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除教籍的犹太人

被开除教籍的犹太人

1656年一个寻常的安息日，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犹太会堂里正在举行礼拜。当众人都沉浸在那古老而庄严的祈祷声中时，拉比宣读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叫"cherem"，中文通常译作"开除教籍"或"绝罚"——它意味着被宣判者从此不再被承认为犹太人社群的一员，不仅是宗教上的隔绝，更是一种社会性的死亡。

公告宣读的是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名字。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被永久禁止进入犹太会堂，禁止任何人与他交谈、通信，甚至禁止在四腕尺之内靠近他。如果有人胆敢违抗这些禁令，将会面临同样的诅咒。谁要是胆敢为这个"亵渎者"辩护，也将被一同绝罚。

那个被绝罚的年轻人此刻在哪里？他不在会堂里——也许他从一开始就被禁止出席。也许他正站在某个街角，听人转述这份判决。或者，他只是在某个角落里平静地继续他的一天，仿佛这世界上最大的惩罚对他而言不过是蚊虫叮咬。

这就是斯宾诺莎哲学真正的起点：不是书斋里的玄思，而是被整个世界抛弃之后的孤绝处境。理解这个人如何面对这种处境，如何在绝境中锻造出一套彻底改变西方哲学走向的体系，就是理解斯宾诺莎的第一步。

阿姆斯特丹：宗教宽容的避风港

要理解斯宾诺莎为何会出现在阿姆斯特丹，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更早的历史，回到149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那个年代。

那一年，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签署了一道命令：所有不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必须在四个月内离开西班牙。这道命令影响深远——据估计，有大约二十万犹太人被迫离开他们居住了数百年的土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北上去了葡萄牙，后来又在1497年葡萄牙强制改宗运动中再次被迫流散。另一部分则向东迁移到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等地重建家园。

还有一小群人选择了向北——他们穿越大西洋，绕过半个地球，最终抵达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荷兰"的地区。

这并不是偶然的选择。16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的一个异类。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试图在这里推行天主教正统，却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最终在1581年催生了《誓言法案》，北方七省宣布独立，建立起荷兰联省共和国。这个新生国家从一开始就把宗教宽容写进了自己的基因——不是因为他们特别高尚，而是因为这场独立战争本身就是以宗教自由为号召。如果新生的共和国在宗教问题上推行专制，它就会失去继续存在的道义基础。

结果就是：荷兰成了欧洲的避难所。加尔文主义是这里的官方宗教，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过天主教在其他国家享有的那种绝对权威。天主教徒、，路德宗信徒、再洗礼派、门诺派、英国国教徒——只要不公开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容身之所。而犹太人的处境则更为特殊：他们不被视为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容易被接受，只要他们保持低调，不惹是生非。

阿姆斯特丹尤其如此。这座城市迅速崛起为欧洲最繁忙的港口，商人们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各种宗教信仰。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很快意识到，宗教宽容有利于商业——如果能把土耳其商人、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甚至一小群天主教徒都吸引到同一个市场里来，这座城市的经济就会更加繁荣。这种精明的算计让阿姆斯特丹成了当时欧洲最宽容的城市。

葡萄牙犹太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批涌入的。他们通常以"葡萄牙民族"的名义定居，实际上是那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时期被迫改信基督教、却暗中保持犹太信仰的"新基督徒"的后裔。他们的"葡萄牙人"身份既是保护色，也是对那段被迫改宗历史的集体记忆。当他们终于抵达阿姆斯特丹这样相对安全的地方之后，很多人重新公开皈依了犹太教，重新拾起他们祖辈被迫压抑了一两代人的信仰。

斯宾诺莎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祖父阿布拉罕·斯宾诺莎是第一批从葡萄牙迁来的犹太移民之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这个家族。斯宾诺莎的父亲迈克尔继承了家族的贸易生意，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社区里算是殷实人家。1632年11月24日，巴鲁赫·德·斯宾诺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个在流散中幸存、在宗教迫害中坚守信仰、如今终于在异乡找到喘息之地的犹太商人家庭。

这个家庭背景对理解斯宾诺莎至关重要。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犹太隔离区里长大的——他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阿姆斯特丹多元而嘈杂的商业社会。他可以看到犹太教堂旁边就是加尔文派的教堂，商人可以和任何宗教背景的人做生意，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在同一个市场里讨价还价。这种经验也许在年幼的斯宾诺莎心里埋下了某种种子：也许宗教分歧并不像拉比们宣称的那样不可调和，也许信仰与信仰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共存的秩序。

严格的经学教育与信仰的裂隙

斯宾诺莎的父亲迈克尔虽然是个商人，却深谙教育的重要性。他把年幼的巴鲁赫送进了塔木德经学院（Yeshiva），在那里接受传统的犹太经学教育。这所经学院由当时阿姆斯特丹最负盛名的几位拉比主持，其中最著名的是撒迦利亚·塞拉索罗（Zacharias Serrao）——一位学识渊博、作风严谨的经学权威，对《塔木德》和《摩西五经》都有精深的研究。

在经学院里，斯宾诺莎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的记忆力出众，逻辑思维清晰，对经典文本的理解速度远超同龄人。长辈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孩子的潜力，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塞拉索罗拉比尤其欣赏他，甚至预言这个年轻人将来会成为犹太社区的学术领袖，也许会像古代的伟人一样，在经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名字。

然而，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压力。经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独立的思想者，而是培养信仰的传承者。学生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希伯来圣经的原文，更关键的是历代拉比对经典的注解、争论、诠释传统。这是一种强调记忆和服从的教育，它要求学生把权威的解释接受为真理，而不是去质疑那些解释的根基。

年轻的斯宾诺莎很快发现，自己对信仰的理解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他可以流利地背诵经文，可以在辩论中引用前辈拉比的观点，但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在滋生。他开始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产生困惑：旧约圣经真的像传统解释的那样是上帝直接启示给摩西的吗？摩西五经真的是摩西亲笔写下的吗？那些表面上讲述历史事件、实际上是寓言和象征的部分又该如何理解？

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上帝真的像拉比们宣称的那样全知全能、完美无缺，那么世间为何还存在邪恶？如果上帝的旨意不可违背，那人类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这些在神学课堂上被轻描淡写地带过的问题，对年轻的斯宾诺莎来说却变得日益尖锐。

这种信仰危机在1640年代末和1650年代初逐渐加剧。我们可以推测，有几个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首先是阿姆斯特丹特殊的文化环境——在这里，犹太青年有机会接触到非犹太世界的知识。斯宾诺莎的父亲后来把他送进了一所拉丁语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了拉丁文、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触到了文艺复兴以来积累的大量学术文献。掌握拉丁文尤其关键——那是当时欧洲学术界的通用语言，透过它可以读到远至古罗马、近至当代的哲学和科学著作。

在这个过程中，斯宾诺莎接触到了笛卡尔的思想。勒内·笛卡尔——这位法国哲学家在1637年发表了《谈谈方法》，1641年发表了《第一哲学沉思集》——正在欧洲知识界掀起一场革命。笛卡尔的方法论怀疑，要求在确立任何知识之前先对一切进行彻底的怀疑，这种思路给了年轻的斯宾诺莎一个全新的视角。他开始用同样的怀疑精神审视那些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宗教信条：它们真的经得起严格的检验吗？还是仅仅因为从小被教导就无条件接受了？

1649年前后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最能说明斯宾诺莎信仰动摇的程度。一位名叫乌列·达·科斯塔（Uriel da Costa）的犹太人——他在多年前曾因为发表异端观点被开除教籍，后来一度屈服于压力表示悔改——出版了一本书，批评犹太教的一些做法。斯宾诺莎读了这本书，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科斯塔的观点，但他被那种质疑权威的勇气深深触动了。科斯塔后来在压力下彻底崩溃，据说最终自杀身亡，但他的书籍留存了下来，成为斯宾诺莎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

我们可以把斯宾诺莎的信仰危机理解为一场缓慢进行的认知地震。最开始只是一些零散的困惑，然后是某些具体信条的动摇，最后是整个传统神学框架的崩塌。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但它迟早要迎来一个无法回避的转折点——1656年的开除教籍。

在等待那个转折点到来之前，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件事：斯宾诺莎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叛逆者。恰恰相反，从现存的一些记录来看，他在被开除教籍之前一直是一个谦逊而有礼貌的年轻人，与人为善，从不主动挑衅。他的"异端"不是出于对宗教的敌意，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求知欲——他想知道真相，而不是仅仅接受权威告诉他什么是真相。

但对犹太社区的拉比们来说，这种求知欲本身就是危险的。

1656年：开除教籍的真相

开除教籍（cherem）不是一项轻易会执行的惩罚。犹太社区的领导层深知，一旦宣布对某人的绝罚，就意味着这个人将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将无法正常经商、无法参与社区生活、甚至可能无法在阿姆斯特丹立足。因此，cherem通常只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而且会尽可能保密，避免让被绝罚者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

然而斯宾诺莎案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关于开除教籍的公告被大声宣读，措辞之严厉、用词之激烈，在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说明事情在此之前已经酝酿了很久，而且最终的爆发一定是某种难以挽回的公开决裂。

那么，斯宾诺莎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拉比们认为必须如此迅速而彻底地与他切割？

根据后来的记载和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梳理出几条主要的指控。

第一条指控涉及斯宾诺莎对《摩西五经》起源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摩西五经是上帝通过摩西启示的产物，摩西本人就是这些文本的作者。但斯宾诺莎对此表示怀疑——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文本实际上是后来编纂的，可能混合了多个来源。这在当时是极其激进的观点，因为它直接挑战了犹太教（以及基督教）最核心的经典权威。如果连摩西五经的作者身份都无法确定，那建立在这些文本之上的整个律法体系岂不是摇摇欲坠？

第二条指控与斯宾诺莎对天使和奇迹的看法有关。传统犹太神学认为天使是上帝创造的精神存在，奇迹是上帝对自然秩序的干预。但斯宾诺莎认为，天使不过是人类心灵的投射，奇迹不过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无知解释——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规律，上帝并不需要通过违背这些规律来展示神迹。这种观点等于否定了犹太教信仰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维度。

第三条指控涉及灵魂不朽。斯宾诺莎似乎对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灵魂不朽持保留态度——他不否认某种形式的"精神"延续，但他怀疑那种在死后接受审判、进入天堂或地狱的个人灵魂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同样触及了犹太教信仰的核心。

但最让拉比们无法容忍的，也许不是这些具体的观点，而是斯宾诺莎对待宗教真理的态度本身。他似乎认为，任何宗教信条都应该接受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而不是仅仅因为经典如此记载就必须无条件接受。这种态度在拉比们看来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如果每个人都开始用理性来评判神圣律法，那宗教权威的根基就会被动摇。

关于开除教籍的具体经过，历史记载中有些模糊之处。有些资料提到斯宾诺莎曾经写过一篇批评某些宗教实践的文章，导致他的父亲亲自出面要求他做出解释。另一些资料则提到，斯宾诺莎曾经公开为科斯塔的著作辩护，或者发表过一些针对拉比权威的言论。无论具体细节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事情在1656年急剧恶化，拉比们在7月27日最终宣读了对斯宾诺莎的绝罚公告。

公告的全文后来被保存下来，其中最严厉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 愿那些诅咒他的人被诅咒，愿他在白天被诅咒，在夜里被诅咒；愿他在躺下时被诅咒，在起来时被诅咒；愿他在出去时被诅咒，在进来时被诅咒。愿主永不赦免他，愿主的怒气和嫉妒永远燃烧这个人……我们宣布，巴鲁赫·德·斯宾诺莎被逐出以色列民的会众，愿他的名字被抹去，愿他在审判之日不被记念……凡与此人交谈，或向他施以任何帮助，或与他在同一屋顶下、或在任何四腕尺之内与他待在一起、或读他所写的任何书的人，也将受到同样的诅咒。

这不仅仅是一份宗教判决，更是一份社会驱逐令。它的目的是明确的：通过切断斯宾诺莎与社区的所有联系，让他在阿姆斯特丹无立足之地。

然而，出乎拉比们意料的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完全成功。斯宾诺莎确实被孤立了——他的父亲不久后去世，据说临终前曾经拒绝见他最后一面，因为不愿让一个被绝罚的人参加自己的葬礼。斯宾诺莎确实也失去了继承家业的机会——他的姐妹们以他被开除教籍为由，主张剥夺他对父亲遗产的继承权，并最终胜诉。

但斯宾诺莎并没有被打垮。他拒绝屈服，拒绝发表公开的悔过声明，拒绝为了重返社区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他选择了一条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走过的路：做一个没有宗教归属的犹太人，一个不属于任何社群的独立思想者。

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被开除教籍的犹太人要么屈服悔改，要么离开这个宗教社群转投他处。但斯宾诺莎两者都没有做。他仍然按照犹太日历生活，仍然庆祝逾越节和住棚节，仍然在安息日到犹太会堂门口驻足片刻——不是进去，而是听听祈祷的声音——然后离开。他从未皈依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他始终称自己为"犹太人"，尽管犹太社群拒绝承认他。

磨镜片的手：从依附到独立

被开除教籍后的斯宾诺莎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谋生？

他没有正式的职业，没有谋得一技之长的学徒训练，除了少年时期在经学院学到的希伯来语和圣经知识外，几乎没有其他专业技能。在他父亲的遗产继承权被剥夺后，他的经济状况一度非常拮据。

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社区试图通过经济压力来迫使他就范。他们警告当地的商人和工匠不要与斯宾诺莎有任何生意往来，试图让他在阿姆斯特丹无活可干、无钱可赚。这种策略在短期内确实给他造成了困难，但斯宾诺莎最终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出路：磨镜片。

磨制光学镜片——包括眼镜、放大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镜片——在17世纪的荷兰是一门相当有利可图的手艺。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重要的光学仪器制造中心之一，镜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行会体系。磨镜片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只需要灵巧的双手和足够的耐心，而且客户群相当稳定——眼镜商、望远镜制造商、科学家和收藏家都是潜在的买家。

斯宾诺莎拜一位名叫弗朗斯·范·德恩（Frans van den Enden）的老先生为师，学习磨制镜片的技术。范·德恩本人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曾经是耶稣会的学者，后来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教会，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教师兼镜片工匠。斯宾诺莎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磨镜片的技艺，还可能接触到了更广泛的知识——范·德恩似乎是一位相当博学的人，对哲学和科学都有涉猎。

不管怎样，到1660年代初，斯宾诺莎已经能够靠磨制镜片维持基本的生活了。他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间小屋，一边磨镜片，一边继续他的哲学研究。他的镜片质量上乘，据说他曾经为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宫廷制作过望远镜——那是当时荷兰哲学界相当震惊的一则消息，因为一个被犹太社区驱逐的人居然能够把生意做到外国王室。

然而，这份手艺人身份的重要性远不止于谋生。

磨镜片给了斯宾诺莎两样最宝贵的东西：经济独立和时间的自由。

经济独立意味着他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宗教社群或学术机构来维持生存。在被开除教籍后，他本可以试图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在某个商人的账房里做事，或者接受某个富商的资助。但那样做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依附，意味着要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意味着失去思想自由。磨镜片虽然收入微薄，但它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收入，他可以靠这个手艺住在自己选择的地方，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时间自由则更加珍贵。磨制镜片不是一份需要朝九晚五的工作——它更像是给自己打工，做多做少可以自己控制。当没有订单的时候，斯宾诺莎就可以把时间用来阅读、思考和写作。这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是最奢侈的礼物：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来追问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正是这种"手艺人哲学家"的身份让斯宾诺莎得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事哲学工作。他不像当时的学院派学者那样受制于大学的课程安排和学术规范，也不像那些依附于贵族庇护人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讨好赞助人。他是一个手艺人，用自己的双手谋生，同时用大脑思考那些似乎与谋生毫无关系的问题。这种双重身份也许塑造了他哲学的一些特质——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思想独立，强调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理解世界而不是依赖权威。

1660年，为了寻求一个更安静的环境来继续工作，斯宾诺莎离开了阿姆斯特丹，搬到了莱茵斯堡（Rijnsburg）。这是一个距离阿姆斯特丹大约四十公里的小镇，当时是荷兰抗议派（Remonstrants）——一个因政治和神学观点与主流加尔文派不合而受到迫害的宗教团体——的聚居地。抗议派以宽容和学术著称，他们愿意接纳斯宾诺莎这样的边缘人物。斯宾诺莎在莱茵斯堡住了一年半，期间写下了他最早的哲学著作。

但莱茵斯堡也不是终点。从1662年开始，他又搬到了位于莱茵河入海口附近的福尔堡（Voorburg），离海牙不远。福尔堡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活动，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学术圈子。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年，继续他的写作工作。从1665年开始，他又搬到了海牙——荷兰的政治中心——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这些搬迁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斯宾诺莎需要一种能够让他安心思考和写作的生活环境。他的经济状况始终拮据，但他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简朴而独立的生活。他不需要很多钱，只需要足够维持基本的生存，然后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思考和写作。这种生活方式在17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中是相当罕见的——大多数学者都需要依附于某个机构或赞助人，而斯宾诺莎靠磨镜片独自走出一条路。

通信中的哲学：思想的成形

斯宾诺莎不是一个隐居的沉思者。他一生都没有停止与人交往，尽管他的朋友圈子相当小——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被开除教籍后的社会处境使然。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朋友中，有几位对他的哲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值得一提的是亨利希·奥兰雅的威廉（William van den Hyver）——通常被称为"匿名者LB"——以及另一位化名"SCP"的人。从1662年开始，这两位身份不明的通信者开始与斯宾诺莎频繁通信，讨论哲学问题。这些通信者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当代哲学和神学问题非常熟悉。他们向斯宾诺莎提出了各种质疑和追问，促使他更加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1665年，一位名叫亚伯拉罕·艾尔维库（Albert Burgh）的年轻学生加入了这场通信。艾尔维库是斯宾诺莎的旧识，在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之前就认识他。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天主教神父，对斯宾诺莎的哲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艾尔维库激烈地谴责斯宾诺莎的"无神论"倾向，并警告他这样的思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斯宾诺莎的回信同样著名：他温和但坚定地拒绝了艾尔维库的指控，并解释了自己的真正立场。

这些通信不仅是斯宾诺莎与同时代人思想交锋的记录，更是他哲学思想逐渐成形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斯宾诺莎哲学——那种独特的决定论，那种强调自然即是上帝、灵魂不朽在于"心灵与整体精神的合一"、政治上主张宗教宽容和民主共和的立场——正是通过这些通信逐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663年，斯宾诺莎发表了《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幸福》（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主要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被认为是为后来的《伦理学》做准备的导论性作品。1665年，他开始撰写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这就是后来以《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