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远征
两个男婴在地球两端先后降生。
1884 年 1 月 26 日，萨丕尔出生在德国北部波美拉尼亚的劳恩堡。父亲是犹太教会里一位嗓音浑厚的领唱歌手，母亲出身一个善于经营的小商人家庭。这个家庭在五年后会带着年幼的爱德华跨越整个大西洋，先到利物浦，再坐蒸汽船去纽约，最后落脚在曼哈顿下东区一间光线昏暗的公寓。三年之后的 1887 年 4 月 1 日，布龙菲尔德出生在芝加哥南边一座红砖房里。父亲经营着一家五金铺，母亲是虔诚的新教徒，家里有两个孩子，他是长子。这两个孩子后来将成为 20 世纪美国语言学最具代表性的两座高峰，并各自用一生写下一本名为《语言》的书。一本在 1921 年出版，一本在 1933 年出版。但书页翻开后，读者会发现它们几乎在描述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
这个故事要从两个人的童年讲起，因为他们的语言观，几乎就是他们生命经验的翻译。
萨丕尔：漂泊者的耳朵
1889 年冬天，五岁的爱德华·萨丕尔跟随家人从汉堡港登上一艘驶往新大陆的蒸汽船。父亲在纽约哈莱姆区找到一份新的领唱工作，但收入微薄，住处拥挤，母亲不止一次对邻居抱怨说，楼下铁匠打铁的节奏比他们家安顿得还稳。
童年的萨丕尔很早就体会到一件事：语言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
他在劳恩堡时跟着父母讲德语，那是家里日常交流的语言；但他的希伯来语学习也已经从父亲那里开始，那种带有古老元音、节奏像诵经的音调，与厨房里母亲的德语絮语截然不同。船过英吉利海峡时，他在利物浦的码头上第一次听见工人用英语高声喊话，那些短促的破擦音让他紧张。在哈莱姆的头几年，他又同时混着约克郡英语和下东区的意第绪语。等到上学，老师在课上讲的是另一套语法，邻居家的犹太老人在节日里讲的又是另一套。到 10 岁那年，萨丕尔已经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人不是先有想法，再用语言把它装起来；人是在语言里长出想法的。
这件事在他后来的人生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萨丕尔在纽约的公立学校读过几年书，又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短暂地去过新泽西与康涅狄格。父亲是个脾气温和但生活压力巨大的男人，靠夜校自习和教会的兄弟们维持信仰；母亲是个精明的实践主义者，会为了省下一分钱在菜场跟小贩讨价还价整整一个下午。萨丕尔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提到，母亲身上那种"把任何环境都翻译成可行方案"的能力，其实就是他后来做田野工作的真正原型：在一种陌生的语言环境里，你必须先活下来，再慢慢听懂别人。
1904 年，萨丕尔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德国裔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博厄斯当时正在筹备一项宏大的计划：用蜡筒留声机和厚厚的笔记本，把北美原住民正在消亡的语言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这位教授个子不高、声音沙哑、做事极其严苛，但他在课堂上提出的一段话，让年轻的萨丕尔整个人像被击中了一样。
博厄斯说：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每一种语言对世界的切分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能用自己的语法去衡量另一种语法，更不能用"我们的语言更先进"这种话去评价另一种语言。
对一个在四种、五种语言之间长大的犹太移民孩子来说，这几乎是一种解放。
萨丕尔从此不再把语言当成一把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世界观。一个人说哪种语言，决定了他能看见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信念将贯穿他后来所有的田野工作，也将贯穿他在 1921 年出版的《语言：言语研究导论》的每一页。
布龙菲尔德：中西部小镇的秩序感
几乎同一时间，在美国的另一边，另一个男孩正在过一种与漂泊毫无关系的生活。
1887 年生于芝加哥的莱昂纳德·布龙菲尔德，整个童年都没有离开过五大湖区的工业带。父亲经营五金生意，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家里有两个孩子，他是长子。这个家庭从不缺少稳定：每月有稳定的收入，每年有固定的教堂礼拜，每个夏天全家去密歇根湖边度假。布龙菲尔德小时候没有经历过来自陌生文化的冲击，他周围的人都说英语，一种用词讲究、句法规范的英语，父亲写信时的措辞会让朋友们传阅。
但这个家庭有一种特殊的氛围：秩序。
父亲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把店里的账本先理一遍再开门；母亲把家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贴在标签上；就连圣诞礼物都要按从左到右、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布龙菲尔德后来回忆说，他最早对"语言"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被某种陌生的语言所震撼，而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一种规律：英语并不是一种随意堆砌的方言，它有自己的结构。
1903 年，十六岁的布龙菲尔德考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当时的威斯康星还只是一所州立大学，但语言学系已经开始提供一种特殊的训练：历史比较语言学。布龙菲尔德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 19 世纪欧洲学者发展出来的语言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一种可以拆解、再拆解、再拆解的自然现象来研究。
这套方法的精髓在于：先观察现象，再归纳规律，最后用规律去预测未知。
1906 年，布龙菲尔德以最优等成绩从威斯康星毕业，获得一笔小型奖学金，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位关键人物，一位受德国冯特实验心理学影响的逻辑学家。这位老师让布龙菲尔德第一次意识到，语言研究如果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把一切主观判断排除在外。
什么叫"排除主观判断"？就是当你在分析一个句子时，不能说"我觉得这个词很美"或者"这种表达很有诗意"，你只能说"这个词在这个位置出现，满足了 X 规则"。
布龙菲尔德从青年时代起就相信：语言学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和化学、物理学站在同一条跑道上。这份对秩序的迷恋，将决定他后来田野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也将决定他在 1933 年出版的《语言》的每一个段落。
1907 年的芝加哥：一次改写历史的偶遇
1907 年秋天，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的走廊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将决定美国语言学此后三十年的走向。
那年 23 岁的布龙菲尔德正在攻读博士，已经发表了关于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的论文，在芝加哥的语言学圈子里小有名气。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来了一个比他年轻三岁的访客，爱德华·萨丕尔。这次来访的具体原因在不同史料里略有出入，但可以确认的是，萨丕尔当时是博厄斯最欣赏的博士生之一，他受博厄斯的推荐到芝加哥做一个关于原住民语言的讲座。
两个人第一次在芝加哥见面。
史料里没有留下任何戏剧性的对话。布龙菲尔德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淡淡写道，萨丕尔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安静的年轻人，对原住民事务充满热情"。萨丕尔则在自己的笔记里记下，芝加哥那位"对严谨近乎虔诚"的年轻学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两人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里发生了一场关键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原住民语言到底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布龙菲尔德当时的立场是：原住民语言当然值得研究，但只能用与研究印欧语相同的方法，历史比较法、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形式化的语法描写。任何把语言与"文化""世界观""诗性"挂钩的做法，在他看来都是不科学的、应该被剔除的杂质。
萨丕尔的立场则正好相反：原住民语言之所以值得研究，恰恰是因为它们携带着与印欧语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要研究一种语言，就必须理解讲这种语言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看世界的，怎么打仗、怎么祈祷、怎么悼念死者。在萨丕尔看来，脱离文化来谈语言，就像把心脏从胸腔里取出来单独研究它的跳动，研究对象还活着，但你已经错过了它的意义。
这次芝加哥相遇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戏剧性的痕迹，但它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两个人从此再没有真正同路。
1909 年，布龙菲尔德在芝加哥大学以一篇关于日耳曼语后缀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助教。萨丕尔则在同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厄斯的推荐下，前往加拿大政府地质调查局的人类学分部任职。这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政府职位，恰好让他获得了接触大量北美第一民族语言的官方机会。
接下来十几年，两条原本可能交汇的河流，将彻底分流。
分头深入：田野里的两种听法
1910 年到 1925 年，是北美语言学最激动人心的年代之一，也是两条路径分道扬镳的关键期。
布龙菲尔德在伊利诺伊大学安顿下来后不久，开始了一项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重大的工作：他利用每个暑假回到威斯康星州北部，接触当地阿尔冈昆语系的克里族、梅诺米尼族和福克斯族原住民。
他的田野方法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田野。他带着一台笨重的蜡筒留声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整套事先设计好的问题清单。每到一个保留地，他会先找到当地传教士做翻译，因为原住民大多已不说自己的母语，再通过翻译询问一些具体词句的对应关系。比如他会问"如果我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水面会发生什么？"，然后记下对方给出的回答，再逐词分析这些回答的语法结构。
布龙菲尔德的笔记里没有"诗意"这两个字的位置。他不会记录一个原住民老人在讲述某段神话时眼眶里闪过的光，他只关心这个神话句子里动词的及物性，名词的类标记，词缀的层级。他后来出版的《门诺米尼语》（Menominee）一书，是美国语言学史上第一本完全用结构主义方法描写的非印欧语言。没有文化背景介绍，没有传教士式的感叹，每个例句都被编号、被分类、被归入严格的音位和语素系统。
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的传教士语言学家截然相反。那些人写下的原住民语料充满感叹号，"多么动人的表达！""多么丰富的隐喻！"，但在布龙菲尔德眼里，这些感叹号是研究工作的毒药。他想要的，是一个纯粹的、可被他人复现的语言事实。
另一边的萨丕尔，则过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田野生活。
1910 年抵达加拿大渥太华后，他很快就开始了横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长期田野工作。他接触的第一民族包括努特卡（西海岸）、钦西安、吉尔卡斯、卡里尔、萨西，以及大量高原萨哈普廷语部落。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年夏天都坐着独木舟或者坐火车深入保留地，与第一民族的长者同吃同住数周乃至数月。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说一说。这是萨丕尔与雅卡玛（Yakama）人第一次深入接触的真实片段，被他的同事后来在回忆录里记录下来。
那是 1911 年的夏天，萨丕尔刚刚结束对努特卡人的田野工作，乘火车穿越落基山脉，到达华盛顿州东南部的高原地区。他要找的，是一个被通称为"雅卡玛"的萨哈普廷语部落中最后几位还能流利使用母语的长者。
当时的雅卡玛保留地是一片萧瑟的土地。白人农场已经把肥沃的河谷几乎占尽，剩下的高原被分给了原住民，但土地贫瘠、灌溉不足。年轻一代几乎都已经转向英语，母语被看作老一辈的累赘。萨丕尔到达的那天下午，接待他的是一位名叫"山鹰"的老人，这是英语的意译，原住民名字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完全确认。老人已经七十多岁，能讲一些英语，但显然更习惯用母语表达。
萨丕尔的助手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萨丕尔没有立刻拿出笔记本。他坐在门廊下，先和老人聊天气，聊庄稼，聊当年白人军队路过这片土地时发生的事。聊了大约二十分钟，他才问：'你能用你的话，给我讲讲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吗？'"
老人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用萨哈普廷语讲了一段大约两分钟的独白。萨丕尔几乎听不懂，他在笔记本上笨拙地记下了一些音节，像小学生抄写外文单词。第二天、第三天，老人又重复讲了同样的内容，但每一次都略有不同，有些词换了位置，有些词被加了后缀，有些音节被缩短了。
第四天，萨丕尔开始问问题。他指着老人刚刚说过的某个词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老人想了想，用手势比划了一下，指着刚刚升起一半的太阳，又指了指自己眼里的光。萨丕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临时的中文标签："光是太阳向上看的动作。"
到了第七天，萨丕尔开始拼出一些图景。老人讲"太阳升起"的那个词组里，词根是"向上"，但同时带有多重含义，方向向上、缓慢移动、发光、视线向下。萨丕尔后来在他的笔记里写道：这种语言把太阳升起不是当作一个事件，而是当作一个"动作主体正在持续展开的过程"。
这是萨丕尔一生最核心的洞见之一：每一种语言都在以独特的方式拆解同一个世界。原住民的语言让他看见了自己母语（无论是德语、英语还是意第绪语）所没有看见的部分。在英语里，太阳升起就是"the sun rises"，一个主谓结构的简单陈述。但在萨哈普廷语里，太阳升起是一种带有方向、速度、亮度、情感的多重动作。
布龙菲尔德在同一时期做田野时，记录下了完全相同的事实：他发现克里语里有六个不同的词缀可以附加在"看"这个动词上，分别表示"看的方式""看的对象""看的情绪""看的结果"等等。但他并没有像萨丕尔那样得出"克里人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的结论。在他看来，这些词缀只是克里语语法系统的形式特征，和英语用介词短语表达相同功能没有任何本质差别。
这就是两条路径最关键的分叉。同样的事实，被两种不同的耳朵听见，转化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陈述。
两本《语言》：十二年的差距，两种世界观
1921 年，萨丕尔在哈特福德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言：言语研究导论》。
1933 年，布龙菲尔德在纽约的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言》。
两本书都用同一个英文单词"Language"作为书名，但翻开之后，读者会发现它们在描述的不是同一回事。
萨丕尔的《语言》写得像一本散文集。每一章的开头都不是定义，而是场景：他先讲一个孩子在学习第一句话时的样子，再讲人类发明文字之前的那段漫长沉默，最后才引入语音、语法、词汇这些技术性概念。他用了整整一章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明确提出后来被称为"萨丕尔-沃夫假说"的雏形，语言塑造我们对现实的感知。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写得像一本教科书。每一章的开头都是定义。他先告诉你什么是"音位"，什么是"语素"，什么是"直接成分"，再用一个又一个例句让你练习分析。他用了一种近乎宣言式的语言开篇："语言学研究语言，而不是研究语言使用者。"他明确反对把任何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因素引入语言研究，因为这些因素无法被精确测量。
两本书的对比几乎成了 20 世纪语言学史的隐喻。
萨丕尔把语言看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类理解世界、参与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布龙菲尔德把语言看作一种自然现象，一种可以像物理对象一样被切割、被观察、被记录的实体。两种立场都有强大的支持者：萨丕尔身后是博厄斯、克鲁伯、罗伯特·洛威尔这些把语言研究当成文化研究的人；布龙菲尔德身后则是后来成为美国主流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和机械论哲学家。
这两本书的命运也大相径庭。萨丕尔的《语言》在出版后的头十年只卖了不到五千本，但被一代代人类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反复传阅。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在出版当年就成了大学语言学系的指定教材，到 1950 年代已经再版十一次，成为美国所有语言学专业学生必读的"红色圣经"。
但历史远没有到此结束。布龙菲尔德的学生泽利格·哈里斯继续沿着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方向前进，并在 1950 年代培养出后来颠覆这一切的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在 1957 年出版的《句法结构》被认为是对布龙菲尔德范式的直接反叛，但乔姆斯基本人始终承认，他正是通过布龙菲尔德的严格训练，才获得了挑战这种训练的能力。
萨丕尔的遗产则更分散、更深远，也更难追溯。他提出的"语言相对性"思想在 1950 年代曾被严厉批评为不可证伪，但 1990 年代以来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不断发现新的证据，证明语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和分类方式。
下面这张流程图，呈现了两人从童年到各自《语言》出版的完整路径：
```mermaid flowchart TD A[童年语言经验] --> B[萨丕尔: 多语混杂] A --> C[布龙菲尔德: 标准英语] B --> D[跨大西洋迁徙] C --> E[威斯康星+比较语言学] D --> F[哥伦比亚+博厄斯] E --> G[芝加哥+逻辑学训练] F --> H[原住民田野+文化视角] G --> I[原住民田野+形式描写] H --> J[1921《语言》人文路径] I --> K[1933《语言》科学路径] J --> L[现代美国语言学] K --> L ```
本章小结
两条路径，一种科学。
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的故事，是 20 世纪初美国学术界一段独一无二的对照实验：两个人几乎同时进入语言学，都以原住民语言研究为基础，却因为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发展出几乎对立的语言观。
萨丕尔的犹太—德意志童年、跨大西洋迁徙、在多种语言之间的反复漂泊，使他从小就形成了"语言即世界观"的直觉。他后来在雅卡玛长者那里听见的那种把"太阳升起"拆解为多重动作的语法，正是这种直觉的最好证明。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切割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背后是整个文化。
布龙菲尔德的中西部教养、严谨的家庭秩序、威斯康星的科学训练，使他从小就形成了"语言即形式系统"的信念。在他看来，克里语的六个"看"动词词缀和英语的介词短语在功能上完全对等，研究者的任务是描写这种对等，而不是去猜测讲克里语的人是否以另一种方式感知世界。
1907 年芝加哥的那次相遇，是这场对照实验的起点。从那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有真正合作过。萨丕尔带出了一整代人类学家和文学家，把语言变成了文化研究的入口；布龙菲尔德则带出了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大军，把语言变成了一门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科学。
理解这两个人的差异，不只是为了纪念两位学者，更是为了看清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谈论"语言"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下一章，我们会进一步深入问题的最底层。当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都开始认真听一种陌生语言的声音，他们听见的第一个事实，是语言可以被拆解成声音。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各自如何拆解这些声音，以及这些拆解方式为什么最终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