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发孤女的奇遇
第 1 章：红发孤女的奇遇
她从哪里来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可以从无家可归开始，最后住进全岛最漂亮的房子，过上幸福得像做梦一样的生活？
安妮·雪莉就是这样。
这个长着雀斑和红头发的女孩，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从一个被陌生人挑剩下的孤儿，变成了绿山墙农舍的小主人。她的故事听起来像童话，但如果你仔细读每一个细节，就会发现它比童话真实得多——因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不是魔法，而是这个女孩心里那团永远不会熄灭的火。
故事得从很久以前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没那么久，大约一百多年前，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岛上——一个女婴出生了。她的头发红得像燃烧的火焰，眼睛是绿色的，像夏天的树叶。她出生的那间小房子四面透风，墙角的木板在冬天的寒风里咯吱作响。她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夫，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不太会说话；她的母亲是一个瘦弱的女人，年轻、苍白、眼神里总是带着忧虑。
这个女婴被取名安妮。
但名字里的美好祝愿没能保护她。几个月后，安妮的母亲发起了高烧。那个时候的偏远农村没有医生，即使有，也付不起诊金。安妮的父亲日夜守在床边，用湿布给她敷额头，唱着她最爱听的歌，可女人的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虚弱。
最后，她闭上了眼睛。
安妮的父亲詹姆斯·雪莉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看着妻子被放进松木棺材。那天晚上，他把婴儿哄睡之后，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一个婴儿——他连给自己做饭都不太会。他笨手笨手地给安妮冲奶粉，不是太烫就是太凉。安妮哇哇大哭，小脸涨得通红，詹姆斯抱着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女儿安静下来。
那是他人生中最孤独的一夜。
但命运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悲伤。六个星期后，安妮的父亲去镇上卖木柴，归途中突然倒在了路边。路人围过来看热闹，七嘴八舌地议论，却没有人认得这个沉默寡言的农夫。有人去报了警，警察翻遍他的口袋，找到了写着地址的纸条，这才辗转通知到了他的亲戚。
詹姆斯·雪莉死于一种叫“心脏扩大”的病。大夫后来说，他的心脏早就出了问题，只是他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个粗心的男人，连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都没察觉，却留下了一个连奶瓶都不会用的婴儿。
安妮就这样成了孤儿。
她被送到了当地孤儿院。在那里，她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几年。孤儿院是一栋灰色的石头房子，窗户很高，阳光很难照进来。墙壁刷着暗绿色的油漆，空气里总是弥漫着消毒水和劣质肥皂的气味。安妮睡在一张小铁床上，床单硬邦邦的，枕头薄得像一张纸。
孤儿院的院长是一个瘦高的女人，名叫布莱森太太。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时总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背一份永远也背不完的名单。孤儿院里有一百多个孩子，布莱森太太记不住每个人的名字，她只用编号来称呼他们。安妮是第38号。
孤儿院里的38号
第38号安妮在孤儿院的三年多时间里，几乎没有被任何人真正注意过。
孤儿院的日子有一套固定的节奏：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吃早饭（通常是稀粥和黑面包），然后分成小组做清洁或手工。午饭是土豆汤，晚饭是面包和茶。一周能吃上一次肉沫，那天所有孩子都会格外安静。
安妮在孤儿院里学会了很多事情。她学会了怎么用最短的时间吃完一碗粥而不被噎到，因为吃得慢的孩子会被没收碗筷。她学会了怎么在一百多张床中迅速找到自己的那张，因为熄灯后如果还在走动就要被罚站墙角。她还学会了怎么安静地待在一个角落里，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因为存在感高的孩子往往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但安妮学不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怎么让别人注意到她。
孤儿院的孩子们大多是婴幼儿和学龄前的小小孩。安妮是最早一批会说话、会走路、会自己穿衣服的孩子之一。按理说，她应该能帮忙做很多事情——给婴儿换尿布、哄小孩子睡觉、把餐具摆上桌子。可正因为她“能干”，所以脏活累活总是落到她头上，而当有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出现时，那些更会撒娇、更会哭闹的孩子总是排在前面。
有一次，布莱森太太收到了一批慈善捐赠。其中有一套拼图，是专门给大一点的孩子玩的。安妮在角落里眼巴巴地看着，发现那套拼图被发给了另外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比安妮大半岁，但她拿着拼图转手就弄丢了好几块，然后撒了个谎说是安妮偷的。
布莱森太太没有问安妮。她只是走过来，用那双隔着眼镜片显得格外冷淡的眼睛看着安妮，说：“把东西还回去，安妮。”
“我没有拿。”安妮说。
“我不想听解释，”布莱森太太打断了她，“道歉，然后回房间去。”
安妮没有道歉。她站在那里，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里。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她知道，在孤儿院，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没有人在乎你哭不哭。
最后她被罚了晚饭，站在餐厅角落里看着其他孩子吃完了黑面包和茶。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想象那是一棵开满白花的大树。她想象自己爬上树，坐在最大的枝丫上，风吹过来，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上、手心里。她想象自己不是38号，而是某个被深爱着的孩子，母亲在她身边唱歌，父亲在树下向她招手。
这是安妮最早的记忆，也是她最常做的事：在孤儿院冰冷的铁床上，用想象为自己搭建一个温暖的世界。
寄养家庭与冷落的滋味
安妮六岁那年的春天，孤儿院来了几个人。
他们是附近农村的一对夫妇，想领养一个女孩帮家里干活。这种事在那个年代很常见——农村家庭缺人手，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年龄合适的孩子，既不用付工钱，又能得到一个听话的劳力。只是大多数家庭宁愿要男孩，因为男孩能干的体力活更多。所以当这对夫妇开口问“有没有七岁以下、能干活的女孩”时，孤儿院里符合条件的孩子有好几个。
那对夫妇看了好几个候选的女孩，有的比较漂亮，有的看起来比较机灵，有的会主动帮忙做事。最后他们挑了一个叫米妮的孩子——不是因为她最出色，而是因为她最听话，问她什么都说“好”，不哭不闹，不多嘴。
安妮没有被选中。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安妮记不清了。孤儿院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偶尔会有人来领养孩子。安妮总是站在队伍里，踮着脚尖，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干净一些、整洁一些、讨人喜欢一些。可每一次，来的人都绕过她，选了别人。
“头发颜色不太好。”有一次她听到有人小声说。
“太瘦了，怕养不活。”另一次是这样。
“话太多了，问东问西的，不省心。”
最后一句话是安妮记得最清楚的一次。那是一个戴帽子的胖女人，她来孤儿院挑孩子，挑了半天，最后走到安妮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
“安妮。”安妮响亮地回答。
“你多大了？”
“六岁。”
“你知道怎么洗衣服吗？”
“知道。我会搓衣服，还会晾衣服。”
“你会做饭吗？”
“还没学过，但我可以学。我学东西很快的。”
“你——”
“您的帽子真好看，”安妮打断了她，眨巴着眼睛说，“上面的花是绣上去的吗？我猜是丝线的，摸上去一定软软的。我以前在书上看过一种花，叫什么来着——啊，玫瑰！对，就是玫瑰。您这帽子上的花就是玫瑰的样子，不过书上的玫瑰是红色的，您这个是粉色的。粉色也好看，我最喜欢粉色了，其次是紫色，再次是蓝色——”
“行了行了。”胖女人摆了摆手，转身就走了。
后来安妮被安排去了一户寄养家庭。这不是正式的领养，只是临时寄养——那户人家缺个帮工，正好可以白用孤儿院送来的孩子。他们住在离孤儿院很远的一个农场里，孤零零的一栋房子，周围全是玉米地。
安妮在那里待了大约两年。
这两年里，她学会了挤牛奶、喂猪、削土豆、洗碗、洗衣服、擦窗户、拖地板。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干活到天黑。那家的女主人不太打她，但也不怎么跟她说话。有时候安妮主动开口想聊聊天，女主人就会皱起眉头，说：“干你的活，别多嘴。”
那家的孩子们呢？他们比安妮大几岁，已经上学了。他们放学回来，会拿出新买的糖果和玩具，在安妮面前炫耀一番，然后当着她的面把糖果吃掉。安妮站在那里，手上还沾着洗碗的肥皂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糖果的包装纸。
有一次，一个男孩故意把一颗糖扔在地上，踩碎了，然后趾高气扬地走了。安妮蹲下来，把地上的糖渣一点一点捡起来，放进嘴里。那是她吃过的最甜的东西。
夜里，安妮躺在农场仓库的阁楼上，听着风从木板缝隙里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声响。她想象自己的床其实是一艘小船，正航行在一片星光闪烁的大海上。她想象海风是温暖的，海浪轻轻地摇晃着她，带她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绿色的房子，窗户里透出橘黄色的灯光。
她就这样在想象中小声地对自己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想象力的种子
在绿山墙的安妮长大之后，许多人都问她：“你的想象力是从哪儿来的？”
她会说：“大概是天生就有的吧。”
但如果你追问下去，她会想一想，然后告诉你一个你可能没想到的答案：“大概是饿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开始放电影。”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仔细想想，它是真的。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研究：人们在饥饿、寒冷、孤独这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寻找替代性的满足方式。一个吃不饱的孩子，可能会在想象中给自己“画”一顿大餐——想象热气腾腾的炖肉、金黄的烤面包、冰凉的牛奶。想象越具体，带来的满足感就越真实。虽然肚子还是饿的，但心里没那么难受了。
安妮就是这样。她的想象力不是某种特殊的才能，也不是因为她比别人聪明。它最初只是一个孩子求生的本能——当现实太苦、太冷、太孤独的时候，她需要另外一个世界来让自己喘口气。
一开始，她的想象非常简单。
铁床的弹簧坏了一根，床垫陷下去一个洞。安妮躺在洞里，想象那是湖泊底部的一个凹陷，湖水清澈见底，小鱼在她周围游来游去。孤儿院墙角的裂缝像一条蜿蜒的小路，她想象那是通往仙境的小径。
后来，她的想象越来越复杂。
她给孤儿院后院的枯树取了名字，叫它“芭比”。她每天路过都要跟它打招呼：“早上好，芭比。今天天气真好，你觉得呢？”那棵树当然不会回答，但安妮不在乎。她想象芭比有自己的故事——它曾经是一棵小树苗，被一个小女孩种在花园里，后来小女孩长大了，离开了，芭比就一个人站在那里，等啊等，等了一百年。
孤儿院的孩子们觉得她很奇怪。她说话的方式奇怪——一会儿自言自语，一会儿突然对着某样东西大惊小怪。她的眼神也奇怪，好像总在看着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她的想象力让她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别的孩子觉得她是个怪人，不愿意跟她玩；孤儿院的阿姨们觉得她“多动”“爱走神”，偶尔还会罚她。
但想象力也给安妮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她的语言能力发展得特别快。因为她总是在给自己讲故事，在脑子里构建一个又一个场景，所以她的词汇量越来越大，描述事情越来越生动。等她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她的老师惊讶地发现，这个孤儿院来的孩子，说起话来比很多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还要流畅，还要有意思。
这就是苦难埋下的种子。孤儿院的冷落和忽视让安妮不得不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寻找慰藉，而那个内心世界后来成了她身上最闪闪发光的部分。只是这个道理，要等很久以后才会显现出来。
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安妮“你的想象力很珍贵”。他们只是说她“话太多”“不老实”“脑子有问题”。安妮把这些话默默地记在心里，直到很多年后，当她第一次站在绿山墙农舍的窗前，望着外面金色的麦田和远处闪闪发光的湖面，她才终于明白：那些年用来熬过孤独的想象，从来都不是缺点，而是命运给她的一份特别的礼物。
改变命运的下午
时光快进一下。
安妮在寄养家庭待了大约两年之后，那个农场的男主人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需要去大城市治疗。他们没有钱带安妮去，于是又把安妮送回了孤儿院。
回到孤儿院的安妮已经八岁了。她比两年前高了一些，但依然瘦得像根火柴棍。她的头发还是红得像火焰，皮肤因为常年缺乏阳光而显得苍白。她走进那扇灰色的大铁门时，门口的看门人差点没认出她来。
“两年前那个爱说话的小姑娘？”他皱着眉头想了想，“是她啊。回来啦？”
“回来了。”安妮说。
她又变成了38号。
时间继续往前走。安妮在孤儿院又生活了将近两年。这期间，又有不少人来看过孩子，挑走了一些。但安妮始终没有被选中。原因五花八门：有人嫌她头发红，有人嫌她太瘦，有人嫌她“看起来身体不好”，还有人干脆就是觉得她“不顺眼”。
就在安妮快要满十岁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也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有一个叫绿山墙农舍的地方。农舍里住着两位老人：马修·卡斯伯特和玛丽拉·卡斯伯特。他们是一对兄妹，年轻时都没结婚，年纪大了之后相依为命。马修已经六十多岁了，玛丽拉也快六十。他们住的那栋绿色的大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和果园。
兄妹俩本来没有收养孩子的打算。玛丽拉年纪大了，眼睛又不好，不能干太多活，他们原本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能帮马修干农活的那种。他们托了人办理领养手续，交了手续费，就等着孤儿院把孩子送过来。
可事情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岔子。
孤儿院那边出了点问题。本来应该和马修他们对接的是一个叫雷洁丝·哈里斯太太的修女，她负责安排孩子的交接。但哈里斯太太那天恰好生病了，临时请了另外一个人帮忙——一个叫珍妮·吉利斯的年轻女助手。
珍妮·吉利斯不太熟悉业务。她看到绿山墙农舍的领养申请上写的是“男孩”，但她那天太忙了，手头没有合适年龄的男孩，只有女孩。她想当然地觉得：哎呀，性别可能也没那么重要吧，反正卡斯伯特先生和太太也不一定真的那么在意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再说这个女孩也很机灵，应该没问题的。
于是她做了那个改变一切的错误决定：她把安妮·雪莉送上了开往爱德华王子岛的火车。
当马修·卡斯伯特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看见安妮的时候，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他本来在等一个男孩。他看见了列车员正在往下放行李，听见有人在喊“上车的请往里走”——然后一个小小的身影穿过人群，朝他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她穿着一件又短又旧的咖啡色棉裙，裙子的下摆已经磨出了毛边。裙子的袖子短了一大截，手腕露在外面，细得像两根柴火棍。她的脚上是一双过大的鞋子，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直响。她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帽檐上插着几朵已经枯萎的野花。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头发。那是一头红得发亮的头发，颜色浓烈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下午的阳光里熠熠生辉。安妮的脸很小，下巴尖尖的，颧骨突出，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她的眼睛又大又亮，是灰色的——不是普通的灰色，而是像雨后的云层一样，带着一层奇异的光泽。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有一肚子话等着说。
她走到马修面前，仰起头，打量着这个陌生的老人。
“请问您就是绿山墙农舍的卡斯伯特先生吗？”她的声音清脆响亮，像是在舞台上表演。
马修——这个一辈子不善言辞、一看见陌生人就浑身不自在的老人——结结巴巴地回答：“是……是的。我是马修。”
“太好了！”安妮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我还怕认错人呢。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段话，想万一认错人该怎么解释呢。我叫安妮·雪莉，我已经十一岁了，不过他们跟我说的是十岁，可能是因为我瘦所以看起来小一点。我没有父母，但我不是那种很可怜的孤儿——至少我不觉得自己可怜。我不太喜欢别人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我。我喜欢想象很多东西，比如现在我在想，您是不是以前见过我母亲？因为您看起来好像很面熟。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金色的，跟我很不一样。我母亲是金色的头发，不过我父亲说我的头发以后也会变成金色的。我不太确定，但我愿意相信他——”
她一口气说了整整五分钟，中间几乎没有停顿。
马修站在原地，手里的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他看着这个瘦小的红发女孩，听着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身世、想象、担心和希望。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要的男孩。他清楚地听到了珍妮·吉利斯在电报里写的名字是“安妮”，是一个女孩，而他要的是一个男孩。
可奇怪的是，他没有转身离开。
也许是安妮的眼睛让他迈不开脚步。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没有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奇异的、灼热的、像火一样燃烧的光芒。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渴望、期待、孤独、骄傲，还有一团看不见的火焰。
马修最后还是弯腰捡起了帽子。他沉默了很久。他本来可以说“我弄错了，我们家要的是男孩”，然后把这个女孩送上返程的火车。可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安妮，喉结动了动，最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火车要开了，我们走吧。”
后来玛丽拉问他为什么没有当场拒绝，马修想了半天，说了一句非常马修风格的回答：“她看起来……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一个十岁的瘦小女孩，一个不善言辞的老农夫，一个本不该发生的误会——这三样东西碰到一起，构成了一个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时刻。
他们从火车站走回绿山墙农舍的那条路，后来成了安妮最喜欢的一条路。路的左边是森林，右边是河流，远处是起伏的小山丘。她一边走一边给马修介绍沿途的每一处风景，给它们一一取了名字：一片漂亮的白色李花树，她叫它“欢乐的白色之路”；一个小湖，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她叫它“闪光之湖”；一排高高的白杨树，她叫它“新娘之路”。
马修一句一句地听着，偶尔点点头。他不太懂这个女孩在说些什么，但他觉得——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她说的那些名字，好像是真的比原来那些干巴巴的地名好听多了。
那天傍晚，他们走到了绿山墙农舍门口。夕阳把整栋房子染成了金色。房子是绿色的，窗户很大，门前有一条弯弯的石子路，花园里的花正在开放。安妮站在门前，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她就要有家了吗？她真的就要有家了吗？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知道一件事：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她的想象力会一直陪着她。而这一次，她不用再想象灯光和温暖了——因为它们就真实地存在于眼前这栋绿色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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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安妮·雪莉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幸：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几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不到一岁又失去了父亲。从孤儿院到寄养家庭，从寄养家庭再回到孤儿院，她在冷漠和忽视中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时光。
但恰恰是这段经历，在她心里种下了一样最珍贵的东西——想象力。当现实太过冰冷，她就用想象给自己织一件温暖的外衣；当周围没有人愿意听她说话，她就对着树说话，对着月亮说话，对着墙角的水渍说话。这种能力不是缺陷，而是一种惊人的韧性。
马修在火车站见到安妮的那一刻，他本可以转身离开。但那双燃烧着光芒的眼睛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场误会，一辆火车，一条没有尽头的小路，把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和一个独居多年的老农夫绑在了一起。
绿山墙农舍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个脾气严厉的玛丽拉，能接受这个“不请自来”的红发女孩吗？安妮能在这所房子里留下来吗？
下一章我们将认识玛丽拉·卡斯伯特，看看这位严厉的女主人是如何与安妮“过招”的，以及绿山墙农舍里的第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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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时间
任务一：三句话介绍安妮的身世
试试用三句话向朋友介绍安妮的故事。你可以这样说：
> 安妮·雪莉是一个孤儿，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里度过了将近十年，受尽冷落和忽视。正是这些孤独的经历，让她的想象力变得格外丰富。后来，她因为一次意外的误会，被送到了爱德华王子岛的绿山墙农舍。
任务二：画出你想象中安妮初见马修的场景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火车站的月台上，夕阳西下，一个瘦小的红发女孩站在一个手足无措的老农夫面前。她的草帽上插着枯萎的野花，她的鞋子太大，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但她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拿起你的画笔，把这个画面画下来。你可以画：
- 火车站的背景（月台、火车、行李）
- 安妮的样子（红头发、破旧的裙子、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