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重读马汉的时代意义

导论：重读马汉的时代意义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开创性地将海上力量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构建了一套至今仍深刻影响国际战略学界的理论体系。然而，当我们审视当代马汉研究的学术版图时，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浮现出来：这位19世纪末的战略思想家的遗产，正被大量简化为操作层面的海军建设指南或地缘政治的博弈工具，而支撑其理论大厦的政治哲学根基，却在这一简化过程中被系统性地遗忘了。这一研究偏颇不仅遮蔽了马汉思想的完整图景，更在实践层面导致了海权理论的工具化倾向——人们热衷于讨论航母的吨位、港口的布局、航线的控制，却很少追问：海权究竟为何而存在？海上力量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马汉所构想的国际秩序，其政治哲学前提又是什么？

本书的写作正是源于对这一学术缺憾的回应。作者认为，马汉的海权理论本质上是一套关于政治秩序的构想，其核心关怀并非单纯的军事胜利，而是通过控制海洋来实现某种特定的国际政治安排。要理解这一判断，我们需要重返马汉的文本本身，重建其理论的历史语境，并在当代学术视野下重新评估其思想价值。这不仅是一项正本清源的学术工作，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21世纪海洋秩序面临重构、全球治理进入深度调整期的今天，重新激活马汉理论中的政治哲学维度，或可为我们思考海洋与国际秩序的深层关联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当代马汉研究的偏颇：军事化倾向与政治哲学维度的缺失

研究现状的学术史考察

自马汉逝世至今的百余年间，西方学界对其思想的接受与诠释经历了显著的阶段性变化。20世纪上半叶，马汉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是其对英法海上争霸、海上力量与殖民帝国兴衰等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分析。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承认马汉的理论贡献，但大多将其定位为“运用历史方法阐释海军战略的先驱”，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化解读。

真正意义上的马汉研究热潮出现在冷战时期。面对美苏两大阵营的全球博弈，海洋作为连接美国本土与其全球盟友、军事基地的战略通道，其重要性再度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军分析中心等军事学术机构成为马汉研究的主要阵地，学界开始系统性地将马汉的著作与当代的海上战略、力量投射、威慑理论等议题对接。历史学者罗伯特·塞辛（Robert Seidenthal）在其研究中指出，冷战时期的马汉研究存在明显的“战略化”倾向——研究者往往带着既定的战略关切来解读马汉的文本，选择性地强调那些能够服务于当代军事需求的论述，而对那些难以直接转化为操作指南的思想内容则轻描淡写。

这种研究范式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反而在新的地缘政治语境下有所强化。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快速崛起、南海争端的持续升温、“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美国及其盟友的海军战略界对马汉的兴趣再度升温。在这一轮研究中，马汉被频繁援引为论证“海上力量对大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历史依据，关于“制海权”“海上拒止”“力量投射”等概念的讨论占据了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篇幅。与此同时，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新现实主义者将马汉视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先驱，强调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如何塑造国家的海军建设需求；自由主义者则关注马汉对贸易、航运、基地网络的重视，将其与贸易依赖型国家的合作机制联系起来；甚至建构主义者也能在马汉的论述中发现“海洋共同体”“海上规范”等概念的可能萌芽。然而，无论哪种理论路径，在解读马汉时都呈现出相似的倾向——将海权视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的工具，而较少追问这些目标本身的正当性基础与价值意涵。

军事化诠释的三重困境

当代马汉研究所呈现的军事化倾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剖析。

第一层是概念压缩。仔细检视马汉的原文，读者会发现他对“sea power”（海权）一词的使用远比当代研究所呈现的更为丰富和复杂。在马汉的论述中，海权不仅包括舰队、商船、海军基地等物质要素，还涵盖国家的地理位置、自然禀赋、人口规模、民族性格、政府能力等非军事条件，甚至涉及海洋文化传统、航海传统等软性因素。马汉本人在1890年著作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关注的海权是“民族在海上的全部力量”（the sea power of the nation），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家能力，而非单纯的军事力量。然而，当代研究在援引“海权”概念时，往往不自觉地将这一丰富的概念压缩为“海军力量”的代称，进而将马汉理论化约为“如何建设强大海军”的实务指南。这种概念压缩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窄化了马汉理论的解释范围，使其局限于军事领域；另一方面，它掩盖了马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在马汉的视野中，海权的本质是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而不仅仅是武力的投射。

第二层是语境抽离。马汉的著作写于19世纪末美国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写作的直接动因是回应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诉求。在这一历史语境下，马汉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历史分析、对美国发展强大海军的呼呼，都带有明确的现实关怀与政策指向。然而，当代研究在援引马汉时，往往抽离了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将其论述去情境化地应用于当代的海上战略讨论。例如，马汉对英国“光荣孤立”政策与“均势外交”的分析，建立在对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的深入理解之上；如果不加反思地将这些分析移植到当代的“印太战略”或南海博弈语境中，就可能产生严重的理论错位。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国际体系与21世纪的全球治理格局在结构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前者以主权国家间的权力竞争为核心，后者则日益呈现出相互依存、规则约束、制度合作等复杂特征。将马汉的海权论述从其19世纪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就可能忽视了这种结构性差异所蕴含的理论张力。

第三层是哲学悬置。马汉的海权理论并非在价值真空中建构的。他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反复强调，海上力量的运用应当服务于国家的“正当利益”，海权的发展应当与“文明的进步”相一致。在讨论历史上的海上强国时，马汉明确表达了对英国海上统治的肯定态度，认为英国的海上霸权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海上贸易秩序、限制海洋冲突的作用。这些论述表明，马汉对海权的思考并不局限于手段层面，而是延伸到目的层面——海权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海上力量的运用如何与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相协调？这些带有规范性质的政治哲学问题，在当代的军事化诠释中往往被悬置不论。研究者的关切集中在“如何运用海权实现战略目标”，而较少追问“这些战略目标本身是否正当”以及“是否存在海权所不应追求的目标”。

政治哲学维度缺失的学术后果

马汉研究中的政治哲学维度缺失，不仅是一个学术史问题，更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后果。

首先，它限制了马汉理论对当代全球治理问题的解释力。21世纪的海洋问题早已超出传统的军事安全范畴，涵盖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海上通道安全、海洋法律秩序等多个维度。这些议题既涉及国家间的权力博弈，也涉及跨国合作机制的建构、国际规则的制定与遵守等规范性维度。如果继续以纯粹的军事化视角解读马汉，我们就很难将这些新兴议题纳入马汉理论的解释框架，也难以从马汉的思想遗产中汲取应对当代挑战的洞见。

其次，它遮蔽了马汉理论内部的张力与复杂性。任何成熟的政治理论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封闭体系，而是包含着内在张力与开放可能的复杂结构。马汉的海权理论同样如此——他在强调力量集中的同时，也注意到过度集中的危险；他在肯定英国海上霸权的同时，也对霸权的成本与限度有所反思；他在论述制海权的军事价值的同时，也隐含着对某种国际秩序的规范性期待。如果仅仅从军事化的角度解读马汉，这些理论内部的张力就会被简单化处理，甚至被忽略不计。相反，如果我们引入政治哲学的视角，就能更完整地把握马汉思想的复杂性，并从中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最后，它削弱了马汉理论与当代政治理论对话的能力。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界经历了复兴，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辩护到其批判性重构，规范性问题重新获得了学界的重视。在这一学术语境下，如果继续将马汉理论局限于军事战略的范畴，就很难将其与当代政治理论的前沿议题进行有效对话。而一旦我们揭示出马汉理论中隐含的政治秩序构想，就有可能架起一座从战略研究通向政治理论的思想桥梁，从而拓展马汉研究的学术空间。

马汉著作的学术贡献与知识辐射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写作背景与学术定位

要深入理解马汉理论的完整意涵，必须回到其1890年出版的奠基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历史语境中。这部著作并非凭空而生的理论演绎，而是马汉对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英法两国争夺海上霸权历史的系统研究，其直接写作动因与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困境密切相关。

1882年，马汉受邀在哈佛大学开设系列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后来成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主体。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对外政策的关键转型期——自1890年美国海军学院正式成立以来，美国开始认真思考自身在全球海洋体系中的定位。1889年，威廉·钱德勒（William Chandler）参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说，呼吁建设强大的美国海军，这一演说直接推动了马汉将自己在哈佛的讲座内容整理成书出版。马汉在著作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不仅是为海军军官提供历史教材，更是要向美国公众阐明海上力量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马汉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运用了后来被称为“案例研究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案例的深入分析来提炼战略原则。他选取了1660年至1783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段，聚焦于英国与法国在海上、殖民地和商业领域的全面竞争，以此来论证海上力量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因果关系。马汉详细考察了两国的地理位置、领土范围、人口状况、贸易结构、工业能力、海军传统、政府政策等多个变量，构建了一个分析海上力量构成要素的综合性框架。这一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战略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运用的历史分析法与马汉的研究路径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尽管两人的理论取向有所不同。

从军事学到政治学：跨学科知识辐射的轨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后迅速获得了超出军事学领域的广泛影响，这种知识辐射可以从几个维度加以追踪。

在海军战略领域，马汉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持续。他提出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概念成为海军战略学的核心范畴，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海军战略理论发展。美国的尼米兹、哈尔西，日本的山本五十六，英国的费舍尔海军元帅等20世纪重要的海军指挥官都公开承认受到马汉思想的深刻影响。制海权的概念不仅被用于分析传统的舰队决战战略，还被拓展应用于海上封锁、力量投射、两栖作战等多个战术层面。冷战时期，美国海军提出的“海上控制”（sea control）战略、“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ment）理念，都可以追溯到马汉的理论框架。

然而，马汉的影响远不止于海军战略。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马汉被一些学者视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先驱。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在其开创性的世界政治长波理论中，多次援引马汉对全球海上力量兴衰周期的分析，将其作为理解世界领导权更替的重要历史依据。在莫德尔斯基看来，16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史呈现出以海上力量为核心的周期性特征，荷兰、英国、美国相继崛起为全球海上强国，而这些强国兴衰的轨迹与马汉所描述的历史模式高度吻合。这一理论视角将马汉的海权分析从个案研究提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马汉对贸易、航运、殖民地三者关系的系统论述，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虽然马汉本人并非自由主义者，他对国家干预海上力量发展的强调表明他更接近于重商主义传统；但是，他对海上贸易对于国家财富积累重要性的论证，与后来科布登、穆勒等自由贸易论者的关切存在某种呼应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海洋作为全球贸易通道的战略价值再度凸显，马汉对海洋通道、港口设施、海外基地等议题的论述，被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重新发掘出来。

在历史学领域，马汉的著作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海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催生了“新海军史”（new naval history）这一学术方向。历史学家们不再将海军史仅仅视为军事史的一个分支，而是将海洋、贸易、帝国、海军等多个维度整合起来考察，探讨海上力量与近代世界的结构性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范式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钱塞勒（David Chandler）主编的《马汉论文集》系统梳理了马汉思想的学术遗产，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汉思想的接受史上，不同的政治理论传统往往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选取性地援引马汉的某些论述来支持各自的理论主张。自由主义者强调马汉对贸易自由的重视，将他视为海洋自由论的拥护者；现实主义者则突出马汉对权力政治的论述，将他归入现实主义阵营；甚至连后殖民主义批评者也能从马汉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分析中发现批判性的思想资源。这种多重面向的理论可塑性，既说明了马汉思想的丰富性，也提醒我们不应将其简单化约为任何单一的理论标签。

本书核心论题：海权作为政治秩序构想的三重维度

从“手段”到“目的”：理论范式的转换

本书的核心论题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本质上是一套关于政治秩序的构想，而非单纯的军事学说。这一论题的提出，源于对当代马汉研究范式的反思，同时也基于对马汉文本的重新解读。

在提出这一核心论题之前，有必要澄清本书的分析立场。本书既不打算为马汉的理论进行辩护，将其描绘为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也不打算对其理论进行简单化的批判，将其视为过时的大国沙文主义论述。本书的目标更为审慎：通过系统性地重构马汉理论的政治哲学维度，为当代的海权研究与海洋秩序分析提供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从“手段”到“目的”的理论范式转换，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海权的本质。在传统的军事化诠释中，海权主要被视为实现特定战略目标的手段——保护贸易通道、投射军事力量、威慑潜在对手、赢得海上战争等。这些目标本身被认为是给定的，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如何有效地运用海权来实现这些目标。然而，一旦我们追问这些目标从何而来、是否合理、是否有边界，就会发现对海权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手段层面。

马汉本人在其著作中已经隐含了这一追问的意识。在讨论历史上那些曾经称霸海洋的国家时，马汉不仅分析它们是如何取得海上优势的，还追问它们为什么追求这种优势、追求这种优势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在马汉看来，英国的海上霸权之所以值得肯定，不仅因为它在军事上击败了法国，更因为它在客观上维护了一种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国际秩序。这种评价性的论述表明，马汉对海权的思考已经延伸到目的层面——海权应当追求的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构想的三个维度

本书将马汉的海权理论解读为一套政治秩序构想，这一构想可以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个维度是力量集中与秩序建构。马汉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海上力量集中使用的原则，认为分散的海军力量难以产生战略效果，只有集中于关键海域的力量才能实现制海权。然而，这种对力量集中的强调，在马汉的理论中并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原则，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马汉观察到，历史上那些成功建立海上霸权的国家，往往也是能够将分散的海上力量整合为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这一观察表明，海权的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化的过程——它需要将分散的个体利益、地方性力量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权的发展与政治集中化是同步进行的，国家能力的增强与海上秩序的建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第二个维度是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马汉对海权的分析涉及大量非军事要素——贸易路线、港口设施、海外基地、造船能力、航海人才、商业传统等。在马汉看来，这些要素的有效配置是海上力量得以形成的关键条件。然而，要素的配置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包括航海法规、贸易政策、海军管理体制、海外领土治理等多个层面。马汉详细分析了英国在18世纪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分散的海上要素整合为一个高效运转的海权体系。这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将海权的讨论从单纯的军事层面延伸到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制度的层面。

第三个维度是制海权与霸权秩序。这是马汉理论中最具争议性、也最富理论张力的部分。马汉明确主张，在任何历史时期，全球海洋只能容纳一个主导性的海上强国；其他试图挑战这一主导地位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结构性压力。这一论断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海上霸权逻辑”（maritime hegemonic logic）——海洋的开放性特征决定了任何试图在海洋上维持永久性优势的力量，都必须保持对全球主要海上通道的有效控制，而这种控制只有在霸权条件下才能实现。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这一论断蕴含着深刻的秩序意涵：制海权不仅仅是军事优势的体现，更意味着建立某种国际秩序的权力与责任。在马汉看来，英国的海上霸权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权力优势，但在功能上却承担了维护全球贸易秩序、抑制海上冲突的公共性角色。

理论重构的方法论说明

本书将马汉的海权理论重构为政治秩序构想，这一重构工作基于以下方法论考量。

首先是文本基础的扩大。本书在分析马汉思想时，不仅依据其最具影响力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还系统参考了马汉在1890年至1914年间发表的大量论文、专著和评论。马汉一生著述宏富，仅专著就超过20部，这些著作涵盖了从美国内战史到英法争霸史、从海军战略理论到国际形势评论等多个领域。通过扩大文本考察的范围，我们可以更完整地把握马汉思想的内在逻辑，也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其理论的核心关怀。

其次是语境重建的深化。本书在解读马汉时，高度重视其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马汉生活在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向全球性大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亲历了美国吞并夏威夷、美西战争、菲律宾殖民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经历深刻塑造了马汉对国际秩序的思考，也使其海权理论带上了特定时代的印记。通过重建这些历史语境，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马汉论述的针对性，避免将其思想去情境化地应用于当代分析。

最后是概念工具的更新。本书在重构马汉理论时，借鉴了当代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工具，如“制度主义”“权力转移”“秩序建构”等。这种概念更新并不是要用当代理论“覆盖”马汉的原创思想，而是试图架起一座从19世纪战略思想通向当代理论探讨的桥梁。通过这种概念更新，我们可以发现马汉思想中那些被长期忽视的理论潜力，也为当代的海权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三个核心概念的初步界定

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奠定概念基础，本节对全书分析的三个核心概念——海权、集中、制海权——进行初步的操作性界定。

海权（Sea Power）

本书使用的“海权”概念，直接来源于马汉的“sea power”，但在与当代学术对话的过程中进行了适度的概念扩展。在本书中，海权被界定为：国家在海洋空间及与海洋相关的领域中所具有的综合能力体系，包括物质性的力量要素、制度性的组织要素以及观念性的文化要素。

这一定义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物质层面包括海军舰队、商船队、港口设施、海上补给系统、海军造船工业等可见的力量形态。制度层面包括海洋法律体系、航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