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置前的基底：改革开放前的宝安县画像

1978年10月的深圳墟（Shenzhen Market，今深圳罗湖核心区），天刚蒙蒙亮，蛇口渔港的百艘渔船便陆续归港，渔民们抬着连夜捕捞的黄花鱼、马鲛鱼，沿着泥泞的堤岸往墟镇的国营水产收购站走。这是宝安县（Bao'an County）设县1600多年来再寻常不过的一个清晨——没有人会想到，这座位于粤东边陲、毗邻英占香港（British Hong Kong）的农业县，将在一年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40余年间成长为常住人口超17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要理解深圳的崛起逻辑，首先要回到1979年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设立前的宝安县，还原其作为边陲农业县的完整历史基底，梳理其产业、人口、制度的初始禀赋，以及这些禀赋如何为后续的爆发式增长埋下伏笔。

1.1 地理与行政沿革：边陲之地的千年变迁

宝安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朝廷设东官郡，下辖宝安县，管辖范围涵盖今深圳、香港、东莞、中山部分地区，县治设在南头（Nantou），是岭南地区重要的沿海行政中心。明清时期，宝安县属广州府，一直以渔业、农业和边境贸易为主要产业，因境内盛产“宝安鱼”得名。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后，宝安县的管辖范围被逐步压缩，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ong Kong Territory），将深圳河以北、界限街以南的“新界”地区租给英国99年，宝安县被正式分割为港九地区与内地宝安县两部分，县域面积从原来的3000多平方公里缩减到1953平方公里。

> 📌 历史小贴士：《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双重影响 > 该专条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事件，直接导致中国丧失新界地区的主权，但也客观上让深圳成为内地唯一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接壤的边境地区。1979年中央选择宝安县作为经济特区选址，核心逻辑正是利用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作为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窗口”，这一历史安排成为深圳发展的核心初始禀赋。

1953年，宝安县县政府从南头迁至深圳墟，核心原因是深圳墟紧邻罗湖桥（Lo Wu Bridge），是当时内地与香港唯一的陆路通关口岸，边境贸易的便利性远高于南头。迁县后，宝安县的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深圳墟转移，1978年深圳墟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万人，是当时宝安县最大的墟镇，也是内地与香港贸易的核心节点。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Shenzhen City），初始管辖范围包括宝安全境，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特区范围 initially 为327.5平方公里（1988年扩容至395.9平方公里），深圳正式开启从边陲农业县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转型。

1.2 产业基底：渔业与农业主导的县域经济

1978年宝安县的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农业县特征：第一产业占比72%，第二产业占比18%，第三产业占比10%，人均GDP约9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385元）高134%，但仅为同期香港人均GDP（32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500元）的10.6%。其产业体系以渔业、传统种植业和初级的社队企业为主，现代工业几乎空白。

1.2.1 渔业：边境贸易的核心支柱

宝安县的渔业史可追溯至宋代，明清时期就是广东四大渔港之一，1978年全县共有渔业大队15个，渔业人口2.3万人，各类渔船1200余艘，其中机帆船300余艘，年捕捞量12万吨，70%以上的水产品通过国营宝安县水产公司出口至香港，1978年水产品出口额达820万港币，占全县出口总额的85%。蛇口、盐田、大鹏三个天然渔港是当时渔业生产的核心载体，其中蛇口渔港是广东最大的渔港之一，1978年渔港吞吐量达18万吨。

蛇口渔业大队船长陈财（Chen Cai）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生产场景：“我们每周都要开船到香港的长洲渔市场卖鱼，换回柴油、渔网，还有港币。当时一条机帆船出海一次，能赚1000多港币，比生产队干一年赚的工分多得多。很多渔民用赚的钱买自行车、手表，是当时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人。”除了国营的水产出口外，民间“水客”群体也依托渔业开展跨境贸易：渔民家属利用出海的间隙，携带内地的鸡蛋、蔬菜、中药材到香港，换回港币、衣物、日用品，虽然当时属于违规行为，但实际上是民间跨境市场经济的雏形，很多早期水客后来成为深圳第一批个体户。

1.2.2 种植业与社队企业：外向型经济的早期探索

1978年宝安县的耕地面积约80万亩，以种植水稻、甘蔗、花生为主，其中荔枝、龙眼、香蕉等热带水果是特色产品，年产量约2万吨，60%以上供应香港，宝安县当时是广东省指定的“对港澳水果基地”。除种植业外，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补充：1978年全县共有社队企业1260家，从业人员3.2万人，产值1.2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5%。这些社队企业虽然属于集体所有制，但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的内销限制，直接对接香港市场开展来料加工（Processing Trade），是深圳后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产业的直接前身。

蛇口公社渔二村的刺绣厂是当时社队企业的典型代表：1977年，渔二村集体与香港永发贸易公司合作，承接手袋刺绣加工业务，当时有女工80余人，每人每月收入可达40多元，是当时生产队工分收入的3倍。西乡公社塑料厂1976年就与香港玩具厂合作，加工塑料玩具零件，年产值达200余万元。这些社队企业的实践，不仅积累了跨境加工的经验，也培养了一批熟悉香港市场、懂外贸操作的产业工人，为后来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基础。

1.2.3 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

1978年宝安县的现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仅有4家国营工业企业：1970年建的宝安县化肥厂（年产能5000吨化肥）、1965年建的宝安县农机厂（主要生产农具、小型拖拉机）、1972年建的宝安县糖厂（年加工甘蔗1万吨）、1958年建的盐田盐场（年产原盐2000吨）。这些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能极低，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为1.8亿元，人均工业产值570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980元）的58%，广东省平均水平（1200元）的47.5%。广九铁路（Guangzhou-Kowloon Railway）是当时宝安县唯一的铁路运输通道，但受边境管控限制，仅承担有限的客运和货运功能，交通基础设施的短板进一步制约了工业发展。

1.3 人口画像：31.4万人的封闭与流动

1978年宝安县年末总人口为31.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6.7万人，占比85%，非农业人口4.7万人，占比15%，人口密度仅为160人/平方公里，远低于同期东莞（300人/平方公里）、佛山（400人/平方公里）等珠三角县域。这一人口规模既体现了农业县的人口特征，也暗含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人口流动逻辑。

1.3.1 静态结构：农业人口占绝对主体

1978年宝安县的26.7万农业人口主要是23个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从事种植、渔业、社队企业劳动，按工分分配收益，人均年收入约210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134元）高57%，但低于广东省农民人均收入（250元）。4.7万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圳墟镇、南头墟镇，以及机关、学校、医院、国营企业，人均月收入约50-60元，是当时县域的中等收入群体。此外还有约1.2万流动人口，主要是边境贸易从业者、过境旅客和临时务工人员，这部分人口没有正式户籍，属于“黑户”群体，不受县域治理体系的约束。

1.3.2 双向流动：逃港潮与跨境纽带

1978年宝安县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双向跨境”特征：最突出的是持续近30年的“逃港潮”（Cross-border Exodus），从1950年到1978年，宝安县累计逃港人数超过12万人，其中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逃港人数最多，年均超过1.2万人，1978年仍有近5000人逃港。逃港的核心驱动是巨大的经济差距：1978年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210元，而同期香港普通工人月薪约1200港币，折合人民币约300元，仅一个月收入就相当于内地农民一年半的收入；此外，计划经济下的物资短缺也是重要原因，当时宝安县居民每人每月仅能领取3尺布票、2斤肉票，而香港物资丰富、价格低廉，生活水平差距悬殊。

与逃港潮并存的，是跨境通婚群体形成的民间纽带：1978年宝安县有近1万人的配偶在香港，其中大部分是建国前就已赴

港谋生的男性，这部分群体在当地被称为“港籍亲属”（Hong Kong-relative Households），他们与内地的家人保持着秘密的跨境联络：通过定期往返的“水客”（Water Smugglers）传递港币、日用品和信件，是宝安县最早接触香港市场经济的“民间大使”。1976年蛇口渔二村的渔民黄添（Huang Tian）回忆，他的姐夫1949年赴港从事建筑行业，每月偷偷托水客带30港币给他，他用这笔钱购买了全村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还自学了粤语和基础英语，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后，他凭借懂粤语、熟悉香港市场的优势，成为蛇口工业区第一批外资企业的报关员，月薪达到320元，是当时全国平均工资的7倍。这类跨境通婚群体形成的民间网络，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属于“灰色地带”，却为后续深圳对接香港市场、承接产业转移积累了最初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1978年宝安县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农业县特征，且与全国、广东省平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下表展示了三地的人口结构对比： | 人口指标 | 宝安县 | 广东省 | 全国平均 | |-------------------------|----------|----------|----------| | 总人口（万人） | 31.4 | 4729.1 | 96259 | | 农业人口占比 | 85% | 76% | 82% | | 0-14岁人口占比 | 42% | 38% | 36% | |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 54% | 58% | 61% | |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 4% | 4% | 3% | | 文盲率（15岁以上） | 42% | 28% | 23% | 数据来源：《宝安县志1979》《广东省1978年人口普查公报》《中国1978年人口普查资料》 从数据可以看出，宝安县的人口结构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略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0-14岁人口占比远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当时宝安县的劳动力储备充足，且未来10年的劳动力供给将快速增长，几乎没有老龄化负担；二是文盲率远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女性文盲率超过60%，这意味着当时的劳动力虽然数量充足，但整体素质较低，缺乏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1978年宝安县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强烈的“跨境二元性”：一边是持续近30年的逃港潮带来的净人口流出，一边是边境贸易带来的临时人口流入。1950年至1978年，宝安县累计逃港人数超过12万人，其中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逃港人数最多，年均超过1.2万人，1972年后逃港潮有所回落，但每年仍有2000-5000人逃港。逃港的核心驱动是巨大的经济差距：1978年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为210元，而同期香港普通建筑工人月薪约1200港币，按当时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1港币兑换0.8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约960元，仅一个月收入就相当于内地农民4.5年的收入。$$\text{两岸收入差距倍数} = \frac{960元/月 \times 12月}{210元/年} \approx 55$$这一悬殊的收入差距，加上计划经济下物资的极度短缺（当时宝安县居民每人每月仅能领取3尺布票、2斤肉票、半斤油票），成为逃港潮的核心动因。 逃港潮对宝安县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逃港，导致当地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1978年宝安县的水稻单产仅为280公斤/亩，比广东省平均水平的320公斤/亩低12.5%；另一方面，逃港群体在香港积累了资金、技术和市场经验，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后，超过3万名逃港人员回流深圳，成为第一批外资企业的管理者、技术工人和个体工商户，为深圳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的人力资源。比如后来成为深圳万科创始人的王石，1979年从柳州铁路局调来深圳前，曾在宝安县的边境部队服役，熟悉当地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凭借这一优势他后来在地产行业抓住了特区发展的红利。

与跨境流出并存的是边境地区的小规模人口流入：1978年罗湖口岸的年过境人数约300万人次，其中80%是香港旅客，他们利用内地物价极低的特点，到深圳墟采购猪肉、蔬菜、日用品，当时深圳墟的国营商店、供销社的营业额有30%来自香港旅客。此外还有约1.2万“临时流动人口”，主要是来边境做贸易的广东各地商人、来深圳做工的临时工，以及偷渡留在当地的人员，这部分人口没有正式户籍，不受县域治理体系的约束，是深圳早期流动人口的前身。

1978年宝安县的产业结构呈现典型的农业县特征：第一产业占比72%，第二产业占比18%，第三产业占比10%，人均GDP约9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385元）高134%，但仅为同期香港人均GDP（32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500元）的10

.6%。其产业体系以渔业、传统种植业和初级的社队企业为主，现代工业几乎空白。

1.3.3 跨境网络的隐性价值：被低估的社会资本

1978年宝安县的人口流动不仅呈现“双向跨境”的显性特征，更在长期的边境互动中形成了覆盖经济、文化、社会的隐性跨境网络，这一网络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却为后续深圳对接香港市场、承接产业转移积累了关键的社会资本。 首先是港籍亲属网络（Hong Kong-relative Network）的实践价值：1978年宝安县有近1万人的直系亲属在香港，其中80%是1950年代前因战乱、贫困赴港谋生的男性，他们大多从事建筑、运输、服务业等体力劳动，月薪普遍在800-1500港币之间，虽然收入不高，但足以支撑每月向内地亲属汇款10-50港币。这些汇款虽然属于计划经济下的“非法收入”，但实际构成了当时宝安县农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根据宝安县1978年的农村调查，港籍亲属家庭的年收入比普通家庭高40%，其中30%来自香港汇款的“灰色收入”。更重要的是，这部分群体熟悉香港的产业需求、商业规则和市场渠道，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后，超过2万名港籍亲属成为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中介人，负责对接香港订单、运输原料和成品，是深圳外向型产业最初的“商业网络”。 其次是水客群体（Water Smuggler Group）的市场嗅觉：水客是当时宝安县最普遍的跨境从业群体，他们利用渔船、夜间巡逻的间隙，携带内地的鸡蛋、蔬菜、中药材、布料到香港，换回港币、塑料制品、手表、收音机等紧俏商品，一次往返的利润可达10-30元，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工分收入。1978年宝安县的水客人数约3000人，其中90%是渔民或渔民家属，他们不仅积累了跨境贸易的实践经验，更形成了覆盖香港新界、九龙的民间物流网络：很多水客在香港有固定的收货人，可以帮忙把内地的货物分销到香港的小商铺、街市，这一物流网络在1979年后直接转化为深圳第一批外贸企业的分销渠道。比如后来成为深圳外贸龙头企业的“物资集团”，其创始人之一陈开运1978年就是蛇口的水客头子，手下有20多名水客，负责往香港运荔枝、香蕉，1979年他拿着水客赚的2万港币，在蛇口开了第一家外贸杂货店，1980年就做成了年营业额超百万的进出口公司。 最后是边境灰色贸易的实践经验：1978年的宝安县虽然实行严格的边境管控，但罗湖口岸周边的“中英街”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跨境自由贸易区：中英街是一条长250米、宽3米的街道，街心以界碑为界，东侧是香港新界，西侧是宝安县深圳墟，当时两边的居民可以自由往来，不需要通行证，内地居民用鸡蛋、蔬菜换香港的日用品，香港居民用港币买内地的农产品，日均交易额超过10万港币，相当于当时宝安县全年财政收入的5%。这种“边境自由贸易”的实践，让当地居民最早体验到了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契约精神和跨境贸易规则，为后续深圳特区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最原始的实践样本。

1.4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县域治理模式

1978年的宝安县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层县域单元，既遵循全国统一的计划经济治理规则，又因毗邻香港的边境区位，形成了相对特殊的“边境管控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限制了当地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市场经济的灰色空间。

1.4.1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1978年宝安县下辖23个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1个镇级深圳墟，共287个生产大队，2176个生产队，是典型的“政社合一”治理结构：人民公社既是基层行政单位，也是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的管理单位，公社管委会既是政府派出机构，也是集体经济的所有者，所有土地、农具、渔业资源都属于公社集体所有，社员只能通过工分参与分配。 23个人民公社中，规模最大的是蛇口公社，1978年人口2.1万人，其中渔业人口8000人，耕地1.2万亩，社队企业产值占全公社总产值的40%，是当时宝安县经济最发达的公社；其次是西乡公社，1978年人口3.2万人，耕地2.5万亩，社队企业以塑料加工、纺织为主，是宝安县社队企业的典型代表；最偏远的是大鹏公社，1978年人口1.1万人，以渔业和农业为主，交通不便，是当时宝安县最落后的地区。 人民公社体制下，宝安县的经济活动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水稻、甘蔗、花生等主粮和经济作物必须按国家定价卖给国营粮食公司、糖业公司，农民没有自主销售权；社队企业的产品必须卖给国营商业部门，不能直接对接市场，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社员不能自由流动，外出做工必须申请“外出务工证明”，否则会被视为“盲流”遣返。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宝安县的水稻单产仅为280公斤/亩，比广东省平均水平的320公斤/亩低12.5%，社队企业的产值仅为1.2亿元，仅相当于同期东莞社队企业产值（3.8亿元）的31.5%。

1.4.2 边境管控的特殊治理逻辑

作为毗邻香港的边境县，宝安县的治理逻辑除了常规的计划经济管理外，还有强烈的“战备边境”属性：1978年宝安县沿深圳河部署了12个民兵哨所，每1公里边境线有2名民兵24小时巡逻，所有进出边境的人员必须持有县公安局颁发的《边境通行证》（Border Pass），通行证仅允许持证人在深圳墟、罗湖一带活动，不能进入其他公社；罗湖口岸设有边防检查站，所有进出的人员、货物都要接受检查，禁止携带粮食、布票等物资出境，违者会被没收物资并拘留。 这种严格的边境管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