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坦莱的时代

第1章：温斯坦莱的时代

理解掘地派运动的兴起，关键在于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复杂的问题：1640年代的英格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敢于公然占据公有土地、宣布建立“真正的自由共和国”，并由此引发英国革命期间最激进的土地实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视线从温斯坦莱个人的思想光芒移开，转而审视催生这种思想的土壤——土地关系的深层变革、政治格局的剧烈重组，以及一个处死国王之后出现的短暂而珍贵的政治真空。本章将依次考察这三个维度的历史条件：圈地运动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了英国乡村的经济结构；1640年代革命政治如何撕裂了旧的等级秩序；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的处决如何在瞬间打开了变革的闸门。正是这三个历史进程的交汇，才使得温斯坦莱的激进方案从书斋走入田野，从少数人的信仰变成一场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与土地商品化的历史进程

要理解掘地派运动，首先必须理解17世纪英国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圈地运动（Enclosure）并非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数百年、跨越多个阶段的漫长过程。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把握一个核心事实：土地从一种共同体共享的生存资源，逐渐被转化为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而这一转化过程，正是温斯坦莱所谓“压迫的根源”最直接的物质表现。

英国中世纪的敞田制度（Open Field System）是一种看似原始、实则精密的共同体经济安排。在这一制度下，村庄的耕地被划分为若干大块条田（strip），每个农户依据其在村庄中的份地权利，获得散布于不同条田中的小块土地。收获之后，耕地重新变为公共牧场，所有村民的牲畜都可以进入觅食。这种制度并非出于效率考量，而是共同体成员彼此依赖、共同应对生存风险的产物。公有土地（common）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村庄的荒地、林地、沼泽为没有或缺少份地的农户提供了放牧、采集燃料、捕鱼的基础。正是在这些公有土地上，村庄中最贫穷的成员得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圈地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将这种集体性的土地安排打碎，将条田合并为整齐的围栏，将公有土地划归私人所有。圈地的直接后果是毁灭性的：原本依赖公有土地的农村贫民——雇农、日工、小农户——骤然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托。他们既无法负担购买或租佂圈围后土地的费用，又失去了在公有土地上放牧、采集的权利，一夜之间沦为“被剥夺者”。历史学家研究表明，仅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的圈地浪潮中，英格兰中部和东部的多个郡份中，村庄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农户完全失去了土地或份地缩减至无法维持家庭生计的程度。

理解圈地运动，不能将其简化为单纯的农业技术革新。圈地之所以在16至17世纪加速推进，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商品化逻辑已经渗透到英国经济的每一个毛孔。毛纺织业的发展带来了对羊毛的持续需求，圈围公有土地改作牧场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伦敦城市的扩张推高了地价，拥有大片土地的乡绅和约曼农（yeoman）意识到，将土地整合、改良、用于市场出售或出租，比维持旧的共同体安排能获取更多利润。更有甚者，议会圈地（Parliamentary Enclosure）自18世纪大规模兴起之前，圈地主要通过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私下协议完成，这种协议往往绕开甚至直接损害普通村民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圈地运动的影响并非均匀分布于英格兰全境。伦敦周边、英格兰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冲击最为严重，而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农业区则相对较少经历圈地。然而，正是在那些圈地浪潮最猛烈的地区——沃里克郡、莱斯特郡、北安普顿郡——我们发现了掘地派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温斯坦莱本人来自萨里郡的班斯特德地区，这里虽然不是圈地最密集的区域，但伦敦城的扩张压力已经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土地关系。当温斯坦莱在1640年代末转向激进的土地主张时，他并非在抽象地反对一种理论上的不公正，而是在回应他所目睹的、耳闻的、与他的出身背景密切相关的真实剥夺。

圈地运动对英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经济史叙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当土地成为商品，当公有土地被圈占，当世代耕种同一块土地的农户被赶出家园，农村社区中那种基于习惯和共同体纽带的稳定秩序便从根本上瓦解了。旧的等级制度——地主、乡绅、约曼农、茅舍农、雇农——虽然名称未变，但各等级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赤裸裸的市场逻辑重新定义。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据历史学家统计，1600年前后，英格兰约一半的可耕地在法律意义上属于只有人口5%的乡绅阶层；到1700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这种集中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被“解放”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少数土地所有者手中积聚了大量土地，使得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乡村秩序。

理解温斯坦莱的思想，必须将这种土地商品化的进程置于核心位置。温斯坦莱在《自由法》等著作中反复论证的核心命题——土地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被少数人垄断是对自然法则的根本违反——正是在回应圈地运动带来的切肤之痛。他写道，那些圈占公有土地的人“从邻人手中夺走了面包”，使他们沦为不得不向昔日邻居乞讨工作的流浪者。温斯坦莱的愤怒不是抽象的道德义愤，而是一个曾经的雇农、一个见证了故乡土地被蚕食的人，对剥夺他的人们发出的直接控诉。

1640年代英国革命的政治格局与派系分化

如果说圈地运动为掘地派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么1640年代英国革命的政治格局则为这一激进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空间。要理解这种“空间”如何形成，必须首先厘清英国革命中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

1642年开始的英国内战，并非简单的“议会派对抗王党”的二元对立。实际上，议会阵营内部存在着深刻的裂缝，正是这些裂缝为各种激进政治主张的涌现提供了可能性。议会阵营的主要力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派系：长老派（Presbyterians）、独立派（Independents）和平等派（Levellers）。长老派主要代表大商人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在英国建立类似苏格兰教会的长老会制度，同时保留君主制但限制王权；独立派代表中小乡绅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宗教宽容和政治多元，对君主制的态度更为灵活；平等派则代表城乡小资产者和自耕农的利益，要求扩大选举权、废除王权、建立共和制度，其政治主张比前两派激进得多。

1647年，内战暂时结束，议会与王党开始谈判。这一时期，平等派在议会下院和军队中迅速壮大，其《人民公约》（Agreement of the People）纲领要求普选权、宗教自由、废除王权和上院，建立一院制议会。平等派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课题，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平等派的存在如何反过来刺激了更激进思想的产生。当平等派大声疾呼“人民主权”和“议会最高权威”时，一部分人开始追问：既然议会可以限制王权，谁来限制议会的权力？既然人民应当是主权者，为什么还要通过代议制的中介？这种追问，正是温斯坦莱思想的起点之一。

1648年，第二次内战爆发，王党试图利用议会内部的分裂重新夺回权力。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等独立派将领的铁腕镇压下，王党势力被彻底粉碎。然而，胜利并未带来团结。独立派内部的激进分子——包括军队中的“整编派”（Agitators）——与平等派联合，向长老派控制的议会发起了挑战。1648年12月，克伦威尔下令“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将大约140名长老派议员从下院驱逐出去。残余的议会——即“残余议会”（Rump Parliament）——成为一个被激进力量主导的机构，它与军队领袖的联合为后来的政治实验奠定了基础。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一事件在英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终结了君主制（至少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合法性层面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既然国王可以被处死，那么现存的一切政治安排——上院、君主制、甚至议会本身的权力——都变成了可以质疑和重构的对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激进的宗教和政治主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宗教领域，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重新焕发活力，各类激进教派——再洗礼派、贵格会、第五王国派——纷纷提出各自的救赎蓝图；政治领域，平等派、掘地派、朗-曼纳斯派（the writers of the "Clarendon Code"）等各类团体都在试图定义“革命后”的英国应当走向何方。

理解这一时期政治派系分化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自由”（liberty）的多义性。长老派所谓的自由，主要是宗教上的自由——免于主教的控制，建立长老会体制；独立派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政治上的自由——免于王权的干预，建立共和政体；平等派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法律上的自由——废除各种封建特权和垄断，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温斯坦莱所谓的自由，则深入到经济基础层面——土地公有、人人平等地享有自然赐予的权利。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从政治平等向经济平等递进的意识形态光谱，而温斯坦莱正是这条光谱上最激进的端点。

派系分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社会基础的差异。长老派的核心支持者是大商人、国际贸易商和大地主；独立派的基础是中小乡绅、新贵族和伦敦金融界；平等派动员了小农、小店主、手工业者和军队中的普通士兵；而掘地派的社会基础则最为狭窄——主要是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雇农和农村贫民。这种社会基础的差异，决定了各派政治主张的激进程度。当平等派还在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权而斗争时，掘地派已经将矛头指向了私有财产制度本身；当平等派试图通过议会立法实现改革时，掘地派已经直接行动，占据土地、建立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1640年代英国革命期间的政治派系，并非泾渭分明的固定阵营。个人和团体在特定时期的立场往往取决于具体利益和形势判断。例如，平等派在1647-1649年间一度与独立派合作反对长老派和王党，但1649年12月的“柏林布鲁克兵变”（Burford mutiny）后，两派彻底决裂。温斯坦莱本人在1648年之前几乎没有政治参与的记录，其思想转变的过程至今仍有诸多未解之谜。但可以确定的是，1649年的政治氛围为他的思想转变提供了外部条件：当平等派的主张已经无法满足他对根本性变革的渴望时，温斯坦莱开始构建一套更加激进的主张。

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后的政治真空与激进实验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前的断头台上被处死。这一场景至今仍是英国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之一。然而，比处决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所创造的政治格局——一个史家称之为“空白时刻”（the Nullity）的短暂真空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政治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实验窗口，各种激进方案得以公开提出和尝试，而掘地派运动正是这一实验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产物。

所谓“空白时刻”，指的是王权被摧毁之后、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在法律意义上陷入了某种“无主”状态：国王已死，上议院被废除（1650年正式立法取消），下议院则因普莱德清洗而只剩下少数激进议员。这种政治真空为激进的制度实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中忧心忡忡地描述的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并未发生，但各种政治、宗教团体确实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并在某些情况下付诸实践。

平等派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最能说明政治真空带来的效应。1649年2月至4月间，以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为代表的平等派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政论文章，公开挑战残余议会的权威。李尔本主张英国应当立即制定新宪法，通过《人民公约》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的一院制议会；应当实行普选权，取消对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应当保障宗教自由，废除所有强制性的宗教法律。平等派的纲领在今天看来或许温和，但在1649年的语境下，它意味着彻底颠覆英国数百年的政治传统。

然而，平等派的主张仍然停留在政治层面。他们要求废除王权和贵族特权，要求扩大选举权，但并不质疑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当平等派在政治辩论中高谈阔论时，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被悬置了：在一个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给予所有成年男性以选举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普通农民的生活？如果土地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农民仍然需要向地主支付地租才能耕种，那么政治上的平等又有何意义？温斯坦莱正是从这一追问出发，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649年4月，温斯坦莱发表了《真正自由者的呼声：向一切被奴役之人的呐喊》（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这篇仅数千字的小册子标志着掘地派运动的正式诞生。温斯坦莱在文中明确宣称：真正的自由不是议会取代国王，也不是废除王权和上院，而是彻底取消土地私有制，让所有人平等地使用土地。他写道：“统治者和法律创造者的命令已经失败了……现在是从根本上重新安排一切的时候了……土地应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这篇小册子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直接行动的计划书。温斯坦莱呼吁被剥夺的贫苦大众拿起锄头和铲子，占据那些被荒废的公有土地和寺院土地，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

1649年4月10日，温斯坦莱与威廉·埃维拉德（William Everard）以及大约十名追随者来到萨默塞特郡的圣乔治山（St. George's Hill），开始公然圈占土地、耕种土地。这一行动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圣乔治山曾是罗马天主教堂的土地，解散修道院后归属王室，教区居民原本有权在此放牧和采集。掘地派宣称，他们正是要恢复这种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公有权利。他们种植萝卜、胡萝卜、卷心菜等蔬菜，宣布将在土地上建立“没有主人也没有仆人”的共同体。

这一行动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在随后的几个月和几年中，掘地派在英格兰多个郡份建立了类似的社区：萨里郡的科巴姆和温布尔登、米德尔塞克斯的考斯比·希尔、肯特郡、北安普顿郡、亨廷顿郡、贝德福德郡——据估计，最多时掘地派的社区达到数十个，成员数千人。这些社区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温斯坦莱提出的原则：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这一实验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将在后续章节详述），但其在英国革命史上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是现代历史上最早的、有组织的、以建立公有制社会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之一。

理解1649年政治真空与掘地派兴起的关系，还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处决查理一世后，革命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克伦威尔和独立派领袖虽然主导了共和国的建立，但他们对激进的社会改革持高度警惕态度。1649年5月，残余议会通过了一项“清除煽动性著作”的法案，实际上是试图压制平等派和更激进团体的宣传活动。掘地派的活动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展开的——他们必须尽快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就可能被镇压。从这个角度看，温斯坦莱选择直接行动而非继续论战，既是出于他对土地公有制的坚定信仰，也是出于一种务实的考量：在政治真空尚未完全关闭之前，抢占先机、以既成事实迫使当局接受。

政治真空的另一层含义，是权威的暂时缺失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当国王被处死，当议会成为笑柄，当旧日的权威偶像一个个崩塌，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的贫苦大众——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也许这个世界真的可以不一样。这种“可能性”的感觉，是激进运动的燃料。温斯坦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他的文章和演讲充满了对“新时代”的期待和对“旧秩序”的批判。他告诉他的听众：你们不必再等待救世主降临，不必再寄希望于某个伟大的领袖来改变一切，你们自己就可以拿起工具，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

然而，政治真空终究是短暂的。1650年代初期，随着克伦威尔权力的巩固和共和国的初步稳定，当局对激进运动的镇压日趋严厉。掘地派面临的困境——来自地主、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反对——将在后续章节详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掘地派之所以能在1649-1652年间坚持其活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当权威尚未重建、当各种激进主张都在争夺话语权时，掘地派的声音才得以被听见、被讨论、被实践。一旦政治真空被填补，一旦新的权威结构开始运作，这种激进实验的空间便会急剧收缩。

温斯坦莱从雇农到激进思想家的人生轨迹

理解掘地派运动，仅有宏观的历史背景是不够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激进的主张需要有具体的代言人。温斯坦莱的个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掘地派思想来源的独特窗口。从萨里郡的雇农到伦敦的布商，再到萨默塞特郡的掘地者，温斯坦莱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17世纪英国社会流动与动荡的缩影。

温斯坦莱的早年生活，留存下来的史料相当有限。根据他自己在1648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的片段，他大约于1609年出生在萨里郡班斯特德的戈尔登·格林地区（Goon Green in Banstead, Surrey）。这是一个圈地运动尚未大规模波及的地区，但伦敦城的扩张压力已经使当地的土地关系趋于紧张。温斯坦莱的父亲据说是一个自耕农，拥有少量土地，但在温斯坦莱年幼时便已去世。温斯坦莱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他很早就成为雇农，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关于温斯坦莱早年教育程度的争论，至今仍在学术圈中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他几乎不识字，后来学会读写是在伦敦做学徒期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他可能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初级教育，因为在17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即使是农村底层也不乏能够阅读宗教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温斯坦莱在成年后展现出的写作能力——清晰的结构、雄辩的语言、圣经典故的熟练运用——表明他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这种素养的来源是一个谜，但可以推测，他在伦敦的学徒和经商经历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温斯坦莱大约在1630年代来到伦敦学习布匹贸易。关于这一时期，有一段他本人在1648年写下的回忆：“当我还是伦敦的一个学徒时，我常常在夜里哭泣，因为我想到了英格兰的苦难……我想知道是否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帮助那些受苦的穷人。”这段文字透露出温斯坦莱早年敏感的气质和对社会不公的关切。学徒期满后，温斯坦莱在伦敦独立经营布匹生意，据说小有成就。1640年代初期，他已经能够养活妻子并雇佣一名女仆。

然而，1640年代中期，温斯坦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后来写道：“大约在1648年，由于伦敦的混乱和租金的高涨，我的生意垮了，我变成了一个仆人，一个雇农，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体力劳动者。”这段自述的意义远超个人境遇的描述：它揭示了伦敦城市经济如何将一个好不容易从农村底层爬出来的小商人重新抛回社会底层。这种跌落对温斯坦莱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他自己沦为被压迫者、当他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寻找工作时，他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就不再是旁观者的道德说教，而是亲历者的血泪控诉。

温斯坦莱回到农村后，最初落脚在萨里郡的科巴姆地区。这是一个有趣的地理选择：科巴姆紧邻温布尔登和里士满公园，后者的公有土地曾在1640年代引发过圈地争议。温斯坦莱很可能亲眼见证了土地纠纷如何在地方层面撕裂农村社区。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温斯坦莱接触到了贵格会（Quakers）的一些激进分子。贵格会强调每个人内心都有“基督之光”，无需神职人员作为中介即可与上帝直接沟通。这种去中心化的宗教观念，对温斯坦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然每个人都是神的形象的体现，那么人与人之间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任何基于血统、财富或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都是对神的旨意的违背。

然而，温斯坦莱并未停留在贵格会的宗教框架内。他的思想迅速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在1648年末至1649年初的几个月中，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宗教觉醒。他写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