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小城：一座城市的史前史

第1章：边陲小城：一座城市的史前史

当我们翻开深圳经济特区的编年史，1980年8月26日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时间节点——这一天，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诞生。从那一刻起，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央，开始演绎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剧目之一。然而，任何伟大的叙事都需要回到它的起点。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深圳在过去四十年间发生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首先需要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成为经济特区之前，深圳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答案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深圳不过是珠江口东岸一个仅有3万人口的边陲小镇，管辖面积不过327.5平方公里，镇区面积仅有2.9平方公里，镇区道路总长不过数公里，主干道只有人民路和解放路两条，建筑物多为砖瓦平房，最高的建筑是一座五层的百货商店。这座小镇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香港此时已是人口超过500万的国际化大都会，高楼林立，经济繁荣，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深圳呢？它甚至算不上是一座完整的“城市”，更像是内地千千万万个普通小镇中的一个，默默承担着边陲哨所和农渔业生产基地的功能。

这种巨大的落差，恰恰是理解深圳奇迹的最佳注脚。从“零”到“一”的起点之低，在人类城市化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者。当1980年的深圳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时，它所能依靠的，除了中央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条件之外，最根本的资源就是脚下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地理禀赋——毗邻香港、面向南海、背靠珠三角腹地的独特区位优势。理解这些地理和历史的基础条件，是理解深圳何以能够在短短四十年间崛起为国际大都会的关键前提。

本章将带领读者追溯深圳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面貌，描绘这片土地从东晋建县到明清海防前哨的千年变迁，揭示在改革开放的巨浪到来之前，这座边陲小城是如何在历史的舞台上默默积蓄着能量的。我们将从“深圳”名称的由来开始，沿着历史的脉络，依次考察这片土地上的人群分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最终落脚于地理区位这一更深层的力量，探讨深圳的崛起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地理的必然。

一、深圳之名：墟镇起源与千年沿革

一座城市的名字，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深圳这个名字究竟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让许多历史学家颇费思量的问题。目前学界对于“深圳”名称的由来，主要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每一种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座城市与商业贸易活动的深厚渊源。

第一种说法，也是最为学界所接受的观点，认为“深圳”一名源于明代中叶形成的“深圳墟”。所谓“墟”，是中国南方地区对农村集市的通用称呼，相当于北方地区的“集”或“赶集”。在粤语方言区，“趁墟”意为赶集，“落墟”则是去集市上买卖物品。明代中叶，随着珠江口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圳河南岸的赤尾村附近逐渐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集市，因其地理位置靠近深圳河，被人们称为“深圳墟”。清康熙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中已经明确出现了“深圳墟”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十七世纪初期，“深圳”之名已经正式进入官方文献的视野。

第二种说法认为“深圳”之名可能与当地的水系有关。“深圳”在当地方言中读作“sem jan”，其中“深”指水深，“圳”在粤语中指水沟、水渠，整个名字的含义是“深水沟”或“深深的水渠”。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水网密布，水渠纵横，这种地名命名方式在珠三角地区相当普遍。据此，有学者推测“深圳”最初可能是指深圳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水系网络，后来逐渐演变为这一地区的通用地名。

第三种说法则将“深圳”与客家文化联系起来。据一些客家方言研究者的考证，在客家话中，“圳”字有时也被读作“chun”，与“春”字音近，由此衍生出“深圳”与“深春”相通的民间说法。当然，这种说法目前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撑，更多地反映的是民间对地名来源的想象性解释。

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深圳之名的形成与商业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墟”的存在意味着这里曾经是方圆数十里内的农产品集散地和商品交换中心，而“深圳”作为墟镇的名称，其核心含义指向的正是货物的流通与交易。这一命名逻辑贯穿了深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明清时期的农村集市，到改革开放后的商业都市，深圳始终与“交易”“流通”“交换”这些概念保持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在“深圳墟”形成之前，深圳地区的行政建制可以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历史。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朝廷在深圳地区正式设立宝安县，这是深圳地区纳入中原王朝行政管辖体系的开端。彼时的宝安县管辖范围相当广阔，不仅包括了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部区域，还延伸至东莞市和惠州市的部分地区，县治设于南头古城（即今天的南山区南头古城博物馆所在地）。这是深圳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县级行政机构，标志着中原文明的力量正式延伸到了珠江口东岸这片土地。

关于东晋为何要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地区设立县级行政区，学界一般认为与当时该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开发不断深入，珠江三角洲作为岭南最富庶的区域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前来定居。东晋时期，深圳地区的农业开发已达到相当规模，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原有的行政层级已难以满足管理的需要，设立新县便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

从东晋到明清，深圳地区经历了多次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宝安县一度被撤销，并入东莞县；直到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在原宝安县境内重新设立了东莞县，县治迁至到涌（即今天的莞城）。此后数百年间，这片土地一直隶属东莞县管辖，直到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朝廷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区域，重新设立了新安县（“新安”之名寓意“革故鼎新、边境安宁”），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是深圳地区历史上第二次设立县级行政机构，新安县衙同样设于南头古城。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行政格局，新安县一直存续至1914年。由于民国初年全国兴起了一场改名风潮，大量与“新”相关的地名被要求更改，以消除“革新”之意，新安县便在1914更名为宝安县，这一名称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深圳”从此从一个墟镇名称跃升为一座现代化都市的名字，完成了从“墟”到“城”的历史性跨越。

从东晋咸和六年到1979年，深圳地区经历了从“宝安”到“新安”再到“宝安”最后到“深圳”的名称更迭，行政隶属关系也经历了从独立县到并入东莞再到独立设市的变化。这些名称的变更史，折射出的是中央王朝对岭南边陲地区的治理逻辑的演变：最初是军事镇戍和移民实边，中期是经济发展和税收管理，后期则是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在深圳的城市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族群家园：疍民与客家人的分布格局

如果说“深圳”之名只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一个符号，那么真正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息繁衍的人群，才是这片土地的灵魂所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地区，是一个多族群共居的家园，其中最具特色的两大族群分别是疍家人和客家人，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共同塑造了深圳前现代社会的人文景观。

疍家人是深圳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群体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甚至更早。“疍”字本身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族群的生活状态——字形上部的“旦”象征日出，下部的“虫”则暗含卑微之意，整个字的构造透露出历代正统社会对疍民的歧视与偏见。然而，如果抛开门第之见的偏见，我们会发现疍家人其实是珠江口地区最具海洋性格的族群，他们世代以船为家，以渔为业，漂泊于江河湖海之间，创造了独特的水上文明。

疍家人的起源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派学者认为疍家人是古越族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就已经生活在珠江口一带；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疍家人是历代从北方南下的汉族移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上岸定居，只能以船为家，在水上讨生活。还有学者提出了折中的观点，认为疍家人是古越族与南迁汉族长期融合的产物，其血统和文化都呈现出多元混合的特征。综合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来看，第三种观点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疍家人是一个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混合族群，他们在血缘上兼有古越和中原的成分，在文化上则兼具岭南海洋传统和汉族的礼俗规范。

在职业构成上，疍家人以捕鱼和水上运输为主业。历史上，深圳地区的疍家人主要分布在深圳河河口、蛇口港、大鹏湾等滨水区域，他们驾驶着小渔船，在珠江口和南海北部海域从事近海捕捞作业。每当渔讯季节来临，疍家渔民便会扬帆出海，撒网捕鱼，将新鲜的海产品运回岸上销售。在那个缺乏现代冷藏技术的年代，疍家人提供的鲜活海味是珠三角城镇海鲜市场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堪比今日的冷链物流系统。

除了捕鱼之外，疍家人还从事水上客运和货物运输。在深圳与香港之间尚未正式设关的年代，疍家舢板是最重要的跨境交通工具。这些小型木船穿梭于深圳河和伶仃洋上，运送着走私的货物、偷渡的旅客、以及各种见不得光的“灰色贸易”。即使在1949年之后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境管理日趋严格的情况下，这种非正式的跨境流动也从未完全中断，成为维系两地民间联系的一条隐秘纽带。

疍家人的社会地位在传统中国等级体系中处于底层。由于长期漂泊水上，无法拥有稳定的土地和房产，疍家人被历代王朝排除在科举考试和官职任用的体系之外，形成了事实上的“贱民”阶层。清代的法律甚至明确规定，疍民不得与岸上居民通婚，不得随意上岸定居，不得穿戴与普通百姓相同的服饰。这些制度性歧视使得疍家人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也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直到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平等观念的影响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疍家人的社会地位才开始逐步改善，但历史造成的伤痕至今仍在某些地方隐约可见。

与疍家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客家人。客家是汉族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祖先原居中原地区，从东晋至明清的1500多年间，历经五次大规模的南迁运动，逐渐在赣南、闽西、粤东、粤中等地区形成聚居态势。关于客家人的定义，学界一般认为是指在历史上经历了从中原南迁并保留了较多中原文化传统的汉族群体，他们以“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为家训，在语言、习俗、建筑等方面都保留了鲜明的中原古风。

深圳地区的客家人大多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复界”之后陆续迁入的。所谓“复界”，是清初实行的一项人口迁移政策。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特别是郑成功抗清势力在东南沿海的持续活动，使得清政府一度强制迁走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居民，实行残酷的“海禁”政策，深圳地区被划入“迁界”范围，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广府人和疍家人被迫内迁，土地荒废，村庄凋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宣布“复界”，允许被迁居民返回故土，同时招徕各地移民前来开垦。客家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从粤东的梅州、惠州等地大批迁入深圳地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要开发者。

客家人的迁入深刻改变了深圳地区的人口结构。据地方志记载，清代新安县的人口构成中，客家人已占据相当比例，尤其在布吉、龙岗、坪山、大鹏等深圳东部和北部地区，客家村落星罗棋布，至今仍是深圳客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这些客家人在山坡地带和冲积平原上开垦农田，种植水稻、番薯、花生等作物，同时经营果园、茶园，开展多种经营，逐步建立起一套以宗族组织为核心的社会体系。

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极为强烈，每一个从原乡迁来的客家家族都会在新的聚居地建立祠堂，编修族谱，定期举行祭祖仪式，以此维系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深圳地区现存的许多客家围屋，如龙岗的鹤湖新居、大鹏的所城等，都是客家人宗族社会的物质遗存。这些围屋建筑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既是居住空间，也是防御设施，更是宗族权力的象征。每一座围屋的背后，都有一个从中原南迁、在岭南创业的家族故事，承载着客家人数百年来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记忆。

疍民与客家人虽然同处一地，但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疍家人逐水而居，漂泊不定，以渔业为生；客家人则安土重迁，筑屋而居，以农业为本。疍家人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海洋文明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客家文化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种差异使得两个族群在历史上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互补（疍民提供海鲜，客家人提供粮食），在社会交往上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1949年之后，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渗透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疍民被陆续安排上岸定居，传统的疍家文化逐渐消失，疍民与客家人之间的族群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今天的深圳人，大多已经说不清自己的祖先究竟是疍家还是客家——这种族群的融合，恰恰是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最早预演。

三、谋生之道：农业渔业与墟市贸易

在疍民与客家人共同编织的族群图景之下，深圳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以渔业为特色、以墟市贸易为纽带的多元格局。这种经济结构既受到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又与区域市场的需求变化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深圳前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面貌。

深圳地区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核心，主要分布于深圳河谷地和珠江口冲积平原。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深圳的年降水量高达1800至2000毫米，雨热同期，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在传统社会，深圳地区的农民普遍实行双季稻种植，早稻在农历三月播种、七月收获，晚稻在农历七月播种、十一月收获，一年之中有大半时间都在田间劳作。除了水稻之外，番薯、花生、甘蔗、蔬菜瓜果等作物也有广泛种植，它们不仅满足了农户自身的食物需求，也通过墟市交易进入流通环节，成为深圳与周边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内容。

客家人在农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客家人素以勤俭持家、吃苦耐劳著称，他们能够在其他族群不愿居住的山坡地带上开垦出层层梯田，将原本贫瘠的荒地改造为高产良田。深圳东部和北部的许多山间盆地，都是客家人世代垦殖的成果。客家人的农业技术也颇有特色，他们善于利用山区的自然条件，发展立体农业——山脚种植水稻，山坡种植果木，山顶保留林木，形成层次分明的农业生态格局。

渔业是深圳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疍家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深圳濒临南海，海岸线长达257公里，拥有大鹏湾、大亚湾、珠江口等优良渔场。疍家渔民驾驶着不同类型的渔船在这些渔场从事捕捞作业，主要捕获的鱼类包括：黄鱼、带鱼、鲳鱼、鲷鱼、马鲛鱼、鱿鱼、墨鱼等，另外还有虾、蟹、贝类等海产品。每年从清明到中秋是南海的渔讯旺季，疍家渔民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捕捞力度，将尽可能多的渔获运回岸上销售。而在冬季的休渔期，疍家人则会停船上岸，修补渔网，整修船只，为来年做准备。

深圳渔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与香港市场的紧密联系。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渔货消费市场，而深圳疍家人世代从事的正是近海捕捞，两地之间很自然地形成了“深圳捕捞、香港销售”的产业分工格局。在边境管理相对宽松的年代，深圳出产的海鲜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香港市场，成为港岛和九龙的酒楼、食肆的重要食材来源。据一些老人的回忆，解放前深圳墟每天凌晨都有大批疍家渔民划着小船，将当夜捕获的鲜鱼运到墟上的鱼市场，赶在天亮之前卖给等候在此的鱼贩，再由鱼贩转销各地。这种“深圳鱼香港卖”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是深圳渔业经济的核心支柱。

墟市贸易是连接农业生产与消费市场的关键环节。深圳墟作为方圆数十里内最大的集市，设有固定的交易日期，一般以农历计算，每隔数日开市一次。每当墟期来临，周边村落的农民和渔民便会肩挑车推，将自家的农产品和渔产品运到墟上出售，同时购买自己所需的工业品和日用品。墟市上商品种类繁多：有粮食、蔬菜、水果、禽蛋、肉类等农产品；有鲜鱼、干货、海味等水产品；有布匹、衣服、鞋帽等纺织品；有铁器、木器、竹器等手工业品；还有农具、种子、肥料等生产资料。墟市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信息传递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农民们在买卖之余交换农事经验，家长里短；商贩们讨价还价，探听行情；走江湖的艺人借机卖艺表演，增添热闹气氛。

墟市贸易的存在使得深圳地区与珠三角其他城镇形成了初步的市场网络。深圳墟不仅服务于本地居民，还吸引了东莞、惠州、广州乃至香港的客商前来交易。香港的洋货（主要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深圳墟，成为当地居民追捧的时尚商品；而深圳出产的农产品和渔产品也通过这个网络进入更大的区域市场。这种初级形态的“外向型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已经隐约可见，为日后深圳成为对外贸易窗口埋下了伏笔。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经济总体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市场化程度很低，商品经济不发达，产业结构单一，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以人力和畜力为主，渔业依靠传统的木船和渔网，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服务业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零售和餐饮。与一河之隔的香港相比，这种经济差距简直是云泥之别。然而，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这片沉睡的土地时，长期被压抑的发展动能便如决堤的洪水般喷涌而出，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四、边境风云：作为香港后方的边陲岁月

如果说地理区位是深圳崛起为超级城市的底层密码，那么1949年之后深圳的边境地位则是理解这座城市特殊性的另一把钥匙。在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里，深圳作为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边境前沿，承担着政治安全、物资供应、人员管控等多重功能，其“后方基地”的角色定位深刻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社会面貌和发展轨迹。

深圳与香港的边境格局形成于19世纪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逐步割占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南部和北部“新界”地区，使得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后，重新划定了香港的边界线——深圳河成为深港两地的自然分界线，河北岸的中国领土归属清政府管辖，河南岸则被纳入香港管治范围。这条全长37公里的河流，从此成为世界上最特殊的边境线之一：河的北岸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河的南岸是资本主义的香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隔河相望，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景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管理深港边境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当时的决策者既面临着防范资本主义渗透的政治需要，又考虑到了维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实际需求，最终形成了一套“边防禁区”的管理制度。在深圳河北岸划定了一定范围的边境管理区，对人员的进出实施严格管控；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多处哨所和巡逻道，由解放军边防部队负责守卫；在与香港隔河相望的特定区域设立了“禁区”，普通居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这套制度的实施，使得深圳在事实上成为了一道连接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香港的“安全屏障”。

作为“后方基地”，深圳在物资供应方面承担着保障香港民生的功能。香港地狭人稠，自身粮食和淡水资源匮乏，大量生活必需品需要从内地进口。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从政治大局出发，一直以优惠价格向香港供应淡水、粮食、蔬菜、肉类等基本物资，而深圳正是这条物资供应线的关键中转站。每天，都有大批满载生鲜食品的卡车从深圳驶向香港，通过文锦渡等口岸将内地的心意送到香港同胞手中。据官方统计，仅蔬菜一项，高峰时期深圳每天供应香港的规模就达到数千吨，香港市民餐桌上的每一棵青菜、每一块猪肉，几乎都凝结着深圳农民的心血。这条“生命线”的存在，既是中央对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深圳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