋势、经济结构等“结构”比政治事件更能解释历史变迁的深层动力。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揭示，话语实践如何建构起特定时代的“知识型”，规定了什么可以被思考、被言说。

结构主义史学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史的中心地位让位于社会史、经济史、心态史和日常生活史。在方法论上，计量方法、结构分析、比较研究等新工具被广泛采用。在认识论上，对客观性的乐观主义让位于对历史知识建构性的深刻反思。历史学家不再被认为能够“如实”呈现过去，而是被认为总是从特定的视角、用特定的概念框架来组织和解释史料。

这两次范式转换的对比给我们什么启示？它揭示的第一点是，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实践——无论是你使用的计量方法还是你强调的社会结构——都不是自然的或永恒的。它们是特定学术传统的产物，经历了从形成到成熟再到可能衰落的过程。理解这个过程，不是为了虚无主义地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我们所继承的遗产的性质和边界。

第二点启示是，范式转换往往不是通过简单的“证伪”实现的。兰克史学受到批评不是因为被证明为错误，而是因为它的问题意识不再被视为有意义，或者它所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发生了变化。19世纪的历史学家真诚地相信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中心，因为这种信念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学术体制紧密交织。今天我们批评这种信念，同样是因为它不再能够有效地解释我们关注的问题，或者因为它与某些我们今天珍视的价值产生了冲突。

第三点启示是，历史学方法的演变从来不是纯粹“学术内部”的事情。兰克史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结构主义史学的兴起则与20世纪的社会动荡、去殖民化运动和社会科学的整体转向密不可分。这意味着，理解当代史学不能局限于书斋中的文本分析，还需要关注史学实践所处的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语境。伊格尔斯本人后期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历史学与公共生活、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推进。

史学史研究的三条路径

理解史学史研究的意义之后，我们还需要知道它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史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内部存在多种不同的路径，它们各自关注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类型的结论。这里介绍三种最重要的路径：思想史路径、社会史路径和比较路径。

思想史路径关注的核心是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方式的演变。这种路径的代表人物包括柯林武德，他追问的是历史学家如何思考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意义；以及伽丁纳，他们关注的是特定时代的历史学家如何提出和回答问题。思想史路径的特点是从文本出发，深入分析历史学家著作中的概念、论证和解释框架。它擅长揭示不同时代历史思维的差异，但也容易陷入一种“观念自治”的陷阱，即把史学思想当作独立于社会语境的纯粹智识活动来处理。

社会史路径则把史学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关注历史学家群体、专业学会、学术期刊、大学制度等社会建制如何塑造史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这种路径的代表人物包括彼得·伯克，他对欧洲史学机构史的研究揭示了专业历史学家群体如何逐渐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方法论规范。社会史路径的优点是它把史学思想重新嵌入社会语境，避免了思想史路径可能出现的孤立主义倾向。但它也面临风险：如果过分强调社会学解释，可能会忽视历史行动者自身的反思能力和创造性。

比较路径是伊格尔斯本人最喜欢使用的方法。它的核心策略是把不同国家或文化传统中的史学实践并置比较，通过对照揭示各自的特征和局限。例如，伊格尔斯比较了德国、法国、美国和苏联的史学传统，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比较路径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打破单一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假设，让我们看到“历史学”并非只有一种形式，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可以发展出非常不同的史学传统。但比较也面临挑战：如何选择合适的比较单位？如何避免把复杂的地方性特征简化为可通约的“类型”？比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理解差异还是为了寻找共性？

这三种路径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一个完整的史学史研究往往需要同时运用思想史的分析深度、社会史的语境意识和比较的宽阔视野。伊格尔斯的写作实践正是这种综合的典范：他在分析史学观念时从不忘记关注这些观念的社会根源，在进行比较时总是以细致的文本分析为基础。

对当代历史学研究者而言，了解这些不同的路径意味着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策略。如果你的兴趣在于深入理解某个特定传统的内部逻辑，思想史路径可能更有用；如果你想探究为什么某个时代的史学呈现那样的面貌，社会史路径可能提供更多洞见；如果你关心不同传统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比较路径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反身性的实践：从史学史学习到自觉的研究意识

前面所有的讨论最终要落实到一个实践问题上：史学史研究如何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历史学实践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史学史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学科的历史”，与当代研究无关，那么它就只是一种学究式的知识爱好。但如果我们接受伊格尔斯的核心关切——历史学家的工作深受其所处语境的影响——那么，理解这种影响的机制和历史，就是反思我们自身实践的必要准备。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关键概念：反身性。在社会科学的语境中，反身性指的是研究者对自身所处位置、所持偏见、所受限制的自觉意识。在历史学中，反身性意味着历史学家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实践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受到特定时代的学术传统、意识形态预设和方法论训练的影响，并且这种意识能够反过来影响研究本身。

反身性意识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具体的训练和实践。史学史的学习为此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但仅仅阅读史学史文献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把从史学史中获得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

具体来说，培养反身性意识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当你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你需要追问：这个题目为什么吸引我？它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吗？它是否与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或情感体验有关？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出于纯粹的学术考虑，还是受到了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当你使用某种方法或理论时，你需要追问：这种方法从哪里来？它最初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被发展出来的？它有哪些预设？这些预设是否与我的研究问题相匹配？当你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你需要追问：我给出的解释是否受到某种特定范式的影响？这种范式在今天是否受到挑战？如果是，为什么我仍然使用它？

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得出“一切都不可知”的虚无主义结论，而是为了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做出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使用某种传统方法，但这种选择应该是自觉的而非盲目的；你可以选择追求客观性，但这种追求应该建立在对客观性本身的历史性理解之上。史学史的学习不能告诉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以我自己为例。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史学实践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使用的许多概念——现代化、发展、转型——都来自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本身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抛弃这些概念（因为有时它们确实有用），但它促使我在使用时更加谨慎，更加明确地说明我使用这些概念的特定含义，并且留意它们可能带来的扭曲。

这种自觉不会自动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但它可以提高研究的诚实性和自觉性。你可以更清楚地告诉读者，你的研究建立在什么样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可能存在什么问题，你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以及为什么。在学术写作中明确这些信息，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对读者的尊重和对学术共同体的贡献。

在结束本章之前，还需要澄清一个可能的误解。反身性意识不是要求历史学家成为自己研究对象的附庸，不是说一个研究清代经济的学者必须首先研究清代历史学家的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提供一种视野和框架，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自己的实践。这种理解不必在每项具体研究中都反复展示，但它的存在可以影响我们提问的方式、分析的角度和判断的标准。

本章小结

本章围绕“为什么要学习史学史”这个根本问题展开。我们首先区分了三个关键概念：作为过去本身的“历史”、作为研究活动的“历史学”，以及作为历史学自我反思的“史学史”。这种区分帮助我们认识到，讨论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分析框架，混淆这些层次是许多无谓争论的根源。

通过介绍伊格尔斯的核心关切，我们看到，史学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考据史学家的师承关系或流派分野，而在于揭示历史学知识生产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工作如何受到其所处时代学术语境的塑造。兰克史学与结构主义史学的比较案例说明，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实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起源，理解这种起源不是为了评判，而是为了获得一种自觉。

本章还介绍了史学史研究的三种主要路径：思想史路径关注观念演变，社会史路径关注制度语境，比较路径关注不同传统之间的差异。这三种路径各有长短，可以相互补充。最后，我们把讨论落实到一个实践问题上：史学史学习如何帮助历史学研究者培养反身性意识，在从事具体研究时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方法论预设从何而来。

下一章我们将进入伊格尔斯的个人学术背景，探讨他是如何形成这种独特的比较视野的。作为一位经历了20世纪欧洲学术风云的学者，伊格尔斯的个人经历——从德国到美国，从古典学到当代史——为他的比较史学实践提供了怎样的条件？这个问题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与同时代其他学者有所不同，以及他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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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maid flowchart TD A["过去本身<br/>the past"] --> B["历史学<br/>history"] A --> C["史学史<br/>historiography"] B --> C

C --> D["反思历史学<br/>自身的发展"] D --> E["揭示深层结构"] E --> F["当代学者的<br/>反身性意识"]

B --> G["当代历史学家"] F --> G

G --> H["选择问题<br/>运用方法<br/>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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