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相的呼吸

殊相的呼吸

1959年，一本薄薄的哲学著作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问世。书名平淡无奇——《个体：论描述形而上学》。作者是当时还不太知名的P.F.斯特劳森。没有人预料到，这本不过两百多页的书会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形而上学著作之一。更没有人想到，它会彻底改变我们思考“什么是实在”这个问题的方式。

六十五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被广泛阅读、被反复讨论、被激烈批评、被热情捍卫。它的影响早已超出英美哲学的圈子，渗透到欧洲大陆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乃至神学的讨论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本书为什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1959年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读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案既简单又深刻：斯特劳森在《个体》中处理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局部问题，而是哲学最古老、最根本的问题——个别事物与普遍性质的关系，或者说殊相与共相的关系。这个问题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争论到现在，任何时代的人都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进入这个问题。而斯特劳森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进路来处理这个古老问题：通过分析我们日常概念的结构来揭示实在的基本骨架。

本书将带领读者深入《个体》的世界，从斯特劳森的核心论证到它在当代哲学中的回响。但在进入具体内容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这本书为何会在1959年出现，又为何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战后英国哲学的氛围与斯特劳森的学术位置

要理解《个体》的诞生，必须回到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界。那是一个激荡变革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紧张与期待的年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社会在废墟中重建，哲学也不例外。在此之前，剑桥的G.E.摩尔和罗素曾经是英国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工作为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战后的十几年里，牛津逐渐取代剑桥成为英国哲学的中心，而牛津哲学的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日常语言。

所谓日常语言哲学，指的是以J.L.奥斯汀、Gilbert Ryle以及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为代表的哲学进路。这一进路的共同特点是：对哲学问题采取一种“回到日常”的态度。当传统哲学家追问“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心灵”“什么是时间”时，日常语言哲学家会问：我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知道”“心灵”“时间”这些词的？这些词在日常语境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它们之间有哪些微妙的区别？

这种研究方式听起来有些琐碎，但它的哲学意图是严肃的。日常语言哲学家认为，我们日常使用的概念体系经过长期的筛选和打磨，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困惑，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什么深奥的秘密知识，而是因为我们误用了语言，或者被语言的表面形式误导了。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构造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仔细分析概念的使用方式，澄清那些导致混乱的混淆。

1950年代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鼎盛时期。奥斯汀在牛津开设的“感觉材料”课程座无虚席，他那种细致入微地辨析词语用法的风格成为一代学生的楷模。赖尔的《心的概念》更是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著作——这本书试图通过分析“心理”相关词汇的语法来消解笛卡尔留下的身心二元论难题。

斯特劳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1919年出生于伦敦，1940年代在牛津学习，师从H.H.普赖尔等人，并在二战期间服役于英国皇家炮兵。战后他回到牛津，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斯特劳森完全是在战后牛津哲学的氛围中培养出来的，他对日常语言分析的技巧驾轻就熟。

然而，斯特劳森并没有完全认同日常语言哲学的局限性。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个体》中，斯特劳森已经展现出与奥斯汀等人的分歧。他指出，奥斯汀等人过于热衷于在日常语言中寻找细微区别，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日常概念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特征能否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本身结构的某些重要信息？

这是一个立场的转变：从关注日常语言的微妙之处，转向追问日常概念背后的形而上学意蕴。斯特劳森并没有抛弃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但他将这种方法引向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揭示我们概念系统的基本结构，从而揭示实在的基本范畴。

《个体》就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这本书在1959年出版时，定位是“一本研究专著”，但它的野心远超一般的研究专著。斯特劳森试图在日常语言分析的框架内，重新恢复形而上学的尊严和活力。他要证明，形而上学不需要是那种空洞的玄想或武断的体系建构；相反，通过仔细分析我们的概念结构，我们可以对世界的真正骨架有所认识。

这种雄心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尤其有意义。当时的英美哲学界，分析技术已经成为主流，但许多哲学家担心这种技术取向会掏空哲学的实质内容。哲学家们越来越擅长分析，越来越不善于建构。斯特劳森则试图证明，分析与建构并不是对立的——通过对概念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构建出对世界结构的系统性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可以被理解为对战后英国哲学氛围的一种回应和超越。它诞生于日常语言哲学的土壤，但又不满足于这种哲学的谦逊姿态。它承认日常概念的重要性，但同时追问这些概念背后的深层结构。它尊重分析的技术要求，但坚持这些技术应该服务于对实在的理解。

斯特劳森的学术位置因此颇为独特：他既是日常语言哲学阵营的一员，又与这个阵营的主流倾向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与奥斯汀、赖尔等人关系密切，但又明确拒绝了一些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教条。这种位置使得他能够吸收日常语言分析的优点，同时为形而上学的复兴打开空间。

《个体》的出版正是这一学术位置的产物。它既不是纯粹的日常语言分析著作，也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它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描述的形而上学。而这，正是这本书能够在哲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的根本原因。

殊相与共相的形而上学地位

《个体》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形而上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殊相与共相的关系。

让我们从日常经验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时，“桌子”是一个共相——它是关于一类事物的普遍名称。当我们指着一张特定的桌子说“这是那张桌子”时，“这张桌子”是一个殊相——它是某个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事物。共相是普遍的，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对象上；殊相是个别的，只能出现在一个对象上。

这个区分看似简单，但它引发了一系列深奥的哲学问题。共相究竟是什么？它们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是我们心灵中的抽象？红色的东西有共同的“红色”，这个“红色”是存在于某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中，还是仅仅是一堆相似对象的集合？如果共相不存在，我们如何解释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如果共相存在，它们以什么方式存在？

这些问题在哲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柏拉图认为共相（他称之为“理念”）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先于殊相存在，是我们所见的具体事物背后的永恒不变的模型。亚里士多德则反对这种观点，他坚持殊相才是真正实在的，共相不能独立存在于殊相之外，它们存在于殊相之中。亚里士多德之后，这场争论以各种形式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实质上就是殊相与共相问题的变体。实在论者认为共相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至少在上帝的心智中存在；唯名论者则认为共相只是名字，它们不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近代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也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许多英美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他们认为，殊相与共相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或者至少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按照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观点，哲学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语言的误用；我们之所以陷入殊相与共相的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理解语词的功能。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

斯特劳森在《个体》中的工作正是要对抗这种抑制。他并不否认语言分析的重要性，但他认为，通过适当的语言分析，我们能够揭示我们概念系统的基本结构，而这种结构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本身的某些重要事实——殊相与共相的地位问题，正是一个这样的重要事实。

斯特劳森的核心论点是，我们关于殊相的概念具有一种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殊相是我们思考和谈论世界的基本入口。我们总是首先注意到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然后才从这些事物中抽象出它们的性质、关系和种类。一个孩子最初学会的总是“这是妈妈”“那是狗”这样的殊相判断，而不是“所有哺乳动物都是脊椎动物”这样的共相陈述。

其次，在我们的日常概念系统中，殊相概念构成了其他一切概念的基础。要理解什么是“红色”，我们必须能够识别红色的个别事物；要理解什么是“三角形”，我们必须能够识别三角形的个别形状。共相概念的意义最终依赖于它们与殊相的关联。

第三，当我们描述世界时，殊相构成了陈述的基本成分。一句完整的陈述通常需要指涉至少一个殊相——“这本书在桌子上”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将两个殊相（这本书、这张桌子）置于某种关系中。

基于这些观察，斯特劳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形而上学主张：我们关于殊相的概念对应于世界的基本结构。世界上确实存在殊相——个别的事物、事件、过程——而且这些殊相具有某种逻辑上的优先性。它们是构成世界的基本材料。

那么，共相呢？斯特劳森并不否认共相的存在，但他对共相的地位给出了一个更加审慎的分析。共相——如性质、关系、种类——确实存在，但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与殊相同等地位的实体。共相的存在依赖于殊相的存在：没有红色的个别事物，就没有“红色”这个共相；没有三角形的个别形状，就没有“三角形”这个共相。

这种立场通常被称为“殊相优先论”或“具体主义”。它既不同于柏拉图的共相独立实在论，也不同于极端唯名论——后者完全否认共相的客观地位。斯特劳森的立场是：共相是真实的，但不是独立的；它们依赖于殊相而存在。

《个体》对这一论点的论证是细致而复杂的。斯特劳森考察了物质物体、时间、空间、事件、心理状态等不同的存在领域，分析了我们在每个领域中使用的概念结构。他的结论是：在所有这些领域中，殊相概念都占据着基础地位，而共相概念则从殊相概念那里获得意义。

这种分析方式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将殊相与共相的问题从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争论转变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分析问题。我们不需要凭空猜测共相是否独立存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仔细考察我们实际使用的概念系统，看看殊相与共相在其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形而上学问题的严肃性，又避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武断和空疏。

斯特劳森的问题意识因此非常清晰：他不是要提出一个全新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要澄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概念结构。他的目标不是告诉读者世界上“真正”有什么，而是告诉读者我们的概念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运作方式能够为形而上学提供什么样的洞见。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斯特劳森最独特的哲学贡献——描述形而上学的提出。

描述形而上学的提出

“描述的形而上学”这个词组本身就充满了张力。传统上，形而上学被认为是一种大胆的、建构性的事业——哲学家试图发现关于世界最深层结构的真理，哪怕这种真理超越日常经验的界限。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都属于这种类型。它们都试图超越常识，建立起宏大的概念框架。

与之相对，二十世纪的英美哲学以分析为旗帜，强调谨慎、局部、步步为营的工作方式。哲学家不应该构造体系，而应该分析概念；不应该追求宏大真理，而应该澄清意义。在这种氛围下，“形而上学”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义——它意味着那种不切实际的、空洞的玄想。

斯特劳森正是在这个充满张力的地带工作。他既不认同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野心，也不满足于分析哲学的谦逊姿态。他试图证明，形而上学可以是一种严肃的、实质性的工作，而不需要沦为空洞的玄想或武断的独断。他的方案就是“描述的形而上学”。

那么，描述的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它是一种对实际概念结构的系统研究。这种研究的目标不是提出新的概念或构造新的理论，而是描述我们实际上拥有的概念系统——这个概念系统是我们思考世界的基本框架。

这种描述不是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描述。斯特劳森关心的不是人们实际上如何思考——这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他关心的是我们概念结构中那些最基本、最普遍的特征——那些使得特定类型的经验和思考成为可能的特征。这是一种先验的或准先验的探究，但它不像康德那样追求严格的先验演绎；它更加灵活，允许经验材料在概念结构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形成对照。修正的形而上学是指那种为了某种理论目的而提议修改或放弃某些日常概念的理论。典型的例子包括贝克莱的唯心论（否认物质物体的独立存在）或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引入非物质的心灵实体）。这些理论都要求我们放弃或大幅修改日常的概念框架。

斯特劳森明确表示，他的工作不属于修正的形而上学。《个体》不是要提议修改我们的概念系统，而是要描述和阐明这个系统。斯特劳森相信，我们日常的概念系统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反映了世界的基本结构。他在书中花费大量篇幅论证的殊相优先论，就是这种基本正确性的一个例证。

这种立场的哲学含义是深远的。它意味着，哲学反思不需要与常识为敌。日常概念不是注定要被超越的幻觉，它们包含着关于世界的实质性信息。哲学家的任务是挖掘这种信息，而不是用自以为更深层的理论来取代它。

同时，描述的形而上学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哲学方法论。它要求哲学家密切关注我们实际使用的概念，关注这些概念在日常语言中的功能，关注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与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有亲缘关系，但目的不同：日常语言哲学家通常满足于描述概念的多种用法，而描述的形而上学家则追问这些概念所预设的形而上学结构。

斯特劳森在《个体》中示范了这种方法。他详细分析了物质物体、时间、空间、事件、因果等基本概念，揭示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最终勾勒出我们概念系统的基本骨架。这个骨架的中心就是殊相的优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描述的形而上学并不排斥实质性的哲学争论。斯特劳森在书中明确批评了他认为错误的哲学立场，包括奥斯汀的某些观点、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唯心论。这些批评表明，描述的形而上学可以是有立场的、有所捍卫的——它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调和主义。斯特劳森相信，我们日常概念系统的某些核心特征是经得起反思检验的，任何试图否认或大幅修改这些特征的哲学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方法论的创新为后来的形而上学复兴奠定了基础。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许多哲学家重新开始认真对待形而上学问题，但他们不再采用传统的独断论方式，而是采取了某种类似描述形而上学的进路。斯特劳森的工作证明，形而上学可以与分析哲学的方法兼容，而不需要沦为空洞的玄想。

当然，这种方法论也招致了批评。批评者指出，描述的形而上学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实际拥有的概念系统是多元的、不断变化的，而且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概念系统差异巨大。那么，当我们描述“我们”的概念结构时，我们究竟在描述什么？这种描述能有多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在斯特劳森之后持续引发争论，推动了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如何，描述形而上学的提出是《个体》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介于古典形而上学与纯粹语言分析之间的道路，为后来几十年的形而上学研究提供了方向。今天，当我们在讨论模态形而上学、本体论、形而上学还原等话题时，我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斯特劳森开创的这条路。

本书的阅读路线

经过前面的铺垫，我们现在对《个体》的写作背景、核心问题和基本方法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接下来，我们需要为深入阅读这本书做准备。本书的任务不是替代《个体》，而是作为它的向导，帮助读者进入斯特劳森的论证，理解它的力量与局限，并追踪它在当代哲学中的回响。

本书共分十五章，按照主题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前三章，旨在帮助读者把握《个体》的整体图景和论证结构。这一部分将详细介绍斯特劳森关于殊相的核心论证，包括他对物质物体、时间殊相、空间殊相的分析，以及他对共相概念的处理。这部分的目标是让读者能够独立追踪《个体》的主要论证，理解斯特劳森为什么得出殊相优先的结论。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到第九章，深入探讨《个体》的关键主题和争论点。我们将考察斯特劳森与其他哲学家的对话，包括他与日常语言哲学的关系、他与康德先验哲学的复杂纠葛、他对贝克莱和笛卡尔等人的批评、以及他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回应。这一部分将把《个体》置于更广阔的哲学史背景中，帮助读者理解它的独特贡献和局限性。

第三部分包括第十到第十四章，追踪《个体》在当代哲学中的影响和延伸。我们将看到斯特劳森的殊相理论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本体论讨论，它与当代心灵哲学中的某些争论有何关联，以及描述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今天的意义。这一部分的目标是展示《个体》不是一本过时的经典，而是一本仍然活跃在当代哲学讨论中的著作。

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将进行整体的回顾与展望，探讨《个体》对未来形而上学研究的启示。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个体》的论证线索，本书将附上几个辅助性的图表。以下是一个时间线，展示《个体》的出版背景与战后英美哲学发展的关系。

```mermaid timeline title 《个体》与战后英美哲学 1945-1950 : 战后重建期 摩尔、罗素奠定基础 日常语言哲学兴起 1950-1955 : 日常语言哲学鼎盛期 奥斯汀“感觉材料”系列演讲 赖尔《心的概念》出版 1956 : 斯特劳森发表《个体》论文 首次提出殊相优先论 1959 : 《个体：论描述形而上学》出版 描述形而上学正式提出 1960s-1970s : 形而上学复兴期 描述形而上学产生广泛影响 新一代形而上学家崛起 ```

在阅读《个体》本身时，建议读者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个体》是一本论证密集的著作。斯特劳森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相互关联的论点，它们共同支撑起他的殊相优先论。读者需要耐心追踪这些论证，注意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试图寻找一个简单的“结论”。

第二，斯特劳森的写作风格是高度技术性的。他使用大量分析哲学的专业术语，并假设读者熟悉当时英国哲学的讨论语境。对于不熟悉这一背景的读者，建议先阅读本书的第一部分，建立起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三，《个体》是一本充满争议的书。斯特劳森在书中明确批评了许多同时代哲学家和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这些批评并非总是公允的，它们往往服务于他自己的论证目的。读者应该保持批判的态度，既理解斯特劳森为何如此批评，也考虑被批评者的立场是否有其道理。

第四，尽管《个体》出版于1959年，但它讨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殊相与共相的关系、概念结构与实在结构的关系、描述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在当代哲学中以新的形式被重新讨论。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带着当代问题意识，关注斯特劳森的分析对今天讨论的启发。

阅读《个体》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本书的目标是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可及。我们会一起走进斯特劳森的论证，感受他的力量，也正视他的局限。最终，读者应该能够独立判断这本书的价值——它是否解决了它提出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案是否令人信服？它对我们理解世界有什么贡献？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哲学的精髓所在。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意识，开始我们的旅程：从殊相的呼吸开始，进入描述形而上学的世界。

本章小结

本章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1959年出版的《个体》今天仍然值得阅读？

我们的答案是，这本书处理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殊相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