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与他的时代

托马斯·莫尔是什么样的人？他所处的时代如何塑造了《乌托邦》的诞生？

1516年，一本用拉丁文写成的小书在比利时卢汶悄然问世。这本书日后将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被引用最频繁、却也最常被误解的经典之一。它的作者是英格兰王国的大法官，一个在今天远比他的著作知名度低的人。而它的诞生，与一场持续至今仍在塑造我们世界的巨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紧密交织在一起。

要真正读懂《乌托邦》，必须首先理解它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否则，我们很容易把这部作品误读为一个书斋里的空想家凭空编造的荒诞故事，而忽略了它其实是对16世纪初欧洲社会最尖锐问题的直接回应。本章将带领读者走近莫尔，从他的个人生平到他所处的历史舞台，逐步建立起理解《乌托邦》所需的历史坐标。

莫尔的生平：从法律学徒到大法官

伦敦法律之家的少年

1478年，托马斯·莫尔出生于伦敦舰队街的一栋房子里。他的父亲约翰·莫尔是当时伦敦最负盛名的律师之一，后来担任过伦敦刑事法院的法官。良好的家庭背景意味着小莫尔从小就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拉丁语、希腊语、修辞学、逻辑学，这些日后将成为他人文主义思想基石的语言和学问，都是在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

莫尔并非一个只会埋首书卷的乖孩子。十二岁时，他被父亲送去大律师威廉·洛德家做寄养子弟，在那里他不仅要学习法律，还要承担照料洛德家庭日常起居的职责。这段经历让年轻的莫尔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英国法律界的运作方式，也让他过早地见识了成年人世界的复杂。多年后，莫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流露出对法律职业既热爱又保持距离的复杂态度，这种态度的种子或许就埋藏在这段寄养生活中。

十五岁时，莫尔进入牛津大学。在这座英国最古老的学府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著作，尤其是柏拉图的作品。正是在牛津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人文主义者约翰·科利特，后者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莫尔的父亲并不赞同儿子在人文主义研究上花费太多时间，在他看来，古典学问不能当饭吃，真正的出息在于法律。1489年，莫尔遵从父命离开牛津，回到伦敦学习法律。

1490年代，莫尔正式进入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的内殿律师学院接受法律训练。英国的律师体系分为出庭律师（barrister）和事务律师（solicitor），前者有权在高等法庭进行辩护，后者则主要处理法律文书和诉讼准备工作。莫尔选择的是出庭律师的道路，这意味着他必须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学徒期。七年时间里，他研读法律文献、出庭旁听、参与模拟法庭，最终在1502年获得出庭律师资格。

然而，莫尔从未成为一个纯粹的法律匠人。在研习法律的同时，他继续保持着对古典学问和神学的浓厚兴趣。在获得律师资格之前，他甚至一度考虑过加入修道院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为此，他过了一段严格的禁欲生活：睡在简陋的木板床上，每天只吃一顿饭，还曾用一条嵌有铁钉的皮带鞭打自己。这种近乎苦行的修炼，既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宗教生活的向往，也暗示了他性格中那种追求彻底、不走极端不罢休的执着。正是这种执着，日后将在他与亨利八世的对峙中将他推向殉道的结局。

亨利八世朝廷的明星

1509年，年轻的亨利八世登上英格兰王位。这位精力充沛、仪表堂堂的国王对人文主义学问十分钟爱，身边聚集了一批当时英国最杰出的学者。莫尔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国王的视野，开始了他在宫廷中的飞黄腾达之路。

莫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作为律师，他以雄辩的口才和渊博的法律知识著称；作为人文主义者，他的拉丁文写作在英国首屈一指；作为行政官员，他廉洁奉公、办事高效。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难得的能力：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还能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这种能力让他在尔虞我诈的都铎宫廷中左右逢源。

1510年，莫尔被选为伦敦议员，开始涉足政治。两年后，他被派往低地国家执行一项外交使命，任务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宫廷谈判一项贸易协定。这次出使虽然主要成果不多，但莫尔利用机会游历了安特卫普等低地国家的繁华城市，结识了许多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者，其中就包括日后《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人彼得·吉尔斯。

真正让莫尔声名鹊起的是1515至1516年的两次出使佛兰德尔的经历。正是在这两次出使途中，莫尔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将自己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观察到的问题整理思考，最终催生了《乌托邦》一书的诞生。关于这段经历的具体情形，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1521年，莫尔被授予骑士称号，进入枢密院。1525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成为名义上仅低于大法官的第二级朝廷高官。1529年，原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因未能获得教皇批准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而失势，莫尔接任大法官之职，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担任大法官期间，莫尔以其勤勉和公正赢得了广泛赞誉。他每天亲自审理大量案件，往往工作到深夜。当时的观察者注意到，莫尔的法庭是英国唯一听不到抱怨和牢骚的地方，因为诉讼双方都相信自己能在这里得到公正的审判。他对穷苦人尤其同情，多次用自己的俸禄资助贫困的诉讼当事人。

然而，莫尔的原则性从未因仕途的顺利而动摇。当亨利八世执意要与凯瑟琳王后离婚、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并自封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时，莫尔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法调和的道德困境。

因良知的殉道

亨利八世离婚案的核心问题是：教皇能否批准一项违背《旧约》律法的婚姻无效声明？按照天主教教义，婚姻是神圣的圣事，一旦缔结便不可解除。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虽然缺乏教会明文规定的"阻碍"（即凯瑟琳此前与亨利之兄亚瑟的短暂婚姻是否在法律上有效），但既然婚姻已经完成并延续了近二十年，教会倾向于维持现状。

亨利想要的不仅是离婚，更是要让自己的婚姻与安妮·博林的私生子女合法化，以便确保都铎王朝的继承权。1532年，亨利以各种借口迫使神职人员向国王效忠。1533年，亨利与安妮·博林秘密结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随即宣布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年，英国议会通过《上诉限制法》，宣布"英格兰是一个帝国"，不再受制于任何外国权威（包括教皇）。

作为大法官，莫尔陷入了两难。表面上，他可以保持沉默、照常工作，毕竟亨利并未明确要求他公开表态支持离婚。但莫尔的良心不允许他这样做。他无法承认国王有权凌驾于教会之上，更无法为一个违背教义的新婚姻祝福。

1532年，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亨利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同年通过《叛逆法案》，规定任何拒绝承认国王为教会首领的人都犯有叛国罪，可判处死刑。

议会派人要求莫尔宣誓承认《至尊法案》。莫尔没有直接拒绝——那会立刻给他招来叛逆罪的指控——而是选择了沉默。他拒绝表态，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这种模糊策略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无法维持。1535年，莫尔被投入伦敦塔。

在伦敦塔关押期间，莫尔写下了大量书信和宗教反思，这些文字后来成为研究其神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理由是根据《叛逆法案》，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叛逆。1535年7月6日，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被处以极刑。

行刑当日，莫尔表现得异常平静。当他走上刑台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高喊"上帝保佑你，先生"。莫尔转向人群，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上帝保佑所有的好心人。上帝保佑国王。愿国王有个好儿子。"

他拒绝把头放在砧板上，坚持自己动手解开衣服，然后跪下祈祷。刽子手恳请他原谅自己，莫尔回答说："你将做一件好事来送我升天。"据记载，莫尔的遗体被草草掩埋在伦敦塔教堂的地板下，头颅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三十五年后，莫尔的女儿玛格丽特用重金买下了父亲的头颅。1599年，他的遗体被正式安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1935年，在莫尔殉道四百周年之际，罗马天主教会将他封为圣人。

托马斯·莫尔的一生，是才华与原则、仕途与信仰之间持续张力的写照。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力图在现实政治中实践自己信念的行动者。他最终选择为良心殉道，而非妥协苟活，这个结局深刻地定义了他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为我们理解《乌托邦》的写作动机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

16世纪初的英国：变革中的王国

都铎王朝的建立与巩固

理解莫尔，必须首先理解他所身处的王朝。都铎王朝的建立本身就是英国中世纪最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之一。1485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中击败理查三世，结束了持续三十年的玫瑰战争，开启了都铎王朝在英国的统治。

玫瑰战争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断续内战。这场战争从1455年持续到1485年，期间王位频繁更替，无数贵族家族在战火中覆灭。据估计，战乱导致英国贵族人口减少了约一半。许多古老的世家大族要么在战场上直接覆灭，要么因为站错队而遭到清洗。

亨利七世（即亨利·都铎）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他需要证明自己王位的合法性——毕竟他的王位继承权并不稳固，他的母亲是兰开斯特家族的一个私生女；另一方面，他需要弥合贵族之间的裂痕，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社会秩序。

亨利七世采取的策略是谨慎而有效的。他与约克家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结婚，通过联姻将两个敌对家族绑定在一起。他严厉惩罚叛逆行为，1491年处死了声称自己是约克公爵的珀金·沃贝克，1506年处死了沃里克伯爵爱德华·格里姆斯比。他鼓励贵族投资农业和商业而非军事冒险，通过经济手段削弱他们的私人武装。在外交上，他避免过度卷入欧洲大陆的纷争，为英国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

亨利八世继承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这位1491年出生的国王精力充沛、仪表堂堂，据说他身高超过六英尺，在当时的欧洲君主中堪称高大。他热爱音乐、舞蹈、骑马和打猎，也热衷于赞助人文主义学问和艺术。1509年登基时，国库充盈（他父亲积攒了约175万英镑的财富），贵族们普遍渴望和平与繁荣。

莫尔进入朝廷的时期，正是都铎王朝蒸蒸日上的阶段。英国正在从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双重创伤中恢复，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央政府的权威持续强化。这个过程既带来了稳定与秩序，也埋下了日后与教会冲突的伏笔。

资本主义的萌芽与社会的流动

16世纪初的英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羊毛纺织业和养羊业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大量土地被圈占用于养羊，导致传统农民失去耕作的土地，被迫流入城市出卖劳动力。这种"圈地运动"在莫尔时代已经初现端倪，他对此忧心忡忡，在《乌托邦》中专门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这种剥夺农民土地的做法。

莫尔观察到，被圈占的土地主要用于养羊，而养羊需要的劳动力极少，大批农民因此失去生计。他们要么涌入城市成为流浪汉和乞丐，要么沦为雇佣工人听命于新的"羊主"。莫尔愤怒地写道："你们的羊……变得如此温顺、如此驯服，以至于它们连普通的食物都不吃，而是要把人类的食物吞噬殆尽。"

这番话写于16世纪初，但其中揭示的矛盾——土地兼并、农民失地、贫富分化——将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反复重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引用了这段话，称莫尔是"最早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之一"。

然而，莫尔并非简单地反对商业和贸易活动。他本人就出身于一个与商业有密切联系的家庭，他的父亲和岳父都从事法律职业的同时也经营着不小的产业。莫尔反对的是那种以牺牲普通人福祉为代价的贪婪与剥夺，而非正当的经济活动。

社会流动性是这个时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都铎王朝打破了中世纪英国相对固化的社会结构。亨利七世通过没收旧贵族的土地和财产，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没收了大量修道院的土地。这些被没收的土地大量流入市场，为新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上升的通道。

一些商人、金融家、律师和官员通过购买王室抛售的土地，跻身乡绅和绅士阶层。同时，大量原本属于修道院的医院、济贫院和学校被关闭或重组，传统慈善网络遭到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

莫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观察和写作的。他既看到了商业发展带来的繁荣与活力，也看到了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危险。他在《乌托邦》中描绘的那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不平等的回应——尽管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他的批评远比简单的"平均主义"复杂得多。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思想的巨变

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

当莫尔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欧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发端于意大利，然后以各种途径向北传播，最终改变了整个欧洲的精神面貌。我们通常用"文艺复兴"（Renaissance）来称呼这一时期，意思是"重生"——古典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沉寂之后的复兴。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Humanism）。这是一种以人而非神为中心、以古典文化为主要资源、以修辞学和文学为主要工具的学术传统。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专注于用逻辑和神学来论证基督教信条，而人文主义者则更关注如何用优雅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来表达思想、如何理解古典文本的原始含义、如何将古典智慧应用于现实生活。

莫尔是英国最早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在牛津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的作品，学习希腊文，与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交流。他的朋友约翰·科利特后来创办了圣保罗学校，这所学校成为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典范。科利特邀请伊拉斯谟来校任教，而伊拉斯谟正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人文主义者。

1509年，伊拉斯谟访问英国，住在莫尔家中。这是两位伟大学者友谊的开始。莫尔的《乌托邦》第一卷专门献给伊拉斯谟，而伊拉斯谟则将莫尔比作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那个用提问和反驳来揭露无知、追求真理的雅典哲学家。两人之间的通信持续了数十年，是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界网络的重要文献。

人文主义者普遍相信教育的力量。他们认为，通过学习古典文化，人类可以认识自己的本性，发现道德真理，改善个人和社会。在他们看来，中世纪教会对古典文化的垄断和扭曲是欧洲堕落的根源，只有通过回到古典原著、直接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才能重建真正的学问。

这种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直接影响了莫尔对政治和社会的思考方式。他在《乌托邦》中描绘的那个理想社会，虽然建立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基础上，但融入了大量古典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乌托邦人说着古希腊语，信奉一种融合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精神的自然宗教，他们的政治制度则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

教会腐败与改革呼声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正处于历史上最腐败的阶段之一。教皇和高级神职人员沉迷于世俗权力和奢华生活，教会职位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这被称为"买卖圣职"，simony），神职人员蓄妾、酗酒、疏于职守的现象极为普遍。

最令普通信徒不满的是教会的敛财行为。天主教会通过出售"赎罪券"来筹集资金。赎罪券的理论依据是：教会掌握着"功德库"——即圣徒们积累的超出个人救赎所需的功德——教会可以将这些功德转让给罪人，让他们减轻或免除在炼狱中的惩罚。按照这个逻辑，只要你付钱，就可以为死去的亲人购买提前出狱的通行证。

16世纪初，这种赎罪券推销活动在德国尤为猖獗。教皇利奥十世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为名，派多明我会修士约翰·特策尔到德国各地推销赎罪券。1517年10月31日，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教堂大门上张贴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质疑赎罪券的功效。

路德的论纲最初只是学术性质的争论，但很快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宗教革命。路德坚持"因信称义"的立场：人得救不是靠购买赎罪券或履行教会规定的仪式，而是单纯依靠对基督的信仰。教皇和教会都没有权力在信仰问题上添加额外的要求。这个立场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权威的根基。

莫尔与路德从未谋面，但他密切关注着德国事态的发展。1520年代，路德的著作开始传入英格兰，莫尔以大法官的身份积极参与了镇压路德派思想的工作。他亲自审查可疑的书籍，撰写反驳路德的文章，还在议会中推动立法惩治"异端"。这些立场让他在宗教问题上赢得了保守派和正统派的支持，但也在他与新教改革者之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

然而，莫尔对教会腐败的批评从未停止。他在自己的私人通信和公开著作中，多次严厉谴责买卖圣职、圣职买卖、教会贵族的奢华生活。在《乌托邦》第二卷中，他借乌托邦人之口批评欧洲教会"比窃贼更坏"，因为窃贼至少还要冒被抓获的风险，而教会出售赎罪券却是光明正大地掠夺信徒的财富。

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莫尔支持路德的改革。事实上，莫尔认为路德的解决方案——完全否定教会权威——比教会腐败本身更加危险。在他看来，一个没有统一权威指导的社会将陷入无休止的混乱，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他想要的是一场从内部进行的改革，而非一场推翻既有秩序的革命。

但莫尔的这种立场在英国宗教改革的大潮中变得日益尴尬。当亨利八世决定与罗马教廷决裂、建立独立的英格兰教会时，莫尔发现自己既不能支持国王的做法（那违背了他的良心），又不能支持路德派的改革（那在他看来是更糟糕的选项）。他最终选择了沉默与殉道，而非妥协与附和。

地理大发现：世界的剧变

新大陆与新视野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三艘帆船从西班牙帕洛斯港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这次航行永远地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线，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英国探险家约翰·卡伯特探索了北美海岸。

当莫尔在1515至1516年间写作《乌托邦》时，关于新大陆的消息正源源不断地传回欧洲。美洲的黄金白银、异域的风土人情、闻所未闻的植物和动物——所有这一切都在冲击着欧洲人固有的世界观。

《乌托邦》一书的书名本身就暗示了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是莫尔自己创造的，它来自希腊语的两个词根：ou（不存在）和topos（地方），字面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但它听起来又像是另一个希腊词eutopia（好地方）。这个双关语暗示了乌托邦的两面性：它既是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地方，又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之所。

在《乌托邦》第二卷中，莫尔详细描述了乌托邦岛的地理、气候、物产和居民的生活方式。这些描述大量借鉴了当时的旅行文献和探险报告。乌托邦人穿的皮草来自世界各地（虽然莫尔没有明说，但读者可以联想到美洲的水獭皮和俄罗斯的貂皮）。乌托邦人的许多制度——如公共食堂、统一服装、禁止金本位——都与欧洲当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部分是通过参照美洲原住民社会的生活方式来构思的。

地理大发现最重要的思想影响，或许是打破了欧洲人对"文明"和"野蛮"的固有观念。在中世纪欧洲人的想象中，地球上的居民按照基督教的三大陆（欧洲、亚洲、非洲）来划分，居住在已知世界边缘的是各种传说中的怪物——独眼人、无头人、狗头人等等。美洲的发现让欧洲人意识到，在自己熟悉的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同样复杂、同样有组织的另一套文明。

莫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乌托邦》中，乌托邦人并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而是拥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完善的教育体系的文明人。他们缺乏欧洲的某些东西（如私有财产和货币经济），但拥有欧洲缺乏的其他东西（如社会和谐与普遍幸福）。这种"反观"欧洲文明的视角，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还是相当罕见的。

世界图景的重绘与思想的可能

地理大发现还带来了一个更深刻的变化：它迫使欧洲人重新审视自己文明的基本假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图景中，欧洲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这种相对化的视角，为批判欧洲社会的既成制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想象一个从美洲回来的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