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书的重量

一部小书的重量

1959年，一本薄薄的哲学著作在伦敦出版，全书正文不到三百页，作者是当时牛津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讲师。彼时的英美哲学界，正被日常语言学派的细致分析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严格标准所主导，哲学家们热衷于讨论词语的用法、论证的逻辑结构，或者科学语言的统一性。在这样的氛围中，一本以“殊相”为核心议题、声称要重建形而上学根基的著作，究竟能激起多大水花？

答案是：相当大的水花。《个体》（*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不仅在出版后迅速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更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持续影响着形而上学、语言哲学乃至心灵哲学的发展走向。乔治·爱德华·哈丁（George Edward Moor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前辈哲学家的幽灵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游荡，但斯特劳森没有简单继承任何一方的衣钵，而是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哲学纲领。

问题在于：为什么一本讨论殊相与共相的著作，能够在哲学史上占据如此关键的位置？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斯特劳森，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斯特劳森的学术出身以及他的思想如何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训练中逐步独立出来。

斯特劳森的学术起点：牛津的语言分析传统

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1919年出生于伦敦，1940年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6年开始在牛津大学任教，直至1988年退休。他在牛津度过的岁月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牛津哲学（Oxford Philosophy）成为分析哲学传统中最具特色的流派之一。

所谓牛津哲学，通常指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在牛津大学形成的一种哲学研究风格，其核心特征是对日常语言的高度关注。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包括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以及后期的斯特劳森本人。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语言的推崇，也不同于早期分析哲学家对理想语言的追求，牛津哲学家们相信日常语言本身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智慧。

奥斯汀对斯特劳森的影响尤为深远。奥斯汀以细致的词语辨析著称，他善于揭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细微差别，例如区分“说”与“告诉”、“故意的”与“蓄意的”之间的语义差异。这种研究风格强调语言的实际用法，认为哲学混乱往往源于对词语用法的误用或忽视。斯特劳森在牛津求学期间深受这种训练的影响，早期发表的论文也带有明显的日常语言分析色彩。

然而，斯特劳森并非简单地复制奥斯汀的路径。在一篇后来收录于《形而上学逻辑》（*Logico-Linguistic Papers*）的著名论文《个体：答迈克尔·杜特维希》中，斯特劳森明确表示自己的哲学关怀与奥斯汀并不完全相同。奥斯汀关心的是词语的细微差别和日常表达的丰富性，而斯特劳森真正感兴趣的，是隐藏在日常语言背后的那些最基本的存在论结构。这两种关切虽然都以语言为出发点，却导向了不同的哲学目的地。

这种差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牛津学者的影响。《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出版后，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成员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的论述，但各自的消化吸收方式并不相同。赖尔更关注概念体系内部的逻辑关联，奥斯汀更醉心于日常表达的多样性，而斯特劳森则敏锐地捕捉到了维特根斯坦思想中更具野心的那一面：哲学的任务不仅是治疗语言的幻觉，更是要揭示人类概念图式的深层结构。

从日常语言分析到描述形而上学：思想的转折

斯特劳森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个体》可以被视为《个体》一书的预演。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明确提出了描述形而上学的构想，并将自己的立场与修正式形而上学区分开来。

修正式形而上学是斯特劳森对康德、黑格尔以及某些当代哲学家的一个概括性标签。这类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认为日常的概念框架存在根本性缺陷，需要被新的、更为完善的概念框架所取代。例如，某些唯名论者认为日常语言中关于共相的讨论完全是虚假的，需要用纯粹关于殊相的理论来取代；某些唯物论者则认为日常的常识心理学概念（如信念、欲望、意图）必须让位于物理主义的概念体系。修正式形而上学的基本精神是批判性的，它认为现有概念必须被推翻或大幅修正。

描述形而上学的立场则截然不同。斯特劳森认为，日常概念框架的基本结构不是需要被修正的错误，而是哲学反思的起点和归宿。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发明新的概念体系来取代日常概念，而是系统地描述和阐明日常概念框架中那些最基本、最普遍的要素。这种描述不是为了改进概念，而是为了澄清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概念图式的深层结构。

这里需要仔细辨析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描述形而上学不是说日常语言中的每一个具体表达都是正确的、不可批评的。斯特劳森承认，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日常语言可能会产生误导或混乱，比如日常关于时间的语言可能导致时间的实在性或非实在性的形而上学困惑。但即便如此，日常语言的基本框架——例如区分殊相与共相——仍然构成我们思考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和阐释这个框架，而不是用一个更好的框架来取代它。

《个体》正是这种描述形而上学纲领的第一次系统实践。在这本书中，斯特劳森着手描述日常概念框架中关于殊相的那些最基本、最普遍的结构。他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思考个别事物的？我们对殊相的思考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特征？殊相概念与其他概念（如属性概念、事件概念、心理对象概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描述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对日常语言进行归纳或概括。斯特劳森在《个体》的导言中明确指出，描述形而上学不是经验心理学，不是要调查普通人实际上如何思考殊相；它也不是概念的社会学，不是要研究特定文化中的概念使用方式。描述形而上学是一种概念分析工作，它试图揭示使我们的概念体系成为可能的那些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和结构关联。

殊相与共相：一个老问题的重新激活

理解了描述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个体》的核心议题：殊相与共相的区分。

殊相（particulars）是那些个别的、具体的、可以被指认的事物——比如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我此刻坐着的这把椅子、北京城、拿破仑这个人、一场特定的足球比赛、一段正在发生的故事。殊相的基本特征是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占据特定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本身就是时空定位的），而且每一个殊相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殊相。

共相（universals）则是那些可以出现在多个殊相身上的东西——比如红色、善良、三角形、奔跑、善良与邪恶的对立。一个共相可以同时属于多个不同的殊相，张三和李四可能都是善良的，桌子上和地板上都可能有红色的东西。共相不占据特定的时空位置，它们是超越具体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

这种区分在哲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殊相是变化的、不完美的、不可知的，而共相（理念）是永恒的、完美的、真正的存在。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更是将殊相与共相的关系问题推到了哲学讨论的中心。近代哲学中，洛克、休谟、康德等人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探讨。在分析哲学传统中，罗素的描述语理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也都涉及殊相与共相的逻辑地位问题。

然而，斯特劳森认为，传统哲学对殊相与共相的讨论存在一个基本缺陷：它过于关注殊相与共相本身的形而上学地位问题——共相究竟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存在于心灵之中？殊相的同一性条件是什么？——而忽视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殊相与共相的区分在人类概念图式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种区分是否是必然的、不可消除的？

《个体》的核心论点是：殊相与共相的区分是任何具有我们这种基本特征的思想体系都必须具备的区分。它不是经验的偶然，而是概念图式的必然组成部分。斯特劳森要证明的是：我们的概念框架包含了对殊相的思考和对共相的思考，而且这两种思考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逻辑特征；任何试图消除这种区分或者将其还原为更基本的东西的尝试，都会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

这意味着《个体》的目标不是为殊相或共相提供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阐明殊相与共相的区分在概念图式中的根本地位。通过系统地描述我们关于殊相的概念，斯特劳森试图揭示这种概念的结构特征，以及它与其他基本概念（如属性、事件、时间、空间）之间的逻辑关联。

《个体》的论证结构：一条通往形而上学核心的路径

《个体》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对殊相的初步考察”，包含第一章至第四章，依次讨论物质事物、感觉材料与物理事物、事件、感官经验（心理对象）。第二部分标题为“物质事物的逻辑语法”，包含第五章至第八章，分别讨论物质事物的属性、空间与时间中的殊相、空间与时间本身，以及个体化原则。

第一部分的核心策略是从最熟悉的殊相类型——物质事物——出发，逐步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殊相。斯特劳森首先考察物质事物的概念特征：物质事物是占据时空区域的对象，它们具有空间上的延展性，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存在并保持某种连续性。通过对物质事物概念的详细分析，斯特劳森试图建立一种“物质事物的本体论”，阐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思考物质对象的。

接着，斯特劳森将讨论扩展到感觉材料。这里的背景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经典问题：我们直接感知到的究竟是物质对象本身，还是仅仅是我们感官产生的感觉材料？洛克区分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认为我们感知的第二性的质（如颜色、声音、气味）并不是物质对象本身具有的性质，而仅仅是我们的感觉。贝克莱则进一步论证了物质对象的独立性如何可能，进而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斯特劳森在这些经典讨论中的立场是：虽然感觉材料的概念在哲学反思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思考并不依赖于感觉材料概念，物质事物概念仍然是我们概念图式的核心。

事件的讨论是《个体》第一部分的一个关键环节。斯特劳森认为，事件是另一种类型的殊相，与物质事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张三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句话涉及两个殊相：张三这个人（一个物质事物）和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件事（一个事件）。事件与物质事物的区别在于，事件总是在时间中延伸，而物质事物虽然在时间中存在，但它们的存在方式与事件不同。斯特劳森对事件的详细分析为后来大卫·戴维森（David Davidson）的事件本体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心理对象的讨论则涉及更为复杂的哲学问题。斯特劳森要论证的是：心理状态（如疼痛、信念、欲望）并不构成一类独立的殊相，而是依赖于物质事物（特别是人）的概念。心理状态总是某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存在脱离具体人的抽象的心理对象。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心理状态的归属者”理论，对当代心灵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部分的讨论更加抽象和系统化。斯特劳森在第五章中考察了殊相与共相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分析属性概念。属性是共相的一种，它们可以归属于殊相。在这一章中，斯特劳森提出了著名的“属性归属的逻辑主语”论证，其核心论点是：任何属性的归属都必须有一个逻辑主语，而这个主语只能是殊相。这意味着殊相在逻辑上优先于共相——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殊相而只有共相的概念体系。

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空间与时间。斯特劳森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我们思考殊相的两个基本框架。殊相总是“在某处”和“某时”的，离开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框架，我们就无法思考殊相。更重要的是，斯特劳森论证了空间和时间本身不是殊相，而是框架——它们是我们用来定位殊相的概念结构。这个观点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莱布尼茨的相对时空观都有所不同，它更接近于康德的先验感性论。

第八章讨论个体化原则。个体化原则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得两个殊相成为不同的殊相？斯特劳森回顾了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辨者同一原理（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即如果两个事物在所有属性上都完全相同，它们就是同一个事物。他对这一原理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混淆了殊相的本体论地位和认识论地位。从本体论上说，殊相的同一性不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分辨它们；从认识论上说，我们总是通过属性来辨识殊相，但这不意味着属性构成了殊相的同一性条件。

理解《个体》的坐标：它在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位置

为了更好地把握《个体》的意义，我们需要将它放在更广阔的分析哲学发展脉络中加以定位。

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存在多种不同的哲学方法。早期分析哲学以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关注逻辑分析和语言的意义理论。逻辑实证主义以石里克、卡尔纳普为代表，强调经验证实原则和科学的统一性。日常语言学派则将日常语言视为哲学分析的首要对象。这些流派虽然存在分歧，但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它们都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

《个体》在这个谱系中的位置相当独特。一方面，斯特劳森明确承认自己从事的是形而上学研究，这与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他的描述形而上学纲领与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如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也有本质区别。斯特劳森试图在严格的经验分析和严谨的逻辑论证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这在当时的哲学语境中是一种相当大胆的立场。

《个体》发表后，在分析哲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约翰·朗（John Long）等人对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纲领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无法避免相对主义和概念多元论的困境。迈克尔·杜特维希（Michael Dummett）则从反实在论的角度对描述形而上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斯特劳森对日常概念框架的信赖缺乏足够的认识论基础。这些批评促使斯特劳森在后来的著作中不断完善和深化自己的立场。

与此同时，《个体》也启发了大量后续研究。在形而上学领域，斯特劳森关于殊相和共相的讨论直接推动了本体论研究的发展。在心灵哲学领域，他关于心理状态的归属者理论成为该领域的基本参照点。在语言哲学领域，他对属性归属逻辑的讨论影响了后来的语义学研究。可以说，《个体》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直接讨论的问题范围。

阅读《个体》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包括分析哲学的基本概念、日常语言学派的背景以及殊相与共相问题的哲学史。同时也需要了解斯特劳森的论证策略：他如何通过细致的概念分析来揭示日常概念框架的深层结构，又如何通过思想实验和反例来检验自己的理论。阅读过程中，建议特别注意斯特劳森的让步和修正，这些往往是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个体》为什么重要？

答案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从历史层面看，《个体》是描述形而上学纲领的奠基之作，它在日常语言学派主导的牛津哲学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研究路径，标志着分析哲学内部的一种重要转向。从方法论层面看，《个体》展示了如何在坚持分析哲学严格性的同时，重建形而上学研究的合法性，为后来的形而上学复兴奠定了基础。从内容层面看，《个体》对殊相与共相的详细分析至今仍然是相关讨论的出发点。

斯特劳森的思想发展历程本身也值得深思。他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训练中走出，但没有被这个学派的局限性所束缚；他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但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关切。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贯穿《个体》的始终，也是理解这本书的一把钥匙。

接下来的章节将深入《个体》的具体内容。我们首先考察第一部分关于殊相的初步分析，特别是物质事物这一最基本、最熟悉的殊相类型。通过详细分析物质事物的概念结构，我们将看到斯特劳森是如何展开他的描述形而上学工作的，同时也将发现这一分析背后的哲学洞见和潜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