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纪的入口

行纪的入口

一部行纪的"七百年寿命"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阔别二十四年的威尼斯。三年后，在热那亚的战俘营里，他向同狱的鲁斯蒂谦诺·达·比萨口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这部由一位威尼斯商人与一位比萨小说家共同"合著"的作品，后来被称作《马可波罗行纪》（以下简称《行纪》），又因夸张而被称为《百万》。后一名称既可指马可所夸耀的无数财富，也暗含着威尼斯人对书中过分之辞的嘲讽——这种嘲讽，从一开始便伴随这部行纪的整个生命。

七百年过去了。《行纪》经历了从手抄本到印刷本、从一种语言到数十种语言的扩散，被反复翻译、删节、改编、模仿，也被整本地伪造。它塑造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对亚洲的整体想象，启发了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据记载，这位热那亚航海家随身携带的《行纪》边页写满批注，尤其是关于日本盛产黄金的段落）。它也为蒙元史的研究者提供过独一无二的细节：纸币制度、驿站系统、宫廷礼仪、城市规划。然而，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它就不停地遭遇真实性方面的质疑——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真正到过中国？他书中关于忽必烈宫殿、纸币、燃料、桥梁的描述，究竟是亲眼所见，还是从波斯商人口中听来的二手转述？

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张力之中，《行纪》获得了它作为"长销经典"的资格。一部著作如果只是被遗忘，或者只是被当作可靠史料使用，它都不会进入"经典"行列。真正使其成为经典的，是它在数百年间不断被提问、不断被挑战、又被不断重新激活的过程。本书试图在全球化语境已然深度展开的今天，加入这场远未结束的对话：重读一部七百年前的行纪，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包含两层。第一层关乎文本本身：当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本"权威定本"，而是一百四十余种语言不一、内容参差的手稿时，"《行纪》是什么"就需要重新界定。它是一部旅行报告、一份政治情报、一本地理志、一段自传体的回忆，还是一次借助遥远东方进行的欧洲自我书写？第二层关乎阅读主体本身。今天的中文读者，无论是否去过威尼斯圣马可博物馆，是否熟悉蒙元史，是否读过伯希和的注释本或牟复礼的译注本，在打开这部书时所调动的知识储备与情感结构，与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伦敦地理学会的会员，与冷战时期美国远东战略的研究者，都已截然不同。本章的任务，是为这种"今日之重读"提供方法论的起点，也为读者勾画出整本书的阅读路径。

行纪的"世界之书"身份：翻译、模仿与改写谱系

将《行纪》称作"世界之书"，并非修辞上的溢美。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这部书便已超出"旅行文学"这一狭小范畴，进入到跨文化想象的深处。所谓"世界之书"（*livre du monde*），指的是那种不只描述世界，更在描述过程中生产世界图景的作品——它给出的不是客观地图，而是关于"他者"的整套概念框架，后来的读者据此去设想、进而前往那些尚未抵达的地方。

《行纪》的传播路径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最早的法语原版（约1298—1299年成书）今已不存，我们拥有的是从这一原版衍生出的多个手稿家族。最重要的是所谓"托斯卡纳版"（Testo Toscano，简称TB），它在二十世纪初由奈斯托·隆戈内整理出版，长期被视为最接近原作的版本。但196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菲利普·达维勒与德国学者赫尔曼·库尔茨的工作表明，许多被TB省略的段落——特别是关于日本、东南亚、南印度的部分——保存在另一组被称为"皮佩诺版"的手稿中。这些手稿之间彼此矛盾、互相补充，构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文本"。

译本层面同样复杂。最早的拉丁文译本（1310—1320年间）面向的是传教士与宫廷读者；十四世纪中叶起，意大利文译本在佛罗伦萨与威尼斯广泛流传；1380年左右，第一个法语译本出现在巴黎宫廷；十五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加泰罗尼亚语与古卡斯蒂利亚语译本，后者直接为哥伦布的航行提供了文本依据。十五世纪末印刷术普及之后，仅1496年至1550年间，《行纪》便在威尼斯、米兰、安特卫普、里昂等地出现了至少四十余个印本，使用的语言涵盖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英语。每个版本都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带着本地读者的趣味与立场，对原作进行增删、调整与重组。

模仿与改写同样丰富。十四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北部出现了"波利安"（poliane）体裁——以《行纪》为模板的虚构东方游记，其代表如焦万尼·曼德维利的《世界游记》（1357）。这部书在十四至十五世纪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影响力远超《行纪》本身，是后世读者接触"亚洲"的主要媒介。曼德维利从未到过东方，他写的是一部"想象中的行纪"。但正是这种想象，与马可·波罗那些"未必亲眼所见"的记述一道，塑造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对东方世界的整体观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行纪》的命运。十六世纪开始，欧洲人在马六甲、孟加拉、广州建立起直接贸易，欧洲人对亚洲的认知不再依赖威尼斯商人的二手叙述。《行纪》并未因此被遗忘，反而获得了新的角色：它是"被超越的过去"的标本，是欧洲人用来衡量自身"现代性进步"的参照系。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伏尔泰，曾借《行纪》中的忽必烈形象讽刺欧洲君主；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中，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在《忽必烈汗》（1816）中，只用几行诗句便把一个帝国压缩成一座"颓败的宫殿"；同期的德语浪漫派，则把《行纪》中的元上都（Xanadu）转化为神秘主义的乌托邦。

每一次重读，都不是回到那个1298年的威尼斯战俘营，而是回到重读发生的那个当下。这就是"世界之书"的核心特征：它不是被消费的文本，而是被持续改写、被持续争论、被持续用来回答自己时代问题的文本。本书写作的当下——一个全球化遭遇严重挑战、东西方关系再度紧绷的时代——同样会在这部行纪的解读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重读的三重视野：叙事、考据与对话

面对这样一部文本，传统阅读方式已显得不够。十九世纪式的史料批评——追问"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虽然必要，却不能穷尽《行纪》的意义。同样，纯粹的文学鉴赏——把它当作一部优美的叙事作品来欣赏——也忽视了它所牵涉的真实历史与权力关系。本书主张采用三个互补的分析维度，分别对应三个学科传统。

第一个维度是文本生成（叙事学）。这一维度关注《行纪》是怎样被讲述的：谁是叙述者，声音如何分配给马可本人、鲁斯蒂谦诺、抄写者与翻译者；故事如何在"我亲眼所见"与"我听人所说"之间切换；行纪如何处理时间（二十四年的旅程必须压缩为线性叙事），如何处理空间（从威尼斯到黑海、波斯、印度、东南亚、中国，从草原到沙漠到海岸线），又如何处理那些完全无法亲眼见证的事物（地狱、神仙、奇异风俗）。叙事学关注的是"行纪如何成其为行纪"，亦即这种文类本身的形式规则与修辞策略。鲁斯蒂谦诺是法国亚瑟王传奇与意大利地方叙事的专业写手，他的介入痕迹散见于文本的夸饰、重复、程式化段落之中。马可的口语回忆与这位抄写者的文学训练，在文本深处形成了层叠的痕迹。

第二个维度是历史考据（文献学）。这一维度关注"行纪究竟写了什么"：我们今天读到的版本，是哪一个手稿家族？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那个不存在的"原始法语本"？地名、人名、物产如何与历史记录、考古证据、波斯文与汉文史料相互印证？自二十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开始，西方蒙元史学者便持续进行这种"地理考据"，他们确认了《行纪》中大都（Cambaluc）、杭州（Quinsai）、西安（Caracorum long？）、昆明（Cacanfu）等地名的真实指涉，但也指出了若干失实之处（如把成吉思汗之死错记为攻打"扬州"等）。这一维度的局限在于，它假设存在一个可以被还原的"原本事实"，而《行纪》恰恰是一部不断被重写、改写、误译的流动文本，所谓的"原本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学术的幻象。

第三个维度是文明对话（思想史）。这一维度把《行纪》放回到更大的思想史脉络之中：它如何参与塑造了"东方"概念？如何为后来的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又如何反过来被十八至二十世纪的东方学者、汉学家、殖民地官员所使用或批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1978）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再现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与殖民扩张、贸易利益、宗教想象紧密纠缠。《行纪》正是一部处于这种纠缠开端的文本。然而，把《行纪》简单化为"殖民话语的先声"同样失之粗暴——马可·波罗笔下的元朝中国，是一个由外来的蒙古统治者主导的多民族帝国，他所记述的"中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并不重合。本书主张在"批判"与"理解"之间保持张力：不把这部行纪当作真理，也不简单将其判为谎言，而是把它视作一个文明对话发生的具体场域。

```mermaid flowchart TD A["重读行纪的三重视野"] --> B["叙事学"] A --> D["文献学"] A --> F["思想史"] B --> B1["叙述者与声音"] B --> B2["故事层的层叠"] B --> B3["文类形式规则"] D --> D1["手稿谱系"] D --> D2["译者群体"] D --> D3["地名与物产考据"] F --> F1["东方概念的生成"] F --> F2["殖民话语的源头"] F --> F3["现代汉学的回响"] ```

这三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叙述学让我们看到《行纪》为何能被这样讲述；文献学让我们辨认哪些内容更可能是马可亲身经历，哪些可能来自传闻；思想史则把这些文本事实置入更宏观的话语结构之中加以考察。三者交叉之处，便是本书希望抵达的位置：一部具体的、可考据的、同时又不断在生产意义的文本。

从大都到杭州：两段原文的层叠阅读

为使上述方法论不流于抽象，本节选取《行纪》中两段常被读者讨论的段落进行比较阅读：一段描写大都（元代北京的蒙古名 Cambaluc）的宫殿，一段描写杭州（行纪中称之为 Quinsai，源自行在）的城郭。这两段之所以适合作为本章的引子案例，原因有二：其一，它们各自代表了《行纪》两种典型的描写模式——前者偏重权力空间的庄严叙述，后者偏重市民生活的繁复铺陈；其二，它们各自引发过大量文献学争议，让我们得以在具体文本中看见三个维度的交织。

先看大都一段。这段文字通常出现在《行纪》关于忽必烈汗的章节之中，行纪在描述大都城墙、城门、街道、护城河之后，将叙述推向宫城——这座宫城是行纪描述中尤为精细的部分：宫墙环列的格局、殿宇排列的次序、铺设的彩色琉璃瓦、内部绘制的龙凤与花卉图案、城中央人工湖与湖心宫殿、湖中金银制作的岛屿模型。整段描述以"世上无与伦比"或类似说法作结——这是行纪中频繁出现的修辞标记，提醒我们叙述者正在从"具体观察"过渡到"总体评价"。从叙事学角度看，这一段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权力空间展示"，其形式与当时欧洲宫廷叙事（如亚瑟王宫廷的描述）有明显的家族相似，可以推断出自鲁斯蒂谦诺的文学惯例。

从文献学角度看，这段描述的真实性大体可被证实——元大都的考古成果、宫殿遗址的发掘、琉璃瓦的出土，与《行纪》记载基本吻合；但具体的细节——例如行纪提到"湖中用金银制作的岛屿，可以被牵引至宫殿走廊"——更可能是基于阿拉伯地理书（如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二手转述，而非马可·波罗亲眼所见。从思想史角度看，这一段确立了一种延续数百年的"东方宫廷想象"——华美、奢靡、专制、专制者可以调动无限财富——这种想象后来在启蒙时代被伏尔泰等人借用，成为批判欧洲宫廷的镜像。

再看杭州一段。行纪描写杭州（Quinsai）的篇幅，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城市描述之一：行纪称它为"世界上最宏伟华美的城市"，又说城内桥梁之多超过威尼斯，街道宽阔铺石板，市场按十二种行业分门别类，浴室众多且卫生条件良好，女子装束考究，街市通宵灯火。一句话，整个城市像一个庞大的、运转良好的、装饰华美的有机体。整段描述的修辞策略明显不同于大都段：它不强调权力的中心，而是强调"市民生活的丰饶"——人、物、空间、声音、气味，构成一个几乎可以触摸的总体印象。

从叙事学角度看，杭州段落的叙述方式带有强烈的"百科全书式"罗列特征——这与十四世纪欧洲的"城市赞颂"（laus urbis）传统有直接联系，鲁斯蒂谦诺的文学训练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文献学角度看，这一段的可信度问题更为复杂：杭州在南宋亡国之后，人口与繁荣程度较十三世纪中叶有明显下降；行纪描述的那种"不夜城"景观，更像是对南宋杭州（行在）的回忆性书写，而非马可·波罗所目睹的元代杭州。晚近的汉学家（如美国学者牟复礼、德国学者舒尔滕）都倾向于认为，马可关于杭州的记述既包含他自己的观察，也大量融入了南宋遗民与蒙古官僚的二手叙述。

更重要的是思想史层面的对照。大都段建立的是"权力中心"的原型——这种原型后来发展为西方对东方君主的刻板印象；杭州段建立的则是"世俗繁华"的原型——江南、苏州、上海、广州这类城市的西方想象，几乎都以马可·波罗的 Quinsai 为起点。这两段加起来，构成了西方"中国想象"的两极：一端是帝国的辉煌与专制，一端是市民的富裕与享乐。这种二分法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他称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和二十世纪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他称中国是一个"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城市社会）。

把这两段放在一起阅读，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部简单的"游记"，而是两套并行的文本工程：其一借助具体的空间描写确立"东方"的地理轮廓，其二借助差异化的修辞确立"东方"的概念边界。这种文本生产工作，远远早于摄影术、远早于人类学田野调查，却已经为后续数百年西方对亚洲的再现奠定了基本的词汇表。

一本书的地图：全书的章节脉络

理解《行纪》的复杂性，需要长时间的工作。本书以十五章的篇幅，沿着三种维度展开对这部行纪的纵深考察。第一章是入口——也就是本章，正在读者面前展开；第二章转入手稿与版本谱系，详细勾勒那个"不存在的原本"如何衍化出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文本。第三章至第六章是叙事学集群：第三章讨论叙述者问题——马可·波罗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在文本中以何种声音发言；第四章讨论故事结构——二十四年的旅程如何被压缩进一本书的线性时间；第五章讨论行纪的文类家族——它与同时代的朝圣记、骑士传奇、地理志如何相互渗透；第六章讨论行纪中的"奇观"——奇珍异兽、奇异风俗、神怪传说如何在文本中取得其可信性。

第七章至第十章是文献学集群：第七章梳理《行纪》在欧洲诸语言中的翻译史；第八章考察行纪中地名与人名的考据学，重点是元代中国地理的部分；第九章是关于行纪中物产——盐、茶、丝、纸币——与蒙元史研究的互动；第十章则回到元朝史的内部，从马可·波罗的视角回看蒙古帝国，检验其叙述与波斯文、汉文史料的差异。

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是思想史集群：第十一章讨论"东方"概念在十三至十六世纪欧洲的生成，《行纪》在此扮演的角色；第十二章考察十七至十九世纪欧洲汉学兴起之后，《行纪》被"经典化"的过程——它如何从一部"旅行报告"变成一部"史料"，又从"史料"变成"文学经典"；第十三章则回看二十世纪以来《行纪》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命运，包括赛义德式的批判与新汉学家的回应。

第十四章是一个特殊章节，专门讨论行纪在中国——明清传教士对它的转译、近代日本学者（如桑原骘藏、青山公亮）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之后中国学界（从冯承钧、伯希和到今天的蒙元史学者）如何面对这部"他者书写的中国"。第十五章是全书的结论，但不是封闭式的结论——它提出一些尚未解决、可能在未来被持续争论的问题。

这十五章的安排，并不意味着读者必须按顺序读完。三种维度虽各有侧重，但任何一章都同时涉及叙事、考据、对话三个层面。本书的真正目标，是让读者无论从哪一章进入，都能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框架，并能够带着这个框架回头重读原典。一部七百年前的行纪，本就没有所谓的"正确打开方式"——所有打开方式，都必然带有打开者自己的时代印记。

本章小结

重读《行纪》的合法性，来自这部文本本身所具备的未完成性。它不是一部定稿的史料，不是一部完整的自传，也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它是一部由多语种手稿、多层声音、多种文化记忆共同构成的开放文本。本章提出，本书将沿着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叙事学维度关注它如何成文，文献学维度关注它写了什么，思想史维度关注它在世界想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三种维度不是互斥的分工，而是同一阅读行为的不同切面。大都与杭州两段原文的比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多维阅读的可能性——也向我们展示了，为何这部行纪能够在七个世纪之后，依然保持着它被追问的资格。

下一章，我们将从文本整体下沉到文本的物理载体——手稿。本书将考察那个"原本"如何在流传过程中分支、增删、错译、重组，从而形成今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上百种版本。这是一场关于文本的物质史考察，也是重读《行纪》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