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与《地中海》：一部改变历史学的著作

第 1 章：布罗代尔与《地中海》：一部改变历史学的著作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于1949年出版，至今已过去七十余年。这部逾千页的皇皇巨著不仅重写了16世纪的地中海历史，更从根本上重构了历史学的时间观念与研究方法。当代历史学研究者无论持何种方法论立场，几乎都无法绕过布罗代尔的工作——无论是赞同其“长时段”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年鉴学派后继者，还是批评其结构主义倾向削弱了历史行动者能动性的新社会史学者，抑或是近年将布罗代尔纳入“全球史”先驱谱系进行重新诠释的当代学者，都必须首先面对这部著作留下的理论遗产。本章旨在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它为何能在历史学学科史上占据如此独特的位置？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三个层面加以审视。首先是布罗代尔个人的知识养成史——这位出生于默东的法国学者如何在地理学训练与历史学关怀之间建立起独特的知识视野，这种跨学科背景如何为《地中海》的方法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地中海》的创作语境——这部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中孕育而生，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不仅影响了其写作条件，更深刻塑造了其理论关切的核心问题意识。最后是《地中海》的学术史效应——从1950年代的方法论认同到1970年代的结构主义关联再到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视野重释，这部著作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重新发现”过程，其意义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被不断重构。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理解布罗代尔的基本坐标，而这一坐标的建立，将为全书后续章节的专题探讨提供必要的参照框架。

布罗代尔的学术养成史：从地理学训练到历史学关怀

理解布罗代尔的方法论创新，必须首先追溯其独特的学术养成路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的知识养成过程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特征：他的学术训练起步于地理学，但其问题意识却始终指向历史学，这种知识背景的张力构成了《地中海》一书的内在动力。

布罗代尔出生于法国默东一个公证人家庭，1920年进入巴黎大学主修历史。毕业后先后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中学（1923-1930）和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1930-1932）教授地理学课程。这段在北非的教学经历对布罗代尔的学术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界地带工作，使布罗代尔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传统历史学关注的政治事件与人物传记无法解释北非社会长期延续的结构性特征——地中海气候下形成的农业模式、沙漠商路与沿海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欧洲之间长期的文明互动。这些现象的时间尺度远远超出了传统历史叙事所关注的范围，需要一种新的时间框架加以把握。

1933年，布罗代尔回到法国，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任教，同时开始在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主编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来更名为《年鉴》）上发表文章。正是在与年鉴学派的接触中，布罗代尔找到了表达其问题意识的理论语言。年鉴学派自1929年由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共同创立以来，始终倡导“问题导向的历史学”（histoire problématisée），主张历史学家应当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史料与学科资源来回答这些问题，而非仅仅按照年代顺序叙述政治事件。年鉴学派的这一方法论立场为布罗代尔的跨学科野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布罗代尔学术生涯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935年。是年，他接受聘请前往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学院任教，直至1937年返回法国。在巴西的两年半时间中，布罗代尔有机会深入考察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这段经历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这一经典地理学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他开始系统阅读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以及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著作，前者为其提供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一后来被纳粹滥用的概念，后者则代表了法国区域地理学的传统，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通过复杂的中介过程实现的，而非简单的环境决定论。布罗代尔在后来的理论阐述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方法论立场既不同于拉采尔式的环境决定论，也不同于简单的“可能主义”（possibilisme），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性思维：地理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人类社会的选择同样塑造着环境的意义。

然而，布罗代尔的雄心并不止于地理学的范围。他逐渐意识到，地理学提供的研究视角只有与历史学的时间深度相结合，才能充分揭示人类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传统历史学将时间理解为连续的“事件”（événements）之流，按照编年顺序排列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一时间观念遮蔽了那些更为缓慢但同样重要的历史进程：人口的增长与迁移、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变、城市网络的形成与衰落、长途贸易路线的开辟与废弃。这些“结构”（structures）层面的历史变化发生在与“事件”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需要一种新的历史时间概念加以把握。正是在这一理论关切的驱动下，布罗代尔开始构思一部关于地中海世界的巨著，试图通过这一具体案例展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

《地中海》的创作语境：战俘营中的学术写作与时代创伤

《地中海》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深入分析的历史。布罗代尔于1937年返回法国后不久，便开始系统收集资料并撰写这部著作。按照其最初的构想，全书计划于1940年完成。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打断了这一学术计划。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布罗代尔应召入伍，在里昂地区被德军俘虏。此后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被关押在德累斯顿、吕贝克等地的战俘营中，直到1945年盟军解放才重获自由。

战俘营的岁月构成了布罗代尔学术生涯中最为特殊的一段时期。在极端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寒冷、拥挤、营养不良、文化生活匮乏——布罗代尔凭借惊人的意志力，坚持完成了《地中海》的写作。据其后来回忆，战俘营的生活虽然痛苦，却意外地为他提供了一个沉浸于学术思考的理想环境：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日常事务被简化到最低限度，他得以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这部著作的撰写。更为重要的是，战俘营中的孤独与隔绝使他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此前的研究计划，对《地中海》的整体架构进行根本性的重构。

这一重构的结果体现在《地中海》最具原创性的理论创新中：三种时间层次（la triple temporalité）的提出。布罗代尔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分解为三个不同的时间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其独特的时间节奏与因果机制。第一个层次是“地理时间”（le temps géographique），涵盖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时段，关注的焦点是人类与地中海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山脉、平原、海洋、气候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人类又如何逐步改造了这一地理空间以适应自身的需要。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时间”（le temps social），涵盖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时段，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国家、文明等“结构”在长时段中的缓慢演变：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整合是如何逐步推进的，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力量对比经历了怎样的长期变化，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呈现出怎样的模式。第三个层次是“事件时间”（le temps de l'événement），即传统历史叙事所关注的时间尺度，涵盖数天、数月、数年的时段，关注的是政治人物的决定、军事战役的胜负、外交谈判的成败等传统上被视为“历史”的对象。

布罗代尔明确指出，这三个时间层次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结构之中。地理时间所代表的结构性力量构成了社会时间演变的框架，而社会时间的演变又构成了事件时间得以展开的背景。因此，传统历史叙事所关注的“事件”恰恰是这三个层次中最不重要的一环：它们不过是历史表面的涟漪，而真正推动历史变迁的深层力量存在于那些更为缓慢、更为隐蔽的结构性进程之中。

这一理论框架在战俘营中得到最终完善绝非偶然。战俘营的生存体验——个体被抛入一个无法控制其命运的庞大结构之中，个人意志与选择在系统性的力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与布罗代尔的理论关切形成了深刻的共鸣。战争本身便是对“事件”层面历史的一次残酷提醒：当德军的装甲部队横扫法国平原、当维希政权的命运被远在柏林的谈判所决定、当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死取决于他们无法左右的政治决策时，“伟大人物创造历史”这一传统信念显得何等虚妄。布罗代尔的理论倾向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获得了某种存在论层面的支撑：历史并非由英雄人物的意志所驱动，而是由那些更为深层的结构性力量所规定。

1945年重获自由后，布罗代尔迅速返回巴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任职，同时对《地中海》的手稿进行最后的修订。1947年，他在索邦大学通过了由马克·布洛赫遗孀主持的论文答辩，正式获得国家博士学位。两年后的1949年，《地中海》由法国阿芒·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名为《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篇幅长达1168页，分为两卷。

《地中海》的学术史定位：年鉴学派、结构主义与历史时间观念的革新

《地中海》的出版正值法国史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年鉴学派自1929年创立以来，始终倡导一种“问题导向的历史学”，主张打破传统政治史与外交史的垄断，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社会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等新兴领域。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年鉴》杂志的发刊词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方法论立场：“我们的学报将不会发表任何形式的纯叙事性历史……我们要求作者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回答这一问题。”然而，尽管年鉴学派在理论上高张旗帜，在实践中却长期缺乏一部能够充分体现其方法论主张的示范性巨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它不仅在规模上（1200页的鸿篇巨制）远超此前任何一部法国史学著作，更在方法论上系统展示了“长时段”视角的具体操作方式。

《地中海》的出版迅速在法国学术界引发了强烈反响。1950年，该书荣获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圣·布尔班奖（Prix Saintour），标志着布罗代尔正式获得法国学术界的最高认可。同年，他接替费弗尔成为《年鉴》杂志的主编，开启了年鉴学派长达二十余年的“布罗代尔时代”。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年鉴学派逐渐从法国史学界的一个边缘流派发展成为无可争议的主流学派，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史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地中海》的学术史定位并非一成不变。19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为重新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 1962）中系统阐述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关注的是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而非表面可见的社会事实。尽管布罗代尔本人对“结构主义”这一标签始终保持距离，他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分歧——前者始终强调历史时间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对永恒结构更感兴趣——但《地中海》在法国学术界通常被视为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1966年，布罗代尔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方法论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系统阐述了他的“长时段”概念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布罗代尔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共同的‘深层’时间概念……这种时间概念将打破传统历史学的编年框架，建立一种能够与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时间概念相兼容的新框架。”这篇文章被广泛视为布罗代尔方法论立场的宣言，标志着长时段理论在年鉴学派内部的最终确立。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地中海》的核心贡献在于对历史时间观念的革命性重构。传统历史学将时间理解为同质、连续、可分割的线性流逝，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编年顺序加以排列。这一时间观念隐含着一个方法论假设：不同类型的历史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生在相同的 시간平面上，可以用相同的尺度加以衡量。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假设。他提出，不同类型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时间序列关系，而是复杂的层级嵌套关系：地理结构制约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后者又制约着事件的发生；反过来，事件的积累也可能逐步改变社会结构乃至地理环境。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同时在多个时间尺度上思考问题，认识到“当代”并非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长时段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暂时切片。

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具有深远的方法论含义。首先，它要求历史学家在研究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时，都必须追问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历史现象发生在哪个时间层次上，以及这一层次与其他时间层次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其次，它要求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不应仅仅关注那些“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而应同样关注那些在长时段中发挥结构性作用的力量——无论是物质环境、人口压力、技术革新还是文化传统。再次，它要求历史学家在处理史料时，必须学会区分那些反映短时段波动的史料与那些记录长时段结构的史料，并发展出相应的分析方法。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布罗代尔学术生涯的演进脉络及其与《地中海》创作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用时间轴的方式加以呈现：

```mermaid timeline title 费尔南·布罗代尔学术生涯与《地中海》创作历程

1902 : 出生于法国默东 1920-1923 : 巴黎大学历史学学习 1923-1932 : 阿尔及利亚地理学教学 1927 : 与吕西安·费弗尔相识 1933-1937 : 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 1935-1937 : 开始构思《地中海》 1937 : 返回法国，开始系统研究 1940 : 应召入伍，被德军俘虏 1940-1945 : 战俘营中完成《地中海》初稿 1945 : 重获自由 1947 : 索邦大学博士论文答辩 1949 : 《地中海》正式出版 1950 : 接手主编《年鉴》杂志 1966 : 发表《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 1985 : 逝世于巴黎 ```

学界对布罗代尔的三次重新发现：意义重构的学术史

《地中海》的学术影响并非一次性释放完毕，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重新发现”过程。每一次重新发现都伴随着新的理论框架的引入，使得这部原本出版于1949年的著作不断获得新的诠释维度。

第一次重新发现发生在1950年代，其标志是年鉴学派内部对布罗代尔方法论立场的系统认同。布罗代尔于1950年接手《年鉴》杂志主编一职后，迅速将其个人研究方法论发展为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共识。《地中海》被广泛视为年鉴学派“问题导向的历史学”的典范之作，其“长时段”概念、“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事件时间”的三重划分成为年鉴学派研究生的必读文本。这一时期，布罗代尔的直接影响主要限于法国国内，年鉴学派尚未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其后来享有的崇高地位。然而，正是这一时期的方法论奠基为布罗代尔后来的国际声誉奠定了基础。1956年，《地中海》的英译本由斯唐·雷诺兹（Stanton Reynolds）翻译出版，虽然这个早期译本存在诸多翻译问题，但它毕竟使英语世界的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这部巨著。

第二次重新发现发生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其标志是《地中海》被纳入结构主义思潮的谱系加以重新诠释。1960年代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潮风靡全球的时期，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都以“结构”为核心概念挑战传统的“人道主义”范式。在这一学术语境中，《地中海》被重新解读为结构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之作：布罗代尔对“结构”的强调——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明结构——与结构主义思潮形成了某种共鸣；他对“事件”的贬低——宣称事件不过是“尘埃”而非历史进程的动力——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神话的批判遥相呼应。1967年，《地中海》第二版在法国出版，布罗代尔应出版商之邀撰写了一篇新的前言，在这篇前言中他明确讨论了结构主义方法论对自己的影响。1970年代，《地中海》的第二个英译本由马蒂·桑兹（Marty Sands）主持翻译，于1972-1973年间分两卷出版，这个质量更高的译本使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得以更准确地理解布罗代尔的原意。与此同时，布罗代尔本人也于1962年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法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其国际影响力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第三次重新发现发生在1990年代至今，其标志是《地中海》被纳入“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研究的视野中加以重新诠释。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全球史”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兴起，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那些在传统国别史或区域史框架中难以充分理解的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早在1949年便将“地中海”理解为一个跨越多个政治实体、文明区域与语言传统的整体性研究对象，这一方法论选择与当代全球史的关切形成了某种呼应。此外，布罗代尔对跨文化接触、贸易网络、人口迁移、疾病传播等议题的关注，也使他被追溯为当代“联结史”（histoire connectée）与“跨境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先驱之一。1998年，《地中海》的第三个英译本由伊莲·雷诺兹（Ilene Reynolds）主持翻译出版，这一更加忠实于原文的译本标志着英语世界对布罗代尔的第三次重新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重新发现”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叠加累积的关系。当代学者对布罗代尔的理解往往同时包含这三个层次的理论遗产：作为年鉴学派方法论宣言的布罗代尔、作为结构主义先驱的布罗代尔、以及作为全球史先驱的布罗代尔。这种多层叠加的诠释格局本身便是经典著作学术生命力的体现——它表明《地中海》所提出的问题具有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普遍性，能够在不同代际的学者那里持续激发出新的思考。

《地中海》的方法论结构：一部分析框架的文本呈现

对《地中海》的文本结构进行分析，有助于将上述方法论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全书分为两卷六个部分（parties），在结构上严格遵循了三种时间层次的划分。

第一卷“环境与工具”（第一至第三部分）主要处理“地理时间”层面的历史。布罗代尔在这一卷中系统考察了地中海世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口、经济、技术等物质条件。第一部分“围困与机遇”分析了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特征：山脉、平原、海洋、气候如何共同构成一个人类生存的特定空间；第二部分“人口压力与移民”考察了地中海世界的人口分布、增长与迁移模式；第三部分“经济与文明”则分析了物质生产、贸易网络、货币流通等经济结构。这三部分的内容共同构成了理解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深层结构”，为第二卷的叙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框架。

第二卷“群体与命运”（第四至第六部分）主要处理“社会时间”