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形而上学的复兴

第 1 章 描述形而上学的复兴

1959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 P. F. 斯特劳森的《个体：关于描述形而上学的论文》，这是一本在当时并未获得太多关注，却在三十年后重新成为分析哲学核心文献的作品。斯特劳森在该书中提出一项系统方案：形而上学的任务不是构造更好的语言，也不是改造我们的概念系统，而是系统地描述我们实际拥有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既是关于世界的，也是世界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项方案经历了冷遇、复活，再到被当代形而上学吸收为方法论底色。本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分析哲学经历语言转向、逻辑实证主义退潮、新本质主义复兴之后，斯特劳森 1959 年提出的描述形而上学方案为何仍具有典范意义？论证分四节展开。首先勾勒《个体》出版时的哲学史语境，考察维也纳学派余波、日常语言学派的兴起以及蒯因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批判如何共同塑造了描述方案的方法论空间；其次解析斯特劳森与赖尔、奥斯汀之间的方法论分歧，明确斯特劳森为何将形而上学视为对实际概念结构的考察而非语言分析；进而讨论斯特劳森方案对路易斯、克里普克、卡普兰等人工作的持续影响；最后通过"形式实在论"与"多元实在论"关于共相实在性的辩论，展示斯特劳森方案在当代哲学争论中何以能够充当一条中间道路。

1.1 《个体》出版时期的哲学史坐标

要理解《个体》在 1959 年的位置，必须先理解它所反对的两股思潮。第一股是维也纳学派及其后裔所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等人自 1920 年代以来试图以经验可验证性作为意义标准，将形而上学命题系统性地贬斥为既非真亦非假的"伪命题"。到 1950 年代初，这股思潮虽已式微，但其遗产——对形而上学的总体不信任、对语言清晰性的执迷、对逻辑构造的依赖——仍是分析哲学内部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倾向。卡尔纳普在 1936 年至 1937 年间的"语言的逻辑句法"中仍坚持，形而上学陈述应当通过"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区分被消除，而非通过证实或反驳。斯特劳森写作《个体》时，卡尔纳普尚未完全转向语义学，但其 1956 年发表的论文已明确表示，即便外部问题在科学上无法解决，哲学家也应避免直接陈述形而上学立场。这种克制态度为一种新的、更具建设性的形而上学方案留出了空间。

第二股塑造性力量是蒯因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批判。1951 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从内部瓦解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支柱：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绝对二分。这一批判的间接后果是深远的。如果分析命题不再是先验地确证，那么"概念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就不再享有特殊地位。但蒯因的批判并未导致概念分析的终结，而是导致其重新定向：分析哲学家不再假定概念结构是先验的、不变的，但仍然可以严肃地追问我们当前的概念系统具有何种结构。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正是这种重新定向的产物。他明确拒绝把概念结构视为永恒不变的逻辑事实，同时坚持认为哲学的核心任务是对其加以描述。

第三股力量来自牛津与剑桥的日常语言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赖尔与奥斯汀。赖尔的《心的概念》（1949）试图通过日常语言分析揭示"心灵"这类语词的实际用法结构，拒斥笛卡尔式的"机器中的幽灵"。奥斯汀在 1940 年代起的多个讲座中倡导对日常语词进行精细区分，强调哲学错误往往源于对语词细微差别的不敏感。赖尔与奥斯汀虽然从不同方向切入，但他们共享一个方法论预设：哲学的任务是分析我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而这一任务具有相当的厚度，并非单纯的语言清理工作。斯特劳森在 1956 年发表《语法与形而上学》时，已经开始偏离这两位牛津先驱的轨迹。他承认概念分析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但明确主张语言的逻辑形式与我们的概念形式之间存在不可还原的差距——后者远比前者丰富。

这三股力量的交汇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方法论空间。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去其当年的吸引力，但留下了对清晰性与系统性的高标准。蒯因已经摧毁了概念分析的形而上学基础，但保留了通过概念分析追问概念结构的可能性。日常语言学派已经证明对语言用法的细致考察可以产生哲学洞见，但尚未将这种考察推向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斯特劳森正是在这个交汇点上提出描述形而上学方案：其目标是关于我们实际拥有的关于世界的概念结构的系统描述，而这种描述需要一种新的、更具规范性的方法论。

1.2 斯特劳森方案与日常语言学派的分叉

斯特劳森与赖尔、奥斯汀之间的方法论分歧是《个体》方案的核心创新。如果不能清晰把握这一分歧，描述形而上学就容易被误读为"另一种形式的语言分析"，从而失去其方法论独立性。

赖尔的工作在表面上与斯特劳森最为接近。赖尔在《心的概念》中区分"范畴错误"与"概念混淆"，其目的不是取消概念分析，而是将其提高到揭示概念系统的逻辑地貌的高度。但赖尔与斯特劳森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差异：赖尔把他的研究对象限定在特定的概念范畴（如"心"、"意志"、"理智"等），而斯特劳森要求对一套整体的概念网络进行系统描述。赖尔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区域性的——他分析"心灵"，但不追问"心灵"在我们的整体概念系统中如何与其他基本范畴（时间、空间、因果、自我）相互关联。斯特劳森则要求一种统一性的描述：描述形而上学的任务不是孤立地考察一个范畴，而是勾勒一张概念地图，其中基本范畴（殊相、属性、关系、状态、过程）相互勾连。

奥斯汀的方法论与斯特劳森的距离更大。奥斯汀至多被视为"概念分析之批评家"，而非"概念分析之继承者"。他在《感觉与可感物》（写于 1947 年，发表于 1962 年）中处理了"看见"与"似乎是"等语词的细微差别，在《哲学论文集》（1961）中处理了"知道"与"似乎知道"的差异——但这些工作始终以特定语词为对象，没有走向一种关于整体概念结构的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奥斯汀对分类、归类、决定等所谓"分类行为"的分析（尽管该工作主要见于他身后出版的讲稿），仍然关注的是具体语词的实际使用，而不是超越语词的概念结构。斯特劳森对奥斯汀虽怀有深切的敬意，但明确把自己的方案与奥斯汀式的语词分析划清界限。在《个体的核心》这一讲演（1968 年，后收入《分析的限度》一书中）以及《自由与怨恨》（1974）中，斯特劳森多次回到这一区分，清晰表明他的描述形而上学考察的是"我们关于世界的实际思想结构"，而非"我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具体语词"。

更深层的方法论分歧涉及规范性。赖尔与奥斯汀的工作主要是描述性的——他们的目标是揭示我们实际如何使用"心"、"看见"、"似乎是"等语词。这种描述对错与否，依据的是实际的语言事实。但斯特劳森的描述形而上学对错与否，依据的不是语言事实，而是某种超越个别语言的概念合理性。他明确主张某些"概念修正"的方案（如排除性的唯物主义、某些哲学家的二元论）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错失了实际的概念结构。规范性的引入，使得描述形而上学与日常语言学派拉开了距离：前者不仅描述我们实际拥有的概念，而且隐含地为这种概念结构提供理由。斯特劳森并不认为实际概念结构永远正确，但他相信任何修正性方案都必须从描述性的考察开始，并且必须承担其修正的负担。

这一立场使斯特劳森与康德建立了直接的谱系联系。在《个体》的著名篇章中，斯特劳森将自己的方案描述为"康德式的"——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演绎，而是对"经验的可能性之形式条件"的描述。他明确借用康德对"经验的逻辑结构"与"经验的物质内容"的区分，并主张描述形而上学的任务是描述前者，而非后者。这一康德式框架使得斯特劳森的方案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它具有某种程度的先验性，但这种先验性不是先天的、不可修改的，而是对当前概念系统的最一般特征的系统刻画；其二，它具有统一性，因为它追问的是"经验得以可能的最一般条件"，而非个别范畴的特征。

1.3 当代形而上学复兴中的斯特劳森遗产

从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分析哲学经历了一场形而上学的复兴。这场复兴的代表人物——克里普克、路易斯、卡普兰、普兰廷加、普特南——在不同程度上都从斯特劳森的方案中吸取了方法论灵感。但这些吸取往往是非显性的：他们很少在论文中直接称引斯特劳森，但他们争论的方式、所选择的问题、以及对概念结构的关注，都反映出《个体》的潜在影响。

克里普克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证。在《命名与必然性》（演讲于 1970 年代初，1980 年正式出版）中，克里普克通过模态直观论证严格指示词的指称是超越认知状态限制的，这一立场直接挑战了描述论或"意义-指称"理论的传统。他的论证核心是一种"模态直觉"——一种关于我们如何思考可能世界的先哲学把握。这种"先哲学"概念的存在，及其在哲学论证中的作用，恰好是斯特劳森描述形而上学所关注的对象。克里普克没有直接借用斯特劳森的语言，但他对模态概念的细致辨析、对"必然性"与"先天性"区分的强调（这一点直接呼应了斯特劳森《个体》中对必然性与概念确定性之间关系的讨论），都表明他的工作根植于一种概念结构的考察之中。

大卫·路易斯在 1983 年发表的论文《新工作：一个关于共相的理论》中，明确将自己的多元实在论方案与一种"朴素实在论"的态度区分开来。路易斯主张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多元属性（abundant properties），而我们日常话语所涉及的大部分"性质"都能在多元属性中找到对应。他的工作一开始，就对"属性"这一概念的实际结构进行了细致辨析——这正是斯特劳森描述形而上学所要求的工作。在"属性与类"（1986）以及《论世界的多元性》（1986）中，路易斯进一步分析了"哪几个对象是同一类的"这个概念之下的预设与变化，他用朴实细致的概念辨析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这种工作方式恰与斯特劳森所主张的描述形而上学方法论相契合。

卡普兰的工作以另一种方式呼应斯特劳森。在《演示词》（1989）与《论其实》这一长期未发表的手稿（1990 年后广为流传）中，卡普兰发展出一套关于指示词与直接指称的精细理论。他主张演示词（"这个"、"那个"）的指称是纯粹直接的，不依赖于任何描述内容。但卡普兰并未止步于这一立场，他进一步追问：当直接指称发生时，话语者对于所指示的对象究竟"抓住"了什么？他的回答是：话语者"抓住"的是对象本身，而非对象的某种描述。这一立场要求一种关于"把握"、"指向"、"个体"等概念结构的精细描述——而这种描述正是斯特劳森式描述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卡普兰与斯特劳森的关系更为隐性：他从未在《个体》的意义上进行系统的描述形而上学，但他对直接指称概念结构的细致考察，体现了一种斯特劳森式的方法论自觉。

更广泛的当代形而上学案例可以从许多知名学者的工作中找到。普兰廷加在《必然的本质》（1974）中系统探讨"本质属性"这个概念之下的预设，将其与"偶然属性"、"可能世界"的概念结构联系起来。普特南在《实在论的多副面孔》（1983）与《表征与实在》（1988）中，反复审视"指称"、"真"、"实在"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非仅仅把它们当作可作不同哲学解释的原材料。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中关于"基本善"、"原始立场"、"反思平衡"等概念的精细讨论，则展示了斯特劳森式概念分析方法在政治哲学中的扩展应用——这种应用虽然从属于规范伦理学，但其方法论内核直接呼应了斯特劳森在《个体》首章所奠定的方法论。

斯特劳森方案在当代形而上学中的广泛影响还体现在更一般的方式上。当代形而上学论辩中的争论方式——不再围绕"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种总问题，而是围绕"哪一种概念结构最能描述实际的形而上学"——明显与《个体》之后哲学风气相符。斯特劳森自己在《自由与怨恨》（1974）与《边界之石》（1968）中进一步阐发了描述形而上学的纲领，而《<个体>之后》（2011）则是他在晚年对其哲学遗产的反思。

1.4 案例：共相实在性辩论中的中间道路

为了具体展示描述形而上学方案的方法论吸引力，本节考察当代共相辩论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共相（universals）在何种意义上是实在的。这一议题曾经由形式实在论者（以 D. M. 阿姆斯特朗为代表）与多元实在论者（以路易斯为代表）展开争论。斯特劳森式的描述立场并非简单地站在任何一边，而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中间通道，允许我们看清这场辩论在概念层面上的预设与张力。

阿姆斯特朗的"形式实在论"立场集中体现于其《共相与科学实在论》（1978）以及《世界状态》（1997）。其核心主张是：1）属性（predicates）背后存在着属性（properties/relations）作为实在的对象；2）属性是"稀疏的"，即只有少数合法的属性与关系在世界中具有实例化，这些属性与关系构成自然类的基础；3）属性本身是具体的、特殊的（sparse theory of universals），而非抽象的、普遍的存在。最关键的论证是所谓的"原则之辩"：科学规律要求普遍化，而这种普遍化要求属性的同一性跨场合成立；这种同一性要求属性作为"型"（type）而非仅仅作为"个例"（token）的反复出现，由此推出属性作为实在对象的形而上学必要性。

路易斯的多元实在论则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在《新工作》（1983）中，路易斯主张：1）属性作为范畴，包含着任意可能的组合方式（abundant theory of universals）；2）属性与我们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类"无关，它们仅仅是定义上可以存在的任意组合；3）这种立场的优势在于避免引入形而上学上可疑的"自然类"，并与关于属性的任何朴素实在论都相容。路易斯论证的核心是一种"表达自由"考量：原则上任何属性都可以被引入到形而上学理论之中，理由是这种扩展没有额外的本体论代价。

这场辩论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概念分化：形式实在论依赖于一种关于"自然"的强承诺——稀疏属性正好刻画了世界的深层结构；多元实在论依赖于一种关于"表达自由"的承诺——本体论应当容忍尽可能多的属性。两者并非简单地在经验证据上相互否定，而是在概念选择上预先假定了不同的形而上学视野。斯特劳森式的描述形而上学在这里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诊断：这场辩论无法通过简单的"经验检验"解决，因为争议的对象不是经验事实，而是"我们关于属性的基本概念结构"。

斯特劳森的描述方案要求一种特殊的哲学动作：对我们关于"属性"这个概念的当前结构进行一种完整的、不偏不倚的系统描述。这套描述应当包含以下要素：

第一，"属性"这一概念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并非孤立的——它与其他基本范畴相互勾连。"属性"始终是"某个殊相所具备的属性"，而"殊相"始终是"承载属性的殊相"。这种相互勾连意味着，关于属性的描述不能脱离关于殊相的描述，反之亦然。形式实在论者与多元实在论者分别对这种相互勾连采用了不同的"面"，而描述立场则要求把这两面都纳入到一张统一的地图中。

第二，"属性"与"自然类"的关系在我们的概念结构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一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水"与"碳酸钾"所对应的属性在某种客观的、超越人类视角的层面上是"真正的基础性"的，这与"稀疏"的直觉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日常话语却大量使用貌似不稀疏的属性（"红"、"圆"、"今天早上起得很晚"），这似乎要求一种"丰富"的属性本体论。描述形而上学并不要求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作选择——而要求我们细致地描述"自然类"与"丰富属性"这两种范畴在我们概念系统中如何共处，并探讨这种共处的合理性条件。

第三，"属性的实例化"这个概念在两种立场的解释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形式实在论看来，实例化是一种"非对称的"，因为只有某些属性能够真正被世界所实例化——其他属性是"纯粹的"、作为可能性的存在，却不被实例化。在多元实在论看来，实例化则完全是话语上的：只要一个属性在定义上不出错，它就作为一个属性存在，而"实例化"则是我们在语言层面的一个偶然决定。描述形而上学的任务不是在这两者之间作判断，而是追问"实例化"概念在我们日常使用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重新审视关于"实例化"的朴素本体论图景。

通过这种分析，描述形而上学获得的不是一条形而上学结论，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位置感"。它允许我们看到，形式实在论与多元实在论的差异不在于基本形而上学事实上的差异，而在于概念选择上的差异；而这种概念选择本身又依赖于更深层的概念结构——关于"自然"、"基础"、"丰富"等范畴在我们概念系统中的相互关联。描述形而上学在这种意义上是元形而上学的——它不提供关于属性的形而上学结论，而是对属性这一概念的概念结构加以系统描述。

这一案例所展示的方法论价值具有一般性。斯特劳森方案的核心不在于提供具体的形而上学结论，而在于提供一种程序性的方法论，使得我们对任何形而上学议题的讨论，都可以退一步追问"我们究竟在以何种概念结构展开这场讨论"。这种概念反思具有重大的、往往被低估的价值：它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形而上学争论在概念层面上的预设，从而避免某些细枝末节的争论，同时揭示某些隐藏的概念承诺。

进一步说，这种方法论不是"调和"的，也不是"去决定"——它不试图在形式实在论与多元实在论之间找出一个中间立场，而是揭示两者争论的概念结构。它也不否认最终需要在某种概念结构上作出承诺——它只是强调，任何这样的承诺都必须负担概念描述层面的论证负担。这种概念负担的存在，使得概念结构的描述在今天依然是哲学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斯特劳森式的诊断不仅仅是概念分析，它还隐含着一种关于"成功的概念描述"的实质性判断。斯特劳森在《个体》的多项论证中表明，描述对象存在的"概念优先"形态是"物体（material objects）"。我们关于"属性"、"关系"、"状态"等范畴的概念结构，都依赖于一种更原初的、指向物体的"物质实体"概念。这种优先级并不是经验发现的，而是概念结构本身的特征。形式实在论与多元实在论在这点上也有共识：它们都假定物质实体是更原初的本体论范畴，属性是依赖于物质实体的存在者。但只有斯特劳森方案把这一点作为概念结构本身的特征加以展示，而非仅仅作为经验世界观的一部分。

1.5 对新本质主义的反哺作用

描述形而上学方案在当代形而上学复兴中的另一种重要影响是通过对新本质主义的反哺实现的。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通常被视为新本质主义的起点，但其立场的成熟依赖于一种对"本质"概念的精细把握——这种把握正是斯特劳森描述形而上学所要提供的方法论资源。

克里普克的"本质属性"概念建立在严格的模态直观之上。一个对象在某种反事实条件下依然成立的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克里普克主张，水的本质属性是 H₂O 这个分子结构，而非具有某种表面属性（无色、无味）。这一立场把属性从认知可及的范畴，转向了独立于认知的形而上学范畴。但这种转向的成功依赖于一种对"本质"概念的清晰把握——这种把握并非克里普克的个体工作所提供，而是描述形而上学所提供的方法论资源。

更具体地说，新本质主义所提出的形而上学主张只有在一种关于"概念结构"的描述性框架下才能得到清晰表述。"本质属性"这一概念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它使得属性不再是简单的描述性谓词，而具有了某种跨可能世界成立的理论意义。这种张力要求一种关于"属性本质"的概念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斯特劳森式描述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目标。

事实上，克里普克的工作可以看作对描述形而上学的一种隐性回应。他通过对模态概念的细致辨析，明确区分了"先天的"与"必然的"，这种区分本身就体现了对概念结构的精细把握。他关于可能世界的可能解释（modal realism）虽与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