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斯特劳森：一位爱思考的哲学家

认识斯特劳森：一位爱思考的哲学家

为什么有些东西是特殊的，而有些东西是共同的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当你观察周围的世界时，你会发现每一朵花、每一张面孔、每一个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特殊的；同时，你又会发现花都有花瓣、面孔都有五官、时刻都在流逝——这是共同的。特殊与共同之间的这种张力，正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P.F.斯特劳森毕生探索的核心问题。

要理解斯特劳森的哲学，我们首先需要认识这位哲学家本人。他是怎样走上哲学道路的？他的学术经历如何塑造了他的思想？他的代表作《个体》为什么在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为我们理解他的形而上学思想奠定必要的背景知识。

斯特劳森的生平与学术背景

皮科克·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Percy Freke Strawson，常被简称为P.F.斯特劳森）于1919年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与许多从小就显露出哲学天赋的哲学家不同，斯特劳森的早年生活并没有明显的“哲学印记”。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家庭环境重视教育但并不富裕。这种朴素的成长背景，反而让斯特劳森养成了务实、严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后来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哲学风格中。

斯特劳森的求学生涯开始于二战期间。1940年，21岁的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战火纷飞，英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然而，正是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年轻的斯特劳森开始接触到一个影响他终生的学术传统——分析哲学。20世纪初，由伯特兰·罗素和G.E.摩尔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强调通过精确的语言分析来澄清哲学问题。这一传统后来成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之一，而斯特劳森将成为这一传统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牛津期间，斯特劳森师从多位杰出的哲学家，包括H.H.普赖斯和J.L.奥斯汀。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分析方法对斯特劳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斯汀主张，哲学问题往往源于对日常语言的误解，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如何使用词语，可以澄清许多看似深奥的哲学问题。这种关注日常语言和日常思维的方法，后来成为斯特劳森哲学的显著特征。

1947年，斯特劳森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此后的学术生涯几乎全部在牛津大学度过。他从讲师做起，一步一步晋升，1973年成为Wayneflete形而上学教授，这是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哲学教席之一。在此期间，斯特劳森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国际知名哲学家。1988年退休后，他仍然笔耕不辍，继续思考和写作，直到2006年以86岁高龄辞世。

理解斯特劳森的生平，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这位以研究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著称的哲学家，同时非常重视日常经验和日常语言。这一看似矛盾的特征，实际上有着深层的统一性。斯特劳森始终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是从书本中产生的，而是从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思考中产生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创造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而是帮助我们澄清和理解我们已有的概念体系。这种植根于日常经验的哲学取向，与他的成长背景和学术训练都有密切关系。

20世纪英国哲学的发展脉络

要理解斯特劳森的哲学贡献，我们需要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20世纪英国哲学的发展。斯特劳森并非在学术真空中进行思考，他的思想既继承了前辈哲学家的遗产，又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了解这段哲学史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斯特劳森在其中的位置。

20世纪英国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分析哲学的兴起，以罗素和摩尔在1900年代的工作为标志。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致力于反对19世纪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认为哲学应当采用分析方法而非辩证综合方法。摩尔尤其强调日常直觉的重要性，认为当我们审视自己的日常信念时，可以发现许多自明的真理。这一思想后来被斯特劳森发展为对描述形而上学的倡导。

第二阶段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兴盛，时间大约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J.L.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奥斯汀在牛津大学发展出一套精细的语言分析方法，强调语言的实际使用而非抽象的逻辑结构；维特根斯坦则在剑桥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理论，认为词语的意义在于其在生活形式中的使用。这两位哲学家对斯特劳森的影响都极为深远——他继承了奥斯汀对日常语言的关注，同时也深入思考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

第三阶段是斯特劳森开创的描述形而上学时期，这可以从1959年《个体》一书的出版算起。在这个阶段，斯特劳森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逻辑严谨性，又保留了日常语言学派对日常经验的尊重。他提出了一种既非纯粹的逻辑分析、也非纯粹的日常语言分析的新进路——描述形而上学。这种进路试图在保持与日常思维密切联系的同时，对我们的概念结构进行系统的、哲学性的澄清。

在这三个阶段中，斯特劳森扮演着一种桥梁的角色。他连接了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传统与日常语言学派的经验传统，同时也为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提供了思考的出发点。他的学生之一、另一位重要哲学家大卫·刘易斯曾评价说，斯特劳森的哲学既有分析的精确性，又有大陆哲学的思想深度——这正是在两种传统之间的平衡所产生的结果。

理解这段历史脉络，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哲学背景：20世纪英国哲学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形式化进路与日常化进路之间的张力。形式化进路追求用逻辑和数学来表达和分析哲学问题，代表人物如罗素和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日常化进路则强调回到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代表人物如奥斯汀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斯特劳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是简单地选择其中一方，也不是简单地调和两方，而是发展出一种新的可能性：用描述形而上学的方法，在日常经验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这种进路后来成为20世纪后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方向之一。

《个体》一书的写作背景与学术地位

在斯特劳森的学术生涯中，1959年出版的《个体：论描述形而上学》无疑是一座里程碑。这本书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他作为哲学家的身份。要理解这本书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考察它产生的学术背景以及它在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个体》的写作并非偶然。在1950年代，斯特劳森已经在牛津大学任教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和教学经验。在此期间，他深入思考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关于世界的最基本概念是什么？这些概念之间有怎样的结构关系？ 当时的哲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以蒯因为代表的本体论虚无主义，否认存在任何稳定的本体论结构；另一种是以某些形式逻辑学家为代表的过度形式化倾向，用抽象的逻辑系统代替对日常概念的认真对待。斯特劳森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忽视了日常概念系统所具有的深层结构。他的《个体》正是要揭示这种结构。

《个体》的核心论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斯特劳森认为我们的日常概念系统包含两种最基本的存在类别：殊相（particulars）和共相（universals）。殊相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存在的个别事物，比如“这张桌子”、“我的父亲”、“2000年1月1日中午”；共相则是可以在多个殊相中共同出现的东西，比如“红色”、“善良”、“比……大”。这两种类别的区分，是我们概念系统的基础。

其次，斯特劳森论证了一个重要观点：殊相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地位。这意味着，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是首先识别殊相，然后在殊相的基础上把握共相。为什么殊相具有这种优先地位？因为殊相是我们在时空框架中直接经验的直接对象，而共相则是通过殊相的比较和抽象才能被认识的。例如，我们首先看到“这朵红色的花”，然后通过比较不同的红色事物，才能抽象出“红色”这个共相。

最后，斯特劳森提出了一个关于物质物体的特殊地位的有趣论证。他认为，在我们的殊相概念中，物质物体具有特殊的基础地位。我们关于时间、空间、甚至自我的概念，都是通过物质物体的概念来获得具体内容的。时间通过物质物体的变化来度量，空间通过物质物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自我则通过与物质物体（特别是身体）的关联来确认。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主张，它意味着即使是最抽象的概念，也有其日常经验的根基。

《个体》出版后，在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书不仅为斯特劳森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描述形而上学。此后，许多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日常概念系统的结构问题，不再将其视为需要克服的“偏见”，而是视为值得严肃研究的哲学对象。这种研究进路至今仍在哲学中保持着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学术地位还体现在它培养了一整代哲学家的成长。这本书不仅是斯特劳森的代表作，也成为牛津大学和其他英语国家大学哲学系的必读经典。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斯特劳森本人的工作范围，渗透到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甚至科学哲学的许多讨论中。可以说，不了解《个体》的基本思想，就很难完整地理解20世纪后半叶英美哲学的发展轨迹。

描述形而上学与修正形而上学的区分

《个体》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系统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研究进路：描述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和修正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这个区分对于理解斯特劳森的哲学方法论至关重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价不同哲学项目的标准。

描述形而上学的目標是描述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即我们实际上如何思考世界。斯特劳森认为，我们现有的概念系统是在长期的人类实践中形成的，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描述形而上学的任务不是去发明新的概念体系，也不是去批判我们现有的概念，而是去精确地刻画和分析这些概念的实际逻辑。例如，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红色的苹果”时，描述形而上学关心的是我们使用“红色的”和“苹果”这些概念时实际上预设了什么——它预设了存在个别的事物，存在性质（如红色），以及这些性质与事物的归属关系。

相比之下，修正形而上学的目標是提出更好的概念体系来代替我们现有的概念。这种进路认为，我们日常的概念系统充满偏见和错误，需要被根本性地改造。修正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包括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日常事物是理念的不完美摹本）、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将心灵和身体视为根本不同的实体）、甚至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感性的形式）。这些理论都试图用一套更“正确”或更“深刻”的概念来取代日常概念。

斯特劳森明确表示，他的《个体》采用的是描述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并不试图证明我们关于殊相和共相的区分是唯一正确的本体论结构，也不试图用逻辑构造来取代日常对象。他只是试图展示，我们现有的概念系统具有怎样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结构。这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概念保守主义——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是对日常概念系统的尊重和审慎态度。

理解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把握斯特劳森哲学的独特气质。与许多哲学家不同，斯特劳森对日常思维抱有深深的敬意。他认为，日常概念系统不是需要被超越的低级认识阶段，而是人类理智长期演化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洞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常概念系统是完美无缺的——斯特劳森承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修正我们的概念。但他同时强调，这种修正必须是审慎的、有充分理由的，而不是出于对日常思维的轻视。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区分，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的例子来类比。假设我们研究“法律”这个概念。描述形而上学的工作是分析我们实际使用的法律概念：它包含哪些要素？这些要素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用“法律”这个词时预设了什么？修正形而上学的工作则是提出一套新的法律概念：也许我们应当废除私有财产法，也许我们应当用“行为指引”取代“法律”这样的概念。描述形而上学关注的是我们实际上如何思考，修正形而上学关注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斯特劳森的立场是，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实际上如何思考，然后才谈得上判断这种思考方式是否需要修正。

这个区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含义。描述形而上学要求哲学家具备一种特殊的谦虚：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用新的概念体系来规定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他们更像是耐心的观察者和分析师，记录和分析我们概念系统中的实际结构。这种谦虚态度，既是斯特劳森哲学的特点，也是它的一个重要优点。它使得哲学思考变得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常识直觉，而不是成为一个与日常经验完全脱节的抽象游戏。

哲学思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斯特劳森的哲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哲学思考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哲学这门学科的本质特征。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把握为什么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如此关注我们日常概念的结构。

哲学问题从何而来？许多初学者可能认为，哲学问题来自书本——通过阅读康德或海德格尔的著作，我们学会提出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斯特劳森告诉我们，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书本中的哲学问题，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某些哲学直觉——关于存在、关于知识、关于善的直觉。没有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直觉，我们就无法理解哲学家的论证，更不用说评判这些论证。书本的作用是唤醒和澄清我们已有的直觉，而不是凭空创造新的问题。

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你思考“太阳明天还会升起吗”这个问题时，你实际上已经预设了许多深刻的哲学概念：未来、可能性、因果规律、物质对象的持续存在。没有这些概念，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当你思考“我是否能认识他人的心灵”时，你也预设了关于自我、他人、心灵与身体等等的概念。这些概念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会了区分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状态，我们通过照料自己的身体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斯特劳森强调，这种日常概念的使用并不是盲目的或毫无根据的。相反，我们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漫长的人类实践中经历了无数次检验和修正。那些不符合世界实际结构的概念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能够有效指导行动的概念则保留下来。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日常概念系统在基本层面是可靠的——它们捕捉到了世界的某些真实特征。

这种对日常思维的尊重，使得斯特劳森的哲学具有一种独特的亲和力。即使是那些对哲学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也能从他的论证中找到共鸣。当他说殊相具有本体论优先地位时，我们可以联系自己的经验：我们总是先遇到个别的事物，然后才学会分类和概括。当他说物质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扮演基础角色时，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日常观念：我们确实倾向于用物体及其位置来理解时间和空间。这种共鸣不是修辞技巧的结果，而是因为斯特劳森的哲学真正植根于日常经验。

当然，哲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责任：哲学论证必须能够经受日常经验的检验。那些与日常直觉完全冲突的哲学理论，往往需要更加充分的论证才能被接受。斯特劳森本人也承认，某些哲学结论确实与日常直觉相悖，但他同时认为，这种冲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哲学问题。它可能表明我们的日常直觉确实存在缺陷，也可能表明我们的哲学论证存在错误。无论是哪种情况，哲学家都需要耐心地追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简单地断言日常直觉或哲学论证的权威性。

斯特劳森对日常思维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作为哲学教师的一种智慧。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发现那些最好的哲学讨论往往来自于学生对日常问题的反思，而不是对抽象理论的机械记忆。他鼓励学生从自己最熟悉的经验出发，去追问那些看似简单却实际上极为深刻的问题：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因果关系？这些追问的力量不在于它们的答案，而在于它们迫使我们审视自己最习以为常的观念，发现其中隐藏的复杂性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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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的讨论，我们对斯特劳森这位哲学家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们了解到，他于191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学术生涯。他继承和发展了分析哲学的传统，同时又融合了日常语言学派的某些关切，最终开创了描述形而上学这一新的哲学方向。他的代表作《个体》系统地论述了殊相与共相的区分，并论证了殊相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的基础地位。他还明确区分了描述形而上学和修正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表明自己的目标是描述而非修正我们实际的概念结构。

斯特劳森哲学最核心的特征，也许是他对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的尊重。他不认为日常概念是需要被超越的低级认识阶段，而是将其视为值得认真研究的哲学对象。这种立场使得他的哲学既具有学术严谨性，又具有贴近人心的亲和力。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正式进入斯特劳森形而上学的核心议题：殊相与共相的区别。我们将详细探讨什么是殊相、什么是共相，这两类存在之间有什么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有何重要意义。这个问题不仅是《个体》一书的中心论题，也是理解斯特劳森整个哲学体系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