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小探险家的诞生
第 1 章:经济学小探险家的诞生
为什么三百多年前的英国会出现这么多思考商业的人?
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英国伦敦,走在街上会看到什么?街道两旁是木头搭建的店铺,卖面包的、卖布匹的、卖鞋子的,一间挨着一间。河岸边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水手们正在忙着装卸货物。空气中混合着海水的咸味、皮革的膻味,还有从酒馆飘出的啤酒香。伦敦塔旁边,商人们正在激烈地讨价还价,争论着一批从远方运来的香料应该卖多少钱。
这就是十七世纪英国的样子。那时候的英国刚刚从一个欧洲边缘的小国,慢慢变成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国家。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认识三位特别的英国人——托马斯·孟、巴尔本和诺思。他们不是士兵,不是国王,也不是神父,而是最早一批认真思考“商业”和“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
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三百多年前的英国会产生这么多思考商业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去寻找答案。
十七世纪英国的背景:世界正在改变
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思考商业的人,我们首先得知道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样的。
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
十七世纪初的英国刚刚经历了一次王朝更替。1603年,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王之一——伊丽莎白一世去世了。这位女王统治英国长达四十五年,在她统治期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在海上称霸。她还鼓励商人到海外做生意,为英国的贸易打下了基础。
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都铎王朝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是詹姆斯一世,他来自苏格兰,对英国的商业世界并不太熟悉。在他之后是他的儿子查理一世,两人都不太懂得如何处理和议会的关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和议会吵架。
这种争吵可不是小事。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国王想要花钱——比如建造宫殿、养军队、打仗——都需要议会同意。因为国王自己并没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他也需要想办法赚钱。而赚钱的主要方式,就是向商人征税。
商人们当然不愿意轻易交税。他们会问:“凭什么?我赚的钱是我辛苦做生意得来的,凭什么要给你?”这种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博弈,就构成了十七世纪英国政治的主旋律。
一个正在崛起的商业国家
虽然政治上吵吵闹闹,但英国的生意却越做越大。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主要出口羊毛——把英国的羊毛卖到欧洲大陆去,换回金钱。那时候的英国人觉得,金子银子就是财富,挖出来的金子银子越多,国家就越富有。
到了十七世纪,英国人的想法开始变了。他们发现,光靠卖羊毛已经不够了。他们开始自己做布匹,把羊毛加工成呢绒再卖出去,这样赚的钱更多。他们还成立了各种贸易公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一家从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进口香料、茶叶、丝绸的公司。
伦敦慢慢变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泰晤士河上帆船如织,码头上的工人们日夜不停地装卸货物。商人们谈论的不再只是英国本地的买卖,而是从美洲运来的烟草、从俄罗斯买来的皮毛、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瓷器。世界正在变小,而英国的商人们正站在这个变化的最前沿。
金钱、信贷和新想法
十七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银行开始出现,人们可以把钱存进去,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商人之间开始用一种叫“汇票”的东西来付款,不用每次都带着沉甸甸的金银出门。信用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意思是,你相信一个人以后会还钱,所以现在就愿意先把东西给他。
这些新事物带来了新问题。如果金钱不只是金子银子,而是可以是写在纸上的数字,那财富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可以借钱来做生意,那他算不算在“拥有”那些钱?如果贸易不只是以物易物,而是涉及复杂的钱和信用,那怎样才能在贸易中不亏本?
正是在这个充满疑问的时代,一批人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外交官,有的是贵族。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经历,但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富有?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三位经济学小探险家”——托马斯·孟、巴尔本和诺思。他们是第一批踏上这片思想荒原的探险家,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为后来的人们开辟出一条认识商业世界的道路。
托马斯·孟的成长故事:从店铺学徒到商业大师
伦敦的商人家庭
1571年,托马斯·孟出生在英国伦敦。他的父亲也叫托马斯·孟,是一位成功的出口商人。在十六世纪的伦敦,做生意可不是什么低下的职业。伦敦人尊敬商人,因为正是这些商人把世界各地的好东西带到了英国,也把英国的货物卖到了全世界。
孟家的店铺开在伦敦的伦巴第街附近。为什么要开在这里呢?因为伦巴第街是当时伦敦金融商业的中心,银行家、商人、经纪人经常在这里出没。从窗户望出去,小托马斯·孟能看到街道上人来人往,听到商人们在讨价还价,还有水手们在码头上的号子声。
从小,孟就跟着父亲学习做生意的本领。他学会了读写数字,学会了算账,学会了辨认不同国家的钱币。父亲还常常带着他到码头上去,看大船卸货,认识那些从远方归来的水手和商人。小孟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好奇:那些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又能卖到哪里去?
东印度公司的学徒
孟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到了一家公司当学徒。这家公司叫做“冒险商公司”,是英国最早的大型贸易公司之一。公司专门做进出口生意,把英国的布匹和羊毛卖到国外,再从国外进口各种商品。
年轻的孟在公司里从最底层做起。他帮商人们整理文件,记录货物的数量和价格,跑腿送信,打扫店铺。这些活计看似简单,但孟从中学会了商业世界的运作方式。他知道了货物是怎样从生产者手中转到商人手中,又从商人手中卖给最终的用户。他知道了做生意的风险——船可能沉没,货物可能损坏,买家可能赖账。
有一次,公司的一批布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损失惨重。孟看到父亲和公司里的其他商人一起商量对策:怎样减少损失?怎样才能在下一次运输中避免同样的问题?这次经历让孟明白了一个道理:做生意不是把东西买进卖出那么简单,而是一门需要经验和智慧的艺术。
亲眼见证贸易的运作
在冒险商公司工作了几年后,孟的业务能力越来越强。1600年,一件大事发生了——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家新公司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特许状,可以独占英国与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贸易。
孟抓住机会,加入了东印度公司。他被派去监督布匹的采购——这是一种专门用来交换东方商品的东西。印度人喜欢英国的细棉布,英国人喜欢印度的香料和丝绸,而布匹就是连接这两种需求的桥梁。
孟在东印度公司的日子里,常常站在码头上,看着一船船的布匹被运往东方,又看着一船船的香料和丝绸从东方归来。他的脑海里开始浮现一个问题:英国在这个贸易中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如果赚了,赚的是什么?如果亏了,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当时的人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有人认为,贸易就是一方赢一方输,如果印度人从英国赚了钱,那英国人一定亏了。但孟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贸易似乎可以同时让双方都得到好处——英国人用布匹换来了他们需要的香料,印度人用香料换来了他们需要的布匹。如果贸易停止了,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会受损。
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革命性的。
写出改变国家的书
晚年的孟把自己一生的商业经验和思考写成了一本书,名叫《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这本书在1664年出版,也就是孟去世前两年。
在这本书里,孟提出了一个惊人大胆的观点:国家的财富不是靠存钱得来的,而是靠贸易得来的。一个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本国的商品卖到国外去,同时从国外进口本国需要的商品。通过这种“有出有入”的贸易,国家才能越来越富。
孟还强调,贸易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你赚了我就亏了,而是可以“共赢”。只要买卖做得公平合理,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多讨论,很多人一开始不相信,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孟的想法。
孟的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商业思想往往来自亲身实践。一个从小在店铺里长大的孩子,一个在商船上见证过贸易往来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了改变一个国家商业政策的智囊。他的书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奉为经典,而他本人也被誉为“英国重商主义之父”。
巴尔本的传奇人生:医生、经济学家和剧院建造者
肯特郡的乡绅之子
1640年,巴尔本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的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些土地,靠收地租为生。和其他乡绅家庭的孩子一样,巴尔本从小接受的是古典教育——学习拉丁文、希腊文,阅读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经典著作。
但巴尔本不是一个只会死读书的孩子。他对各种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喜欢动手做实验,喜欢思考那些大人们觉得孩子们不该问的问题。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水为什么往下流?人的身体是怎样工作的?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都需要深入的思考才能回答。
巴尔本长大后,先是在牛津大学学习,后来又转到剑桥大学。在剑桥,他选择了学医——也就是学习怎样给人治病。这门学科需要大量的生物学、化学和解剖学知识,巴尔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于1668年获得了皇家内科医学院的会员资格。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医生,可以在伦敦执业了。
建造伦敦最早的固定剧院
然而,巴尔本并没有把他的才华只用在一个地方。
在行医的同时,巴尔本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伦敦的戏剧表演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那之前,英国的剧院都是临时搭建的,演员们在酒馆院子里或者露天广场演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1660年,王政复辟之后,查理二世成为了英国国王。这位新国王喜欢戏剧,在他的支持下,伦敦开始出现第一批固定的商业剧院。
巴尔本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建造了一座新的剧院。这座剧院叫做“里斯伯勒剧院”,是伦敦最早的固定剧院之一。它的规模不算大,大约能容纳一百多位观众,木制的观众席围绕着一个小小的舞台。但它意义重大——这是伦敦第一个真正面向公众的商业剧院,买了票就能进去看戏。
剧院建造的过程并不容易。巴尔本需要筹集资金、购买材料、雇佣工匠、协调各方关系。他运用了自己在医学训练中学到的组织能力,也发挥了自己对建筑和艺术的独特理解。1668年,里斯伯勒剧院终于建成开业,成为伦敦戏剧界的一个新地标。
虽然这座剧院后来在1672年被一场大火毁坏了,但它在英国戏剧史和商业史上都留下了印记。巴尔本用它证明了一件事:剧院不只是一个艺术场所,也是一个可以盈利的商业企业。这种把艺术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思维方式,贯穿了巴尔本的一生。
用医学的思维思考经济
巴尔本不只是医生和剧院建造者,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也叫《贸易论》,在1690年出版。
在这本书里,巴尔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用人体来比喻经济。在医学上,巴尔本知道人的血液会在身体里不断流动,从心脏流到全身,再从全身流回心脏。如果血液在某处堵塞了,人就会生病。
巴尔本认为,钱在经济体里的流动和血液在身体里的流动是一样的。钱应该不停地流动——从一个人手里流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如果钱停止流动了,经济就会“生病”。所以,政府不应该把金币藏起来,或者限制钱的流通,而是应该让钱自由地流动。
巴尔本还用医学的思维来分析价格问题。他观察到,当一种商品供应多、需求少的时候,价格就会下降;当供应少、需求多的时候,价格就会上升。这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要找到问题的平衡点,才能药到病除。
在贸易政策上,巴尔本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认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预商业活动。商品应该自由流通,让供求关系自己来决定价格。如果英国人发现从法国买酒比自己酿酒更划算,那就应该让他们从法国买酒;如果法国人觉得英国的布匹便宜又好,那他们自然会选择买英国的布匹。
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很多人担心,如果英国允许外国商品自由进入,外国货会把英国的产业挤垮。但巴尔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自由贸易最终会让所有人都受益,就像血液自由流动会让整个身体都健康一样。
跨界天才的启示
巴尔本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的思想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学医的人,用医学的思维来理解经济;一个建造剧院的人,把艺术和商业结合起来思考。这些跨界经历让巴尔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得出了同时代人不曾想到的答案。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像巴尔本这样的“跨界者”并不少见。科学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医学、化学、天文学的新发现让人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巴尔本把这些新观念带到了经济学领域,为后来的人们开辟了新的思路。
诺思的贵族外交生涯:从土耳其到英国的见多识广
贵族家庭的镀金少年
1641年,诺思出生在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的家族叫做“诺思家族”,是英国东部的乡绅世家,拥有大片土地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诺思的父亲是巴斯伯爵,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和托马斯·孟不同,诺思从小就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他不需要在店铺里帮忙,也不用担心生意失败会饿肚子。他的人生道路是标准的贵族模式:从小接受私人教育,学习绅士应该掌握的一切技能——骑马、射箭、击剑、拉丁文、法文、哲学和神学。
1660年,十九岁的诺思从剑桥大学毕业。那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仪表堂堂、谈吐不凡的年轻绅士了。按照家族的安排,他应该回到乡下,管理家族的土地和佃农,过上安稳的地主生活。但诺思的心不在乡下,他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作为外交官出使土耳其
机会很快就来了。1673年,三十二岁的诺思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外交官,出使奥斯曼帝国。他的目的地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也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贸易枢纽。
从英国到土耳其,路途遥远,需要好几个月的海上旅行。诺思乘坐一艘英国商船,从伦敦出发,经过地中海,最终抵达君士坦丁堡。一路上,他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风景和人群——西班牙的海岸、意大利的港口、希腊的小岛——这些经历让一个从未离开过英国的年轻贵族大开眼界。
君士坦丁堡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城市。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岸,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城市里到处都是宏伟的清真寺、热闹的集市和繁忙的码头。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在这里,出售香料、丝绸、珠宝、皮毛、染料和数不清的其他商品。
诺思在君士坦丁堡住了好几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见证了东西方贸易的全貌。他看到商队从波斯和中亚走来,满载着丝绸和香料;他看到威尼斯商人在港口和土耳其商人讨价还价;他看到英国的布匹怎样在土耳其市场上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竞争。诺思还学会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能够直接和当地的商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
贸易见闻带来的思考
在土耳其的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诺思的世界观。
他发现,英国的商人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世界贸易的全貌。他们知道英国出口布匹、进口香料,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商品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经历了多少环节、经过了多少钱的手。一个英国商人把布匹卖给一个中间人,中间人再卖给另一个中间人,商品就这样转了好几手,每一手都要赚钱,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
诺思开始思考:为什么英国的商人只能做出口,而不能直接参与到整个贸易链条中去?如果英国能够控制更多的贸易环节,是不是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同时,诺思也观察到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局限性。当时英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应该尽量多出口、少进口,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有钱赚。诺思虽然也认同发展贸易的重要性,但他开始怀疑这种“只出不进”的做法是否真的明智。
他想:如果英国限制进口,那英国人就买不到便宜的外国商品,生活成本就会上升。而且,外国也会报复,限制英国商品的出口。这样一来,英国不仅得不到更多财富,反而可能失去已经拥有的市场。
写下《贸易论》
结束土耳其的任期后,诺思回到了英国。他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后来还当过财政大臣——这是一个负责管理国家钱财的重要职位。但他没有忘记自己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也没有停止对商业问题的思考。
1691年,五十岁的诺思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贸易论》。这本书和他之前读过的其他经济学著作都不一样——它不是空洞的理论推演,而是建立在一个真正周游过世界的人的真实观察之上。
在书中,诺思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贸易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来自于贸易的活跃程度,而不是来自藏在地窖里的金子。一个商人把商品卖出去换回金钱,然后把金钱再投资做更大的生意,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国家就会越来越富。但如果把钱藏起来不用,那钱就只是死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诺思还批评了那种为了追求贸易顺差而限制进口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是短视的。真正应该做的,是让商人自由贸易,让商品自由流通。政府应该做的是维护法律秩序、保护产权、让市场公平竞争,而不是干预具体的贸易活动。
诺思的这些观点,和巴尔本的想法不谋而合。虽然他们一个来自伦敦商人家庭、一个来自贵族外交官家庭,一个强调实践经验的积累、一个强调理论逻辑的推理,但他们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自由贸易比管制贸易更好,让钱流动比把钱囤积更有价值。
这种思想上的共鸣不是巧合,而是时代的产物。十七世纪的英国正在经历商业革命,旧的观念已经不再适用,新的一代人正在用新的眼光审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
为什么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商业思想
贸易规模扩大的挑战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认识了三位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小探险家”:托马斯·孟、巴尔本和诺思。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同一个时代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富有?
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变得如此重要?答案藏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里。
首先,贸易的规模在急剧扩大。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主要做的是羊毛出口生意,贸易量有限,关系也比较简单。但到了十七世纪,英国人开始把生意做到全世界。东印度公司把英国布匹卖到印度,从印度买回香料、丝绸和茶叶;各种贸易公司把英国商品卖到非洲、亚洲和美洲,从那里买回各种原材料和奢侈品。贸易量越来越大,贸易关系越来越复杂,商人、政府和普通人都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当贸易只是在国内进行的时候,规则很简单:你卖我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当贸易跨越国界、跨越海洋的时候,问题就复杂了。怎么保证远在千里之外的买家会付款?汇率每天都在变化,一英镑在不同的时间到底值多少?船只在海上遇到风暴,货物损失了怎么办?不同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发生了纠纷听谁的?
这些新问题需要新的智慧来处理。托马斯·孟、巴尔本和诺思等人,正是在这些问题的逼迫下,开始认真思考商业世界的规律。
国家竞争的压力
其次,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都在争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更强大,把别的国家比下去。
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各国都想找到一条让自己快速致富的道路。一些国家选择了抢夺——派海军到海外占领殖民地,把当地的黄金白银抢回来。另一些国家选择了贸易——和别的国家做生意,赚取利润。英国最初走的是第一条路,但渐渐地,人们发现抢夺并不是长久之计。殖民地的人民会反抗,远洋航行风险太大,而且抢来的财富总有用完的一天。
相比之下,贸易似乎是一条更可持续的道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地把商品卖出去、把钱赚回来,那它就能一直保持强大。这就是为什么十七世纪的英国越来越重视商业,也越来越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把生意做好?
思想变革的前夜
最后,十七世纪还是一个思想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