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奇书的诞生

一本奇书的诞生

1298年秋天的某一天，地中海的波涛拍打着热那亚港口的石墙。在这座城邦的某座监狱里，一个不会写字的威尼斯商人和一个文笔出色的比萨小说家坐到了一起，开始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合作。他们的对话，被后者用一种当时欧洲宫廷通用的语言——古法语——记录下来。这部手稿后来被反复抄写、翻译、印刷，成为中世纪欧洲最畅销的"东方故事"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部"游记"。

这就是《马可波罗行纪》的诞生现场。

听起来像传奇，但它确实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只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往往比传说更复杂。要回答"这本书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先回到那座监狱，看看它是怎么被写出来的。

一、1298年，热那亚监牢里的"写作比赛"

1284年，比萨在梅洛利亚海战中被热那亚击败，整个比萨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场灾难之后，大量比萨人沦为热那亚的囚犯。其中一个叫鲁斯蒂谦·达·比萨（Rustichello da Pisa）的年轻人，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他是个小说家，在狱中也没闲着——据说他正在编纂一部关于亚瑟王骑士的汇编作品，把各种流传的圆桌骑士故事汇集到一起。

十四年后，威尼斯人也尝到了战败的滋味。1298年9月，热那亚舰队在科尔丘拉岛（Curzola，今属克罗地亚）海战中击败威尼斯舰队，缴获了数十艘战船。船上有一位威尼斯贵族商人，威尼斯人称之为"马可·波罗"，他曾经在亚洲待过二十五年，会讲蒙古语，见过忽必烈大汗。

马可波罗被押回热那亚，关进了关押高级俘虏的牢房里。他和鲁斯蒂谦——一个被关押了十四年的比萨小说家——成了狱友。

这里要插入一个关键的背景：1298年的监牢，跟我们今天理解的监狱不是一回事。中世纪的监狱更像一个临时的关押场所，犯人之间可以交谈，可以听到彼此的故事。而且地中海沿岸的城邦文化，本质上是商业文化，商人们习惯了在聚会中讲故事、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监狱里讲故事，是那个时代的"正常操作"，并不稀奇。

事实上，《行纪》开篇就承认了这一点。手稿里有一段被研究界反复讨论的话，大意是：因为关押在热那亚监狱的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听到马可波罗讲述的奇异之事，便恳请他把这些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于是马可波罗找到了同监的比萨人鲁斯蒂谦，让后者把这些口述内容用文字写下来。

这个细节说明：《行纪》的诞生并不是马可波罗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监狱的环境里，由其他囚犯"逼"出来的。换句话说，《行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包含了多方的声音：马可波罗的记忆、其他囚犯的兴趣、鲁斯蒂谦的笔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斯蒂谦的角色。他不是普通的狱友，他是当时意大利地区最擅长写骑士小说的一批作家之一。当一个没有写作能力的商人遇上了一个专业的"故事作者"，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的事情是：那个商人的素材，会被小说家重新"加工"。

二、鲁斯蒂谦：被小说家"改写"的商人故事

鲁斯蒂谦·达·比萨这个名字，文学史的学生大多知道。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法国—意大利文学圈子里一个相当活跃的作家，参与过亚瑟王传奇的编纂工作。今天我们能读到他参与或署名的作品，主要包括一部关于圆桌骑士"梅利亚杜斯"（Meliadus le Chevalier du Soleil）的汇编，以及可能参与的《吉龙·勒·库尔图瓦》（Guiron le Courtois）这部骑士小说合集。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堆砌华丽辞藻，夸大数字，渲染异域色彩，喜欢用"最伟大""最辉煌""前所未有"这种极致修辞。中世纪的读者很吃这一套。这种文体有个名字，叫"亚瑟王小说笔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夸张叙事。

鲁斯蒂谦遇上马可波罗，对前者来说是天上掉馅饼：一个见过大场面、会讲故事、素材无尽的合作者。问题在于，鲁斯蒂谦的"文学惯性"太强了，以至于他在记录马可波罗的口述时，忍不住使用了亚瑟王小说的笔法。

举个例子。马可波罗描述大都（Khanbaliq，即元朝的北京）时，在鲁斯蒂谦笔下的文字是这样的：这座城非常广大，城内的房屋和人民极多，城内有一座巨大的宫殿，那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听起来平平无奇，对吗？这段翻译损失了不少原文的修辞。在古法语的原始版本里，类似描述往往带有夸张的修饰语，比如"le greignor et le mieldre"（最大和最好的），或者"toutes les merveilles du monde"（世间一切奇观）。这种修辞方式不是中性的事实陈述，而是亚瑟王小说里常见的程式化表达。

鲁斯蒂谦的影响渗透到整部《行纪》。最明显的几处包括：对大汗的描绘被极度文学化，宫廷宴会、狩猎、庆典的场面被渲染得像神话；对城市规模的描述常常使用"全天下最大"这种绝对化表述；对距离和数字的记录有时会出现明显的夸张（比如某些省份的描述）；同时，原文里穿插了大量宫廷阴谋、奇异习俗、英雄故事——这些故事更像是小说情节，而不是商人备忘录。

这种文学化的影响有多大？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行纪》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鲁斯蒂谦的"文学创作"，并不是马可波罗真的讲述过；另一种保守的观点则认为，鲁斯蒂谦只是在润色马可波罗已经讲述的内容，主体信息还是准确的。多数学者倾向于中间立场：鲁斯蒂谦确实在马可波罗讲述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加工，但加工的素材——大汗、城市、习俗、物产——仍然是有亚洲根据的。

当然，鲁斯蒂谦并非完全在"瞎编"。他确实在记录马可波罗告诉他的信息。但他记录的方式，决定了今天读者看到的《行纪》不只是一份商业情报汇编，还是一部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叙事作品。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判断：《行纪》的"文学性"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学性让这本书在中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一份干巴巴的商人备忘录，可能在欧洲贵族的书架上无人问津；但一部关于东方的"骑士小说"，却能成为畅销书。我们今天读到的《行纪》，之所以能流传七百多年，靠的不只是真实性，更是可读性。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也是这部书真正的奇特之处。

三、马可波罗为什么急着"出书"？

但这里有个问题：马可波罗本人是商人，不是作家。他为什么要急着"出版"这本书？

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到13世纪威尼斯商人阶层的生存逻辑。

马可波罗出身于威尼斯的商人世家，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本身就是常跑东方路线的商人。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亚洲，在元朝待了17年，担任过忽必烈大汗的使者，跑遍了中国南方、东南亚、印度等地。1295年回到威尼斯时，他已经43岁。

对威尼斯商人来说，亚洲的信息就是金钱。知道哪里的香料便宜、哪里的宝石好、哪个皇帝好打交道、哪条海路更安全，这些信息是家族世代积累的商业资本。马可波罗带了二十五年的第一手经验回到威尼斯，他一定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这些信息如果只是存在脑子里，将来自己死了，家族怎么传承？传给儿子，儿子未必感兴趣；传给合伙人，人家凭什么相信？口述信息的脆弱性，是马可波罗要"出书"的真正动力。

还有一层心理动因。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发现自己并不富有。十七年的东方经历给他带来的，是故事，不是金币。这在中世纪的威尼斯是个尴尬的事——商人圈子里的地位，要靠船队和账本来证明，不是靠去过多少地方。回到威尼斯不久，他和父亲、叔叔就被起诉过一次（1296年），涉嫌在海外活动中违反商业规矩（具体指控已不可考，可能涉及对热那亚的某次袭击）。这些背景下，《行纪》对马可波罗的意义就更复杂了：它不仅是信息载体，还是一份"我确实去过那里"的证明，是重建家族声誉的工具，是证明自己二十五年没有白过的证据。

所以，1298年当他被关进热那亚监狱，听到其他囚犯希望他讲讲东方的故事时，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一个能把经验固化下来的机会。他找到了同监的小说家鲁斯蒂谦，两人开始合作。

这里要注意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马可波罗不是一个被动的讲述者，他是一个"方法论"很讲究的信息提供者。《行纪》里有一句话被研究者反复引用，大意是：马可波罗曾经认真询问（diligenter inquirebat）每个人关于各种事物的知识，他从不放过任何他认为重要的事情。这句话的拉丁文或古法语原文可以在多个抄本中找到。它的含义是：马可波罗本人在亚洲时，就是一个"田野调查"型的商人，他系统地打听当地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然后把信息记录下来（至少在脑子里）。

这种习惯延续到了监狱里。当他向鲁斯蒂谦讲述时，他很可能也是按照自己的记忆框架在叙述：先讲路线，再讲城市，再讲当地的物产和风俗，最后讲奇闻轶事。鲁斯蒂谦的角色，是把这个框架"文学化"了。

不过有一种观点也值得注意：马可波罗未必完全是"主动配合"，他可能对鲁斯蒂谦的文学加工有所不满。事实上，《行纪》文本里有些地方似乎在"修正"鲁斯蒂谦的夸张——比如马可波罗会突然插入一些朴素的、几乎是备忘录式的描述（"这个城市的税收是多少""那个地方的物价如何"），这种文风跳跃感在原文里非常明显，似乎是不同笔法之间的拉扯。可以推测，两人合作过程中有过一些分歧，最终文本是妥协的产物。

四、古法语的命运：六百年的抄本漂流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的合作产物，后来怎么样了？

答案是：这部手稿进入了一个长达六百年的"抄本漂流"过程，最后到达我们这一代读者手里，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抄、翻译、改写。原始的那份手稿早已消失在历史中，连抄写的副本都没有留下来。

目前学界确认的最早抄本，是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古法语手稿 Fr. 1116，年代约为1300年到1305年之间——也就是说，马可波罗1299年回到威尼斯，这部手稿很可能几年内就被人抄写传播了。这个抄本只覆盖了《行纪》的一部分内容（约前70章），并不完整。

另一个重要抄本是所谓的"托莱多抄本"（Toledano），现存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是意大利语译本，年代约为14世纪中期。这部抄本的特点是被认为较早出现的意大利文版本，对后来的拉丁语译本（如14世纪 Pipino 译本）有直接影响。

《行纪》在14世纪至少有150多种手抄本流传——这个数字极其惊人。中世纪一部普通的游记或骑士小说，能有十几种手抄本已经是畅销书了。150种手抄本，意味着《行纪》在14世纪的欧洲，是一种现象级的存在。手抄本的主要语言包括：古法语（最初版本）、意大利语（托莱多抄本及其家族）、拉丁语（Pipino 译本，1320年代）、英语（中世纪英语译本，15世纪）、德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等等。古法语抄本本身又分为多个家族（"Z"家族、"F"家族、"V"家族等），相互之间存在大量差异。

下面是《行纪》从诞生到流传的大致流程：

```mermaid flowchart TD A[1298年 热那亚监牢] --> B[马可波罗口述] B --> C[鲁斯蒂谦 古法语笔录] C --> D[1299年前后 手稿在地中海商人间传抄] D --> E[古法语抄本传至法国与意大利] E --> F[拉丁语译本 Pipino 1320年] E --> G[意大利语译本 托莱多抄本 14世纪中] F --> H[多种欧洲语言译本] G --> H H --> I[1477年 纽伦堡首部印刷版] I --> J[16世纪 各种欧洲语言印刷本] J --> K[150余种手抄本及数百种印刷本] ```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读到的《行纪》，并不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当年写下的那个版本，而是经过无数次抄写、翻译、修改、润色的"集体产品"。

更棘手的是，抄写者们经常自作主张地修改原文。有的抄写者觉得马可波罗太保守了，就替他"添加"一些奇怪的细节；有的抄写者抄到一半觉得无聊，就简化或删节内容。最极端的例子是，16世纪的一些版本里出现了"印度群岛有会说话的马"这类显然是后人编造的内容。

现代学术界的任务是尽量还原"最初的版本"。20世纪最重要的几个校勘版本包括：亨利·戈尔迪耶（Henri Cordier）1903年的法文版，路易吉·福斯科洛·贝内代托（Luigi Foscolo Benedetto）1928年的意大利文校勘版，A.C. 穆勒和保罗·伯希和（A.C. Moule & Paul Pelliot）1938年的英法对照校勘版（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版本之一），以及近年的皮耶尔路易吉·米尼尼（Pierluigi Mignini）、恩里科·切萨雷蒂（Enrico Cesaretti）等学者的工作。

读这些学术版本的《行纪》，与读市面上常见的"普及版"《行纪》，会得到相当不同的印象。普及版常常将多个抄本的内容混合，使文本变得"平滑"；学术版则保留差异，让读者看到中世纪抄本的复杂性。

五、中世纪的"奇异之书"传统

回答"《行纪》属于什么文体"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理解中世纪欧洲读者对"东方故事"的期待。

1299年前后的欧洲，对亚洲的认知是一片迷雾。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消息传到西欧，欧洲人震惊了——他们突然意识到，遥远的东方存在着一个庞大、富裕、强大的文明。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更没有去过那里。亚洲在他们眼中，既是财富的源头，又是传说的舞台。

在这种语境下，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应运而生，学界称之为奇异之书（book of marvels / livre des merveilles）。这类书有几个共同特征：声称作者亲自去过遥远的地方；书中充斥着夸张的描述、奇异的生物、不可思议的习俗；混杂了真实的地理信息和神话想象；用第一人称叙述，制造可信度。

《马可波罗行纪》正是这种文学传统的代表作，但不是唯一的。另一个更出名、更长寿的代表作是《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6年左右成书，声称作者是一个英国骑士，走遍了从耶路撒冷到中国的所有圣地。这本书在中世纪欧洲的影响力一度超过《马可波罗行纪》——但现代学者已经确定，所谓"曼德维尔骑士"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法国医生，原型可能是让·德·布尔格（Jean de Bourgogne）。换句话说，《曼德维尔游记》是纯粹的虚构，作者从各种资料里拼凑了一个"骑士旅行者"的人设。

其他可以归入"奇异之书"传统的作品还包括《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故事）以及普雷斯特·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一位据说统治东方基督教王国的神秘祭司王。这些作品在中世纪欧洲的读者群中持续受欢迎，跨越了好几个世纪。

读这些书需要注意一件事：中世纪的读者，并不像今天的我们那样区分"真实"和"虚构"。对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一个遥远的国度既有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有会唱歌的鸟，既有庞大的市场也有会说话的兽，这种叙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他们期待听到的。今天我们觉得荒诞不经的内容，在当时却是"东方应有的样子"。

《行纪》正是在这种文学传统下诞生的。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游记"，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指南"。它是一部融合了口述记忆、文学修辞、商业情报、政治观察的中世纪混合文体。

要准确把握这部书的性质，需要一个简单的判断框架：把《行纪》当作一部活的文献来读，而不是"真理之书"来读。"活的文献"意味着，它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人在某个时代的真实经历，但这个真实经历经过了口述加工、文学润色、抄写变形、翻译重构等多重影响。今天我们读到的《行纪》，是这些影响叠加之后的产物。它告诉我们的，既包括马可波罗在亚洲的真实见闻，也包括13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框架，还包括鲁斯蒂谦的文学趣味对文本的渗透，还包括几个世纪以来抄写者们的"再创作"。

把这几个层次剥离开来，才能看到《行纪》的真正价值。它不是在单纯地告诉我们"亚洲是怎样的"，而是在告诉我们"13世纪的欧洲人是如何想象亚洲的"。从这个角度看，它既是历史资料，也是文学文本，还是文化史的标本。

本章小结

回到本章开头的问题：《马可波罗行纪》是什么？

它是一部在1298年热那亚监狱里，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执笔、用古法语写下的中世纪混合文体作品。它包含了真实的亚洲见闻，也包含了亚瑟王小说式的修辞夸张；它服务于威尼斯商人的信息需求，也满足了欧洲读者对东方的好奇；它的原稿早已消失，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经过无数次抄写和翻译的版本。

读这部书的基本姿态，不是"全信"，也不是"否定"，而是"理解"。理解它是什么年代、什么语境下、由谁、为谁、用什么方式写成的。一旦建立起这个基础框架，《行纪》就不再是一部真假难辨的谜题，而是一部可以被我们层层剥开的中世纪文献。

这种阅读姿态，本质上也是阅读一切"古代文本"应有的姿态。古代文献从不只是"信息"，它们也是"产物"——是被时代、被作者、被媒介、被读者共同塑造的产物。要读懂《行纪》，就必须读懂它的"被塑造过程"。

带着这个框架，下一章要追问另一个根本问题：写下这本书的人，究竟是谁？

那个据说会说蒙古语、会做元朝使者、会跑遍亚洲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的真实经历到底有哪些？他真的是《行纪》里描述的那个走遍东方的旅行家，还是一个被后世神话包装得面目全非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