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读斯坦因

在 2026 年打开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原名 Serindia，五卷本，1921 年牛津 Clarendon Press 初版），对一个受过敦煌学训练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件有点奇怪的事。这套书合计近两千页，初版在伦敦旧书店的标价足够让资深研究员犹豫片刻；地图上的等高线来自英属印度测量局的旧版式，章节编号用的是他自己在牛津受训时养成的那一套。凭什么这样一本书，还要求今天的读者花几十个小时从头到尾读完？

答案不是"因为它是经典"。被反复引用而未必被反复阅读的"经典"，图书馆里有的是。答案也不是"因为敦煌热"。敦煌热的泡沫成分几乎和它的持续时间一样多，今天的丝绸之路读物里，斯坦因的名字更多是被当作一个符号——"那个从王道士手里取走经卷的英国人"——来使用，而他所写的两万多页报告本身反而少有人翻。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三个：斯坦因这本书里塞进去的东西，在一百年后是否仍然无法替代？他写这本书的方式，是否仍然构成某种写作训练的范本？他在写作时所处的语境，是否仍然能为今天的知识史研究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三个问题的共同点是：都需要把书真正拿起来，而不是只听别人的转述。

史料层：那些被带走又被时间锁住的东西

先把硬的部分摆出来。

斯坦因在 1900—1901、1906—1908、1913—1916 三次中亚考察中，走过了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北缘的几乎所有重要遗址群，从喀什到和田，从尼雅（Niyā）到楼兰（Loulan），从米兰（Miran）到敦煌藏经洞。三次考察的随行配置在那个时代是顶配：印度测量局的测绘军官（其中最有名的是 1906 年那次陪斯坦因穿越塔克拉玛干进入尼雅的 Ram Singh），旁遮普工兵负责营地工程和测量制图，克什米尔脚夫负责驮运，后勤挂靠英属印度政府财政预算和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的资助。这套配置让斯坦因能在荒漠里维持一年以上的连续作业，同时带回成系统的测绘、摄影和编号。

这套作业的直接产物，今天分散在四个机构：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中亚文物（壁画残片、木雕、丝织品为主），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斯坦因文书与档案（这是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 IDP）数据库的主要数字化对象），德里国立博物馆的壁画与雕塑，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的辅件和金属件。一个具体的例子：1907 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取走的写本，根据 IDP 公布的清单，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与中国学者公布的汉文录文完成逐件比对。换句话说，斯坦因带走的不仅是文物，还包括他自己的描述和编号，而世界上没有第二套这样的描述。

这就引出史料层最关键的一点：很多遗址的原始层位记录，在他之后再没有被完整复核过。

原因是结构性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在西北的考察条件不允许逐点复核斯坦因的剖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次区域调查，有中国考古学家的现场记录，但工作重心是寻找新材料，不是回到斯坦因的剖面逐一对照；1980 年代以后中日联合考察尼雅遗址（1988—1997 年间的若干次），2000 年以后楼兰古城的新一轮调查，集中在斯坦因也感兴趣的少数点上，而他在 Dandan-uiliq（丹丹乌里克）、Endere（安迪尔）、Miran（米兰）、Mazar Tagh（麻扎塔格）等地留下的剖面笔记，复核工作至今仍是断断续续。

这意味着斯坦因写在《西域考古记》里的现场素描、剖面图、器物编号、陶器纹样摹本，相对于那些后来才被确认归属又被锁在库房里的文物，本身就是第一手材料。读他的书，等于读一份很可能没有人能再做的田野笔记。

对研究汉代西域、贵霜东扩、嚈哒（Hephthalite）时期于阗、唐代安西都护府体系、回鹘西迁中亚这些议题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关键。中国学者能直接调阅的，是斯坦因带走的文物中已经出版的图录，而他现场看到、写下、却被带不走的那些东西，就只剩下《西域考古记》这一份。

这是史料层的不可替代性。它不是因为斯坦因特别诚实，也不是因为他的同事特别专业，而是因为历史条件已经把后来的复核成本抬到了大多数人无法独立承担的高度。

叙事层：怎么写一个被风沙吃掉的古城

史料之外，《西域考古记》在写法上有另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它是考古报告，但它的英文不是干巴巴的报告英文。翻开第一卷描述他第一次到和田（书中写作 Khotan）的章节，读者会看到类似的节奏：先交代地理坐标，再铺一段景色描写，再进入遗址定位，再做编号说明，再做初步判断。这种节奏感让他能在同一种文本里既满足测绘学家的需要，又让普通读者跟着他的脚步走进沙丘。

这不是偶然的写作风格，而是维多利亚晚期到爱德华时代英国中亚探险书写的标准配置。斯坦因的同代人里，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走的是更靠近英雄叙事的路子，他的回忆录充满了"我独自面对沙海的孤寂"这种第一人称冒险式语调；法国的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走的是更冷峻的学者路子，他后来陆续整理出版的西域笔记几乎不带任何情绪修饰；俄国的奥登堡（S. F. Oldenburg）留下的考察笔记更接近原始档案，几乎没有后期编辑的痕迹。斯坦因的位置在这几极之间，用学术报告的克制兜住铺陈，用铺陈让学术报告变得可读。

对今天的中文写作者来说，这套笔法的训练价值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关于"描述"这个动作的纪律。一座被风沙吃掉的古城，写作者面临的选择是：用"残破"两个字打发过去，还是把残破分成土坯的酥解程度、墙体的倾斜方向、墙根的掏蚀深度、陶片散布的范围、可能的用途判断，一层层说清楚。斯坦因的段落几乎总是把后者做透。他写 Dandan-uiliq 佛寺北壁的彩绘脱落情况，会先说明"颜料层在日晒和风蚀的双重作用下已经剥落约三分之一，露出底层的草拌泥"，再补充一句"剥落范围与墙面正对风口的位置一致"。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作用是让读者即便不到现场，也能在脑子里建立这面墙的状态模型。这是描述功夫的内核。

第二个地方是关于"修辞"的克制。斯坦因不是不修辞，他非常修辞。他写到一处遗址前的沙丘时，会用"如同凝固的海浪"这样的明喻；他写到一只在废墟里找到的木雕时，会用"似乎还有匠人的指纹印在表面"。但他的修辞从不越界到给遗址加上不属于它的故事。换句话说，他描述的对象始终是物的状态、空间的关系、时间的痕迹，而不是文人式的怀古。这种克制是训练出来的，也是可以学的。

中文写作者要做的工作，是把这种克制翻译过来，同时警惕一种常见的偏差：把斯坦因的克制当成另一种修辞，然后再包装成"中国式的朴素"。那不是朴素，那是另一种装饰。真正学到的是他描述对象的层级感：先物理状态，再空间关系，再时间痕迹，最后才到判断。这套层级一旦乱了，文字就变成散文而非报告。

问题层：英属印度的"科学"不是中性的

史料和叙事之外，《西域考古记》在第三个层面是不可回避的样本。

他 1913—1916 年第三次考察的随行人员里，有印度测量局的测绘军官、有旁遮普工兵、有克什米尔脚夫，背后是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伦敦印度事务部的事前批准、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名义支持和道义背书。这意味着他做"科学考察"这件事，从来就不是在中性空间里完成的。他的"科学"在制度上有清晰的归属。

具体到一个例子：他在第三次考察里把藏经洞遗书的挑选标准，由印度事务部官员会同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保管人共同议定。这套标准表面上是为了"最有学术价值者优先"，但实际操作里，"最便于运输"、"最不与中国本地学者竞争"、"最符合博物馆现有馆藏空缺"这些考量从未缺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第一卷第二章解释选择标准时，只用了大约六页篇幅讲学术理由，余下的逻辑都散落在脚注和后续通信里，而这些脚注和通信直到 IDP 公开了完整的内部通信后才被研究者充分注意到。

这就是本书在知识史研究里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天才之作，而是英帝国中亚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高密度样本。读它的时候，必须同时问两个问题：他写下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省略了什么。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具体。中国学者过去常常只问前者：斯坦因看见了什么、记录了什么、带回了什么？这种读法让《西域考古记》变成一份英文学术资料汇编。但从 1990 年代开始，特别是后殖民知识史的视角被引入敦煌学讨论之后，后者变得越来越重要。他没写什么？他在哪些地方用了"无人地带"、"无人认领"、"古代沉寂之地"这样的措辞？这些措辞在为谁的叙述服务？

以斯坦因描述他在尼雅遗址发现"一座被沙埋的城镇"为例，他在报告里使用了"now wholly abandoned to the desert"这样的表述。这句话字面上看是中性的地理描述，但放在 1900—1901 年英俄在中亚进行"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背景下，它的潜台词是：这片土地没有可主张的主权，因此也就没有争议。这是为后续的"考古主权"叙述做的铺垫。中国学者在 1930 年代读这句话，多半不会问这层潜台词，今天的读者再读，就需要问。

王国维 1925 年前后给斯坦因西域著作的中文译本写的序言里，也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问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斯坦因的记录能否与中国正史对照、能否补苴史缺。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学者最自然的读法，也是接受《西域考古记》的标准姿态。

王国维的读法没有错。它的局限性在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他默认斯坦因的工作是中性的科学，他只需要把它"用"起来。一百年后我们再读，需要叠加第三层读法，即把斯坦因的工作当作一种被制度、政治、预算、命名权所塑造的产物来读。

王国维之后：一份未完成的接受史

王国维 1925 年前后所写的序言，是《西域考古记》进入中国学术语境的标志性事件。但序言背后还有几件事一并发生，值得一并记下。

首先是翻译者。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是向达，不是王国维，也不是罗振玉。向达在 1930 年代赴英伦期间，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系统抄录斯坦因档案的缩微胶卷带回中国，让中国学者第一次不必通过伦敦中转就能查阅斯坦因的原始记录。这个翻译和抄录的工作，其重要性一直被低估，它实际上是中国敦煌学从转述走向一手研究的转折点。后来在战争条件下，承担向达未竟事业的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几个小组，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依然保持了斯坦因档案的抄录工作。

向达之后的几代中国学者，工作模式大体是：用斯坦因的英文报告对照中国正史和敦煌文书，做辑佚、补史、考订。这是"用斯坦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好处是产出丰富，坏处是把斯坦因本人当成了透明的工具，既然他记录的都是客观事实，那就不需要再讨论他记录的方式。

转折点出现在 1990 年代，几个标志性事件可以列出：1994 年大英图书馆正式启动 IDP，斯坦因文书开始系统数字化；中国学界在世纪之交开始正面讨论"敦煌学中的话语权"问题；2000 年以后中国和英国、法国、俄罗斯的跨国档案协作逐步推进。这些事情叠在一起，让"重读斯坦因"第一次具有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2014 年前后，IDP 与敦煌研究院达成协议，斯坦因拍摄的全部敦煌藏经洞外景与壁画照片，分批在线公开。这批照片本身已经很有价值，但更关键的是配套公开了斯坦因的田野日志：他每天记的简报、给测量员的口述记录、给博物馆的器物编号草表。这些材料的数字化让"重读"不再是坐在书斋里翻 1921 年的五卷本，而是可以对照数字化后的同批记录，检查他在正式报告里写了什么、删了什么、改了什么。

举个具体的例子。斯坦因在 1907 年 3 月的一次日记里提到，他在 Khotan 以南某个沙丘下发现的一组陶器，回大本营整理编号时发现其中三件带铭文，铭文为婆罗谜字体。他在正式报告里把它们描述为"可能是商业文书"，但日记里写的是"更可能是借贷或地契"。这两个描述背后的差别，是后来经济史研究者花了十几年才挑出来讨论的，而这种挑拣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日记公开了。

这就是王国维之后接受史的真实进度：不是中文译本越来越新，而是数字化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能比 1930 年代的中国学者更接近斯坦因工作的现场。从 1994 年 IDP 启动到今天，三十多年过去了，公开的材料已经覆盖了斯坦因主要文书、摄影、田野日志的大部分，但完整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今天怎么读：一份预备清单

把这些放在一起，重读《西域考古记》就有了具体的操作内容。

版本选择上，英文方面 1921 年牛津 Clarendon Press 初版是首选，但 1981 年新德里重印本和 2000 年以后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几种电子版都更易得，研究用应优先考虑印本对勘。中译方面，向达译本 1936 年由中华书局初版，目前有多家出版社重印，但 1980 年代以后的重印本大多经过校订，与原译本在若干地名、人名、术语上略有出入，研究使用应当保留原译本作为底本。

地图是必备工具。斯坦因本人在五卷本里附了大幅测绘图，但那些图是按他的行进路线画的，对不熟悉塔里木盆地的读者不友好。一份当代的塔里木盆地交通图集，最好能覆盖到县级公路，可以大幅降低理解成本。中文版有几种丝绸之路综合地图集可以选用，英文版则有 de Blij 与 Muller 的中亚地理参考值得放在手边。

年表方面，斯坦因本人的年表分散在几本著作之中，包括 1903 年的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1912 年的 Ruins of Desert Cathay、1921 年的 Serindia、1928 年的 Innermost Asia、1933 年的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时间跨度极大。给中文学界用的年表，可以参考贾应逸、向达、王冀青等的相关编年。IDP 网站上近年公布的斯坦因日记电子版自带时间戳，可以作为辅助核对。

最后是要有几份关键二手研究。英文方面有两本不能跳过：一是 1990 年代末出版的关于斯坦因敦煌遗书整理过程的报告（讨论了 IDP 早期阶段的具体进展），二是 2000 年代中期出版的关于斯坦因档案在大英图书馆物理存放与数字化进度的专著（涉及不同门类的开放时间表）。中文方面，王冀青关于斯坦因档案的研究、向达自己的若干篇序跋、荣新江关于汉代西域的多卷本著作，都可以放在案头。

读法上有四种姿态可以选择。把它当史料读，意味着侧重他的编号、剖面、器物描述，对照 IDP 数据库逐条核对他的原始记录；把它当叙事读，意味着侧重他的章节安排、描写节奏、修辞选择，把它当作 20 世纪初英国探险文学的一个范本分析；把它当意识形态文本读，意味着侧重他的措辞、他的省略、他的制度位置，把他放在英帝国中亚知识生产的框架里读；三种兼读，则意味着每一个章节都问一遍：他在写什么、他在怎么写、他在为什么而写。

后一种读法最累，但只有这种读法能让一本写于 1921 年的书在 2026 年仍然成为一本"新书"。所谓"新"，不是说他写的内容是新的，而是说他写作时所处的那个知识生产体系，第一次以完整的方式向今天的读者敞开。今天读者手里的工具，比 1925 年的王国维多得多，我们有 IDP 的全文检索，有俄罗斯圣彼得堡分馆奥登堡档案的对照，有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档案的影像，有敦煌研究院与英方合作的电子化成果，但这些工具不会自动变成理解。它们只在读者带着明确读法去翻那本 1921 年的五卷本时，才真的发挥作用。

本章小结

本章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本百年前的英文考古报告，今天为什么值得重读。

回答分三层。史料层是因为斯坦因带走的文物分散在四个机构，而他留下的现场记录因为时过境迁已经不可能被完整复核，这让《西域考古记》本身就是一份不可替代的第一手材料。叙事层是因为他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晚期英国中亚探险书写的标准范本，描述的克制与铺陈的节制都是可以学的写作技术。问题层是因为他工作的制度环境是英帝国中亚知识生产体系，他的"科学"不是中性的，今天读他必须同时处理他写下与他省略的部分。

王国维 1925 年前后的序言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学者最自然的读法，把斯坦因当作可用的工具。向达的翻译与抄录让中国学者第一次有机会直接接触第一手材料。1990 年代以后 IDP 等数字化项目，则让"重读"具备了新的现实条件。

把这三层叠在一起，重读斯坦因就不是怀古，也不是表态，而是一种具体的、有方法、有步骤的工作。本章末尾给出的版本、地图、年表、二手研究清单，是这种工作的起点。

下一章要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是被怎样的训练和环境塑造出来的？这要从斯坦因的匈牙利少年时代、牛津与伦敦的双重教育、英属印度的实际工作经验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