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的革命：从坊市到街市

城市空间的革命：从坊市到街市

引言：一场静默的城市变革

公元960年至1279年的三百余年间，中国城市经历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空间革命。这场变革并非源于某项宏伟的规划法令，也不是某位杰出帝王的个人意志所致，而是社会经济力量与政府管控能力消长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唐代那种围墙林立、坊市分立的城市格局，在宋代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街市形态——临街设店、店铺林立、商业活动渗透到城市肌理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转变的历史意义远超城市形态本身。它意味着城市从一种政治权力的容器，转变为经济活动的舞台；意味着市民从被管理的对象，转变为城市空间的主动使用者；意味着商业逻辑首次在城市的空间组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城市社会学先驱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城市首先是一个容器，容纳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宋代城市空间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个容器本身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反过来重塑了容器内部的社会生活。

理解这一变革，是理解宋代城市生活与文化的关键起点。本章将追溯这一空间革命的历程，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并通过汴京与临安两大核心城市的案例研究，揭示这场变革如何在具体的城市空间中展开，又如何深刻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城市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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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的城市遗产：坊市制的兴衰

1.1 坊市制的空间逻辑

要理解宋代城市空间的革命性变革，首先需要回溯其制度根源——唐代确立的坊市制（坊市制度）。这一制度将城市空间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功能区域：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二者泾渭分明，不可混淆。

坊（fāng）是城市的居住单位，呈封闭的方形或长方形，四周筑有高墙，开设少量门洞供居民出入。这种设计既便于行政管理，也有利于社会治安——在外族入侵或内部动乱时，坊墙可以起到防御作用。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代长安城的坊数量达一百零八座，排列整齐，宛如棋盘。每一坊面积从数公顷到数十公顷不等，坊内道路狭窄，主要服务于坊内居民的日常通行。

市（shì）则是法定的商业活动区域。与坊相似，市同样采用封闭式管理，四周设有市墙，市门按时开闭。以长安为例，东市与西市是两大主要市场，各占四坊之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两市各设市令一人，负责管理市场交易、维护市场秩序、征收商税等事务。市的内部按照经营商品的种类划分布局，同类商品集中于特定的“肆”或“行”中出售。

坊市制的空间逻辑体现了农业帝国时期城市治理的核心关切：控制。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商业活动被视为“末业”，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限制。坊市制的封闭结构使得政府能够对城市人口实行有效监管，对商业贸易实行精细控制，对物资流通实施严密监督。每日的集市时间受到严格限定，《唐会要》记载：“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这种时间上的管控进一步强化了商业活动的边缘地位。

1.2 坊市制的松动与瓦解

然而，坊市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根源在于：商业活动天然具有突破空间限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而封闭的坊市结构恰恰是对这种冲动的制度性压制。

早在唐代中后期，坊市制的松动迹象已经显现。安史之乱（755-763）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显著削弱，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原有的城市管理制度难以有效执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居住压力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在坊内私自开设店铺，或在坊门附近摆摊经营，这些行为虽然违反规定，却难以有效禁止。

唐代文学家白居易的《东南行一百韵》描写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城内的商业景象：“街店东西市，灯笼大小晕。”这说明至少在某些城市，商业活动已经突破了市的边界，开始向街道蔓延。而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奉节）所见“家家麻麦粥，的的夜春声”，则反映了城市商业向坊内渗透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唐代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夜市的雏形。诗人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这与官方规定的日落散市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政府多次下令禁止，但夜市的蔓延趋势不可逆转。到了晚唐时期，扬州、成都等商业发达城市的夜市已经相当繁荣，“夜市桥边火，春风郭外楼”成为常见景象。

这些迹象表明，坊市制的瓦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渐进过程。宋代所做的，不过是顺应这一历史趋势，以制度的形式确认既成事实，并将城市空间革命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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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城市空间革命的驱动力

2.1 人口压力与居住需求

宋代城市空间革命的深层驱动力，首先来自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居住空间的严重短缺。

根据学者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估算，北宋末年（1100年前后），全国人口已达约1.2亿，是唐代鼎盛时期（约8000万）的1.5倍。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口的城市化率显著高于前代。据漆侠先生研究，北宋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至15%，而唐代这一比例仅为5%至6%。这意味着宋代城市的实际人口密度远超唐代，居住压力可想而知。

以汴京为例，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北宋末期人口超过100万，核心城区面积却仅约5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2万人。在如此高密度的环境中，封闭坊墙的存在已经成为空间利用的严重障碍。坊墙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城市用地，而坊内大量土地用于道路和公共空间，实际可用于建造住宅的土地十分有限。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人口向城市集中，对商业服务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在封闭的坊市制下，居民只能在特定时间去指定的市购买商品，极为不便。当城市人口规模较小时，这种不便尚可忍受；但当人口达到百万量级时，原有的商业供给模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居住压力的另一表现是住房的短缺与昂贵。北宋名臣欧阳修曾上书言及汴京城内“屋宇密集，寸土寸金”的状况。由于坊墙限制了住宅用地的扩张，房价飞涨，许多中下层居民无力购房，只能租房或居住在狭窄的宅院中。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坊墙限制、允许临街经营成为缓解居住压力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街道空间，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

2.2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如果说人口压力是城市空间革命的推力，那么商品经济的繁荣则是这场革命的拉力。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手工业技术的显著进步、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共同推动了商品流通规模的急剧扩大。据经济史学家全汉昇研究，宋代商品流通量是唐代的数倍乃至十数倍，茶叶、丝绸、瓷器、盐、酒等大宗商品的贸易尤为活跃。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业空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首先，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需要更多的交易场所。其次，商业活动的频率提高，需要更长的交易时间。再次，商人群体壮大，需要更便捷的交通条件和更集中的商业氛围。这些需求在封闭的坊市制下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以汴京的相国寺为例，这座著名的佛教寺院在宋代已经演变为全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之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相国寺内万姓交易的盛况：“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这种规模庞大、品类繁杂的交易活动，显然无法被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市”之内。

更重要的是，宋代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商业形态，对传统空间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行会（同业组织）的兴起使得同类商品的交易趋于集中；邸店（商业兼仓储设施）的发展模糊了商业与居住的界限；便钱（类似银行汇票的信用工具）的出现促进了远程贸易；榷场（官方贸易市场）与扑买（包税制度）的并行则体现了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这些新业态无一不对传统的空间隔离提出了质疑。

2.3 政府管控的松弛与调适

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宋代政府的城市管理政策也经历了重大调整，从主动管控转向被动调适，最终在事实上放弃了坊市制。

宋代建立之初，太祖赵匡胤曾试图恢复唐代的城市管理制度。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颁布的《京城内外坊界六十余处》诏令，仍试图维持坊的空间格局。然而，这一努力很快就被现实所突破。太宗时期，汴京城内已经出现大量“侵街”现象——居民和商铺私自占用街道空间，在坊墙上开门或将店铺延伸至街面。

面对这一趋势，宋代政府经历了从禁止到默认、从默许到承认的转变过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政府开始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临街开设店铺。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汴京城内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街市，政府转而着手规范管理而非禁止。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包含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改革措施，实际上承认了街市业态的合法性。

哲宗以后，宋代政府彻底放弃了恢复坊市制的努力，转而采取了一系列调适措施：取消市的时间限制，允许夜市常态化；废除临街开店的禁令，允许商业空间向街道延伸；调整税收制度，将街市纳入正常的征管体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如拓宽主要街道、修建排水系统、改善照明条件等。这些措施使得街市形态最终确立。

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宋代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已经无法应对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而维持坊市制所需的管理成本也超出了政府的承受能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贵族也加入到侵街占道的行列中，使得禁令的执行更加困难。正如南宋学者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所言：“今者，市之于内，生意自盛，士农工贾，各有攸处，不相复杂，所谓坊场、埭市之名犹存，而其实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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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汴京：街市形态的先行者

3.1 从坊市到街市的空间转型

汴京（今河南开封）是宋代城市空间革命的先行者和最大实验场。这座曾是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城的城市，在北宋时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北宋初年的汴京城基本沿袭了唐代汴州城的格局，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原有的坊市结构就被彻底颠覆。造成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城市规划的扩建。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随着皇城的扩建，城墙向外扩展，原有的坊界被打破，新的街道格局形成。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新城四十三坊的格局被重新划定。

然而，形式上的坊界划分与实质上的功能变化相比，不过是表面文章。真正标志汴京城市空间革命完成的，是三条标志性街道的兴起：御街、州桥街市与相国寺市场。

3.2 御街：城市中轴线上的商业景观

御街（Imperial Avenue）是汴京城的中轴线，北起皇宫宣德门，南至南薰门，全长约十五里（约7.5公里），是皇帝出行的御用道路，也是汴京最繁华的商业大街。

御街的宽度约达三百步（约470米），中间是皇帝的专用道路，两侧辟有御沟，种植着荷花，两旁是权贵的宅邸和官署。然而，真正使御街闻名遐迩的，是它作为商业街的繁盛景象。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详细描绘了御街的风貌：

> “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曲尺街，那里书店甚多，皆文人学士游学之所。街上井店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

这段记载揭示了御街商业的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临街店铺的密集分布。御街两侧不再是封闭的坊墙，而是鳞次栉比的店铺，从餐饮到零售，从手工制作到文化服务，品类齐全，应有尽有。

第二，商业与居住的融合。御街两旁的居民既是商业服务的对象，也是商业活动的参与者，“连门俱是”的店铺格局说明商业空间已经深度嵌入居住区之中。

第三，专业市场的出现。御街上的书店集中分布，反映了商业活动的专业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御街的商业繁荣还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仁宗嘉祐年间，政府下令在御街两侧种植行道树，挖掘排水沟渠，铺设石板路面，使得这条商业大街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街市美化工程，标志着官方对街市形态的正式认可。

3.3 州桥：水上商业的枢纽

州桥位于御街中段，跨汴河而建，是汴京城内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这座始建于唐代、多次重建的石拱桥，在宋代已经发展成为繁忙的商业中心。

汴河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向汴京输送粮食和物资的重任。每年从汴河运入汴京的漕粮高达六百万石，船只往来不息，带动了沿河商业的繁荣。州桥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物资集散和商品交易的理想场所。

《东京梦华录》如此描述州桥的繁华：

> “州桥之北，岸治甘浆铺甚多，其旧迹亦可考。后因争论酒曲之利，有司禁止之，铺店遂废，岸侧多是贡院，时举子帘试，士人辏集。桥之西，泽国鱼盐所辐辏，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州桥附近曾经是酒类批发的中心，后来虽然因官方禁令一度衰落，但很快又恢复了商业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州桥的商业形态已经突破了单纯的临街店铺模式，呈现出沿河商业带的雏形。

沿河两岸形成的商业带，是宋代街市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商业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依托水运的优势，形成物资集散中心；二是沿河两岸店铺林立，呈现线性分布；三是商业活动与城市交通、水利设施紧密结合。州桥地区的发展模式，对后世沿河商业街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3.4 相国寺：宗教空间的世俗化

相国寺位于汴京城内东北隅，是汴京最著名的佛教寺院，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之一。这座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的古刹，在宋代经历了一场从宗教空间到商业空间的深刻转型。

相国寺的世俗化始于何时，已经难以确考。但到北宋中期，寺庙每月五次开放供万姓交易，已经成为定制。《东京梦华录》对相国寺市场的描述堪称宋代商业形态的缩影：

>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

这段文字揭示了相国寺市场的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规模化与专业化。相国寺市场的规模堪比一座小型城市，摊位按商品类别分区设置，形成有序的专业化布局。飞禽猫犬、什物器具、衣帽鞋袜、文房四宝、土产干货，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主顾。

第二，品牌意识的出现。文中提到的“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潘谷墨”，都是当时著名的品牌。这说明宋代商业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品牌价值得到市场认可。

第三，宗教空间与商业空间的叠加。相国寺市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商业活动是在宗教建筑内进行的。这种叠加并非偶然——寺庙的高大人流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客源，而商业收益又为寺庙的运营提供了资金。宗教与商业的互利共生，是宋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

相国寺市场的存在，实际上模糊了“坊”“市”“寺”等传统空间类别的边界。在这座寺庙里，坊的空间限制被打破，市的时间限制被取消，宗教的神圣性被世俗需求所冲淡。这种边界的模糊，正是街市形态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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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安：江南水乡的商业都市

4.1 从临时行在到繁华都会

临安（今浙江杭州）在南宋时期（1127-1279）成为宋王朝的首都，开启了这座城市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虽然孝宗皇帝曾声称“朕只认得临安”，表明朝廷对临安作为临时首都的定位，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临安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汴京。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为躲避金兵追击，南渡长江，最初驻跸于建康（今南京）、越州（今绍兴）等地。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正式迁都临安，开始了这座城市的首都时代。然而，临安并非一座新建的城市——早在唐代，这里就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商业中心，五代吴越国时期更是发展为东南第一州。北宋时期，临安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雄厚，人口约二十余万。

南宋定都后，临安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到南宋末年，临安人口突破百万，其中城区人口约四十至五十万，加上周边县市的人口， metropolitan area总人口超过一百万。这座因战争而兴的临时首都，最终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4.2 水乡城市的街市特色

与汴京的方正格局不同，临安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城市的街市形态也因此而呈现出独特的江南特色。

临安城内共有盐桥运河、市河、南河等多条主要河道，它们既是城市的交通动脉，也是商业布局的轴线。沿河两岸，商铺、茶楼、酒肆鳞次栉比，形成了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写道：

> “街巷交界，五方所聚，无处不有。茶坊、酒肆、脚店、歌馆，以及撮合山、驻鞍堂之类，亦各随地之便。”

这段话揭示了临安街市的一个显著特点——因地制宜的空间利用。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的临安，街市不必像汴京那样密集，但商业的渗透性更强，几乎无处不在。

临安街市形态的另一特点是商业区与住宅区的融合比汴京更为彻底。由于城市用地相对宽松，居民可以在自己的宅邸内直接开设店铺，或将临街的房间出租给他人经营，形成了前店后宅的商业居住复合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

临安的商业区划也呈现出独特的格局。与汴京相比，临安的专业化市场更加发达。根据《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内有名可考的市场包括：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菜市、肉市、鱼市、布市、纸市等，涵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专业市场大多沿河分布，利用水运便利进行物资集散和商品交易。

4.3 清河坊与御街：繁华的商业符号

如果说汴京的御街是北方商业文明的象征，那么临安的清河坊与御街则代表了江南商业文化的精华。

清河坊位于临安城内西北角，因流经此地的清河而得名。这里是临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百货云集，商贾辐辏。《武林旧事》记载：

> “清河坊，车马驰骛，人物繁夥，铺席骈余几千家。”

清河坊的繁荣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靠近皇城和官署，便于官员和贵族的消费需求；同时又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南来北往的商旅多在此落脚。清河坊的商业以高档零售为主，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名茶佳酿、文房四宝，都是这里的畅销商品。

与清河坊相邻的御街（临安版本），北起朝天门（今鼓楼），南至凤山门，全长约十里。这条街道虽然长度不及汴京御街，但繁华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都城纪胜》记载：

>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

临安御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夜市的深度结合。得益于江南地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活跃的商品经济，临安的夜市几乎与日市一样繁荣，形成了全天候的商业活动模式。夜市的兴起是宋代城市空间革命的重要内容，它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秩序，使城市成为一座“不夜城”。

《武林旧事》专门记载了临安夜市的盛况：

>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这种全天候的商业活动模式，对城市空间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需要临街的店铺，还需要配套的照明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