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与他的成名作

第 1 章：默顿与他的成名作

1938年，哈佛大学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为他的博士论文做最后的修改。这篇论文后来将成为整个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但当时没有谁能预见这一点。这个年轻人叫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他即将完成的这篇论文，题目听起来相当朴素——《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本不到四百页的书，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彻底改变我们理解科学的方式？一位从化学转投社会学的博士生，为什么会对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产生兴趣？答案藏在默顿本人的学术轨迹里，也藏在他所身处的那个特殊时代中。

从化学到社会学：一次意外的学术转向

要理解默顿为什么能在1938年写出那本书，首先要理解他是怎么走到那个位置的。大多数人知道默顿是社会学大师，但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其实完全在化学领域。1910年，默顿出生于费城一个普通的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俄国犹太移民，在制衣厂做工。母亲是波兰裔移民，早年受过一点正规教育，但主要靠自学。默顿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说那是“工人阶级社区里的犹太家庭”——不是贫民窟，但也谈不上优越。

默顿早年在学业上表现出色，获得了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奖学金。1931年，二十一岁的默顿从坦普尔大学毕业，专业是化学。然而，正是在大学期间，他开始对社会科学产生兴趣。具体是什么触发了这次转向，历史记录并不完全清晰，但有几个因素可以确认。

首先是经济学的影响。默顿在大学期间选修了经济学课程，开始接触到社会调查的方法——那种用统计数据描述社会现实的技术。其次是社会环境的刺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正是美国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默顿目睹了贫困、失业和社会动荡，这些现实问题让他觉得纯粹的化学研究距离他真正关心的东西太远。最后，也是最直接的，是一位教授的影响。

这位教授就是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索罗金是俄裔社会学家，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默顿在哈佛读研究生时选修了索罗金的社会学概论课程。索罗金讲课风格犀利，对学生要求极高，但他给了默顿一个重要的信息：社会学正在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这门学科需要新鲜血液。这个信息让默顿决定从化学转向社会学。

这个决定看起来冒险，但并非完全冲动。默顿后来承认，他的化学背景从未真正离开过他。他对科学实践的理解，对实验方法的熟悉，都来自于早年的化学训练。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在他后来的研究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他总是能用社会学家的眼光看科学，同时保持对科学实践本身的尊重。

1936年，默顿进入哈佛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索罗金成为他的导师之一。哈佛社会学系当时刚刚成立几年，系里弥漫着一种创业精神——每个人都清楚，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还很年轻，它的边界、研究方法、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在被反复质疑。在这种氛围下攻读博士学位，学生们往往被鼓励去探索那些尚未被定义的领域。

默顿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他最初对“社会分层”感兴趣——也就是社会中不同阶层如何形成、又如何流动的问题。但索罗金建议他考虑一个更具体的题目。最终，默顿决定研究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个选题在当时相当冷门。大多数社会学家要么研究当代社会，要么研究古典社会学理论（比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研究三百年前的英国科学？这看起来像是历史学或科学史的工作，而不是社会学的。

但恰恰是这种跨界让选题变得有意思。默顿想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科学革命的爆发？从培根到牛顿，从皇家学会的成立到实验方法的系统化，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显然是西方文明史上的高峰。但社会学能对这个问题说什么呢？传统的解释要么强调“天才”——认为科学革命是少数天才思想家的功劳，要么强调“内在逻辑”——认为科学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不需要外部解释。默顿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科学革命的发生，是否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

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1930年代，没有人系统地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科学的历史。默顿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部分是因为资料相对容易获得——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有丰富的文献记录；部分是因为这个问题足够大，值得一篇博士论文；但更重要的是，他隐约感觉到，这里藏着一个尚未被充分挖掘的社会学金矿。

一本薄书如何变成旷世经典

默顿的博士论文于1937年完成，1938年正式出版。书名全称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通常简称为“STS”或者直接叫“默顿论十七世纪科学”。这是一本薄薄的书，正文不到三百页，结构也不复杂：一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讨论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的社会根源、新教伦理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

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故事。默顿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博士生，没有多少人期待他的作品会引起轰动。事实上，书的初版印数很少，出版社也不太重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所有人意料。

首先是学术界的反应。《STS》在社会学和科学史领域迅速引发讨论。学者们注意到，这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用社会学框架来分析科学革命。传统的科学史叙事要么强调个人天才，要么强调思想内在的演进，默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科学革命的发生，与社会结构、宗教改革、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可追踪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而是一种复杂的“亲和性”（affinity）——用韦伯的术语来说，新教伦理与科学精神之间存在某种选择性的吸引。

其次是这本书的持续影响力。默顿在1938年之后不断修订、扩展他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深化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论证。这些论文后来被收录在不同的论文集中，成为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必读文献。《STS》本身在1960年代被重新出版，1970年代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至今仍然是这个领域的入门必读书。

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本薄薄的博士论文，为什么能成为旷世经典？

一个原因是选题的独特性。在默顿之前，没有人系统地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科学；在默顿之后，这个领域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他的基本框架——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分析——至今仍然是学科的基础。换句话说，默顿不只是写了一本书，他开创了一门学科。

另一个原因是论证的精致性。默顿不是简单地主张“宗教改革导致科学革命”这样粗暴的因果论。他仔细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新教——加尔文主义、虔信派、清教——与科学发展的不同关系；他考察了社会流动、知识分子的职业化、皇家学会的制度化等具体机制；他在论证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文献，从科学家的私人书信到教会的官方文件，材料扎实，逻辑严密。这种严谨性让后来的研究者很难绕过他的论述另起炉灶。

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契合。1930年代正值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成形期，学者们急于证明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STS》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它用社会学的框架分析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这个领域的重要性（科学革命）毋庸置疑。默顿的书等于是向社会学同行们展示：看，社会学可以用来分析任何重要的社会现象，只要你有眼光去发现那些结构性的联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默顿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本身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知识的制度化、科学家的社会角色——这些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紧迫。默顿在1938年写下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切中要害。

科学社会学的诞生时刻

要理解《STS》的意义，还需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中。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概念：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这门学科研究的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律——科学家如何互动、知识如何生产、学术共同体如何运作、奖励系统如何影响研究方向。

在默顿之前，这个领域几乎不存在。当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些经典社会学家都讨论过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但他们没有把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涂尔干研究过宗教、知识和社会团结的关系；韦伯研究过宗教与经济理性的关系，但他们没有专门问：科学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制度，它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默顿的创新在于，他把科学社会学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他在《STS》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繁荣，与清教（Puritanism）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它打开了一片全新的研究领域：科学的社会根源。

为什么这个问题在1930年代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正在经历一场身份危机。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十九世纪末诞生于欧洲（孔德、马克思、涂尔干是代表人物），但在二十世纪初传入美国后逐渐本土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特别是统计调查和社会实验。美国社会学家面临一个困境：他们有方法，但有时候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他们能调查犯罪率、离婚率、就业状况，但他们不确定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在哪里。

在这个背景下，默顿的尝试具有示范意义。他不是去调查当代美国社会的问题（那是当时社会学的主流），而是去研究三百年前的英国科学。这个选题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恰恰展示了社会学的分析能力——无论你研究什么时代、什么对象，只要方法得当，都能揭示出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科学社会学的诞生还有其他几条线索。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韦伯在1919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Science as a Vocation），讨论了现代科学的职业化问题。韦伯区分了科学作为一种“calling”（天职）与科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不同，指出现代科学已经高度专业化，科学家需要接受严格的训练才能进入这个领域。默顿显然读过韦伯的作品，他在《STS》中多次引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点，并尝试把这个框架应用到科学领域。

另一个线索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等哲学家强调知识的工具性——知识不是对永恒真理的发现，而是人类应对环境的工具。这种观点与社会学的经验主义取向不谋而合。默顿虽然不是严格的实用主义者，但他显然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在他的分析中，科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神圣活动，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科学家是有着具体利益、受到具体激励机制驱动的社会行动者。

综合这些线索，我们可以说，科学社会学在1938年——随着默顿《STS》的出版——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诞生了。当然，学科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但默顿的书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科学的社会根源、科学家作为社会角色、知识生产的制度环境——至今仍然是这个领域的核心议题。

默顿的核心问题：清教与科学的亲和性

终于要说到默顿在《STS》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了。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

这是一个看似常识的历史事实。十七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培根、牛顿、波义耳、胡克、哈雷等一批科学巨匠；1660年皇家学会成立，标志着科学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建制在英国扎根；实验方法在英国科学界得到系统推广，形成了不同于欧陆的独特传统。几乎所有科学史教科书都会提到这段历史。

但为什么是英国？为什么不是法国、荷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同样有优秀的科学家，同样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但科学革命的主要发生地却是英格兰。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默顿要回答的。

传统的解释倾向于强调思想因素。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实验方法的重要性；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被认为是科学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但这种解释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思想家会出现在英格兰？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另一种解释强调经济因素。十七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商业资本的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前奏，对技术改进的需求催生了科学的应用。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基础科学（而非仅仅是应用技术）在英国蓬勃发展。

默顿提出的解释路径指向宗教。具体来说，他认为是清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传统中的清教分支）创造了一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这个论点需要仔细说明。默顿不是简单地说“清教徒相信科学”，或者“清教教义鼓励科学探索”。他的论点要精致得多。

首先，默顿指出，清教的核心价值观——如勤勉、节俭、理性、对《圣经》的个人解读——与科学方法的要求存在某种“亲和性”。科学要求对自然现象进行细致观察，要求理性分析和系统实验，这与清教反对迷信、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在《圣经》解读上不依赖教会权威）之间有相通之处。科学家像清教信徒一样，相信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理性的推理，可以接近真理。

其次，默顿注意到，清教伦理强调“荣耀上帝”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目的。那么，如何才能荣耀上帝？清教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但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荣耀上帝不仅是祈祷和忏悔，还包括认识上帝的创造物——也就是自然界。通过研究自然，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上帝的设计和意图。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活动获得了宗教层面的正当性。

第三，清教对“现世成功”的强调——在世俗职业中取得成就，作为被上帝选中的证明——为科学活动提供了道德支持。从事科学不再是“不务正业”的私人爱好，而是有社会价值的正当职业。

默顿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些论点。他分析了清教布道文、神学论著、科学家本人的日记和书信，以及皇家学会成立前后的社会背景。他的论证是综合性的，试图从多个角度证明清教与科学之间存在深层的联系。

但这里需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区分。默顿并不是在论证“清教直接导致科学革命”——这个说法太简单化了。他在书中明确表示，他发现的是一种“亲和性”，而不是严格的因果关系。亲和性意味着两种现象之间存在某种选择性的吸引或倾向，但这种吸引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科学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清教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

理解这个区分非常重要。默顿的批评者后来指出，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并非清一色由清教徒构成，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背景的科学家也有贡献。默顿承认这一点，他从未声称清教是科学革命的唯一原因。他的核心论点是：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清教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化环境，使得科学活动能够蓬勃发展。这个环境不是充分条件，但很可能是必要条件。

为什么这本书至今仍被阅读

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默顿是谁、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值得单独讨论：为什么一本写于1938年的书，在将近九十年后仍然被广泛阅读？

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多个层面。

首先是学科史的原因。如前所述，《STS》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否同意默顿的具体结论，都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论证。在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科学技术研究（STS）等相关领域，《STS》是必读文献。一个学者如果不熟悉默顿的工作，就很难声称自己了解这个领域的来龙去脉。

其次是方法论的原因。默顿在书中展示了一种后来被称为“社会学研究”的分析模式：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提炼出抽象的社会学概念，然后用来解释更广泛的现象。这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解释的路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功。默顿的书是这种方法论的一个优秀范例。

第三是问题的持久性。默顿讨论的是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但他提出的问题——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文化价值如何影响知识生产、制度环境如何塑造学术发展——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意义。相反，在当代语境下，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今天仍然是公共讨论的热点；学术研究的制度化、科学家面临的激励结构、科研经费的配置方式——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科学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默顿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历史深度。

第四是文本本身的可读性。尽管是一本学术著作，《STS》的文字并不晦涩。默顿擅长用具体的案例和细节来阐述抽象的概念，读者不会感到被淹没在空洞的理论中。他引用历史材料的方式既严谨又生动，让人读起来像是在跟随一位博学的向导参观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默顿提出的那个核心问题的开放性。他关于清教与科学亲和性的论点，既不是可以被轻易驳倒的简单论断，也不是无法企及的神秘真理。它处于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足够具体，可以被检验；足够抽象，可以被推广；足够深刻，可以引发持续的讨论。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能在将近九十年后仍然激发新的研究和辩论。

本章小结

这一章我们追溯了罗伯特·金·默顿的学术轨迹，以及他那本薄薄的成名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如何诞生的。我们看到，默顿从化学转投社会学是一次偶然与必然交织的转向——偶然的是他遇到索罗金这位导师，必然的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社会氛围让他无法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

我们还看到，这本书的诞生与一个学科的成形同步发生。1930年代的社会学正在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默顿的尝试——用社会学框架分析科学革命——为这门年轻学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示范。科学社会学由此诞生，虽然这个名称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被广泛使用。

默顿在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成为科学革命的中心？他的回答指向清教——具体来说是加尔文主义传统中的清教分支，认为它与科学精神之间存在某种“亲和性”。这个答案在1938年提出时相当大胆，在今天读来仍然引人深思。

下一章我们将进入这本书的具体内容，看看默顿是如何一步步论证他的核心论点的。我们将从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社会背景讲起，考察当时的宗教状况、经济条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因素如何为科学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