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典的诞生

圣典的诞生

《阿维斯塔》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根本圣典，但要回答"它是一部怎样的文本"，比这一问句表面所显示的复杂得多。它既非某位先知一气呵成的著作，亦非某次宗教会议定稿的产物。它跨越多个世纪，由口头吟诵逐渐走向书面抄录，由零散赞歌聚合为宗教文献群。要进入这部文本，必须先理解其语源含义、其子集结构、其成书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后世抄本之间的差异。本章的任务，是为读者铺设一张关于《阿维斯塔》的"地形图"，使其在后续的文本细读中始终保有方位感。

一、阿维斯塔的语源与五大子集

"Avesta"（中文音译"阿维斯塔"）一词本身即是一处入口。其古波斯语词源为 *upasta-*，意为"颂歌""赞词"，指代口头吟诵中被反复传诵的内容。中古波斯语将其写作 *abestāg*，新波斯语中定型为 *āvestā*。词源的开放性意味着这个词最初并不专指某一部成书，更接近于"被吟诵之物""被传习之词"的集合含义。这一点对理解文本性质至关重要：阿维斯塔在最早阶段不是一个固定书目，而是一种被反复复诵的宗教语言。

进入文本层面后，读者面对的第一个困惑往往是：《阿维斯塔》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现代学者根据抄本结构与编纂逻辑，一般将其划分为五大子集，分别为加塔（Gathas）、亚斯纳（Yasna）、维斯帕拉德（Visperad）、维斯提耶德（Videvdat）与胡尔达·阿维斯塔（Khorda Avesta）。这五个子集并非平行罗列，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关系与编纂顺序。

加塔，即所谓"原初赞歌"，由十七首诗歌组成，传为琐罗亚斯德本人所作，语言属于古阿维斯塔语，格律与同时期吠陀梵语诗歌颇为接近。这一文本在所有阿维斯塔子集中最为古老，被视为整部圣典的诗学源头。亚斯纳则是七十二章构成的祭祀书，加塔被完整嵌入其中，集中于第二十八至三十四章、第四十三至五十一章与第五十三章，作为祭祀仪式中由祭司吟诵的核心段落。维斯帕拉德（意为"万神祭书"）共有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其内容是对亚斯纳祭祀程序的扩展，使献祭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延伸至所有神祇。维斯提耶德一般通译为《驱邪书》或《辟邪经》，共二十二章，主题聚焦于巫术、污秽、净化与对邪灵德鲁吉的驱逐，与上述三类文本在题材上明显不同。胡尔达·阿维斯塔意为"小阿维斯塔"，是从前述较大文本中抽出的节选，按日历与日常用途编排，供普通信众诵习使用。

```mermaid flowchart TD A[口头赞歌传统] --> B[加塔 Gathas<br/>古阿维斯塔语 17首] B --> C[亚斯纳 Yasna<br/>72章祭祀书 嵌入加塔] C --> D[维斯帕拉德 Visperad<br/>23-24章 万神祭扩展] C --> E[维斯提耶德 Videvdat<br/>22章 净化驱邪法典] C --> F[胡尔达·阿维斯塔<br/>日常诵习节选] A --> F ```

要把握这张地图，需要注意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五大子集并不共享同一个编纂层。加塔的语言最古，宗教情感最直接；亚斯纳以加塔为内核，又叠加了数百年礼仪实践沉淀下来的程式文本；维斯帕拉德是亚斯纳的补编，其编纂动机直接对应扩展祭祀对象的神学需求；维斯提耶德则走出另一条发展路径，从净化仪轨逐步演化为兼具法律、神话与宇宙论色彩的文本体；胡尔达·阿维斯塔最晚定型，但其所选内容可能包含相当古老的段落，其"晚出"指的是当下编纂框架的晚出，而非所选文本本身的晚出。

读者常会追问：这些子集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加塔的诗体语言、亚斯纳的礼仪程式、维斯提耶德的法条叙事，三者几乎不像是同一部圣典的组成部分。差异本身正是线索。它暗示《阿维斯塔》不是一部统一的圣书，而是一部"百科型宗教文献群"，其各部分服务于不同宗教功能：吟诵、献祭、护佑、净化、训诫。把它们当作一本书来阅读，会遮蔽每一部分各自的历史；把它们完全割裂，又会忽视它们共享的神学框架。这正是阅读《阿维斯塔》的首要难点。

二、雅利安迁徙与加塔的语境

《阿维斯塔》的成书史跨越一段极为漫长的时段。一般认为，加塔的源头可上溯至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对应琐罗亚斯德本人活动的时代。早期雅利安部落在伊朗高原的迁徙与定居，是理解这一文本语境的前置条件。

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讲印度-伊朗语（即早期雅利安语）的游牧与半游牧部族开始从中央亚细亚草原向多个方向扩散。一支南下进入伊朗高原，与当地的埃兰、卡勒比等文明发生接触与融合；另一支则穿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南亚次大陆，发展出后来的吠陀传统。这次迁徙带去了共同的神话、宗教词汇与诗歌形式。祆教经典中常见的天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契约观念（*mithra* 演化为米特拉神）、以及火祭仪轨，都带有这一时期的精神底色。

琐罗亚斯德（古波斯语作 Zarathustra，希腊语作 Zoroaster）本人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半神话化形象，至今未有定论。较保守的估计将其置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六百年之间，最激进的年代假设甚至更早。无论如何，加塔所呈现的精神世界与更早的吠陀万神殿已截然不同：单一至高神的强烈皈依、善恶二元对峙的伦理化阐释、对仪式纯化的执着。这一断裂意味着，加塔的成文可能标志着伊朗雅利安传统内部一次深刻的宗教改革，而非单纯的渐进演化。

从口头到书面的转化，绝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巨大的转译成本。古代伊朗部落的祭司阶层世代口耳相传，将颂歌、祈祷文、仪轨规范以韵律化、程式化的方式加以记忆。这种记忆之所以可行，正是因为赞歌本身具备严整的格律、固定的程式套语、以及高度重复的祈使句式。每一首加塔诗几乎都建立在一个反复出现的神学主题之上，例如"善思、善言、善行"（Humata, Hukhta, Hvarshta）的三联语。祭司只需维护一套格律与套语系统，便可在严格约束下进行再创作或即兴吟诵。

"成文"对一部原本口传的文本意味着语言被冻结。原本可在吟诵中根据情境调整的套语，被钉死在某一具体词形上；原本可由不同祭司以略有差异的方言诵读的段落，被统一为单一规范。口传传统的灵活性、地区差异、神学派别之间的微妙争议，都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或抹除。今日读者所读到的《阿维斯塔》，是经过数百年文本工程师精心修剪之后的版本，原始口头传统的多声部特征已难以完全复原。

三、萨珊王朝的整理与神学化

萨珊王朝（公元 224—651 年）是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伊朗国教的关键时期，也是《阿维斯塔》文本形态被决定性塑造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整理运动通常被称为"阿维斯塔编辑工程"，由王权与祭司阶层共同推动。

萨珊王朝的祭司组织是高度分层的。中央祭司长（*mobedan mobed*）位居顶端，下辖各类祭司与经学院。在王朝前期（约三至四世纪），关于《阿维斯塔》的整体规模与结构有多种说法。九至十世纪完成的《本达希申》（Dēnkard，意为"宗教之行"）回顾性地记载：原始阿维斯塔据说包含二十一种"纳斯克"（nask），即二十一大卷，涉及神学、仪式、法律、医学、天文、农业等多个知识领域。然而大部分纳斯克在伊斯兰化之后失传，现存的阿维斯塔文本只是原始工程的一部分。

现存《阿维斯塔》的核心文本，亚斯纳、维斯帕拉德、维斯提耶德、亚什特（Yashts，献给各位神祇的颂歌集）等，通常被认为在萨珊王朝后期（约五至七世纪）完成了抄录与编定。传说这一工程的关键人物是几位高级祭司：阿杜尔法尔纳格（Ādurfarnbag）、阿杜尔巴德·伊曼赞（Ādurbād Ēmēdān）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其中阿杜尔巴德的形象在后世传说中近乎神化：据说他曾成功抵御外来宗教对其经文的挑战，被视为"正法守卫者"。

萨珊王朝对阿维斯塔的处理不止于抄录。它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神学化注释。圣典文本被视为神圣语言本身，每一段、每一词都被赋予象征意义。祭司学者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解经学（*zand*，"释义"传统），将圣典的每个音节、每个数字都加以神学化解读。这种解读传统后来发展为完整的中古波斯语注释文学，构成了今日理解阿维斯塔不可或缺的辅助文献。

萨珊时期也是阿维斯塔文字被规范化的关键阶段。早期的阿维斯塔文献可能借用阿拉米字母或希腊字母转写，萨珊祭司最终发展出一套专门用于书写阿维斯塔语的字母系统。这套字母至今仍是阿维斯塔研究的标准书写形式，其设计本身已被认为蕴含神学考量。

霍斯劳一世（Khosrow I Anushirvan，公元 531—579 年在位）时期的整理工作通常被视为阿维斯塔文本工程的顶点。在这位"不朽灵魂"君主的赞助下，据称完成了阿维斯塔与扎德的系统性整理。然而这次整理的确切程度、是否真正恢复了所有失传内容、以及文本之间的差异如何被处理，至今仍是学术争议的焦点。

萨珊时期的文本工程不仅在"整理"，也在"塑造"。它将原本多元的口头传统整合到单一正统框架下，将某些神学派别的偏好固化为文本规范，将某些异端或地方性传统边缘化甚至抹除。今日读者通过萨珊文本看到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一定程度上是萨珊神学的产物，而非前萨珊时期真实宗教面貌的完整复原。

四、伊斯兰化之后的保存与近代发现

公元 651 年，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帝国扩张中覆灭。琐罗亚斯德教失去国教地位，信众转入少数派处境，圣典的延续面临严峻考验。

萨珊宫廷与祭司阶层的解体，意味着原本由国家赞助的文本工程失去制度依托。琐罗亚斯德教并未消失。在伊朗本土，散居各地的信众继续维持小规模的宗教生活；祭祀传统与圣典传习主要由乡村祭司（*herbad* 与 *mobad*）维系。这一时期大量阿维斯塔内容流失，特别是与日常生活关联较弱的纯神学部分。早期欧洲学者记录下的传说称，公元十世纪时已有一位伊朗祭司成功背诵出整部维斯提耶德，这一事件被后世视为文本延续的象征。

更关键的转折发生在八至十世纪之交。一批琐罗亚斯德教徒为逃避日益加重的宗教压力，从伊朗西部的呼罗珊地区迁往印度西海岸，特别是古吉拉特邦地区。这一社群后来被称为"帕西人"（Parsi，"波斯人"）。他们与当地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并在数百年间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圣典。

帕西人社群在《阿维斯塔》保存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下维持了系统的祭司教育，使阿维斯塔的吟诵传统与抄本传承得以延续。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学者接触到的阿维斯塔抄本，绝大部分来自印度帕西人社群的祭司藏书，尤其是孟买（彼时称为 Bombay）的祭司档案。

欧洲对阿维斯塔的发现史是一个迟到但剧烈的过程。1771 年，法国学者安凯蒂尔·杜佩隆（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在苏拉特与孟买与帕西祭司密切合作，将一份梵蒂冈抄本与帕西本地抄本对照研究，出版了《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三卷本。这是欧洲学术界首次系统接触这部圣典。然而安凯蒂尔的译本错漏甚多，其释读方法也颇受争议。十九世纪，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马丁·豪格（Martin Haug）、特别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尔德纳（Karl Friedrich Geldner）通过严谨的语言学方法，逐步建立了阿维斯塔研究的科学基础。格尔德纳于 1886 至 1896 年间出版的《阿维斯塔：圣典与释义》（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Parsis）至今仍是基础性的校勘文本。

二十世纪上半叶，阿维斯塔研究进入新阶段。欧洲学者继续在语言学、神话学、宗教学层面对文本进行精细化研究；伊朗本土学者与帕西学者也开始系统整理本族群的宗教遗产。1949 年至 1964 年间，丹麦学者阿尔弗雷德·鲍姆加特纳（Alfred Baumgartner）完成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德语译本。二十世纪中叶，伊朗学者贾姆希德·杜斯特哈赫（Jamshid J. Dustkhah）编辑的《阿维斯塔：精选颂歌集》（Avesta: Selected Songs and Hymns）出版。这一选本以格尔德纳校勘本为底本，辅以必要的导言与注释，篇幅适中，编排合理，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与伊朗本土教学最常使用的入门文本。本书将围绕这一选本展开。

五、抄本之间的对照：梵蒂冈 K-1 与孟买抄本

理论与历史背景最终都要落到具体文本之上。本节以现存两部关键抄本的对比作为案例操作，让读者直观感受《阿维斯塔》文本异文问题。

梵蒂冈抄本 K-1，又称"梵蒂冈 Vendeidad Sadé"，是现存最重要的阿维斯塔抄本之一，现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编号为 Vat. Pers. 1。这一抄本成书于十四或十五世纪，包含维斯提耶德全本与萨迪（意为"纯净"，指加塔与亚斯纳中祭祀性更强的部分）的部分内容。其重要之处在于，它可能是最早一批被带出伊朗地区、进入欧洲学术视野的波斯手稿之一。十八世纪初，它经由传教士与外交途径辗转进入欧洲，成为安凯蒂尔·杜佩隆工作的核心材料之一。

孟买抄本则代表了另一种传承脉络。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在孟买的帕西社群中接触到大量阿维斯塔抄本，并将其整理出版。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帕西学者与丹麦学者合作整理的桑加那抄本（Sanana manuscripts）。这些抄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其文本异文与梵蒂冈 K-1 存在显著差异。

以维斯提耶德第一章第一节为例，K-1 抄本与孟买抄本在某些连词、语气词与动词变位形式上呈现出系统性的微小差异。例如在表述"大阿胡拉·马兹达宣告"这一关键神学句式时，K-1 使用较为紧凑的句法结构，而孟买抄本往往扩展为更具礼仪色彩的完整句式。这种差异并非随机抄写错误，而是反映了抄本传统背后不同祭司派别对文本礼仪功能的理解。

异文对当代读者意味着什么？它提醒我们：当我们阅读《阿维斯塔》时，我们面对的并非一个单一、确定的文本，而是文本家族之间的协商结果。现代校勘本（如格尔德纳版、坎特拉版）通过对勘多种抄本，构建出一个"理想型"文本，但这一理想型本身也是一种编辑性构造，承载着编者的学术判断。

异文研究的更大学术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放弃"圣典即神圣之言字字准确"的预设，转而接受文本的历史性。即便在被视为"神圣语言"的阿维斯塔中，文本也依然是人类传抄、记忆、解释活动的产物。这一认知对理解任何宗教圣典都具有方法论意义。

六、二十世纪学术的双重发现

《阿维斯塔》进入现代学术视野的过程具有双重特征：既是被欧洲语言学与宗教学发现的过程，也是被伊朗本土学术重新认领的过程。这两条线索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塑造。

欧洲学术一系自安凯蒂尔起，将阿维斯塔定位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比较学派将其与吠陀文献、波斯古经以及更广泛的印欧语系进行比较研究，奠定了阿维斯塔语言学的基础。二十世纪初以来，神话学与宗教史进路将阿维斯塔纳入印欧神话比较与近东宗教史的大框架内加以考察，呈现出文本在全球宗教语境中的多重坐标。

伊朗本土学术一系则有不同的关切。二十世纪初，伊朗的民族主义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前伊斯兰时期的文化遗产，《阿维斯塔》被视为波斯民族认同的重要源头之一。杜斯特哈赫的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杜斯特哈赫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起在德黑兰大学任教，主编了多部伊朗宗教文献与选本，其编订的《阿维斯塔：精选颂歌集》在编排上吸收了帕西传抄传统与欧洲校勘学的双重成果，对每一首选诗提供必要的文本导言与词汇注释，对初学者尤为友好。

双重发现史的当代意义在于：任何严肃的阿维斯塔阅读都不可能仅仅依赖欧洲学者的翻译，也不能仅仅依赖帕西祭司的传统诠释。理想的阅读姿态是同时承认文本的多重传承，并意识到每一传承都带有其自身的学术与宗教立场。

本章小结

《阿维斯塔》是一部由五大子集构成的复合文本，其语源指向"颂歌"，其结构反映出口头传统向书面经典转化的累积过程。加塔作为诗学源头被嵌入亚斯纳祭祀书，维斯帕拉德与维斯提耶德各自延伸出不同的功能传统，胡尔达·阿维斯塔则将前述内容节选服务于日常诵习。萨珊王朝的整理工程将这一文本群固化为今人所见的形态，同时进行了深刻的神学化改造。伊斯兰化之后，圣典的命运依赖于少数祭司与海外帕西社群的传承；近代欧洲学术与伊朗本土学术的双重发现，使其重新进入现代知识视野。

本章为后续阅读建立了基本地形图，但地图本身不能代替行走。要真正进入《阿维斯塔》的诗学世界、神学脉络与注释传统，还需要一位具体的向导。下一章将介绍杜斯特哈赫其人、其学、其选本，作为本书此后文本细读的引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